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早期的社会管理

西方早期的社会管理与中国的情况非常类似，这也充分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某种共同规律。人类能从个体发展到群体，再由群体发展到社会，最后演变为国家和更大意义上的社会，社会管理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古希腊文明是欧洲文明的摇篮。在古希腊“荷马时代”，其社会管理的对象主要是氏族部落，采取的是“一长两会制”，非常类似中国西周时代的“贵族议事会”和“国人会议”。当然这同样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民主管理体制。

一长即军事首领，两会即长老会和民众会。军事首领是公开选举出来的部落领袖，长老会由部落各氏族长老组成，有广泛的权利，每当需要做重大决定时，军事冼领便首先召开长老会议讨论。民众会由成年男子组成，对重大问题有表决权，原则上拥有全部落的最高权力。

这种管理体制实质上就是现代议会制的雏形，能较好地平衡好各方的利益关系。长老会主要维护贵族们的利益，而民众会则主要维护平民们的利益，军事首领则保证了管理权力的集中。

古罗马自公元前510年左右即成立了共和国，共和国由百人团会议从贵族中选举两名执政官，协商处理国家政治事务，遇紧急事务则以其中一人为独裁官，但也任期只能为半年。在执政官以外有元老院，元老院由氏族长和退任执政官组成，有审查和批准法案之权，并可监督执政官。

除此外，西方早期还比较注重社会管理问题的理性研究，例如苏格拉底对管理普遍性的研究，色诺芬对社会经济和社会分工的认识，等等。而且西方的先哲们对数量关系也很重视，例如毕达哥拉斯认为数的原则就是万物的原则，这直接影响了西方早期对管理中集权、分工、授权等过程的定量认识。

这种理性的研究和数量的认识，对于后世社会管理理论的形成至关重要。中国的先贤们由于比较缺乏对社会现象系统性的研究，中国的社会管理也因此一直没有理论化和系统化。这是东西方文化比较显著的差别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