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随着时代演变，社会问题也会随着变化。人类原始社会时代属于自然社会形态；当出现私有财产并形成族群而逐渐演变形成人们指认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时代属于独裁与极权社会形态；随着争斗与交融轮回上演，人的思维在这种轮回上演的过程中产生质与量的变化，哲学也随之派上大用场，而又当人类社会进入工业革命和当代商信时代，这个时期属于专制与强权社会形态，这一时期或许将是人类漫长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将会是自由民主社会形态----前提当然是人性持续的自我完善。

只要存在人类，人类社会就会存在，人类社会的各种运行状态也就必然存在。

人类社会随着不同时代的运行形态演变产生不同的范式思维。然而，由于范式思维受地缘社会制度与历史视野的差异影响，社会模式的构建必然不同，人的思想必然伴随与生存环境交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影响人类自身的思维观念。哲学不只是在于对当下社会存在现象的一种回应，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变化的规律的超越性洞察。因此，我们不能总是停留在或者是无实然意义的周而复始地对现象作一些肤浅和片面的诠释的层面，应当细微观察存在物自在的演变时代特征与形成演变的自然效应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时代特征是哲学影响力的源动要素。因此我认为，中国哲学的前沿问题是研究时代性问题。

那么，时代是什么？时代性又是什么？我的简易回答是：时代是指时间存在过程，时代性是指存在过程的范式特征；而这种范式特征又存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任何时代，人们不停地思想,思想生存问题，思想存在问题。当下社会的主要三大问题（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是社会哲学讨论已久的。我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是文化问题，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政治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经济问题。这三大问题是永久性时代性特征。而中国哲学主要注重文化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种趋向于文化方面的社会论理哲学。

人的思想变迁源于时代性变化。“变”是自然存在的客观现象，存在与虚无是互变的永恒对应。可以说，存在指是存在，虚无也是一种存在。任何存在都随着时间而转化亦或改变原初的存在寓意意识。中国的哲学思想难以随着时代的变化应变，我们可以把这种非应变指称为不变通哲学。其实中国《周易》就提到变则通，通则变，不变则不通，不通则不变的哲学思想。可见这种根植于注重文化层面的墨守成规的哲学思维更是易于忽视时代性。这说明了悠久的中国文化独特性内含和它天然的不易融合性所呈现的自信特征。

中国哲学思想特征表明，中国的哲学思想是为思想而苦事冥想亦或是对现存自信思想的取舍性诠释，对社会显现一份荣誉，对政府呈现一种服务，甚至出现西方误认为中国无哲学的言论。由此可见，中国哲学缺乏甚至顺然蔽塞对思想的问证，更无系统性理论思维。由于这种缺乏导致对事物关联性和多样性认识的时代局限性越发明显。可见思想的时代局限性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中国哲学一般所指是以儒、释、道中国三大哲学思想体系亦或是哲学派系。一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儒家）称“儒”。儒学一直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存在，长期居于社会主流思想地位；其次是以印度乔达摩悉达多创立的宗教（佛教）称“释”。佛教为外来宗教；再其次是以中国老子创立的宗教（道教）称“道”。道教属于中国本土宗教，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种民间宗教。道家哲学的核心思想是：天地为道，道法自然。《道德经》既是对世界万物自然运行阐释精深的洞察，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深度的解释。老子相信“物极必反”的正义原则。《道德经》倡导：无为而治。这是中国最早期的政治哲学，它比西方提出政治哲学的创始人苏格拉底早于约100年。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教化人的行为规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是儒教的社会论理思想；佛教为规劝教义，“仁慈”是佛教的核心思想，因而外来的佛教文化易于融合中国文化的基础则在于其与中国儒家思想推崇“仁”性的共通之处。

我们一般可以这样理解：儒学是顺应哲学，儒家认为自然不可为之，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应当友好相处，友好的前提是倡导仁爱，仁为善，爱为亲；而挚爱至极会转变为恨，恨则施罚，罚则无道；所以，儒学提倡人的行为规范，倡导人与人要爱憎分明，而且儒家《论语》（一本首创体语录，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该书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重大影响。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初学必读之书）言喻尊崇论理等级意识和主从理念的尊卑尊重；“释”所指是佛教超脱哲学，即无为而超脱时空而自为；“道”是自然哲学，自然生态为道，生态自然同为道。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共同经典为《周易》，而实则“儒“、“道”是两个对峙的不同文化思想观念派系。

儒、释、道三大哲学思想派系，派生异同性各自延续，并且长期影响中国社会的范式作为，而且不同程度影响中国人的生存与生活理念。中国号称五千年中华文明，无论人的视角、视野、视域怎样转换生成新的认知理念，中国哲学的中华元素根深蒂固，要解释这种自信极为不易。我认为这是中国传承文明基础稳固的特色所在。

中国儒家注重思想培养，人的个性无疑消融于这样的思想“培养”，而实践证明这种“培养”无法给培养个人自身的创造性。可以说儒学是另类哲学，或者说是哲学的另类；因为儒家无系统性的哲学理论体系。道家源于中国《周易》（也称《易经》），《易经》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自然哲学与伦理哲学源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是古代中国人的智慧与文化的结晶。《易经》在中国被誉为“群经之首。可道家只是开启了哲学之门而无以既往地投入其中进行深度的探究。

很显然，儒学关心人的行为规范和理想；佛教关切人生意念自身；道家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然而，中国哲学主流却忽视自然规律，而且不乏信奉“人”有超常的不可战胜的无限意志，“人”不但可以改变自己，还能够改变他人，甚至能够改造或征服大自然。

因此，随着时代的演变，儒家因势利导的人生哲学也就自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文化语境里可见，儒家一般都是排列前位，而历史悠久的本土道家则排列其后。这是为中国受其固有文化生成意识而自然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集成体现和顺然融合本体论自辩原则之使然。

然而，仔细观察中国的哲学文化就会发现它显现诠释与解构的双重传承特征，有时只会是望文生义，有时是为了某种目的自然按照既定含意断章取义。例如，孔子的十大门生之一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句话并非只是告诉我们学习好就能做官，而是告诫人们“做官前”与“做了官”后要牢记学无止境的精神。应该是论述 “学”与“仕”的关系，它体现了儒家教育思想的一种愿望与和意图。可后来教育者只是把 “学而优则仕” 刻意灌输给受教育者，却忽略前句“仕而优则学”的真实意义表达。这种刻意而为证实了我们的文化传承的随意性、可塑性和对应性。解释“相互关系”的哲理性却被模糊、被取舍，不排除有时会被扭曲作者原文的真正释义。这也说明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思维缺乏周密性、严谨性、逻辑性、系统性等等理性思考。

中国社会哲学史大凡显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祀于“学”，佛教则祀于“寺”，老子则祀于“观”，原本三家派系各俱定制，各不相混。可是，随着时代变迁有时也会流行将孔子、老子、佛氏并祀于一堂。这正好可以印证中国哲学偶然性有为的时代性跨域，可却又难以超越社会自然章法显现其固有传统文化的非理性思维，而且更是缺乏融会贯通的时空恒信之包容性思想。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得知，中国哲学思想浓烈依恋自身传统的态度和必然产生顺应自圆其说的随意性与排他性。因而中国哲学很难融合时代特征，而且很难接纳择优原则所塑成的理性意识。

故此，渐进改变传统文化和传统视野，朝向时代性维度共筑共通共识的人类共同的先进的普世生存价值理念，是中国哲学研究不能回避而且必然需要面对的时代性问题。马克思曾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这里指的“世界”可以理解为全人类社会。

马克思推崇实证与实用哲学，历史唯物辩证法成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辩护。马克思的实证哲学是立意改变当时社会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既有形态，为这一实用作辩护的经济学卓著《资本论》构成马克思的实用哲学思想。马克思借助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批评资本主义社会，解释说明社会主义社会。鼓动全世界无产者（贫弱群体）大联合（起来斗争），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共同构建社会主义社会，最终目标实现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虽然马克思的预言大部分不正确（对资本主义是不正确的，对社会主义目前也不完全正确）。但这种极具时代性的思想触动了人们思维的异化与人类社会的变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运行轨迹可以佐证当今这种变迁还在进行时。纵观人类生存的社会时空，这种变迁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人类自身的思维进化与善意将怎样演变？需要持续观察人类社会的实践效果并可验证人性的绝对可完善性。

哲学尚若被存在茫然现象所迷糊并错以诗意般的陶醉来替代思想智慧，总是难免在缪误的区间徘徊中诠释先前的经验哲学为己所用。中国哲学如何应对和挑战自身的盲区与缺陷，需要哲学家对时代性的哲学思考与洞见。

时代是对时间的记忆，时代性是对时空的领悟。人类社会的过往历程，用哲学语词可表述为过往现象。“过”是过去时，“往”是进行时。哲学的任务在于对“过去时”与“进行时”展开洞察与探讨，探讨者（能排除任何干扰的个人独立思考者）的哲学智慧体现于具有超然的时代性特征。尚若哲学藐视时代性特征，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哲学本能的思辨精神与政治理论的排他性的怀疑态度之间发生难以调和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必定引发周期性的人类生活不安或者是社会动荡甚至是灾难。根据中国社会哲学史可以印证中国哲学的发育迟缓的原因在于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与政治态度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

社会实践证明中国的哲学疏远政治，这与中国文化传承特征和特色集权政治体系有关。哲学是人类洞见自然生态的最高智慧，人类如何更好地生存？为此要研究人的本性，研究社会公正的本质， 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依存关系，这些都是哲学要探讨的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的核心就是社会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优劣决定受用这种制度的群体人的幸福观好坏。政治哲学就是研究这些问题的科学，其宗旨在探讨人类社会最好的政治制度。政治哲学的创始人雅典人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因坚持自己的观点被不同政治观点的政府处以死刑；生于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指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约翰·洛克（1632-1704）的《政府论》曾被西方称作政府改革的圣经；有史以来少有的几个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康德（1724-1804）的政治哲学理论倡导“立宪政府”；18世纪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之一的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制衡政府权力的主张，这个主张要求政府的三种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孟德斯鸠指出：如果它们中任何两个或全部都集于一人之手，权力就过分集中而得不到足够的限制。一个无限制的权力政府，一定不是一个好的政府。

如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新型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密切关联的--现代化文明的——社会时代，这一时代特征已经或正在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改变人类的自我意识。新型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信息，正引导人类进入虚拟的人生历程，导致虚拟哲学或者说是微信息哲学的产生。因此，数字信息与人文精神的新思考，形成现时代性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已然改变原有的哲学思维，从原有的物质与意识的基本问题实现新的跨域，人类社会发展的全方位的哲学思考已经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思维空间。数字化，信息化，自然生态，自我意识，符号影像，互联网与转基因，新媒体与网络语言，改变了原有的表达方式，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对外来信息的受用方式已经超越了原有文字语言的局限性表达。高速度的高效率的瞬息万变的信息化虚拟空间改变着人的原有思维定式。

由于人类社会制度的差异性导致的不公正和非理性的存在现象已经经受着严峻考验，随着时代的快速进步，人类智慧百花怒放式的争相并发，随之冲破禁锢，就连原有的宗教信仰也正在悄然变化，从而人类智慧的超越性发展与改变，引发了哲学视域的变化。因此，换位思考也就必然要面对现时代的新存在的不平等和新发生的不公正以及因此引发的新旧思想意识之间的新矛盾。而怎样洞察引发这些新问题的时空成因和怎样改变这些问题，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如何理性善对待自己又如何善待他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这个时代，全球化迅速改变着人类社会，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宗教文化、政治经济以及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的变化，现已引发人类生存意愿的重大思考，人类现已悄然改变原有的单纯与蔽塞状态，丰富多元的个性化意识与个性化人格的彰显如汹涌潮水般势不可挡。然而，人类社会面对如此汹涌的潮流，使我们感到固有传统的效能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原有的地域性存在的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正在被改变。比如，现时代的全球化经济运行，经济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进程迅猛推进，而发达国家在这一进程中稳居活跃优势，发展中国家紧随其后，发展落后的国家远掉在后。联合国国际组织发布人类生活指数表明，现时代的贫富差距巨大。进而因巨大的差距不断加剧而引发必然的区域性冲突，又继而激发区域性民族情绪的高涨，同时发展潮流又对固有文化自信的陈旧意识正在形成空前的冲击。随之而来的民族情绪和大国情怀致使激进意识形态涌现，在我看来，这种激进意识形态复燃带给人类的将是焦虑、危险甚至生命的代价。

面对时代性的哲学思考必须具有兼容意识与包容精神，这种新意识就是新时代的新理念和新思维。思考是一个永久性问题，有问题必然有提问。希尔贝克.伊耶在《西方哲学史》导论中这样说：“哲学的主要任务是提问，别人可以在我们提问的过程中提供一些帮助。在一本书的末尾—甚至一本书的开头—找到那种“终极”回答，这种可能是不存在的”（《西方哲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导论中这段话借喻《道德经》“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句中国名言。

时代性具有浓烈的现代特征。我认为中国哲学动态的现时代特征：一是中国的哲学研究方式紧扣文本作诠释式解说；二是研究方向回避或顺应政治；三是研究成果无社会效用。时代性是哲学研究的永久性问题，更是当下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问题。

今天，人类在21世纪已经走过了十余年。但是，这十余年中国走的不轻松，世界其他国家走的也不轻松。哲学虽然不能让人类轻松下来，但哲学可以提醒我们不能走得太不轻松，要不然人类难免再次遭遇人类自身酿成的苦果。

过往历史性状表明，人类社会无论是何种社会形态，不可以无视人类自觉，不可以无视人类自然法则，不可以无视人类先进的文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