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喝京津冀规划中的老套发展思路
不要给我讲发展，还一切为了发展，现在再跑来侈谈发展经济，是不是有点不识时务呀？非常不幸，我们把发展这个词也给糟蹋了，它已被严重诠释为一地鸡毛的胡搞。不信？看看现在北京城的所有城市指标，这就是臃肿到不可开交地步的一个典型大城市病的晚期患者。面对这样一位病入膏肓的危重病人，究竟应该怎样治疗？是让它满是病毒的身躯敞开来任意扩散，从而最终把病重的大城市病扩散到京津冀的整个辽阔幅员上呢？还是立足于抽丝剥茧，将北京城里的老毛病逐一疏导出来，在总体并不以扩大城区为目标的前提下，使这座拥挤得即将爆炸的病重城市，重新从死神的手中解救出来呢？不要以为这是危言耸听，大城市病的发作对于我们而言已经就在眼皮子底下了，可我们却对其毫无察觉。看来底特律的悲剧以及众多发展中国家大城市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并不能唤醒我们，我们在高增长的喧嚣中，对未来作出了毫无智慧的乐观估计。
京津冀发展规划的出台就是这样一个过于乐观，又过于盲目的结果，我们可能正在犯下又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错误。从战略上讲，是立足于发展北京城市经济，通过所谓技术含量的增殖或是通过一些莫测高深的所谓创新，来扩展城市并使其运行健康化呢？还是立足于疏导高危城市病，并且不再把发展北京的城市人口规模与经济运行水平作为发展目标，从而在治愈城市病的基础上，事实上排除北京城市的增殖过程，通过这一排斥来助推其它方位上的城镇化聚集与发展呢？两大完全不同的战略构想，实质上是在30余年中国城市化野蛮生长期之后，是立足于继续做不分青红皂白的加法呢？还是果敢的做减法？看来要想让现在的中国人的脑子从高增长的惯性中冷却下去确实很难。
北京的综合生态区位根本养不了现在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即使不再谋求进一步的规模发展了也已经是够荒唐的了。现在可好，京津冀宏图又出台了，许多人还为之欢呼雀跃，实在是不应该呀！想当年我们上马了多少重大建设与项目，这里面的苦涩滋味难道中国人还没品出味来吗？要想让现在的国人意识到发展大城市经济的害处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总惦记着上一波没捞着，就等着再来一波，好赚它个盆满钵满，如此，焉有不欢呼京津冀大展宏图的道理吗？可是，翻翻上下五千年，我们已经够愚昧的了，倘若再在自家的院子里，再错投一次胎，那老北京还能再剩下什么呢？我看结果是什么也剩不下。简单的说法是，北京的下一站是大城市病的大扩散呢？还是主动要求五马分尸，而后再进入小国寡民的散居状态好呢？答案肯定不能从愿望的肚脐眼子里冒出来，而应当从北京周边的综合区位要素以及生态承载力的计算公式里求出来。
长期以来，我们几乎就要把找钱与盲目发展画上等号。中国人要想得到幸福，就得先改了得过且过，胡乱找钱的坏毛病。我们长期不讲品位，囫囵吞枣，尽吃棒棒菜，还乐此不疲。这吃惯了烂菜梆子的破嘴，要想改成细品山珍海味的秀口那是一定是很难的。如此，我们在规划战略研究阶段，还应注重贯彻以自然客观因素为主导的思路，少发挥些人为调集因素的规划原则。我想特别提醒一下，再高明的规划师，也无权僭越造物主的特权。在过往的数十年里，中国的规划实践中所凸显出来的反生态，反科学，并最终反人类的行径，难道还少吗？我不想在此一一列举，以免把一次重要的发展前程探索盛会弄成了一次“忆苦思甜”的批斗大会。
大，是不可能好的，眼下的北京城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不要再狂妄的冒领上苍创生的钥匙，我们充其量只能建造“人工林”，它既不抗病虫害，又不涵养水文，还不互动相生，反倒传染疾患。我们模仿不了“原生林”，但我们可以留住所剩无几的“原生林”。我们还可以在残垣断壁下，默默的祷告，诉说我们的罪过，捉摸出经典的原意。我们既然已经毁了一座北京城，这已无可挽回，但我们不至于再使这座已步履蹒跚的垂危病老，再在一次不合时宜的亢奋荒唐中精尽人亡吧？作为晚生，是不是该厚道些呀？广大的京津冀地区更不需要北京化，反京津冀规划中的经济发展之惯性思维元素，是每一个具有民族良知与知识人格的人的天职！可我们的京津冀规划里有这样的天职与人格吗？
历史地看，当梁思成的呼吁被充耳不闻时，即将诞生的共和国与傅作义将军共同保全下北京城的义举，竟然就显得毫无意义了！我们还做了许多类似的，自我否定的冤枉事。贬斥了一个梁思成，就毁了一座北京城；我们藐视了抗战知识份子对建设新中国的憧憬，我们淡忘了迄今仍座落在西南一隅上的李庄的那座“中国营造学社”和站在土院子里以简陋的方式，为后辈建设者抒发出古建筑情怀的
我们却背对着理想时代的艰辛与泪水，把个民族理想的实践活动，竟然搞成了一系列从荒诞的大练钢铁起步的大干快上！当今，我们自以为是的认为，我们已经改了这些粗浅的老毛病，其实，我们什么也没真正的改掉。三十余年来，我们在建造方面的野蛮属性不但没有改掉，反而在腰杆子粗壮以后，挥霍的力度反而更加傲慢而雄壮。现在的中国更是贪天之功的以规划导航，大言不惭的盗用上苍的名义，以大片既无美感，又无创意，更没有远大目光的，俯拾皆是的愚蠢与仅便于数钱的草就腹稿，为我们时代铸下了这座充满羞耻的大杂院。我们在忙于数钱的急切时，的确忘却了去诠释我们时代最起码的人文格调！
看看京津冀规划的基本思路吧：旅游——经济的粘合剂，紧跟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再以医疗为保障，广纳人居，再引入科技创新产业带构成经济推动力，最终在京津冀一体化，北京拆藩篱，河北谋发展的基本思路下，做大做强税收。没人想抹杀规划师口中念念有词的“规划”二字，但即使是功能配套等区域规划概念也搬来京津冀，整个原大河北地区的北京化，已经是跃然纸上咯！
京津冀一体化的旅游规划真能作为京津冀未来的出发点吗？先不论这旅游业现在还能不能被叫做无烟工业，单论这个产业在京津冀环境中对生态的最终耗尽作用，其负面环评因素就绝不可能忽略不计。再说依靠旅游业要想撑起京津冀经济的规划化上台阶发展，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果真能如此的话，那现状的北京就不会倍感发展压力与接踵而至的无数烦恼，因为北京的旅游资源远远高于津冀两区。旅游业的经济贡献是最轻量级的，它怎么也挺举不起来那重量级选手所力抓的可怖大杠铃。因此，从旅游业出发的京津冀发展规划就是一个蓄意掩盖真相的可疑谎言。
由旅游业出发点出发的下一站自然就是交通业，看来，京津冀一体化的本意是要大兴基础设施建设，要把高等级公路、高速路、各种离奇的城市快速通道、城际列车乃至于轻轨配地铁一直延伸到北至古北口，南至河南地界，东望微山湖，西看老西儿喝醋的太行山口子。这种拔出萝卜带出泥的连锁式发展思路，明显仍是粗放式的老套路，这将使现状北京的周边，再次步入彻底失去大面积乡村地带拱卫的城区恶性膨胀之中。在中国现状交通设施基础上再画蛇添足的重叠不厌其烦的过量交通设施，无疑指向了一个荒谬结果——一个再次膨胀的超巨型怪胎城市，正在旅游业——交通配套发展的掩护下，秘而不宣的诞生。这里面的掩耳盗铃做派十分的明显。
紧跟其后的医疗，其实是一个关于超巨城市人口再次上台阶暴增的代名词，这种小聪明明显的又迎合了现行发展民生经济的政策布局，但它是一次恶性的嫁接，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现代版闹剧。经过此番大头朝下的瞎折腾之后，京津冀规划终于扯到了正题上，科技创新产业带从诸如张家口一带可以一直延伸到南口甚至海淀。谁能相信中国的硅谷可以以如同房地产的占地规模那样的发展，这明显有炒作圈地之嫌。当然，京津冀规划忘不了借助科技创新的魔力，以神话巫师的口吻继续追捧连创新故乡的美国都已提不起精神头来胡吹的“硬气功”龙门阵。在这些胡吹之后，当然只能是落脚在税收增幅上与水系、湿地、管网、环保治汚之类的政府大把花钱的买卖上，但这全都是过去三十余年来，我们在大干快上中所习得的恶习。懂得中国经济惯性系统的人全都在心里门清，这也太华而不实咯。
总之，截止目前为止，人们所看到的京津冀规划没有科学说服力、没有战略取舍的智慧能力与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因为，它所遵循的思路与沿用的方法，以及借用的概念与演绎手法下潜伏着的手段，不过还是留有野蛮生长的丑陋胎记。并且，在其硕大无朋的阴影下，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亩产上万斤的火红年代，在这些概念演绎中，几乎仍然全是旧瓶装老酒的老套路，没有鲜货出炉的任何火花闪烁与说得过去的起码迹象。
京津冀地区该不该有个规划？当然应该有，但这个规划在一个大城市化已走过了头的地区，更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缓解与最终根治现实病状的医治路线，而绝非把问题与病痛进一步变相摊大的所谓发展路线。借用京津冀规划重新又做大北京城，这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发展数钱的恶习中国人现在是改也难。不能设想京津冀规划所一再强调的“一体化”，会是拆高就低，让北京向门头沟以外的白沟或沧州看齐，这只能理解为山顶洞人曾经居住过的荒山坡，虽说不能攀比成大栅栏，但怎么也得至少改造成复兴门一带。这种做大北京的企图实在是难以掩饰。
比如说旅游业规划不仅是要统合整个京津冀地区的旅游资源并将其分布现状以现代化道路交通连接起来，而是应当以更为贴近京津城郊与冀广大农业地区现状原生态，以发展尽可能贴近生态环境的现代观光农业为主，原有的旅游资源有效利用为辅的生态旅游与乡村人居的发展与规划思路。进而，不是扩编了城区及旅游服务区，而是转化了农村与旅游资源分布态势，来诠释乡村抚慰城市，而非城市进一步侵蚀乡村的规划信条。
在交通建设中，应当突出除去干线建设之外，更为核心与实质性的乡村适农旅游规划原则，从而有效防范京津冀地区出现农村灭绝而城市肆无忌惮蔓延的恶性发展状况。应当有一个层次分明的交通规划适应地区沟通的干线规划，适合小区域互通循环的区间规划，适当乡村流动并无碍于适农区域的生态保持以及农居乡村的接续生存的低速、有效以及生态高品质发展。
医疗也是同样应予分层界定与实施分布规划。不应盲目将医疗分布设计规划成一个超负荷的，等待全区域城市化的高密度人口侍服系统，而就应故意以城乡层次分布来限制恶性城市化进程，防止大北京城的无序扩张，被暗中助纣为虐的基础医疗建设为虎作伥。
科技发展的下乡运动有两难选择，一是驱赶出京的价值洼地排异效应，二是下乡后的科技产业何以发挥其产业效力，而同时又能凸显其新兴行业的经济带动作用的价值引领效应？这显然是一个价值背离的反经济运动趋势，人为规划的贪天之功的弊端由此可见一斑。科技兴区的概念规划，必须要引入更加具有吸引力与环境现状适应性的创新发展思路作为先导，而不能仅仅是拍脑门子的，画地为牢的搬迁折腾与所谓做大蛋糕的无脑扩张。当然，最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税收分布规划，还应坚持城乡一体化原则，避免盲目扩大城区而带来的一时发展之快与后续漫长病痛。
总之，正确的京津冀规划不是要打破这个大城市病蔓延恶化的隔离区间与城乡环境及资源差别现状，而是要保持住城乡涵养机能与化解大城市病的良方。医治病人（大城市病）不是要消灭医生（农村生态资源空间），而是要反向治愈病体，最终痊愈出院。把入院治疗看作是换个环境扩散病魔的大好良机的继续大城市病的企图，应当坚决予以制止。城市运行维护设施业态也不宜盲目搬入乡村，即使在中小城镇也不宜以盲目扩大的基础服务设施来招揽移民。应当警惕河北地区已经出现的中小城镇化过度的现状问题，排斥扩张与排斥乱哄哄的大城市病的再次聚集是京津冀规划的重要宗旨与原则。总之，京津冀规划不是包工头们再次获得撒野打横的大好良机，它是中国大城市病得以缓解的排异疗法，如果北京城能够通过此举，来一举发展出远及山西、内蒙、辽东及山东、河南与安徽等广大地区的中小城镇化良性分布态势，则这一真正科学的发展思路才体现出了战略正确。
京津冀规划还淡忘了老龄化问题，其实这才是一个城乡发展的急迫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晩了，中国现在已是遍地老人了。事实上，不要把养老地产拿去跟养护医疗中心比，也不应拿去跟城郊地产比，养老地产不是放大规模的敬老院。应还是将其当作一个政策支持的城郊高品质房地产项目，再配属老年医疗中心，护理中心和适老功能设施的多功能社区。这都需要京津冀规划所提供的空间来做文章。
三十几年来的经济历史所诠释的时代是这样的一些警句：我们就喜欢搞“土法上马”，我们也只有在“土法上马”时，才会倍感亲切而得心应手。我们声称搞的是“市场经济”，其实我们更准确的诠释了“市井经济”。我们只有在一窝蜂鱼贯而出时，才会铿锵有力，所以，我们必须不失时机的炮制出如同“大跃进”的东风，哪怕这阵子狂风大作之后，落到地面上来的只是一场毫无节制的沙尘暴！
一个北京已经够中国受了，因为这近千万辆冒着尾气的大车，倘若又被放开了闸门，那未来中国的雾霾之城就笼罩了整个华北。一个京城已经够上千万人忍受的了，更何况将它的苦楚梦魇再扩大数倍，让数千万人在散装水泥混合的无聊迷宫中倍感无奈与迷失无助。中国的大城市梦已经破碎，可经济建设梦想里的那些张着大嘴等着派活儿的包工头们却心有不甘。尽管硕大无朋的巨型城市都是祖宗选址基础上的盲目扩大，其区位的正确性与科学性都令人怀疑。中国其实没有规划学，有的只是“意志图像学”，这是我们的野蛮胎记，可我们却厚颜无耻的将其冒称为符合天伦人格的法定规制。只有在大城市发展的取舍中，在人居圈层的科学而合理的规划尝试中，人们才有可能将这十四亿人口的衣食住行侍候得体贴入微，可我们现在却仍从城市据点出发，去以体量量化发展权，以各种貌似科学的规划词藻去兑现赤裸裸的城市野蛮扩张。京津冀发展规划，可能是中国未来发展之路上的一个致命的，战略层级的重大陷阱，在此分水岭面前，战略性的踌躇不前反倒应当赢得喝彩！
老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