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梁启超梳理了晚明以降，从顾炎武，黄宗羲，胡渭，戴震，直到章炳麟，谭嗣同诸学人的思想与学术成就。有清一代两百六十余年学术，依任公之见，似可分为“考证派”与“今文学”两大阶段，限于篇幅，仅就前一阶段约略言之。

梁启超开篇高屋建瓴，以一般思潮生、住、异、灭（借佛教概念）之发展模式，勾勒出有清一代学术之大体轮廓。此一时期学术有别于以往的特质在哪里？梁启超以为，“（清代思潮）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P3）从宋明理学与欧洲文艺复兴两个维度来审视清代的学术思潮，一则申明清代学术思潮对于前代的评判性继承，一则将此区域性的时段置于广阔的世界历史视野中，发现清代学术思潮的特质，进而揭示晚清以来中国衰落而西方强盛的缘由，此一语实为全书脉门，尤见梁启超的气魄与卓识。

接着，梁启超梳理了明清交际的顾炎武，阎若璩，胡渭诸人的学术思想，概言之，此辈学者已经对于“晚明王学极盛而敝后，学者习于“束手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维系社会之信仰（P3）”的忧愤不满，故而开一新学术格局必然要秉承着与晚明相异的学术精神。明儒好空谈，不喜读书。清代学者排斥佛老，专注于训诂名物典章制度，于是考证一派出。晚明王学盛，清代学者就渐次复兴宋学，汉学，先秦诸子学说，每复兴一时期之学，都是对前一时期的解放。终至儒学之本，孔孟之说，也得解脱桎梏，怀疑之声渐起，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为一震动九州之大爆发。某种程度上来说，清代考证学派实为后世的思想解放奠定了基础。

清代学术以考证学为中坚，清朝学者也每每因此被后人诟病之处。指责他们埋头于故纸堆，不谙世事，丢弃了士大夫经邦济世的责任，成了八股制下“小脚的狗奴才”。清代学者几无立足儒林之地。然而，要正确评判清儒的功过，就必须将他们作为学者的一面，与作为官员的一面剥离开来。单就学术而论，清儒考证历代典章制度，训诂古书经籍，发前人未发之覆，对两千余年的中国学术进行大梳理，为后世理解古代经籍文书，提供了莫大的便利。较之先辈学者，功劳不可谓不大。此辈学人学术造诣之精深更为先代所不及也。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学术造诣的出类拔萃，来自于清代学者治学的严谨客观，“不以人蔽己，不以及蔽人”，梁启超视其与欧洲的科学精神相类。诚如梁启超所言“清学正统派（考证派）之精神，轻主观贱演绎而尊归纳，虽不无矫枉过正之处，而治学之正轨存焉。”考证学是可同汉之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并立的时代思潮。

现实的国人会问了：清代学者的科学精神，并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成果，更没有带来物质文明的大飞跃，他们的思想再科学又有何用？梁启超有言：“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夫用之云者，学问即目的，学问则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也。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梁启超并没有正面回答一些人的疑问，是不想还是不能？学问，本就只有一学一问罢了。或许，真正“以学术为业”的人是不需要追问学问之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