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论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明显趋势触及中西人学的合法性难题。
论点延伸·人本质的全面发展一定跟制度生产关系的合法性密切相关。
14·经济伦理中的全面人本质·上篇
人是什么？搁“好省事”的中国百姓看来，很简单啊，人就是人嘛！然而，这却是一句没破题的真理性废话；人是什么？这始终是个自西方古希腊以来的哲学问题，更是现代哲学没有解决的基本问题；人是什么？搁儒家文化看来，就是人性是什么，人性善或者人性恶，意味着你怎么站队，是孔孟一脉，还是荀子门徒；人是什么？搁马克思那里，就是人本质或人本质的全面发展究竟是什么？准此意义，这始终是个哲学人学问题；而在经济伦理共同体的体性预设角度看，人是什么？地地道道，归根结底是个哲学人学问题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明显趋势触及中西人学的合法性难题。对于人本身的认识，中国百姓跟专业思想者当然不能比，就不说了。现当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反映到每个人本身，其实就是马克思跟孔孟六只眼相对盯着中国人。马哲人学跟孔孟人性论如何在中国身上百姓相处，他们各自的合法性怎样？能否河蟹起来？这的确是成问题的事情。
在经济伦理共同体的体性预之下，人既应该是经济财富人，又应该是伦理道德人，同时，又不应该是二元分裂，而是二元一体的，是经济伦理共同体的体性完整之人。以此观之，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本质或人本质的全面发展究竟指什么？比如，仍指向遥远的共产主义？还是指向每一个当下？公平考问，孔孟的“人性善”究竟指什么？比如，指向哪个价值角度？“人性善”是当下的应然而已然，还是将来的应然而未然？如果是应然而已然，分明是扯淡；说应然而未然那就等于在想当然，为什么？
明明人性在利害关系中已经开化，姑且不善了，人性分明都在“互利”中渐渐向“互害”的深渊滑落着。可见，因为“人性善”所以“人性恶”，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的人性悖论。中国蒙学读物《三字经》开篇就想到，得解决这个讨厌的人性悖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可谓脍炙人口，中华百姓妇孺皆知。
打个比方，人性在利害关系中已经开化，就像一颗种子的完整，从一苗嫩芽，长成了参天大树，一，变成了多；简单质朴，变成了机巧复杂；朴，变成了散。那么，如果说“人性本善”，分明指人性关于利害的认识不开化，或号召华夏民族回到不开化状态。其实，孔孟跟中国百姓都默认，这怎么可能嘛！所以，无论“人性善”还是“人性本善”都在想当然。人是什么？问题跟答案只在原地打转转，说了等于没说。希望善，还没善，本质上，性善论还是一句真理性废话！
而造成人性悖论和真理性废话的原因，就在于“人性”这个概念有问题。相比之下，人是什么？其实是问人本质是什么？就是人本质或人本质的全面发展究竟是什么？在逻辑上，它分明是个认识论期待。如果，孔孟抢先了两千多年回答说“人之初，性本善”，等于驴唇不对马嘴。千古命题的认识论期待表现了哲学人学的迫切性，而中国儒学伦理学答案表现了中国文化的含糊性。而且，不独儒家，中国文本中的模糊范畴无所不在。
说来也难怪，中国文化，尤其是后世儒家对待人的问题，多数是拿道德推理存在背后的伦理秩序。用经济学的“污水定律”解释，一杯水滴进一点污水，那么，整杯水就成了污水。中国人在道德实践上是不能有一点污点的。同样的伦理现象，你说是人本质，我说叫人性。你马克思那个人本质中如果有伦理道德污点，那对不起，我孔孟之道就敢说你“人性善”被污染啦！中国文化厉害吧！在对待人性得失上，中国人喜欢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又不是圣贤，谁能没个过错呢？意思是，圣人，千古完人，是没有过错的。
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述，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摄相，就是兼具鲁国公安部长，还兼管意识形态舆论导向。孔子诛杀少正卯，用强权诛杀思想异己，公然暴尸三日制造恐怖气氛。以此观之，儒家的性善论跟“君子和而不同”一样，不是说说而已，不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还是讲究如何利用时势的，还是觉得，直接拿制度武器进行思想批判更管用。孔子急切利用职务之便翦除异己，开创高级知识分子党同伐异的先河。然而，后世儒家对发生在先师孔子身上的悬案是讳莫如深的。作为历史悬疑，如有直接的历史证据证实，此事儿根本没发生过，这对整个中华民族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但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借助于制度武器对思想异己秋后算账，那么，这么个优良传统，到底是从什么时代开始的呢？再说了，孔夫子周游列国，到哪儿都不受待见，惶惶如伤家之犬，真的全如后世儒家门的暗示，全因为当时的君上不理解“忠恕仁爱”？儒家经典中例子处处都是，比如，忠恕仁爱，有教无类，就是偏不爱三类人：一是思想异己；二是小人；三是社会边缘人，边缘人，就是下人。爱听孔孟之道，那就爱。想想看，整个社会结构，除了这三类人还有人么？像伏尔泰那样的阳光态度，在儒家文化中是没有的：“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那么，像伏尔泰那样的是非态度，就像公平的阳光一样，到底出自于哪儿？哪来的？本论认为，道德与善恶究竟是什么，并不见得将由道德行为本身来证明，而由道德行为上空的伦理秩序和价值秩序来证明。在模糊范畴无所不在的中国，什么是可信仰的伦理秩序和价值秩序？到现在，这还是一个有待拨云见日的大事情。
勉为其难，如果把儒家的人性论看成一棵未开化的种子，文化种子，是中国文化的总命题。那么，中国文化，虽然在人性的总命题上厉害了两千多年，但终究还是对“利害”关系的所以然含混不清！我们在《划算性思维的经济学意味·中篇》提到过，单维度的伦理划算，必然导致后世的儒家因失去经济人格的独立支撑而成为某种体制的附庸。划算了，却不究竟。于是，中国道德的精神下限一直处在隐晦的暗昧地带。所谓的人性之恶，在中国历史的经济生活中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五千年的中国文化一直不去公开说明。更有可能的，是不敢说明。
比如，经济，不是专讲挣钱，不是专讲财富积累，而是讲资源配置的。中国式的划算性思维虽不属于专业的经济学问，但却具有朴素的资源配置意识。资源配置意识，说白了，就是对“利害”关系非常明了。严谨来讲，资源，就是如何通过对伦理秩序和经济规律进行生产关系的合理配置，如何利国利民，而不祸国殃民。偏是这一点，靠中国的本土文化传统是讲不清楚的！讲不清楚，这有⑤层意思：①原本就讲不清楚；②也不会讲清楚；③更不能讲清楚；④主要是不敢讲清楚；⑤啥时候也讲不清楚。细说了，篇幅不允许，这先撂一会儿，得空，回头解释。
而经济伦理共同体的完态体性决计再不讲人性论了。本论只从哲学人学出发，讲关于人本质是什么的价值认识，通过价值认识，揭示人本质的认识论本质。人是什么？是回答人本质的认识论根据是什么的。进一步，是深度回答人本质的全面发展有哪些内涵。不管世界上是否曾经有个马克思，人本质或人本质的全面发展都是合法概念。只要地球人存在着，这个哲学人学问题都始终存在着。在经济伦理共同体的体性预设角度看，人是什么？地地道道是个哲学人学问题了。
本论从开始到本篇，即到《经济伦理中的全面人本质·上篇》为止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表面看来，经济伦理共同体的体性预设是为了解释人的经济伦理生活，理论延伸，是为了讲明管理战略的内涵。而其实，归根结底，是为了说明“人是如何在经济伦理共同体的完态体性中的存在内涵。从其完态的存在体性中，理出人本质或人本质全面发展的合法性，才能从其合法性中找到“识大体，顾大局”的大体价值，把握这个大体价值，战略管理的意义才能成立。
因为，人，只有在经济伦理共同体的完态体性中才懂得如何通过管理人的经济伦理生活来管理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在此完态体性中不像人性论，是个想当然的概念。那么，在经济伦理共同体的体性预设角度看，人本质或人本质的全面发展究竟是什么呢？从《经济和伦理的互动互证结构·上篇》已经洗练出的⑤个有效概念中可以初步了解，全面发展中的人本质首先应该存在于⑤个层序关系，即人本质的⑤个寄寓关系：
①、存在于伦理秩序的朴素面目中，即存在于秩序结构中；
②、存在于道德行为的朴素面目中，即存在于对伦理秩序的行动诠释中；
③、存在于经济规律的朴素面目中，即存在于合乎伦理秩序的资源配置关系中；
④、存在于共同体体性的朴素面目中，即存在于物理空间精神化的实际体性中；
⑤、存在于管理战略的朴素面目中，即存在于对“精神领空”的完态把握中，总之存在于经济伦理共同体体性的互动互证结构中。
那么，这⑤个寄寓关系说明了人本质的全面发展有哪些内涵呢？我认为，⑤个层序关系存在⑤种独立内涵：
①、跟朴素的伦理秩序即秩序结构相对应，情感独立性；
②、跟朴素的道德行为即行动诠释相对应，实践独立性；
③、跟朴素的经济规律即资源配置相对应，物质独立性；
④、跟朴素的共同体体性即空间结构精神化相对应，精神独立性；
⑤、跟朴素的管理战略即“互动互证结构”相对应，思想独立性。
陈寅恪的名言说“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我想，他这话的根据应该就在哲学人学地盘。⑤个层序关系⑤种独立内涵，有区分，又有联系（此处略）。但根本原理在于，⑤种独立内涵应该有一个自己所寄寓的完态体性。即不是外求，而是对经济伦理共同体的体性内在皈依。此刻，我们可以由以上开列看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本质或人本质的全面发展应该不是指向什么遥远的共产主义，而是指向了每一个当下。就是说，人，在介入每一件具体的事务之际，就等于介入了一种相应的特定的经济伦理关系。为了使这种现实的经济伦理关系不再残损残缺，人，即介入者，要用⑤个层序关系修复这个残缺的经济伦理关系；人，有责任有义务使之具有经济伦理共同体的完态体性。在现实的价值面前，共同体的完态预期中残缺缺什么就应该补什么，比如说：
①、缺伦理秩序，以价值认识补上秩序结构，充分体现全面人本质的情感独立性；
②、缺道德人格，以价值实践补上行动诠释，充分体现全面人本质的实践独立性；
③、缺经济秩序，以价值价格补上资源配置，充分体现全面人本质的物质独立性；
④、缺共同体体性，以价值超越补上空间结构，充分体现全面人本质的精神独立性；
⑤、缺管理战略，以价值把握补上互动互证结构，充分体现全面人本质的把控独立性。
作为哲学人学的价值认识论原理，人本质的全面发展一定不是指向遥远的共产主义和大同社会，而是指向每一个当下。只不过，不是每一个平面贪占的当下，而是指向了每一个当下的立体筹划，系统的立体筹划。即对经济伦理共同体的完态体性和价值预期给予立体筹划。为什么这么说呢？非常严峻的现实是，作为历史文化的主流继承价值，第一，儒家出具的血缘伦理秩序在民主共和革命之后已无法承担新时代对秩序结构的科学认识；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学原理呈完全的体系开放的科学认知系统。于是，中国人在儒家伦理没落之后，从唯物主义世界观中并找不到自己精神主体寄寓的“上限”。当然，远在马克思以前，西方的哲学形而上学就试图清算宗教中的上帝。此后，是西方存在主义的勃兴，自此，哲学人学就再也找不到精神主体寄寓的“信仰”了。简单说，就是旧文化有老毛病，新哲学有新问题。
而其实，老毛病和新问题的共同原因也并不复杂。哲学的基本概念即物质与精神，而物质与精神的具体化也不过是经济和伦理生活；而人的现实存在即经济伦理存在。通过价值建设性努力，现实中残缺的经济伦理关系就可以成为经济伦理共同体；既是共同体自然就具有共同体的完态体性；有相对的完态体性自然就可以从共同体的互动互证结构中理出“识大体，顾大局”的大体价值；有相对完态的大体价值，“识大体，顾大局”就可以当做附着于一个经济伦理共同体上的“价值信仰”；有了这个“价值信仰”的“代用品”，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价值和道德伦理价值都可以作为价值资源被“识大体，顾大局”兼容吸收的。
比如说，上帝、佛陀、真主、形而上学、哲学的精神本体、儒家的仁爱，这难道不都想“识大体，顾大局”吗？当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集体、一个家庭被责任感义务感面对时，其实，首先在经管和爱护着一个经济伦理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体性，决定了“识大体，顾大局”的结构和体量。
本论认为，在东方宗教中，佛法，是无量空间的精神结构化。佛法的入门功夫（即第一义）就是“悟空”，其实即把“生命外部的物理空间”完成精神内化，反转成“生命内部的精神空间”。在已有的宗教资源中，说空间结构精神化，当以佛法最澈底。而儒学的心学化，即沿着佛法实现了“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不过，“心即宇宙”在现代哲学语境中如何合法化，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集体心结。实现了，结而束之，一了百了；实现不了，结而纠之，回肠百转。
不约而同地，有许多版本的“心灵鸡汤”也说“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想来也不过在描述“物理空间的精神化”而已。对于这个，中国文学家们的感受触角最敏感，一旦心得，顿生妙境。比如脍炙人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以空观色，随缘顿悟，以禅诗的体验最典型。而政治家常说的“识大体，顾大局”，其实都在描述“物理空间的精神化”。总起来，在所有的传统文化资源中，“物理空间的精神化”，以佛法最澈底。
再说了，东方宗教之所以无“位格神”除了老百姓的划算性思维“作祟”，跟东方宗教包括孔孟儒学对终极价值的精神引领态度密切相关。东方智慧的核心特征笃定而超越，觉得信“位格神”很多余，不得不去开掘“物理空间精神化”的觉者心路。谁在终极视域实现了空间结构精神化，谁就能随时随地神游物外，谁就是觉者。精神觉者，依着经济伦理共同体的体量大小“识大体，顾大局”，在没有神学上帝在场的历史条件下，小小的自我有了不小的神明，这就够了。只不过，自觉精神总需经内而生，故无法外借。各人觉各人，各超越各的。可以互证，而不能交易。尤其在这个充满交易心态的时代，连宗教信仰都不能幸免。你觉得你信的是宗教信仰，纯洁得不的了；你觉得连孔孟之道也可以作为宗教，诚恳的不得了，说不定，信了几年，不过进入了一种经济规则和伦理序列，磕头烧香，并没找着庙门。
之所以在《划算性思维的经济学意味·下篇》 我说“儒家文化的精华，大多存在于孔子为而不能为又思而不可得的浩叹中”。比如，孔子叹息过“天下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不得志之余，孔子这种叹息有很多，几乎代表了人类之叹，很有价值。所以，儒家经典的《中庸》勉强可以算儒学的本体论。是本体论，自然有相应的具终极性和纯粹品质。纯粹理型，可以拿精神把握，而不可实践。正因为此，儒家对中国历史的服务性实践全成为政治伦理的“烂尾工程”。
历代治乱兴衰的节律是，首先得到天下的流氓集团会造反但不会治国，而儒生会治国却不会造反；儒家的可爱，就在于敢于建设敢于“立”；但可怜的地方在于敢“立”不敢“破”。也许是对儒家先师的“杀威”有了意识形态的忌惮，对思想批判的后果“临深履薄”了。在中国，批判，从来就等同于批斗；批判，无非是对看得起的思想文本进行批注，以此获得一个公平的学术判断平台，如此而已。要知道，思想批判，等于对制度“蓝本”的批注和判断，问题飞机在图纸上坠毁成本最低，制度亦然。
而思想批判的没落，导致思想批判层面的阴暗，把批判和被批判都理解为“得罪人”。儒生是人，也不能幸免这个阴暗心理。可怜的中国儒生，几千年以来，总是习惯借助于制度机器革别人的命，而舍不得革自己的命。于是，儒家文化在历朝历代始于廉洁而终于腐败，黄鼠狼生耗子，一窝不如一窝，不可收拾。治乱兴衰，重复的都是儒家伦理的“烂尾工程”。到现在，政府又开始拿儒学救国了，一则说明前一阵子不中庸；二则说明，中庸之道毕竟有它的不完全可靠的建设价值。那么，可靠的那部分怎么提取，这还成问题呢！
中庸之道，终究是中国文化中语焉不详的模糊范畴。中庸之道，顶好了也属于是一种理念理型，可理喻，而不可实践的；可以在古典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微信圈子”里形成一定的共识，但无法揭盖，无法解蔽，无法公开到时代思潮的前台。儒家的蒙学教育正如它吊诡的语法暗示，蒙学，不是启蒙，倒可以是一种蒙蔽新知的说教了。
假定中庸之道还算是一种纯粹的理念理型，即便可理喻，道理也有些像获得了世界地图，却未必（马上）就能走遍世界。纯粹理念或纯粹理型，其实就是“物理空间精神化”的空间意识模型。虽则如此，如果不把价值秩序或具体的伦理秩序转化为制度伦理和生产关系，任何纯粹的理念模型都不能成为政治理论并转化为社会实践。也许，毛泽东说“孔学名高实秕糠”就是指儒家伦理的那些“烂尾工程”吧！当然，任何范畴模糊包括中庸之道，在向制度伦理转化之际都会遇到真正的历史阻力，这是个普遍事实。更何况，作为纯粹理念或纯粹理型，中庸之道的“空间结构精神化”其空间品质的根据还在《易经》和《道德经》之中。
可即便是，又能怎样？作为时代所需的前沿文本，《易经》和《道德经》仍然无法起到足够的解蔽作用。本体论，从来都在意识形态的后卫对社会历史起作用。作为本体论，既然“中庸之道”都无法讲清自身，那么，这就是说，儒家就更加无法在“中庸之道”的概念中讲清人性善恶的所以然了。人性，或善或恶，尤其是人性如孔子们在历史中的不得已之恶，偏偏事关人本质在经济伦理生活中的具体行为。道理如同，如果你没有关于整个太行山的卫星定位系统，谁也讲不清迷失在太行山雪夜中的某位驴友在哪一个具体的空间位置，以及如何解救（拯救）。
关系到哲学人学的基础本质，在这里，我只解释一下正统儒家不敢承认“人性恶”且“讲不清”人性的哲学原因。第④，不敢讲清楚。为什么说更有可能是不敢说清楚呢？记得《划算性思维的经济学意味·中篇》交代过，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问题。因为，经济生产力总建立在知识生产力的基础之上，不敢揭示人性在经济层面的利害判断，侧面反映了儒家文化对科学和生产力莫名的恐惧。可以想见，无论马哲的人学跟孔孟的人性论，人本质的全面发展一定跟制度生产关系的合法性密切相关。
比如，孔子从来不提“怪力乱神”的。显然，“怪力乱神”在儒家先师眼里属于“人性之恶”或“性相近，习相远”之际的衍生物。所谓怪力乱神，无非属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中不好管控的混乱秩序，是比较坏“坏祖宗规矩”的社会力量。但“怪力乱神”显然又不在庄子说的“六合之外”（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六合，春秋战国时代的时空概念。“六合之外”，即可以感知、可以思考的时空之外，比如，另一个宇宙。但如果从马哲的角度看，不在“六合之外”，那就完全属于社会关系总和以内的存在（其实，这角度也有毛病）。
而所谓的“怪”，无非因为你的行为举止很边缘，主流文化看不惯；力，就是特别容易失控的力量，能控制就是生产力，否则是混乱；乱，即局部暴力或因之造成的秩序混乱；神，就是未知视野中对人也许有利的客观规律；跟“神”相对，再加个孔子不喜欢讨论的玩意，鬼，；鬼，在未知视野中，对人莫不有利的客观规律如果算“神力”，那么，忽地现出了有害的狰狞面目吓人一跳，这就是见鬼了。比如电磁波、引力场之类。你可以说，这是现代科学，春秋时代不理解这些玩意儿的真相；但你总不能说这现象当时不存在。世界空间的作用体量往往大于历史认知视野中时间性的认知体量。什么神啊鬼啊的，不过是靠当时总的知识生产力不可解释的自然现象。那么，这些催生利害判断的知识结构一旦介入经济生产，一旦由浅入深地被古典的自然科学揭示出来，于是，事关资源配置和“利害划算”的暗昧地带即宣告敞开了。
在古代，资源配置和“利害划算”之术都在法家思想关切的范围内。法家思想，不但“坏规矩”而且还专坏“祖宗规矩”。虽然儒家忌惮，如果被战略管理管控了，那就是地道的生产力了。在一定的伦理秩序和生产关系边廓之外，敞开的生产力，在酷爱有限秩序的儒家眼里自然是“人性之恶”咯！
人性的“利害划算”加上“怪力乱神”，正面看是青春活力，保守看百分百是秩序混乱，是不好管控的东西。可以想象，经济活力在历史的任何阶段都表现为生产力的大解放。继而，新兴的生产力会改变原有的生产关系及其制度结构。反过来，跟新型生产关系密切耦合的制度结构就会格式化儒家意识形态的价值高度。加上儒家价值的道德伦理高度本就是悬空的，遇到知识经济的面纱被撩开，人性之恶利害的猫腻被戳穿，这对儒生借助制度方便而贪求的精神高度的人格追求自然是种威胁，根本的威胁。
在儒家眼里，维护一姓天下的秩序，其实就是维护自家的精神秩序。因此，不惜以带有缺陷的伦理秩序和生产关系为代价来换取身家的栖身之所。所以，儒家这些不究竟的伦理划算实际上间接地划算了历史文化惯性对身家的保护，护短性质非常明显。但对于中国文明史的进程，以文化的价值理由来护短历史缺陷本身就是最大不划算，甚至有些混账的意味了。
在说不清道不明的儒家“人学”中，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制度伦理、战略管理、伦理秩序、道德内涵、契约精神、意识形态等内涵都在“祖宗规矩”里“塞着”，就像黄袍怪的宝贝布袋，那是一个什么都能收的模糊范畴。但在昌明科学民主的新时代，从制度伦理开始，这些概念都必须清楚明白地把控在生产关系的运营轨道之内。就是说，应该运营在实体范畴和关系范畴的虚实关系之内。虚实关系之内，亦即“物理空间的精神化”和互动互证结构之内。上篇说了，这是管理战略和哲学人学的要害。这时，我们会吃惊地发现，是不是，中国文化的模糊范畴和那些千真万确的废话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命题呢？也许，在中国文化没完成时代破题的情况下，这些模糊范畴和总命题还是有着“非常道”的价值呢？但如果还没破题，要么就还是千真万确的废话，要么还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祖宗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