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微博上发了一条谈及长寿的经济学家们#经济学家#的长寿有很多例子。贝克尔（1930-2014）84岁 http://t.cn/8sg7Pkz 科斯（1910-2013）103岁 http://t.cn/RPbdhmA 阿尔钦（1914-2013）99岁 http://t.cn/RPbx4g0 弗里德曼（1912-2006）94岁 http://t.cn/RPqZQqG 艾伦·德雷克特（1901-2004）103岁http://t.cn/RP4Ri3o 

朋友 @美国中部大平原的胖胖  提到还有加尔布雷思（1908-2006），去世时98岁。

在我的朋友梁捷撰写的纪念文章《巨人加尔布雷思》中，他不仅因身高获得巨人称号，更因为其思想而广受赞誉。梁捷称加尔布雷思不仅是上个世纪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也堪称20世纪影响最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这赞誉并不过分。

从学界到政界，加尔布雷思身影挺拔，从容不迫。作为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加尔布雷思对老师的死对头熊彼特在尊重之余，也并不赞同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的看法，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在加尔布雷思看来，或许正是需要被批判的对象。加尔布雷思是在消费领域提起对熊彼特的创新概念的挑战的，认为追求新的消费物品和消费形式，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并非必要，但由于这种过分的消费追求，产生了环境和社会成本，却是整个社会要负担的，这恐怕不是合算的事情。实际上，加尔布雷思是采用比较静态分析，而熊彼特关注的是演化的思路，加尔布雷思并没有打到点子上，但他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可见一斑。

正是加尔布雷思强烈的现实关怀，使他无意中也可能是自觉的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自此，他的人生截然不同。现代经济学的数学化道路是萨缪尔森开创的，萨缪尔森是熊彼特最出色的学生。凯恩斯与熊彼特的恩怨并没有延续到加尔布雷思与萨缪尔森身上，但两种不同的趋向却依然明显。与熊彼特一直强调经济学的科学性不同，凯恩斯更倾向于实际问题的讨论和经济分析，这也是他的《通论》直接针对大萧条的原因。这一点上，加尔布雷思继承了凯恩斯，面向真实世界进行写作。

25岁就成为哈佛教授的加尔布雷思在专业水准上自不待言，但这种面向真实世界的写作如果趋向实证研究，加尔布雷思的地位可能不会像今天这样尴尬。因为加尔布雷思犯了一个作为经济学家看起来不可饶恕的“错误”，他的观点主要是规范性的。这还不算，他的写作方式是平易近人的，以至于看起来并不像经济学著作，而更像是畅销书的写作方式。尽管在亚当·斯密时代，经济学除了在实证和规范上并驾齐驱之外，论述的语言也是日常生活面向大众的语言，但在近日，加尔布雷思在圈中受到冷遇是意料中的事。英国《金融时报》的讣告中声称：加尔布雷思犯下了一个学者所能犯的最严重的罪行：他受到了欢迎。他的书销量达到数百万册，他的著作在世界各地得到阅读的和尊重。但是他的经济学家同行们却对他的去世反应出奇冷淡。

这与他作为重要的经济学家的名声并不相符。同样，加尔布雷思在中国的处境也相当尴尬，头脑简单的经济学者不愿意深入研读他，而不欣赏他的观点的经济学者又没兴趣读他，所以当他晚年那本概述一生思想的小册子《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在中国出版的时候，却是作家池莉为之写了推荐，这怕是尴尬境地的生动写照了。那么何以经济学界对加尔布雷思视若无睹呢？也许这恰恰表明加尔布雷思曾嘲讽过的“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是多么的根深蒂固。

但在我看来，加尔布雷思却是除了阿玛蒂亚·森之外，当代最接近古典传统的经济学家。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在于解释社会秩序的构成，包括各种组织形式的构成以及它们在效率上的高下。其中价格机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机制，科斯开创的企业理论强调了企业作为资源的组织模式，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等人则强调了家庭组织形式对增长的意义，还有布坎南开创的新政治经济学框架探讨了政府组织的效率。但加尔布雷思的思考与此不同，他更关心的是当下何种手段能让我们趋于一个“好社会”，而不仅仅是一个效率社会。

这种强烈的价值取向，使他在大部分问题上显得与其他经济学家格格不入，尤其是对待贫富差距问题上，加尔布雷思认为政府应该大有作为。为了反诘通常所认为的效率标准（即一定的贫富差距可以忍受只要经济增长仍在持续），加尔布雷思指出这种理论上的“卡尔多－希克斯改善”如果没有政府直截了当的措施将无法得到实行，而现实无疑是更值得关注的。因此加尔布雷思的问题就变成了在承认贫富之间存在令人遗憾的差距的情况下，怎么才能切实消除这种差距？经济政策能做什么？国家如何才能更平等更有效率地提供公共服务呢？

加尔布雷思的长寿使他见证了苏联的消亡，他认为苏联模式在回答上述问题上是不可行的，但以往的资本主义制度同样不能。因为局势发生了变化，联邦政府必须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这一点如果粗看，正是凯恩斯大政府论的翻版。但是与世人对凯恩斯的误解一样，加尔布雷思也被误解了。在承认由于禀赋导致的差异后，加尔布雷思对一个好社会的期许在于“一个人能否有成就，不应该受到可以改变的因素的限制，所有成员应该享有同等的机会”。在这一点上，明白经济自由重要性的经济学家都不会有不同的意见。但加尔布雷思的“盛名”却使他一直为持同样观点的经济学家所忽视。

在《好社会》一书中，加尔布雷思概括了他对通货膨胀与失业、政府支出与赤字、教育等问题都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菲利普斯和奥肯都指出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反向关系，但加尔布雷思却提出我们更应该容纳失业与通货膨胀这一尖锐的现实问题，出于对穷人的同情（这可能与加尔布雷思出生于农民家庭有关），加尔布雷思认为经济政策弄错了一件事情，保证充分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不应该是政府手上的替代性工具，而是应该先保证就业，因为就业能保证人的自由，人们工作不仅从中获得工资，更获得自由而非无所事事造成社会困境。加尔布雷思指责不关心就业问题的人应该反思由失业造成的社会成本。

加尔布雷思对政府赤字的观点也值得我们思考，他认为将政府财政大量用于军费而不是帮助穷人或者增进我们后代选择的机会是不可取的，由此造成的赤字更是令人担心。政府应该提供更加有效的公共服务，而这些服务应该致力于改善平等，以及增进我们后代的福利。由此自然而然的，加尔布雷思就提出一系列限制军费开支的主张，并且改革精简政府。他认为政府应该将财政更多用于增加就业机会、处理环境问题、解决移民问题、提高教育水平等问题上，尤其是教育上的开支将会有利于下一代的选择，并改善穷人改变自身处境的机会。这与多数支持教育的观点也并无二致。也正是在教育上，在哈佛的课堂上，他获得与熊彼特同样的赞誉。

但他的主张却与通常所谓的资本主义不尽相同，市场方式在加尔布雷思看来是政府可以采用的一种手段，但在经济手段之外，人类还有其他手段可以用来达成一个“好社会”。加尔布雷思不懈地以好社会的标准来比照现实世界，也正由此，我们从这个角度或许能真正理解他的观点。他，是资本主义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