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时，我因为有老婆孩子，总往家里跑，所以和同学交往不多。尽管如此，还是有些值得回忆的事，其中一些还很有趣。

刚开学不久，一天早上老乐（当时还没有分班，老乐是班长）找到我，说，你英语免修，学习负担轻。你是不是当生活委员，给同学领饭票发饭票。我数学才考55分，一见数字就头大，再说全班五十几个人，饭票一大堆，领回来再分出去很麻烦。所以我就说，我老回家，干不了这事。老乐没有勉强我，后来把这份苦差事交给了老蔡。现在想来，我有点儿后悔，如果当时我接了这份差事，当今共和国的文化部长说不定就不姓蔡，而姓刘了。

有一次，系里在一体外面的篮球场举行篮球赛。不记得对手是哪个班，反正我们班上场的有国庆（一看国庆的驾式，就知道他在体校练过）、水生、百揆和我（另一个人记不清了）。开场哨刚吹响一会儿，裁判就莫名其妙地又吹响了哨。只见裁判指着百揆大声喊道：“老师不能上！”

有一阵儿，北大校园风靡跳舞，在老贺的启蒙下，我学会跳舞，而且迷上了跳舞，后来居然还跳出了板眼。有一年，系里举行新年舞会，79级的漂亮女生华晓红（后来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当教授）总主动找我跳，惹得旁边的老蔡眼红，酸楚楚地问我：她干嘛总找你跳啊？

有一天我在宿舍教小白（廷辰）跳舞，我当女伴，他是男伴。砖头式的小录音机里放着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可小白就是没感觉，踩不上点，却总踩我的脚。我只好顺手拿起两个大茶缸盖，塞在毛衣胸下面，并摘下眼镜做含情脉脉状。小白盯着我胸前的两处隆起，两眼发直，顿时就有感觉了，也踩上点了。

大概是在大三的时候，我帮外文局在北大卖内部资料。其中有《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集》和斯大林女儿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的《仅仅一年》。我在几个食堂、图书馆、大门口贴了满世界的广告，规定每天几点到几点在37楼422室卖。每本书的定价是1.4元。卖一本我挣一毛，卖了两个星期，我挣了十几块钱。

有一次，我和小白（廷辰）去外文局书库拉回一卡车外文版毛选（英文版的精装本居多），堆的满宿舍都是。百揆跟我说，这么好的书，你应该每套收点儿钱。我没听，而是免费让大家拿。也许我当时想毛选和佛经一样，拿来卖钱是罪过。不知道，这些Chiglish的东西对同学们学英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

刚上大学的时候，因为社会上总有某某某上了大学就跟老婆离婚的消息，所以报纸和电台就天天批判陈世美，有一天，在老刘（巽优）的宿舍里几个结婚有孩子的同学聊到了这个话题。老刘突然说：怎么不批判秦香莲呢？陈世美当了右派，秦香莲还不是跟他离婚。不知道老刘当时是不是在为当不当陈世美而纠结？

大三暑假，承蒙南平的介绍，我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翻译资料。千字稿费只有两块。记得翻译的是一本书的几章，书的名字叫 How to Teach Reading。我一个暑假，翻译了10万字，拿了两百块钱的稿费。我拿这笔钱买了一台蝙蝠牌的电风扇，还买了一个放大机。毕业时，这个放大机还派上了用场，我和小白在哲学楼的一个小屋里给大家洗毕业照片。

在28楼住的时候，一天中午去食堂打饭，那天风很大，太淼没关好楼道的门，碰了经济系的一个同学一下。尽管太淼连说对不起，可那同学仍不依不饶。我看不过，就跟那个同学吵了起来。一时性起，我用盛满饭的饭盒朝那个同学砸去，把他额头砸出了血。后来在老袁（当时是系学生会主席，也是那个同学的湖南籍同乡）的调解下，以我向那个同学道歉，那个同学做自我批评而了事。

(本文是为毕业30周年纪念册所撰写的系列文章之三)

2013年9月21日于北京西城区中新佳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