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立场:

上下不同声之各级地方官员

——国企改革再出发系列评论之十九



地方党政主官其实是中国行政官员体系中最无奈的一群。虽然有科学发展观作为新执政理念，虽然都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挂在嘴边，并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了，但是GDP的点数增减，仍然是每一个地方党政主官压在心底的“阿喀琉斯之踵”。年终总结，届满述职，GDP仍然是最能说明官员能力和勤奋的指标。中央评比地方，上级考察下级，仍离不开GDP数值内容。于是，就算再有个性的官员，再怎么有创新的发展理念，一谈思路，一抓工作，还是离不开GDP。

当然，抓GDP有点类似吸毒，也许刚开始会抗拒，也许过程会有痛苦，但是个中的美妙感受会与日俱增，直到无法舍弃。个人的升迁，裙带的利益，同僚的排序，脸面的荣辱，都维系在不断增长的GDP上。越往权力基层走，这种力量越强烈。

地方国有资产就是地方GDP牌桌上一张可以变着法子打的牌。

这张牌怎么打，完全看地方党政主官个人的理解水平和能力了。

如果一定要笔者给这个官员群体贴个国企改革辨识标签的话，就是这三句话：GDP第一，公有制第二，民众福祉第三。

与中央企业要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目标不同，地方国资是政府强有力的调控工具，首要目标是要在当地经济发展中起带头作用。可以利用各种扶持政策，或者是资本市场的快速通道，将地方国企突然做得很大，也可以将之作为诱饵吸引国际战略投资者进入，还可以向私营部门以“战略重组”的名义敞开胸怀。以上这些行为都可不同程度地带动地方GDP的增长，带来暂时性和阶段性的更多税收和财政收入，促进当地就业增长。

省级国有资产特别是计划单列市国有资产大多聚合在省会等中心城市。于是，围绕“经营城市”的新兴施政理念，在政府的强势主导下，近期各省的国有资产资源加速向城市基础建设汇聚。比如重庆的“八大投”，承担了重庆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城市路桥、供排水、农村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投融资和其他公益项目建设。外界对国资投向利润不高的基础设施，信贷风险是否可控抱有疑问。国资委方面的解释基本代表了一种“曲线救国”的理念：“虽然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但等于把重庆的投资环境建好了，吸引了大量投资，最终把重庆的经济搞活了。”（崔坚，2011）截至2011年末，“八大投”资产总额近6000亿，占整个重庆市国有资产的约40%。而广州市政府为了办好亚运会，为改善广州市政建设而成立的“城投”、“水投”等运营机构，其资金运作背景一直是秘而不宣的。其中被省政协委员孟浩以“蓄发明志”之态而要求公布的“广州市政府第39号文”，成为媒体和公众围剿的焦点。

可以勾画出这样一个趋势图：从党中央国务院到省级政府、地市政府、县区政府，越往下走，对国有经济的认识差异越大，从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向现实中的地方GDP增长需求渐变。到了县区一级，跟当地党政主官谈如何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作用，谈如何搞好国有企业和加强国有资本收益管理，基本上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从上往下，地方国资委对本级政府行政权力架构的依赖，呈逐渐加强之势；对“直属特设机构”作用的发挥，则呈逐渐弱化之势。在实践上，各地市县管辖的国企大小不一，因而对策上也是介于管与不管、卖与不卖之间。

由此而论，地方官员、地方国资委官员在事关国企改革与发展问题上的表态，就完全呈现出一派春秋战国的纷乱之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