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个人的道德和制度的道德是两码事儿。谈到道德问题时，如果不能将这两者分开，就不容易说清楚一些事儿。

近期，晏绍祥先生在《南方周末》撰文“道德衰败 ——一个神话”，他说，“对于中国这个号称有着数千年文明史，而且一直强调助人为乐、尊老爱幼的古老文明国家而言，大有末日将临的味道。仿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除了教会人们发财赚钱，所有传统道德都被弃之不顾，社会道德不是滑坡，简直是彻底破产了。”但同时他认为，“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对所谓道德滑坡或者道德崩溃的担心。”之后，晏先生以他熟悉的希腊罗马历史为证，认为“许多人在谈论现在的所谓道德滑坡时，总喜欢拿过去说事，声称现在的中国人道德严重衰退，而过去曾经道德高尚。对此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我基本赞同晏绍祥先生的观点。大约两年以前，看到白岩松先生说到中国道德退步的观点时，我曾发一文，讨论中国文化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的问题。我的想法是，说中国文化退步，如同晏先生所说，你和哪个时代去比？拿什么指标比？拿哪些人比？

说到道德问题，我想也是一样。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比较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谁的道德”的问题。比如，在纯自然状态下（无组织无制度）的人群中，个人的道德有善也有恶，有时候善多一点儿，有时候恶多一点儿，所以我们常常将人分为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也知道，时至今日，人群无法在无组织无制度的状态下生存。也就是说，所有的个人，其道德水平都受到来自群体的、组织的、制度的影响。藉此我们可以认为，评价个人的道德很难有全样本的标准，也很难有结论。因为你在任何时期的任何地方，都会看到卑鄙的人，正如你同时能够看到高尚的人一样。所以，更好评价的，往往是关于组织的和制度的道德。在一个良治的社会或者组织中，一般会有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社会环境，从善的人相对多，作恶的人相对少；相反，在一个恶法社会或者文化与制度同时败坏的组织中，坏人会为所欲为且明目张胆，好人却畏首畏尾处境艰难。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认为，作为社会的组织的制度的道德，是社会整体道德的一个“自变量”，而作为个人的道德，往往是一个“因变量”。如同函数中的Y=f(X)一样，Y随X的变化而变化。Y是因变量，X是自变量。也就是说，个人层面的道德，一方面依靠个人的修为，但更依靠社会制度体系的道德取向。有了这样一个前提，我们就能够正确地区分和说清楚个人层面的道德乱象，也就明了了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基本方向——不是去教育和说服个人遵从道德，而是从组织和制度角度去体现道德。

藉此，我们就可以很好地解释所谓“道德滑坡”的问题了。如同中世纪之前的欧洲一样，我们的社会往往周期性地出现关于“道德滑坡”的忧患，最早的如孔子的“克己复礼”。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个人道德的改变，往往由社会整体的环境所驱动，而社会整体环境又一定是由制度造成的。所以，周期性的“滑坡”，其根本的原因是周期性的制度败坏与动荡。而导致这一周期性发作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制度中隐含着一种“反噬”的力量，是我们的制度存在着先天的、基因性的缺陷。

比如，和一个朋友说起德胜。朋友说，“德胜的悖论是怎样解决的？既关爱员工，又反对员工是企业的主人”。我能理解，按照朋友的意思，似乎只有先把员工看成“企业的主人”，才有可能实施关爱行为。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家文化”思维，也就是帕森斯和希尔斯所说的“特殊主义人际关系”——爱自己人。这种家长式的“爱”，其结果如何？康德早就说过：“如果一个政府建立的原则是对人们的仁慈，像父亲对他的孩子一样，换句话说，如果它是家长主义式的政府，这样的一个政府是能被人想象出来的最坏的政府。”

所以，拯救道德滑坡问题的根本，不是给人们再进行道德的教育，而首先是从根本性的制度设计开始。有两个实例为证：

杨振宁先生说：在北美生活二十年，从未见过学生从小学到大学上过一堂品德课，整个社会也没人提所谓的德育，可社会上大多数人遵守最基本道德，社会秩序井然

《南方周末》“好人一生遭殃”文中说：2003年，韩再芬打算和谢熹合作做戏。酝酿剧本时，韩再芬去国家美术馆看展览，到了门口人山人海。看车老太太告诉她：“今天促销，当然人多。前几天有个诚信展，根本没人。”

莫罗说：“我们都是自身经历的囚徒。”看清自己，方能不缺德。我们所“缺”的“德”，不是个人的“德”，而是制度的“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