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获政治局通过”。在以“央企薪酬改革”为题的专栏下，媒体是这样描述这件万众瞩目的大事的：“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部署央企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央企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

　　报道中说：“央企降薪潮冲击五大行 高管们人心惶惶：你降了吗？”这有点夸张，因为此事吹风已久，央企高管应该早就有“降（xiang）了”心理准备，所以“人心惶惶”应该只是记者想当然的猜测。若说前几个月，可能确实“惶惶”过，但现在楼上的另一只靴子已经“落挺”，再“惶惶”就太不淡定了，有辱“高管”斯文了。

　　有媒体披露了一些很具体的“薪改方案”，说“央企、国有金融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将削减到现有薪酬的30%左右，削减后不能超过年薪60万元。”还有更具体的，有说中石油等年薪超百万的将降到36—60万元，中石化等年薪近百万的将降到30—60万元；也有说国有银行高管年薪将告别百万。但是，对于降薪的评价，也有一些另类的声音，譬如“薪酬削减70%可能性不大”， “最终方案会很复杂”，不一而足。

　　显而易见，前文中最扎眼的词当属“百万”。对社会公众来说，这样的年薪，是个天文数字，或者杜撰个词，叫“天时数字（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现有媒体透露的“方案”中拟定的薪酬整个从7位数降到了6位数，或许可以叫“地理数字”或“地利数字”，同时也以此区别于对公众来说更具亲和力的“人和数字（除了当事者自己谁也不会反对）”。

　　当然，对于年薪数十万，相当一部分人仍然会不满意，因为这不啻是很多工薪劳动者劳动生涯中收入的半数。因此有人说，国企老总大小也是个官，应该参照同级别公务员的工资标准受薪。这样说，就薪酬标准而言，似乎可以“人和”了，但却于市场经济的规律不符，有点过于理想化。

　　平心而论，国企老总其实并不好当。通常的解释是“企业管理风险大、责任大”，其实这并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要给出更为全面的答案：还需要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出发作分析。社会学的“社会角色”理论认为，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常常要扮演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而社会又必然会对这些角色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进而形成各种各样的规范。然而，有时候，一个人扮演的不同社会角色之间会起冲突，这会使当事者陷入困境。现在有句话非常时尚：“要当官，就别想发财；要发财，就别想当官”。但是，要是有一个社会群体，恰恰必须把当官与发财这两个相互冲突的角色集于一身呢？在现实生活中，这就是国企老总。

　　有人会提出质疑，当国企老总，是为国家、为人民创造财富，而不应该是为自己发财。这样说，从伦理上看很有道理。但是，实际上，一个人在经济领域的成功，莫不与其沉溺于发财相关。问过一些企业界的成功人士，钱太多有什么用？他们的回答有点王顾左右而言他：挣钱有瘾。若以心理学的理论去解释，恐怕又会多出一个“××综合症”。但是，事实上，在为国家挣钱和为自己挣钱之间，有时界限会很模糊。如果能够做到泾渭分明，那敢情好；要能做到散财有道，那就属于“圣人”的级别了。一些曾经非常成功，为企业发展做过很大贡献的国企老总，最后就是没能过得了这一关，非常令人惋惜。所以，若从保护同样是普通的饮食男女的国企老总出发，薪酬多少，恐怕要宽严适度。

　　另一方面，也有些国企老总喜欢把自己与私企、外企的同行比，认为自己挣得少了甚至太少了。这种态度，必定会触犯众怒。因为国企老总总是有一层官员的身份而且是中央组织部的“部管干部”（这在官场上是十分可以引以自豪的）。何况在体制内，政界与商界之间也的确有快捷通道，国企老总和党政官员之间的“交流”如同舞台上的“将出相入”，实乃易事。再说，多数的国企，是靠垄断乃至行政垄断吃饭，赚钱赔钱又都“旱涝保收”，而私企、外企的老总，纯粹是市场化的就业，完全凭本事吃饭。所以，恐怕要给予一个忠告，即时下坊间流传的“不作死就不会死”。

　　那么，怎样才能“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央企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呢？怎样在薪酬方面做到宽严适度呢？如前所述，“天时（天文）数字”已经注定要成为历史，“人和数字”也许太理想化，所以中庸一点，取个“地利（地理）数字”吧，人既在其位，则须谋其政，得其所。能否确定这样的原则：

　　其一，基本工资，与同级官员相同，理由就不用赘述了。其二，绩效工资，也可以叫奖金，须看业绩。关键在于怎样评估业绩，挣得的利润是多是少还是亏损，肯定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但还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服务对象是否满意，二是属下的职工（包括农民工）是否满意。当然，若是做直接的评价，多数国企恐怕都会不合格。所以建议采取间接的方式，就是先做一个基线调查，然后每年看其改进多少。当然最终也得有个绝对的杠杠，譬如80分、90分，到那时就可以以直接评价为主了。其三，履职待遇、业务支出。对以往的履职待遇、业务支出进行研究，剔除不合理的部分，然后确定支出的名目。再核算一个实事求是的“支出待遇包”，实行包干；或者设定一个上限，节约有奖，剩余部分实行企业和个人分成。

　　最后，所有以上所说的薪酬收入及完税情况都必须每年公布，理由是他们有官员身份，所以是公众人物，他们的薪酬不应该是“商业秘密”。在舆论监督的同时，每年两会期间，可设专门的会议，由人大、政协对此进行质询，使监督能够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