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安全，越来越成为初步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去年和今年，我在外交部做过两次《统筹城乡视野下的中国“三农”》报告，在两次报告的互动环节中，都有外交官提出关于农产品安全的问题。最近，渭南菜农使用高毒农药种菜等事件接连发生，再度引发人们对农产品安全的高度关注。

　　对于国家而言，农产品安全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涵：一个是数量安全，满足吃饱、消除营养不良的需要；一个是质量安全，满足吃好、消除“病从口入”隐患的要求。至于吃多吃撑吃过量，或者饮食结构不合理导致营养疾病则是另外一回事，属于缺乏饮食常识、健康常识的问题，既不属于农产品数量安全问题，也不属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农产品数量安全，是指因农产品数量短缺，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低收入家庭面临支出困难、财务危机，由此导致营养不良等健康问题，并继而演化为严重社会问题。因此，农产品数量安全往往带有“政治色彩”。农产品质量安全，主要是指农产品内含有毒有害物质，食用或者长期食用将有损身体健康。农产品质量安全更多是“经济问题”。

　　在欠发达经济体，低收入人口聚集，“差钱”是主要矛盾，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饱问题，农产品数量安全显得尤为重要。在发达经济体，“不差钱”，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要求吃好、吃出健康，农产品质量安全显得尤为迫切。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也是一个正在由贫穷向富裕过度的国家，面临既要解决好农产品数量安全问题又要解决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双重压力。我们曾不止一次向世界宣布我们的伟大成就：用不足世界7%的耕地解决了世界20%人口的吃饭问题。至此，人们应该想到，这其中的重大代价，也就是我们用了世界多少化肥、多少农药、多少薄膜，以及多少农民，以及由此埋下多少质量隐患？我们为解决农产品数量安全问题，是不是也曾经“不择手段”？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都是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目标指向。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不计代价，想尽了办法。

　　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是由低到高的农产品质量体系，也是中国特色农产品质量体系。一般而言，在单位土地面积上，要生产出更高质量的农产品，必然意味着使用更优质更高成本的投入品，同时伴随着产量下降。由此，高质量的农产品必然具有更高价格的特性。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伴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有能力为高质量农产品支付费用，从而支持增加高质量农产品生产。

　　请大家注意，这里也意味着，高质量农产品生产将占有更多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从而挤压其他农产品生产。在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低档农产品减少。民以食为天。由于农产品消费弹性小，低档农产品减少，将导致其价格抬升。也就是说，随着收入增长，高档农产品需求增加，其市场价格上升了，高档农产品生产的资源涨价了，低档农产品生产的资源减少了，产出下降了，继而导致抵挡农产品价格上升，最终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

　　在资源总量紧约束条件下，农产品数量安全与质量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农产品的数量安全与质量安全不可分割，不可分治，必须通盘考虑。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数量与质量难以兼顾。如果以国内农产品数量安全为优先选项，严格控制进口数量，就应考虑适当降低农产品质量预期；如果以国内农产品质量安全为优先选项，就应考虑增加农产品进口，降低数量安全预期。

　　中国是一个人均土地资源高度紧张的国家。农业是自然与经济交织在一起的活动。对于农业生产，光热水气土，耕种肥药整，一个不得少。不可拔苗助长，不可瞒天过海。必须遵从自然与经济双重规律。仅从国内考虑，生产与消费等量农产品，我们需要更多人工投入品。也就是说，中国农产品更多是人工物理环境下的产品，而非自然生态环境下的产品。这其中就蕴含着数量与质量的辨证统一。

　　我国长期过量使用化肥、农药、薄膜以及灌溉，加之大气、水体污染，使得大部分土壤严重“超负荷”运转，已经丧失安全生产的基本能力，就别指望其生产高档农产品能力了。在现阶段，农产品安全问题已经深化为土壤安全问题。我们需要用几代人的时间，去做清结土壤的工作，以恢复和重建土壤曾经具有的安全生产能力。或者说，农产品安全问题已经不是农业自身问题，而是一个经济与环境大循环问题。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清醒地理性地认识，切不可感情用事，盲目追求高质量。目前这种情况下，所谓高档农产品，不敢说全部，至少是多数，做市场营销概念炒作。

　　农产品安全问题，不仅是一个近期问题，更是一个长期问题；不简单是一个微观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宏观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国内生产的问题，更是一个国际分工的问题。在国内、在若干具体的微观环节做出努力，对于改进农产品质量，提高农产品品质，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但是，通过短期努力，通过微观努力，通过国内努力，终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在农产品安全问题上，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需要解决宏观问题、国际问题的大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