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宫为何总是来得理直气壮？
所谓的中华民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民族？以往我们总喜欢沾沾自喜于一个历史悠久，文脉壮阔民族的说法，而这一说法显然是没动脑子的，望文生义的浅薄说法。因为中华民族是否犹如一个文冠全球的，富有历史成就的书生？并不能只从历史结果的序列去浏览，而还应从这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是否表现出了一如文华的禀赋，或是归纳于文脉悠扬的原意呢？显然，华夏历史对这一诘问的回答是正面的，虽则有些许遗憾，但在总体上却仍属勉为其难。
可中华文脉的坚强信念却总是表达得曲折往复，比如东周以后的古典文化，大都以大胆假设的理想图案为背景，这当然不乏思考，但却带有不可避免的试探属性。而汉末的长期大混乱被社会的长期大倾覆所放大，截止魏晋风度成为流弊与异端之时，文人风范在灌酒与点算药渣的戏耍中，终于成就为华夏文人的风骨！这根在风中颤栗了至少1400年的硬骨头，终于延挨到了大唐盛典，文绢锦绣似乎铺满了中华前程，这个民族似乎能够文冠中西，楷模于世了？可惜，最不堪入目的却仍是，大唐之文化盛典仍被野蛮的杀戮与糟蹋所僭越，一个文华顶峰被蛮夷主导的时代所前呼后拥，大唐盛世实际上是被淹没在了蛮夷荼毒的汪洋大海之中，这让民族文脉最为光鲜的颜面，被中华历史上历时最长的两次大混乱所前后夹击并反衬出其不堪宿命。
截止唐末乱世，撕碎了唐华锦缎与诗书棋琴之后，这个民族不知是秉性使然，还是运气发作？反正迎来了真正发达的大宋盛世，与商贸手工业的颠峰时代。同时，宋词继承了唐诗的文怀，能工巧匠与拓展胸怀的视野与建造，将文脉以更加开阔的异曲同工的艺术形式，推广到更加不可一世的天地。北宋的建筑、绘画、游戏市井的繁花似锦，充斥了整个东方的星空及海外，如日中天的华夏在长江、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以及跨越东海、南海的海运贸易中，远把“清明上河图”中的繁华市井抛诸脑后，而堪比人类文明真正的一颗鲜红的太阳！
显然，自打这东周对远荒卦象世界的继往总结与假说探究起，一直持续到大宋繁华世界的驾临，华夏文明的文赋禀性，还是充足而固执己见的，它所遭致的周遭蛮夷的冲击与破坏，无论是东周的烽火，还是武帝铁骑的反击，更或是挟持大唐的两波乱华的荒唐毛国，都未能动摇这一文脉的一再昂首挺胸与阔步喧嚷。
自宋代以后，中华文脉几近死灭的厄运迭起，先是残暴的蒙蛮，在几乎荡平了整个欧亚大陆诸文明世界的同时，最终赏了中华文明一个所谓的“元代”，其实也就是一群在大宋文化尸骨上放牧的腥骚恶臭的草原昆虫，在给举世无双的文明留下一丝毫不起眼的薄面之后，就地开始了糟蹋文化圣贤之乡而放纵野性的声色犬马。他们在放肆腐化中所弹奏出的元曲狗调，不过就是开启了华夏大地的沦丧之音之先河。就此，华夏文明似乎湮灭了，所幸的是，在华夏文明已南移的长江流域，元人醉心于的田野放牧的愚昧活动也只泛滥了几十年。
显然，明代的长江文化的反弹是强烈的，虽然它的开国皇帝以及接续的朱棣帝都是一味蛮干的文盲莽汉。但江南文脉的游走盛世与文人结社的风声鹊起，不仅创立了遍布天下的书院的烽火连天与朗朗书声浸泡两岸并溢满长江。而且，书香如繁星点点还为华夏文脉转身书文、博学与史书大典著述了不少的里程。那种认为明代以后的后世修史不过是毁灭文化的焚书坑儒的继续的看法，其实是偏颇的，谁也无法否认《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里并非全是朝廷御用或是蛮夷阉割，因为即使是满清编撰的《四库全书》里，也以绝大的篇幅详述了天量的史籍、典故、地理与风土人情，所以，不能完全按照历朝历代的政治态度与顾忌及讳言，而以偏概全的对其承上启下文化遗存之功绩的进行全盘否定。明代的文华与治世是并行不悖的，朱元璋所定下的血统与户籍贯注，虽使农耕与人口迁徙趋于凝固，但却助长了商贾游走与文华飘逸，这种禁锢社会的刀切手法,却收到了在文脉呻吟与诵读声中，意外繁复耀眼的历史性惊诧。
截止清代末年，跟随洋人压制满清王权，切割满清朝廷利益的持续，在客观上，中国南方的商民利益有了长足的进展，尤其在长江流域，无论在江南，还是江汉，更或是川江流域，富足一方的江域城市化实际上成了满清王朝真正的掘墓人。所谓的革命党人实际上不过是一些头脑发热的激进者，他们的反复捣乱实际上不过是给自己和满清惹了一些麻烦而已。连孙中山都承认推翻满清的实际上是四川保路会的乡绅商民，由此，川蜀哥老会的历史作用，实际上并非袍哥大爷的恶习深厚与愚昧乡野所能概括。但是，近代中国由民间所自然继承的却只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土壤，事实上，这种土壤里还同时盛开出诸如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风格或罗可可艺术风格的财富与艺术相混合的奇葩出来。长江流域各大中城市在清末民初年代中，几乎全是洋楼林立，相比起沿海的口岸城市来，一点都不逊色。
民间崇尚西洋文化之风更是与财富崇拜相伴而行，同时，随着“乱党”眼光的出口转内销，知识人群的颠覆性世界观更是竞相出场。但民国初年的国弱民疲却反射出了一次强烈的文化反弹，在改戴西洋眼镜之后，文化人群反而被激发出一种更加具有独特属性的文采飞扬。显然，历史的看，民国的文星璀璨年代一直持续到了50年代，其尾声一直通达上世纪70年代，并且，这一次文化大回潮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传承的血脉，特别是当把它拿来与当今的文化大崩坏局面相比较时，其文化的传统属性就更加凸显。
这也是对当前由日本汉学界别有用心转入的所谓“涯山之后无华夏，明亡之后无中国”的事实性大揭露，也就是说，按照历史史实来看，历史并不能佐证日本的奇谈怪论与当今中国盲从猪头们咀嚼的谎言。但是，倘若按照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实况来看，中国文化的自宫效果，还是挺严重的。
其实，自打近代开启，中国社会都陷进了一个“急”字，这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民族之急，也可以称之为“民族内急”。近代以来的中国，急于求成就已不再是一个贬义的成语，其实说穿了，就是急于发财。因为中国人早已认定，只要能发财致富就有一切，反之，就丧失一切。尽管民国的建立并没能使中国人的发财致富梦想得逞，反倒是为这些心急火燎的家伙们，带来了一个持续战乱与备受凌辱的艰难时代。但这并没有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内急的心态，这在许多民国文人的身上都能一窥其全貌。这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寻求急于自强的基本心态，虽然，近现代知识分子存留和壮阔了民族文脉，但在整个近现代中，中华民族的文化趋势却仍是一个逐渐衰退的趋势。在长期衰退趋势中，这种文脉的陡然下滑当然表现在文革中，但更为断崖式的下跌却表现在改革开放以后，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看来，事实是简单而清楚的，全民向往发财的汹汹大潮，才是彻底冲垮民族文化堤岸的最大一次肆虐，而简单的将民众推向自负其责的，因而不得不急于求成的捞钱淘金运动的生计火炕才是问题的结症所在。于此，干嘛不能自宫其文化根由呢？不自宫将不能捞其钱，不砸烂文化枷锁就不能毫无顾忌的，甩开膀子争抢钱财。于是，现在的国人，在甩掉文化传统的羞耻但不自知的竞赛中，只好如同大清朝的穷苦人家的生计出路一样，只能毫无廉耻的将自家的细崽后代，纷纷送入宫中，排着长队，提着裤裆，等着阉割的咔擦一声的恩典的下来。
倘若大清朝的皇宫只是用了一把宫中的剪刀，剪去的也只是穷苦人家中个别自认为幸运者的小玩意儿，那么，当今的发财运动，剪去的却是全民文化基因，因为发财致富的幻觉，早已逼使这些如同荒年的饥民，纷纷自己动起手来，争先恐后的就蹲在大街的路边上，旁若无人的在自己的身上，搞起了文化自宫的痛快事。呜呼！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总不能就为了几个铜钱儿，就把自己糟蹋成没有祖传文化依据的，不成人样儿的德行了吧？
老夏
2014.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