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事业的接班人——宗馥莉一句“娃哈哈迁到国外”引起外界不同解读。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让其倍感头疼的是要花费太多精力去“跟政府打交道”，“我觉得政府需要面对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永远不可能像我老爸那一代一样”。当媒体问及“难道要把企业整个搬到国外去吗？”宗馥莉反问，“真是有可能，你知道李嘉诚都已经搬出去了，为什么我以后不可能搬出去呢？”

此前李嘉诚出售百佳超市，被外界猜测是“出香港记”。宗馥莉搬出李嘉诚的例子，让人产生遐想。有人认为是气话，不可能，企业外迁是大忌。老爸宗庆后打圆场说，是女儿口误。但宗馥莉不是孩子，已过而立之年，跟着老爸在商界滚打，什么场面没见过？这应当是一句心里话。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对政府既怕又恨，还不得不装着爱它，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不然，像柳传志这种脑门上盖着红印的企业家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永远要小心，不能对政府有任何不敬。面对政府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企业外迁就是减少损失的一种对策，明知放弃中国这个市场在商业上可能是下策，但比起全盘皆输，还是有利可图。正因为如此，在中国能创一番大业的企业家尤其值得尊敬。

就像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会关心你一样。企业做大了，你不贴上政府，政府便会找上你。其中的微妙你懂的。中国的企业家要费很多脑筋与官员打交道，处理得好是柳传志，处理不好就是曾成杰。其中没有什么成文的规矩可遵循，企业家必须懂得心领神会。

对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而言，但凡稍有成就者，都练就了这一套本领。但对于80后的宗馥莉来说，她们既不能，也不愿去接受这套规则。这一代人更追求个性的自由和基本的平等，宁可不要，也不愿放弃平等自由。为了家族利益，或许被迫做出些让步，但这是有限度的。

很多年前，网上就有一个段子，刻画70后、80后与90后的不同。70后是“无论何时看到站着的领导，都会马上给领导让座，为了前途可以言不由衷”；80后则“崇尚上下级平等，敢于直言争取自己的权利”；90后就“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为什么要给你让座？”

政治对市场介入太深，企业家不可能内心没顾忌。市场经济天然就包含着一种自由，企业家如果没有这种自由，便会行使用脚投票权，弃船出走。当然，在策略上，会逐步撤离，边走边看。这种心态如柳传志所说，“如果环境好了，就多做一点；环境不好，就少做点；环境真不好了，可能就得选择离开。”

随着70后、80后企业家逐渐成为商界中流砥柱，不给领导让座的商人会越来越多，政府如果还用老一套搞市场经济，恐怕摩擦也会越来越多，这不是转型的中国经济之幸。须知，宗馥莉会不会步李嘉诚后尘，这并不取决于宗馥莉，而取决于政府。政府只有管住自己的手，留足企业生存空间，民族企业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根。

一个没有本土企业支撑的大国不可能是强国，留住企业，就是留住“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