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敦煌石窟文物保护中心，一块横卧地面的碣石上的绿色魏体字夺人眼目：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落款署名：陈寅恪。

我估计，国人目睹此石此文，绝大多数会心中为之一震，面容为之肃然。半个多世纪以来沿用不辍的怨恨历史观与爱国主义教育方法，再一次收到预期的效果。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虽然这句话在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文章中出现过，但并非陈寅恪先生的观点。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正好与此相反。他认为，敦煌并非吾国学术之伤心史。

这一句充满悲情的话，见于陈寅恪先生为陈垣先生整理的目录著作《敦煌劫余录》所作的序文中。序文原刊一九三零年六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壹本第贰分，后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显然，这句被冠以“或曰”的话，所表达的意思，是陈寅恪先生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所商榷或者驳斥的靶子。它的完整表述是：“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当然，“或曰”者不见得就是有个真实的人在哪里这样说过，也可能只是陈寅恪先生为了作文，虚构的对方辩友。

陈寅恪先生在转述对方辩友的观点后，进行了商榷或者说批驳。他说：“寅恪有以知其不然”，翻译成白话文，便是“我陈寅恪所了解到的情况，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怎么个不对法呢？陈先生一口气列举了当时北平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写本的六个方面学术研究价值：有关于唐代历史的，有关于佛教教义的，有关于小说文学史的，有关于佛教故事的，有关于唐代诗歌佚文的，有可与中亚发现古文互证的。陈寅恪先生认为，北平图书馆所收藏的这些敦煌写本，价值不在外国和私家所藏之下。自然，陈垣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请，对北平图书馆所藏这些敦煌写本“分别部居，稽覈同异，编为目录”的工作，对于国内学者跻身敦煌学主流，对于促进国际敦煌学研究，都是有价值的。

可见，陈寅恪先生是满怀乐观之情的，敦煌也并非我国学术的伤心史。后来的事实，我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充分证明了陈寅恪先生的预言。

怨恨、悲切，是专属末世衰朝的风格；繁荣昌盛的时代，人心应该是乐观、昂扬的。这一点，浏览莫高窟不同历史时代的洞窟雕塑和绘画，可以得到最真切的印证。

总而言之，敦煌石窟文物保护中心，难以计数的著作文章，为了煽情，那样歪曲引用陈寅恪先生文章中出现过的句子，我认为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