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不同于书评，需要寻找足够的理由来令人信服地证明其良莠。读后感立足于读者，只要能够被打动，自己觉得好便可以了。书评没有说服力，人家可能会说你不专业。而读后感没写好，却不会有人责备你，这只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例如，你要评论哪首流行歌曲好不好，不免会以偏概全。但是，如果你说喜欢哪首歌曲，因为它能够深深地触动你的内心，却是不会引来任何的争议。

读书和听音乐是一个道理。以丹·艾瑞尔的《怪诞行为学》为例，它最早吸引我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书名“怪诞”二字，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二是其出版社为“中信出版社”，我一直有购买和阅读这个出版社的期刊《比较》和其他书籍的习惯，感觉每本书的质量都还不错，物有所值。《怪诞行为学》给我的第一印象，可能是类似于我曾经读过的《超爆魔鬼经济学》，谈些人们对常识和经验的偏见与错误认识。做为一个理性人，花几十块钱人民币就可以买到这么精彩的书，自然是我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其名“怪诞”并不是作者的本意，而是翻译者为吸引读者而发明创造的，书的原名是“可预测的非理性（Predictably Irrational）”。事实证明，翻译者的创造并不是毫无用处，其他人怎么想我不知道，但至少有吸引到我的眼球。

对理性的批判，并不是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开创。自亚当·斯密以来，关于理性的假定就一直饱受争议。然而，却很少有人能像丹·艾瑞尔这样，详细分析人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所表现出的非理性行为。其中，有不少是我们认为自己做出了理性选择，而实际呈现的则是非理性，人们并不能因为认为自己理性而做出理性的选择。

微观经济学因为注重价格决定机制，而往往被称为价格理论，其本质是基于人的理性假定，认为市场通过供求关系能够自我调整到均衡水平。艾瑞尔则认为，古典经济理论高估了消费者对价格的反应，因为人们的消费存在“锚定效应”或“幼鹅效应”。据说幼鹅会认定其出生第一眼见到的生物为“妈妈”，这种行为往往被自视为高级动物的人类看来很好笑，但事实上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例如，做为老师，你可以将自己班上的学生划分为A和B两组，你可以邀请这两组学生来参加你即将举办的讲座，你要求A组学生每个人都写下他们愿意为听你的讲座而支付的价格，而要求B组学生写下他们因为听你的讲座而要求你支付的价格。这样，你很快便能得到两组不同的平均价格。但对你而言，一个为正，另一个为负。同样的服务，对于类型相同的消费者而言，却产生了完全相反的需求价格。因而，消费者并不总是根据自己的偏好和满足程度来形成支付意愿。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你给A和B两组学生分别预设了不同的“锚”。

再比如，给你两个选择：一是进口巧克力，10元每块；二是国产巧克力，5元每块。现在都优惠售出，其中进口巧克力5元每块，国产巧克力1元每块，规则是每人仅限购买一块。艾瑞尔的实验结果表明，多数学生会选择进口巧克力。因为进口巧克力的优惠幅度是5元，而国产巧克力的优惠幅度是4元。根据经验，进口巧克力的口感一般要高于国产巧克力，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理性选择。但是，如果两种产品再同时加大优惠力度：进口巧克力4元每块，国产巧克力0元每块，规则还是每人仅限购买一块。相对价格没有发生变化，而实验结果却大相径庭，多数人选择了免费的国产巧克力。但实际上进口巧克力的优惠幅度为6元，仍然要大于国产巧克力的优惠幅度5元，且不说二者的口感，但“免费”的诱惑却让消费者做出了非理性的选择。

类似的事例太多，艾瑞尔在《怪诞行为学》中做了大量的详尽的分析，这里不再赘述。但艾瑞尔的分析却让我想起了另一位伟大的学者，行为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同样的事情，如果用卡尼曼的方法来分析，却别有一番滋味。卡尼曼认为，人的大脑存在两个系统，不知其名姑且强为之名曰系统1和系统2。其中，系统1根据感情、经验和记忆等因素作出判断，它反应很快但容易出错；系统2根据逻辑和推理做出判断，它反应很慢但不容易出错。系统1很勤快，但系统2很懒惰，我们日常的生活、交际和娱乐经常由系统1支配。

在面对诱惑时，我们往往会听从系统1的指挥，根据经验和直觉做出错误的判断，例如面对免费的巧克力，我们总是禁不住诱惑，而做出非理性的选择。但是，当我们面临重大决策时，我们就会启动系统2来进行甄别。例如，当你面临的选择是免费上江西财经大学，还是每年交1万元学费上北京大学？由于关系到未来的前途，这时系统2就会启动，指挥行为人选择后者，从而不会被免费所诱惑。

尽管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非理性的，但我们总是不经意地做出非理性的选择。艾瑞尔告诉我们，要减少非理性行为，就必须跳出相对论，学会选择和自我控制，更需要懂得放弃。卡尼曼则告诉我们，为了避免非理性，不能听凭系统1的摆布，要经常启动系统2，多阅读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