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札记:命若白鼠


      这是一个隔段时间就要吵一次的老话题。

引发舆论海啸的源头是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报纸,昨日在所属网站刊出《对“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的若干解析》,对“‘三年大饥荒’,中国饿死几千万人”的说法提出质疑。

作者“北原”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旅游时有惊人的相同发现:“我去欧洲旅游,在巴黎街头,碰见一位年轻的华人妇女向旅游团无偿赠送和分发一份报纸,头版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毛泽东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3500万人’,记得还有一个副标题:‘揭露中共刻意隐瞒的惊天秘密’。后来,我又去日本、中国台湾等地旅游,在那里也接到一些类似的赠阅报刊,都有‘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内容,只是数字有些不同,有的说饿死4000万人,有的说饿死5000万人,甚至有说饿死7000万人的...到底根据何在,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非常不解。”

“三年困难时期”,究竟死了多少人?他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为据,对三千万说法予以反驳,“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有此天条在手,这位安徽行政学院退休职工,再次缩小作战范围精准打击,“一些学者所说的安徽饿死300万、400万、630.6万人的可信度是要大打折扣的”。

如果只是拘泥于数字之争,那不管所说是否权威准确,多半也只是小圈子话题,正如学者洪振快撰文所回顾的往昔争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认为‘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江苏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提出,‘三年困难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其中‘饿死’(完全性饥饿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清华大学特聘教授王绍光认为19581961年的死亡率相当于解放前的正常情形及其他最不发达国家的正常情形。”

“北原”的文章引爆舆论不满的焦点,不只是因为他对三千余万的死亡数存疑,更重要的是他对那曲折历史的重新定义:“这一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也就是说,既然是探索,就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而,这是一种探索性质的错误。”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

门户网站看准话题势必惹起争议,所以昨日傍晚@头条新闻即有转发。更早之前,官方网站也有适时转发,新华网昨日即在首页推荐该文,今晨调高位置继续置于首页,人民网的转载更是成为不少门户稿源。新华网与人民网的竞相加持无异于火上浇油。

既然都已自诩过“反党是上微博用微信有且仅有的一个目的”,那么@李宇晖_Huey说起话来自然就毫不客气:“新华网、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社会科学网同时刊发一篇文章,认为三年饥荒是‘探索性质的错误’。大家还放心让他们继续探索下去吗?”

探索一词,也使一贯居中而论的@五岳散人大发雷霆:“嗯,能理解,谁实验还不弄死点儿小白鼠啊,对小白鼠不需抱歉。”这与@石讷shine所说类似:“生命,在他们的天平上轻如鸿毛,可以泄气,可以实验,地球就是挥霍生命的盛宴。中国某类人究竟有多坏,你永远不能确定。他在你最坏想象的尽头成功羞辱你的心智。”

@沈大飞更是据此写出嘲讽的段子:“我有个朋友刚拿驾照,无比自信,结果新手上路,害人无数。上到法庭,毫无惧色,朗声道:我是新手,还在探索,既是探索,就有可能出事,也有可能不出事,这是探索性质的错误,不怪我!法官一听,惊为天人,判他进精神病院,终身不得再开车。”

那种对西方心存警惕的常见思维,在“北原”文章中也多次出现:“如果一些研究只是没完没了地一味向人们描述饿死人的惨痛景象,甚至无根据地加以夸大,这除了激发和加深人们的痛苦回忆和愤恨情绪外,其他还会有什么正能量呢?”

这让“宿醉醒来”的@朱学东“默然无语”,只能频繁地使用感叹词来表达心中愤懑:“你们这些丫真的会下地狱!!!老而不死是为贼,说的就是这样的人,无耻透顶的人和网络。丫们没饿死,是因为无数农民被饿死了!!!你们是吃农民的血肉活下来的狗!!!”

沉醉于自由人联合的新媒体实验,一向对时政话题谨言慎行的@罗振宇也没能忍住:“老狗们怎么想怎么吠,无所谓了。关键是年轻人也被搞糊涂了。还真以为那是一段可争议的历史。”

历史是否有争议,的确是因人而异。

@宋晓军虽非直接谈论该话题,但根据他所引材料,“三年困难时期”又有着异样的陌生感:“50年前,西方认为中国在西方封锁下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对工农业比例严重畸形的经济是致命性打击。在工业产值下降30%、大量城里工人失去货币收入回乡谋生的情况下,迟早成为‘最大输家’(同期印度、巴西农业人口留在城里形成了今天城市贫民窟的雏形)。结果196410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死亡数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说多或者说少都不免引来质疑。@荣剑2008回忆起来也是一头雾水:“我83年刚到人大读研究生时,听中共党史权威胡华讲课,他说死了两千万,当时听到这个数字深感震惊。现在有人说死了至少三千万,也有人说只有几百万人营养性死亡,甚至认为这只是探索性错误,既然分歧如此之大,建议政府开放相关档案,让历史真相公诸天下。”这还只是温和的议论者,回忆起孙经先所说的“营养性死亡”,@-玉章不禁怒从中来:“从孙经先的‘营养性死亡’到北原的‘探索性错误’,帮闲文人究竟有没有道德底线?”

但“北原”终究还是不乏同道者。

自视对那段历史颇有研究的@无为李爷,得出的结论比“北原”更令人吃惊,“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大概在110万左右”。这是一篇长文论述,@无为李爷去年即已完稿,此刻他还需要嘲讽那些眼中泛着泪光的质疑:“有些二逼也是醉了!你不研究,他们造谣传谣饿死3000万、3500万、4500万、5000万、6000万,甚至一个亿都出来了。你研究出真相,这些二逼小清新就说,死一个人也是死。我说,尼玛碧的你们先统一了数据好吗?”

@司马南亦属同道中人,今日凌晨四点,他夜不能寐,在为“北原”鼓与呼:“饿死三千万,以至更多...这种谣言的出笼与杨继绳先生的文章(后成书)是分不开的。在美国拿奖,杨老头有点飘飘然...对杨继绳先生这样的人应当有一次初中数学摸底考试。让他自己算算,六亿人中死掉三千几百万,平均多少人当中要死一个?”

事有凑巧。最新一期炎黄春秋杂志中,杨继绳刚好有《关于大饥荒年代人口损失的讨论》一文,正是商榷死亡人数究竟是多少:“大饥荒年代的人口损失这个课题,对单个学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只能依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最先推动这个课题的是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公布第三次人口普查成果时,第一次公布了1949年以来历年的人口数据。其中,1960年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了一千万...1985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设立了课题,向学界招标,西安交大蒋正华中标,他用生命表的方法,得出结论非正常死亡1700万。”

但是,杨继绳认为官方公布的结果存在纰漏、并不权威可信:“这个结论是不可靠的。因为国家公布的上述数据有问题。死亡漏报是产生大饥荒年代统计误差的主要原因...1983年,国家计生委公布了这次生育率抽样调查结果。国内外的人口学家就是以这四组相对可靠的数据为依据,用人口学的方法,对出生率和死亡率进行修正。从而则得出非正常死亡1700多万到5000多万的多种不同的结论...历史学家曹树基研究的结果是: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万。”

虽然围绕死亡数的学术探讨与案例研究,但是杨继绳对“依靠政权的力量对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打击”,一直以来都心存担忧:“我一再声明,我不是人口学家,我在书中说非正常死亡3600万,是采用中外人口学家的研究成果,在理解他们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取一个中数...学术问题就是学术问题,不要扯到政治上去。谩骂和恐吓不是战斗。借助政权的力量打击不同学术观点的行为,历来为学界所不耻...孙经先说我‘造谣’、‘伪造数据’、‘篡改数据’、‘撒下弥天大谎’,这是孙经先对我的诽谤,是对我人格的侮辱。用中共中央宣传部旗下和社会科学院旗下的权威刊物,广为传播对一个公民的诽谤,是法律所不容的。”

旧风波里藏着新问题,眼下,炎黄春秋也正身陷漩涡。

依据南华早报上周六出口转内销的报道,“以敢言和针砭时弊著称的内地政治杂志《炎黄春秋》最近被当局下令变更主管单位,再度令人担心该杂志可能受到更严格的审查”:“《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昨天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该社周三收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正式通知,称该社主管单位将改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而该院由文化部直接管理...他说,当局仅下发了一份通知。一些高官告诉他,如果年底前不与当局合作,杂志社可能被关闭。但他担心如果接受变更主管单位的安排,杂志可能会失去固有的编辑自主权,所有敢言作者撰写的文章都将在现行审查制度下被删掉。”

一份杂志的生死存亡,直接牵涉最高层斗争?这并不见得为真,但南华早报还是有所引述:“历史学家章立凡曾在中国社科院任职。他表示,《炎黄春秋》或已成为习近平和政敌权力斗争的棋子,因为这一命令是在习近平出访南亚期间下达...他说,《炎黄春秋》的许多资深作者和编辑从不隐瞒对习近平的偏爱,而且他们支持民主宪政等敏感话题,因此可能激怒了一些保守派...以敢言著称的《南方都市报》前总编辑程益中说,针对《炎黄春秋》的这一事件,表明中共将利用所有手段,加大力度打击新闻自由。”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由绝大多数小人物成就的历史,在呈现时光芒万丈的永远只是大人物。这正如今日澎湃新闻所刊出的法国著名史学家莫里斯.埃玛尔的感悟:“留下来的历史,往往是上层历史,普罗大众和芸芸众生往往被忽略...历史和世界不只属于他们这一小群人,历史和世界当然属于全人类,这就是个人记忆为何如此重要的原因。”

(詹万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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