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 悟

 

刘庸安，笔名迟悟，1950年8月12日生于湖北武汉，祖籍为湖北省黄陂县（现为武汉市黄陂区）。3岁时随父母迁至京城。在北京上小学、初中。1967年到北京外文印刷厂当工人。1978年考上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理论（入学后不久改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学习。198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中央编译出版社副社长、编审和巡视员等职务。2010年9月从中共中央编译局退休。

 

 

 

1982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室（后改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所）工作。我是当时分配“专业最对口”的同学之一。记得当时老蔡和我开玩笑，说“中共中央只有两个局，一个是政治局，一个是编译局”。后来，我发展了老蔡的说法，说“在理论层面上，中共中央编译局over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操作层面上，中共中央政治局over中共中央编译局，所以谁也别over谁。两个局是平行的兄弟单位。”我还跟局长一本正经地说，“既然两个局是平行的兄弟单位，为了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你要多跟江泽民同志多沟通，当然江泽民同志也要跟你多沟通。”局长听了愕然，绷着脸跟我说，不要老拿政治开玩笑，可他也不能批评我说的不对。后来这个段子，成了编译局的经典。这是后话。

 

当时到编译局，我并没把编译局看得有多神圣。主要是因为前一年到编译局实习时，编译局正在盖房子。我估摸像我这样有老婆孩子的人，能分到一套房子。当时我和老婆孩子住在工厂的木板房里。我高兴到编译局去，其实是为了房子。

 

刚开始的时候，工作劲头儿很大。我想像咱们这一代大学生，刚走上工作岗位，都有一股子“劲儿”，想干出点儿名堂来。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工资低(56元)，想多挣点儿钱，改善家庭生活，不枉费了四年的苦读。可很快我就发现，所谓研究，很多都是扯淡。因为共运史和中共党史一样，据说是一门“具有严格党性的科学”，研究必须服从党性。可在我看来，科学就应该实事求是，强调党性就不是科学，因为很多事实证明，党性并不要求实事求是。有了这种想法，研究的兴趣就逐渐淡薄下来，只满足于搞搞翻译，编编书籍，懒得去研究什么问题。至于写过几篇文章，也是评职称的“敲门砖”，没过几年就成了文字垃圾，连自己都懒得看。另外，我发现我的抽象思维能力较差，研究理论，头疼；形象思维能力相对较好，文字还算可以。所以后来我的兴趣主要就在翻译上。幸好，翻译是编译局的主业，还能受到重视。

 

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编译局领导认为我是编译局上街游行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实际上我不是，但是谁，尽管我知道，可打死我也不能跟领导说），要给我处分。我知道，不是编译局要处分我，可不处分一个人，编译局没法向上交代。虽然我是编译局唯一一个受到处分的处以上干部，但我还是接受了处分。当时我跟编译局副局长兼机关党委书记说，一，编译局党委要处分我，我是党员，我就接受处分；二，我认为编译局党委处分我是错误的；三，我允许编译局党委犯错误，但我更欢迎编译局党委在适当的时候改正错误。结果，我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顺便说一下，在支部大会走过场，对我的处分进行表决时，文成和宝友拒绝举手，文成还转移斗争大方向，把会议矛头转向在场的那位副局长兼机关党委书记。当时他们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很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前途。但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立场，令我十分感动。

 

接下来，就是苏联东欧的全面转型，各国共产党也相继走向衰落。在这种情况下，我更疏于所谓的研究。我曾和当时的所长明确表示，以后不要再分配我工作了，因为我认为我的研究对象已经不存在了。我承认，按照传统的观点，我不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因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低谷的时候，我看不到希望，不愿意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作为我终身的事业。但我以为，如果共产主义是让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甚至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富足、幸福和有尊严的生活，那么我不比某些“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差。因为我愿意而且一直在为这个目标贡献我的力量。

 

在以后的两三年内，我比较消沉，默默地等待着兴奋点的到来。

 

1993年，编译局成立出版社，因为我当过11年的印刷工人，比较熟悉出版工作，所以领导叫我当中央编译出版社副社长。我以为，这是我施展才华的舞台，也是我喜欢的事业。当时我相当自负，认为我是编译局内唯一一个最懂出版的人。尽管我在出版社初创阶段废寝忘食地工作，尽管由于工作压力太大，肝炎复发，但我仍我行我素，而且不知天高地厚地想以自己的想法左右出版社的发展。结果我只在副社长的位置上待了三年多一点，领导就以“照顾我的身体”为名免去了我的职位。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由衷地感谢当时的编译局领导，是他们救了我，让我摆脱了个人的幻想。如果他们不免我的职，我可能还傻里傻气地为“党的出版事业”而拼命工作，活不到今天，也说不定。

 

很奇怪，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我的身体奇迹般地好了起来。1998年，法律出版社找到我，请我翻译英国著名大法官丹宁勋爵的著作（六本）。其实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跟李克强、杨百揆、丁健等人翻译了其中的三本（由群众出版社分别在1984年、1985年和1986年出版），但那时我国还没有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中文版是海盗版。这次是由法律出版社购得版权，正式出版。我用了两年的业余时间，重新校订了其中的三本，并和朋友共同翻译或独自翻译了另外三本。丹宁译著出版后，在法学界影响很大，不少著名大学的法学院将其列为专业必读书。为此，香港凤凰周刊还专门采访了我 。

 

通过翻译丹宁勋爵的法学著作，我比在北大课堂上更深刻地了解了什么是宪法，什么是宪政，什么是自由和民主，什么是公平和公正，什么样的人是民主制度下的公民，而不是专制制度下的顺民或奴才。这套书在2011年又出了第三版。据法律出版社说，他们要把这套书当成经典，不断出下去。

 

也许是受到丹宁著作的启发，1999年秋，我突发奇想，以我在编译局的原形，创作了一篇中篇小说《公民王二》。本来是写着玩，发给朋友看。结果朋友给《上海文学》发表了，而且《中篇小说选刊》很快转载。在小说中，我以幽默讥诮的笔调，不动声色地讽刺了所谓人民代表的选举。从此，我写了一些不宜公开发表的东西（如果哪位同学有兴趣，不妨看看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yonganliu500812）。我的主旨就是讥笑庄严，调侃神圣。有人说我玩世不恭，可我却相当认真。我以为这些东西，可以吐出我心中的块垒。

 

2001年，我离开中央编译出版社，回到研究所，一直到退休。这10年，基本没有研究，而是搞翻译，其中有《美国诉微软案—界碑性案件的内幕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情感的历史》（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和《小趋势—决定未来生活的潜藏力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获第五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等等。

 

我不搞研究，但我非常钦佩那些孜孜不倦钻研学问的同学。他们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襟怀，思考问题，寻求答案，并有所成就（尽管是不被官方认可的成就）。特别是老杨（百揆）和郭夏，一个遭遇逆境，一个深陷囹圄，还著书立说，尤其令我钦佩。

 

当然，这10年能够舒服地“混”下来，还有赖于各级领导的关照。文成是我的所长，宝友是我的处长。他们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容忍了我的任性、矫情和散漫，克服了由于我的过错带给他们的困难。我由衷地感谢他们——他们和老贺一样，是我的好同学、好同事、好兄弟！

 

2010年9月，我从编译局退休了。正好我的儿子和儿媳给我们生了个可爱的小孙女。我和老伴就常常到美国去看小孙女，享受天伦之乐。回想毕业后的28年，虽然没什么成就，但也自得其乐。有人问我，说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在编译局呆一辈子呢？我回答说，我下辈子还愿意呆在编译局，因为它毕竟是个学术机关，比较宽容和自由。更重要的是，编译局不坐班——真好！

 

（本文是为毕业30周年纪念册所撰写的系列文章之一）

 

 

2013年4月21日于北京城南中新佳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