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定下２０１５年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基调。考虑到２０１５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环境更趋复杂，政策操作将面临新的挑战，建议宏观调控以“盘存量、控增量、提效率”为主要着眼点，继续加大政策创新力度，注重政策合力、提高政策效率，这是在“短期与长期”、“周期与结构”、“风险与效率”之间取得平衡的关键。为此，２０１５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该何去何从？

首先，未来货币政策取向是“补缺口”而非“总量放松”。随着美元进入强势周期，外汇流入将出现缩减甚至负增长，从而切断我国基础货币主要来源。应坚持“量价兼备，张弛有度”的原则，央行盯住“流动性水平”而非“流动性总闸门”以提高货币政策的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货币政策不应排斥总量工具，应适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而提高货币乘数。

虽然央行在２０１４年末已经启动降息，但２０１５年我国货币政策仍有进一步动用利率杠杆的可能性和空间。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央行逐步退出常态干预，２０１５年央行口径的新增外汇占款会进一步下滑，在基础货币需求变动不大的背景下，意味着２０１５年基础货币缺口将更大；另一方面，考虑到当前全球不确定性风险依然频出，国际大宗商品、能源价格进入下行周期，而国内去产能过程缓慢，特别是美国１０年期、３０年期国债收益率仍处于历史低位，因此，如果美联储不提前启动加息，我国货币政策仍存在进一步降息空间。

其次，央行主要货币政策目标应是降低社会实体融资成本。未来我国需要逐步确立以利率为操作目标的货币政策体系，加强货币政策对短期、中期和长期利率的引导，有效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一方面继续增加直接融资比例，另一方面继续引导利率下行。利率框架不妨以“短期利率走廊＋中期政策利率”为框架，主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降低正回购利率等引导货币利率下行，但相较于短端利率，中期政策利率对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至关重要，因此需要不断创新完善政策工具箱，ＰＳＬ、ＭＬＦ等引导中期政策利率的新型工具须进一步推出。

第三，货币调控强调与实体配合避免“脱实向虚”倾向。近两年来，金融和政府部门创造的货币增速在提升，而居民、企业等创造的货币增速下降。货币结构变化所反映出来的一个重要转变是中国货币创造的“脱实向虚”倾向。因此，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在重点发展产业领域要保障适度流动性，实施定向、定量、定期宽松。特别需要采取创新融资工具，鼓励金融机构加强和改善对创新型企业、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信贷支持，加大定向支持力度；确保实现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和增量“两个不低于”目标，即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水平、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不折不扣地将定向宽松政策落到实处。

第四，放宽存贷比限制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效率。改革主要思路是“降低分子，扩大分母”，未来可以考虑存款端增加稳定性较好的金融工具款项，比如同业存款、同业存单、创新类金融产品等主动负债工具，其流动性接近于存款性质，可计入分母；在贷款端比如再贷款、小企业专项债等与资金来源相匹配的贷款应从分母中扣除，这样将大大提高货币存量，显著增强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五，优化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推进政策框架改进。在央行体系中，需要优化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推进政策框架改进。随着国际收支趋于平衡，以及前些年受制于汇率和结售汇制度安排的被动投放——外汇占款压力已经减轻，我国货币供应条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需要调整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和结构，增加和调整国内资产规模和资产组合为实体提供流动性。

第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盘活财政资金”已成为影响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核心问题，就长期来看，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简政放权，通过统筹预算，压缩政府规模，减少财政收支规模，从根子上解决财政支出“虚胖”的问题；在短期内，需要清理、归并，合理安排预算支出。

第七，加快推进税制改革。２０１５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全面完成“营改增”，要通过结构性减税“还税于民”，清理各类税费，调整税制结构，稳定税负、定向减税和调整支出结构，向科技创新和民生领域重点倾斜，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释放居民消费能力。

第八，尝试发行永续国债。扩大国债的发行规模，增加央行和商业银行国债持有比例。我国国债负担率为２０％左右，远远低于国际上６０％的警戒线，国债发行的空间充裕。由于公共投资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的公益性建设项目，由于建设资金需求量大，为弥补资金缺口，地方政府不惜对外举债、背负利息。可以尝试发行永续债等新型债务融资工具，用于公共基础设施、重大民生项目等长期投融资，也可以增加居民融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