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煤与石油得到大规模开发应用之前，几乎没有任何能源的重要性可与薪炭比肩。从北国的平原到南方的山谷，从西疆的戈壁到沿海的滩涂，薪炭绵绵孳息，俯拾即得，是古代中国自蛮荒时代至工业化滥觞之前的主要能量来源。

　　在漫长而幽暗的历史隧道中，它以无与伦比的普遍、实用和可再生性，为中国先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光明、动力和温暖。

　　“薪柴”间的尊卑

　　“薪柴”尽管在本质上同属柴草类燃料，但最初却分属两类，“大者可析谓之薪，小者合束谓之柴”。《诗经》等先秦文献也将其分为两类，“薪”又名“荛”，“柴”又名“蒸”。汉代学者郑玄对此解释说，“粗者曰薪，细者曰蒸”。直至元明时期，“薪”或“薪柴”作为木本和草本植物燃料的统称，才散见于各种文献。

　　“炭”是竹木类植物枝干不完全燃烧之后的产物。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说，“炭，烧木余也”。炭大致分为木炭和竹炭两种。由于其易燃、洁净、燃烧值高且易于贮存和运输，所以不但常用于古代上流社会的炊事和取暖，而且也是极好的冶炼燃料，用途较薪柴更广。据有关文献考证，铁工具能在战国以后逐渐普及，与官方以赋税名义大量征缴并在官营冶炼业推广使用不无关系。有关考古成就表明，长沙马王堆古墓将西汉湿尸保存至今，同样也是木炭的吸湿性能在当时被广泛认知的结果。

　　就某种程度而言，古代中国能源文明的高度，并不仅仅体现为较早地使用薪炭，还体现为薪炭使用方式和范畴的复杂性。从许多史前人类生活遗迹可以看出，早在有文字记载的信史出现以前，中国先民就已经懂得区分薪炭的材质和效能，逐渐建立了从采集、使用到日常管理的思想体系与相关制度。

　　生存的需要，私有财产和国家权力的早期发育，使远古先民很早就懂得了如何区分薪柴种类，按照燃烧效率的高低筛选更易利用的可燃物，以满足不同权位人群的级差性能源需求。在距今近4000年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周围，考古学家曾出土过已经炭化的栎树、松柏和其他杂木，且栎木更多。这表明至少从那时起，当地先民已经认识到栎木发热量的与众不同。反映商周生活的古代文献《诗经》，也曾按照薪柴材质的不同，将其分为桑薪、柞薪和棘薪等种类区别使用。由于柞木作为薪柴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西周设立的掌管薪炭的官职也以“柞氏”命名，专门从事等级制度下薪炭燃料的管理和分配。薪炭作为最早的家用能源，在不同大小的廊庑之下，堆砌出了从国君到庶民的尊卑之别。

　　煮食之道

　　炊事和取暖是薪炭类燃料最早、最重要的用途。《诗经》中有“以薪以蒸”的记载，《韩非子》也谈到了有关燧人氏“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有异于禽兽”的传说。从史料学的角度来讲，这等于再次说明了远古人类遗址使用薪炭的真实性，并与有关考古结论实现了互证。到了秦代，“桑薪”不但被看做最好的炊事用材，称其为“薪之善者，宜以炊爨而养人”，而且也被列为熬制汤药的上佳燃料，“凡一切补药诸膏，宜此火煎之”。时至南北朝，《异苑•诸葛博识》出现了南方以龟入药、烹制时“多用桑薪”的记录。同时期的《齐民要术》也说，山西一带染制御黄色布料时，也常以特殊的薪柴辅助，“柞柴、桑薪、蒿灰等物，皆得用之”。

　　即便到了煤炭逐渐被广泛使用的晚清时期，薪炭仍然是主导性的炊事燃料。在药学巨著《本草纲目》一书中，明代名医李时珍对薪柴使用进行了更为详尽和严格的规定。他认为，不同的薪柴会影响药效，使用不当有可能伤害而不是有益于病体：“八木者，松火难瘥，柏火伤神多汗，桑火伤肌肉，柘火伤气脉，枣火伤内吐血，橘火伤营卫经络，榆火伤骨失志，竹火伤筋损目也”。因此，他提醒读者，生火煎药时要按照燃烧效能大小使用薪柴，“火用陈芦、枯竹，取其不强，不损药力也。桑柴火取其能助药力，桴炭取其力慢，栎炭取其力紧。温养用糠及马屎、牛屎者，取其缓而能使药力匀遍也”。

　　清代著名烹饪文献《调鼎集》对薪炭在炊事领域的应用也很精细。它基于不同的食材对热量的需求，分别列述了九种燃料的不同功用：“桑柴火：煮物食之，主益人。又，煮老鸭及肉等，能令极烂。能解一切毒，秽柴不宜作食。稻穗火：烹煮饭食。安人神魂，到五脏六腑。麦穗火：煮饭食，主消渴、润喉、利小便。松柴火：煮饭，壮筋骨。煮茶不宜。栎柴火：煮猪肉食之，不动风，煮鸡、鸭、鹅、鱼腥等物，烂。茅柴火：炊煮饮食，主明目、解毒。芦火、竹火：宜煎一切滋补药。炭火：宜烹茶，味美而不浊。糠火：砻糠火煮饮食，支地灶，可架二锅，南方人多用之。其费较柴火省半。惜春时糠内入虫，有伤物命”。如此讲究的炊事用材，显然不是普通平民所承受得起的，后者的灶膛里主要是柴草。学者方行认为，清代使用柴草非常广泛，江南农家“每天平均烧稻草十五斤，一个月烧四百五十斤，一年应需五千四百斤”。

　　采暖和礼仪

　　不但炊事如此，取暖领域也体现了古代等级制度与薪炭使用的高度关联。和民间多用普通薪柴、秸秆和各种草本植物取暖不同，上流社会多以更为清洁、高效的炭类保证房间温度。在宋代，宫廷所用的御炉炭必须是“胡桃纹、鹁鸠色”。清代乾隆皇帝则在宫中多设暖阁，炉口向外排气，殿内配以薰笼，燃以“兽炭”。后者在晋代已有多见，“乃捣木炭为屑，以物和之，作兽形”，常用作上流集会时温酒之用。除了为人保暖之外，古代也以薪炭燃料提高室温，为桑苗“保暖”催芽，材料当然也是最廉价的。《陈旉农书》记载，宋代农民已经懂得使用糠皮作为燃料，在“不可漏风”的“明密之室”中“以糠火温之”，使室内温度“如春三月”。

　　照明和祭祀也是古代中国薪炭利用的主要方式。东汉文人侯瑾少年“孤贫”，白天“为人佣赁”求生，晚上则“燃柴薪以读书”。东晋名士范汪和唐末重臣柳璨的经历与其类似，前者“家贫好学，燃薪写书”，后者则“昼则采樵，夜则燃木叶以照书”，都是以薪炭作为照明材料的。据元代文献《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记载，时人还曾以“皂角花、黄花地丁、松花、槐花”作为原料，制作照明用的“万里烛”。

　　另外，由于松柏为“百木之长”，且有香味，古代皇家祭天时常以其作为专用木材升烟祭神，与上天对话。《宋史》即有以柏柴燃烧作为求雨开端的相关记载。此外，蒿草等具有特殊气味的薪柴类燃料，也常被官方巫师“焚于炉炭”，祭奠宗室先祖或各种神灵。

　　手工业的根本

　　薪炭在手工业领域的应用同样广泛。据学者蓝勇等人考证，宋代以前，木炭一直是冶铸业的主要燃料，几乎达到燃料构成的七成以上。尽管此后煤炭逐渐开始替代木炭，但按照《天工开物》的说法，至少在明代，木炭在冶铸业的比例依然很高：“炉中炽铁用炭，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凡山林无煤之处，锻工先择坚硬条木烧成火墨。其炎更烈于煤”。南粤地区由于无煤可用，当地冶铸业更是依赖木炭。据《广东新语》记载，那里的“产铁之山，有林木方可开炉。山苟童然，虽多铁亦无所用，此铁山之所以不易得也”。

　　不过，南方盛产竹子，当地人常“烧巨竹”使之成炭，代替木炭和煤炭充填各地冶铸作坊的熔炉。唐末宋初的文人李昉甚至认为，好铁匠如果要“炼好铁”，“当用竹炭”。事实上，从北宋到南宋，竹炭一直是四川冶铁业的主要燃料。南宋诗人陆游曾亲眼目睹“邛州出铁，烹炼利于竹炭，皆用牛车载以入城”。清代潘荣陛也曾以“江南柴灶，闽楚竹炉”一句，形容南方各地冶铸业对竹木燃料的大规模利用。

　　俗谚云：“办盐柴为本”。制盐业对薪炭燃料的需求更大，其中尤以海盐中的熟盐为最。与生盐靠晒不同，熟盐需以柴草点火熬制。早在唐代，京兆一带即出现过百姓“取水柏柴烧灰煎盐”的情景。《宋史•食货志》和元代盐业典籍《熬波图》也有类似记载——前者谈到了以芦苇为薪煎烹食盐的技术，后者则将樵采薪柴作为熬盐流程的重要环节。而据学者刘正刚推算，在明清时期的广东，盐丁用铁锅煎煮熟盐，每斤需柴草五斤左右，用竹锅煮盐，每斤耗柴草约三斤。由此可见，其盐业规模已严重受制于燃料的供给程度。

　　古代陶瓷和酿酒业同样离不开薪炭燃料的供应。《初学记》记载，秦末兵燹不断，民众大饥，一些没落贵族曾涉足陶业。“魏郡王高……夫妻昼则佣耕，夜则伐草烧砖”。宋代陶瓷业发展迅速，在极大程度上有赖于官方征发窑草“给窑务为薪”。在明代，陶瓷业所需燃料数量庞大，“凡陶家为缶属……大抵陶器一百三十，费薪百斤”。民国《清远县志》说，当地能成为砖瓦重地，主要就是因为“清远柴草便利，制造砖瓦实为相宜”。就酿酒业而言，其产酒数量和质量的关键在于蒸馏，但蒸馏需要充足的燃料供应。由于宋代社会消耗酒量惊人，各地纷纷罗致薪炭，酿酒牟利。欧阳修曾撰文抨击曲沃县官方为维持官营酿酒作坊的运转，肆意向民众征发薪炭，累民过深。

　　“烽火”之用

　　薪炭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方式主要是火攻和烽燧。战国时代，燕国与齐国交战于墨城，齐将田单麇集壮牛千头，然后在其尾部绑缚燃烧的芦苇。牛群受热负痛，自然向前狂奔冲溃敌军，齐国因此而得以收复“七十余城”。魏晋时代也有类似的火攻战例。吴国孙权曾率军攻击魏地，魏将满宠因寡不敌众，遂招募壮士数十人，以干燥的松枝制成火炬，“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终败孙权。数年后，吴将周瑜如法炮制，“取艨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借风势“延烧（曹魏）岸上营落”，又以同样的方式扳回一局。南宋名将张世杰曾率军在南粤崖山抵抗元朝铁骑，但陆战乏力，终不能敌，后借助地利之便，引入水战，“以舟载茅，沃以膏脂，乘风纵火焚之”，从而重挫了不习水战的元军。

　　烽燧至少出现于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战争中常见的边疆报警方式。基于《后汉书》的有关记载，唐人李贤对“烽燧”的制作和使用方式曾有如下文字复原：“边方备警急，作高土台，台上作桔皋，桔皋头有兜零，以薪置其中，命低之，有寇即燃之，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烟，曰燧。昼则燔燧，夜乃举烽”。不过，烽燧也并不总是用于报警，有时也被作为假信息迷惑和威慑敌方。唐朝名将黑齿常之就曾在一次战役中运用此法退敌。由于敌众我寡，无法出战，黑齿常之便密令兵士伐木，在营中点燃后一字排开，弄成烽燧报警的样子。敌人望之，“疑有救兵相应，遂狼狈夜遁”。

　　薪炭在古代中国的广泛应用，无疑是这个帝国的农业文明不断演进和成熟的主要动力。但无节制的薪炭取用最终造成了传统人口密集和手工业发达地区的“童山濯濯”。宋代以后，生态和植被更为脆弱的北方逐渐陷入周期性的动乱和灾荒，人口对优越生态的追逐使经济重心转而向南。这种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后世经济地理的某种畸形——由于代替薪炭成为工业化主角的煤炭多在北方，而社会转型的驱动力则源自南方和海外，古老的帝国不得不以资源和资本分离的方式走向早期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