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相对消费领域的环境问题，以企业为代表的生产领域环境问题，引起的关注度更高。
而在企业层面上，中国的环保逻辑有个致命问题，就是环境成本不能合理的内部化，同时对企业污染的处罚力度普遍偏弱。这实际上纵容了企业的污染行为。
当然有理由要求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真心实意地关注环保、投资环保。但从法律意义上看，又不能苛责那些并不违法的企业。
所以，要想解决企业环保责任问题，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基于严峻的环保形势从严立法、完善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更深入一点，就是要建立有利于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市场机制。
与之相比，公众抗争、民间呼吁、公众教育等等手顶，都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2007年，笔者去湖南省望城县采访。
面对那些因污致病、渴望正义的村民，笔者只能尽量感同身受地体会他们的身心痛苦，其实无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面对晶天科技负责人，笔者同样也能感受到他们的无奈和纠结。
晶天科技问题的症结之一仍在于地方发展经济、招商引资的冲动。或许应当说，地方政府正是污染的始作俑者。但如果就此苛责政府发展经济冲动似也不妥。
饱受诟病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是在说，环境保护是需要经济条件的。就这一点而言，不能说全无道理。因为在人类语境里，增长与环保本来就是个悖论。
环境问题由经济产生，解决环境问题，经济手段也相对可靠。如何通过制度创新，让能创造财富的企业也能热衷于环保，是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
2007年，时年46岁的陈利芳，是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丁字镇书堂山村普通农村妇女。
在村民眼里，陈利芳会持家，有主张：攒钱盖楼、承包鱼塘、筹划办“农家乐”……与周围同龄人相比，陈利芳学历高（高中毕业），字写得好，衣着干净，举止利落。陈利芳习惯随身带着口香糖，跟人讲话时，如果靠得太近，她会下意识地用手遮住口。她说，自己有口气，得自觉点。
还是这个陈利芳，2004年以来，不断上访告状，给国家领导人、国家环保总局、长沙市委市政府、望城县委县政府以及长沙市、望城县环保局写信。乃至“聚众闹事”，故意毁坏财物，曾被望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帮帮我们！”2006年10月，陈利芳向媒体呼吁。
一份由陈利芳执笔、126位村民签名的材料称，长期以来，他们“白天劳动时浑身无力，肚子经常剧烈疼痛，恶心呕吐，头痛欲裂……而且得怪病、癌症的人越来越多……”
2007年1月25日，在望城县丁字镇书堂山村，陈利芳说，5年来，她经常肚子痛、腰腿痛、神经痛、胸闷气短、四肢无力、恶心呕吐。2005年7月23日，她被一阵“毒气”冲醒，肝脏剧烈疼痛，“没钱治疗直至肝腹水”。
现场诉苦的还有多人：
村民于干军称，2005年9月，他被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诊断为中毒引起神经病变，目前行动困难，生活不能自理；村民陈顺和2004年4月被湘雅医院诊断为物理化学因素中毒；77岁的退休工人彭正林近几年来经常感到呼吸困难、四肢无力；村民袁建国，2005年起，腹部、胸部、胳膊等处皮肤莫名其妙出现大面积红点，奇痒难当，并称其女儿也患有同样的病。
村民文云凯称，他家有两头耕牛分别于2004年和2006年中毒而亡；村民周强辉称，几年来，他家种植的竹子经常根部腐烂死亡，计有80多棵；养蜂的村民蔡瑞文称，2003年以来，他的蜜蜂再也无法正常养活……
一份经由陈利芳统计、当地村民确认的材料，记录了2002年以来书堂山村其他部分村民生病或死亡的信息：
68岁的李伏明死于食管癌；68岁的袁伯村死于慢性中毒；42岁的胡巧云死于脑癌；56岁的袁丙炎肝硬化；李七满被查出患卵巢癌；60岁的肖正春阴茎溃烂，后死亡；50岁的蔡正山脑梗阻死亡；53岁的莫炳红突然死亡；71岁的陈习权因肝癌死亡；57岁的陈正祥患肝癌死亡；59岁的肖国军猝死；53岁的李双娥脑出血而死；68岁的唐建国被查出患胃癌；50岁的彭春华被查出患乳腺癌；2006年，63岁的村民何岁柏因食管癌死亡；64岁的陈建超患胰腺癌死亡；64岁的周耀宗患肺癌死亡；45岁的张新亮患肺癌死亡；68岁的陈淑纯心肌梗塞死亡；72岁的周爱香被查出患肺癌；60岁的余淑莲中毒现卧床不起……
按说，生病与死亡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在正常之下，有不正常的信号：
村民坚持认为，上述病患均与污染有关。就此，笔者采用问卷形式对当地54位村民做了进一步调查，结果发现，100％的被调查者感觉到不同程度的身体或精神不适，100％的被调查者认为这与空气或水污染有关，100％的村民把矛头指向同一个目标——位于书山堂村的湖南晶天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天科技）望城分厂。
“工厂搬来5年间，在离工厂2公里左右范围内，已经有10人得癌症。”陈利芳说。
书堂山村西临湘江，晶天科技的工厂在村西南角，按村民说法，该厂工业及生活污水直排湘江。
在村民指引下，2007年1月25日下午3时左右，笔者来到该工厂湘江排污口。管道由厂区出来，先走地下，过河滩，至江边10米左右露出地面，伸向江中。笔者目测，管道直径约有1米多，入江处连接未妥。没到近前，便有阵阵刺鼻异味扑来，令人作呕，难以驻足。回头东看，工厂烟囱正冒着股股黑烟，在南风里随风弥散，北侧天空扯出五六十米黑烟带。
随后，笔者又进工厂实地察看。一进厂门，便被裹在了一股浓烈的类似大蒜的气味里，呼吸不畅，头脑发胀。厂区一片破败，设备、原料、垃圾随意堆放，正在运转的设备上锈迹斑斑；厂房内气味尤其刺激，烟尘弥漫，却没看到工人采用任何防护手段。
这便是村民切齿痛恨的污染源。
源头的源头在2000年。
那年，望城县轻工业总公司招商引资相中了晶天科技，马上积极跟进。
晶天科技法人代表、总经理周建成向笔者介绍说，当时，晶天科技已经决定在周建成的老家株洲投资建厂，并向当地交了10万元定金。但望城县的招商“态度非常诚恳”，并“以县政府办公会形式，决定替周建成偿还10万元定金”。2001年初，晶天科技正式落户望城。
晶天科技主要生产大蒜素（是全国大蒜素产量最大的企业）、富马酸亚铁、晶绿福系列产品及各类型催化剂。主要燃料有富马酸、三氯化铝、氯丙烯及其他化工原料。
大蒜素被业内称为“绿色饲料添加剂”，与传统抗生素相比，有害与污染成分明显要少。
周建成声称，如果所有饲料都用上这种新型添加剂，百姓将可以吃上放心肉，“整个民族寿命要延长8到10岁”。
“自从这个厂子来了以后，我们只感觉到寿命在缩短。”陈利芳说。
从各方相互映证得出的信息是，晶天科技落户望城时，与望城县地方政府之间有个默契：晶天科技厂址定在丁字镇原印刷机械厂旧址，以便解决已经维持不下去的印刷机械厂善后问题，如200名职工安置费用等；在环保、消防等手续上，地方政府为晶天科技开绿灯，“先上车，后补票”。
因此，晶天科技既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也没有办理环保“三同时”审批手续（即建设项目中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便仓促上马，“三废”排放基本处于随意状态。
“该公司在2004年5月前，环境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尤其是工业废气和锅炉烟尘、烟气污染更为突出。”长沙市环保局一份调查报告说。
在周建成眼里，污染问题严重的那几年，也是企业红红火火的几年。“企业基本满负荷生产，到2003年，年利税已经达到1000万元。”
企业红火生产的同时，“先上车，后补票”埋下的隐患正在累积。
陈利芳说，2001年春耕时，一是天气变暖，工厂排废气味越来越明显；二是村民要下田劳作，干活时，很多人感觉胸闷气短、头重脚轻。
于是，甚至还谈不上有什么“蜜月期”，双方的脸就撕破了：
陈利芳对回忆说，2001年春，就有村民开始找工厂理论。2002年以后，行动逐渐成规模，至2004年春的3年间，“得有上百次”。
其中，2002年7月，村民以给长沙市环保局写信开始，寻求新的渠道——投诉和上访。“但开始没起什么作用。”陈利芳说。
“对于村民的责难，我们总是好言安抚，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周建成说。
陈利芳称，2004年前，双方确未发生过激烈冲突。她记得有一次40多位村民找企业理论时，企业还给每人发了25元钱。
周建成称，正是由于自己性格温和，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助长了村民的气焰”。
2004年4月初，由于一次事件，矛盾更加激化：
村民陈顺和说，当时，他与村民袁铁树在该厂打基础井，只打了2米多深，就被毒气所伤，剧烈呕吐，后被送到医院，诊断为物理化学因素中毒。
陈利芳说，村民积攒的不满集中爆发，并超出理性的界限：近百位村民到企业理论。后来，有村民提出切断电源，阻止企业生产。大家决定手拉手一起“拉电闸”，谁也不当头，有责任一起承担。
4月19日，村民再次开始投诉和上访。
“接下来的近8个月时间，企业陷入无休无止的事务：村民闹事、企业整改、上级检查、协调关系……筋疲力尽，苦不堪言。”周建成说，“花了近300万元进行设备改造不说，村民这一闹，还给我们造成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共约2000万元。直到现在，企业也没缓过来。”
据周介绍，2004年前，该工厂有200多名员工，现在只有三四十人；原有50多名业务员，现在只有两三名。开工率只有5%到6%。
周建成承认前几年企业存在污染，但不承认村民的健康及财产损失与此有直接关系。“中国大陆每年新增癌症病例200万，书堂山有几个人得癌症能说明什么呢？”
书堂山村支部书记陈建明、村委会主任黄建国表示，没有数据证实晶天科技工厂开工以来村民癌症发病率比以前升高，因此不敢妄下断言。
笔者试图向望城县卫生局疾控中心了解情况，被办公室工作人员以未征得县委宣传部同意为由婉拒。
“晶天科技是我们花费精力最多的项目。”时任望城县环境监察大队队长李学军说。
李学军已经记不清自己跑过多少趟书堂山。
时任长沙市环保局副局长李志坚介绍说，市局11位领导，每个人都主持参与过晶天科技污染问题的协调工作。
从笔者理清的脉络中，能想象2004年4月份至年底，长沙市和望城县有关部门及官员的忙碌：
4月30日和5月24日，望城县环境监察大队对晶天科技两次下达治理整顿通知，认定企业污染的基本事实，要求该厂最迟于当年6月10日前完成并达到规定的国家排放标准和要求，否则“将上报县政府，坚决予以关闭”。
6月3日，陈利芳致信中共长沙市委书记梅克保投诉该厂；6月10日，梅克保批转中共望城县委书记罗衡宁处理。6月11日，中共长沙市委督查室致函望城县委，要求将“有关处理情况于7月5日前书面报送市委督查室”；6月18日，罗衡宁批示要求县环保局“依法严肃处理”。
10月29日和11月4日，望城县环保局监察人员分别对晶天科技治污情况进行检查。11月12日和11月26日，望城县环保局两次发出通知，责令晶天科技12月初做好环境保护影响评价报告书，并办理好相关的环保手续，12月底完成一系列整改。否则，“将坚决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报请政府，采取关、停、并、转等措施进行处理”。
随之，由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所做的《湖南晶天科技实业有限公司450ｔ／ａ饲料添加剂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出炉。12月15日，长沙市环保局主持召开该报告书评审会，形成评审意见。2005年1月4日，望城县环保局出具意见；次日，长沙市环保局做出《关于湖南晶天科技实业有限公司450ｔ／ａ饲料添加剂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长环复2005001号），同意公司在现址生产大蒜素（年产250吨）和富马酸亚铁（年产200吨）。
伴随着政府部门一次次施压，晶天科技一边投资整改，一边与村民协商补偿事宜。
2005年2月初的一份《湖南晶天公司望城分厂环保整改工作汇报》以及长沙市环保局“三同时”验收意见显示，晶天科技对工艺设备进行了改造，减轻了无组织气体排放；工艺废水采用薄膜蒸发器进行处理；锅炉烟尘采用加碱脱硫除尘。2月3日，工程通过长沙市环保局“三同时”验收。
至此，“上车”4年的晶天科技算是“补了票”。
对村民的补偿2002年就有了，当年6月9日，公司与村民文云凯就工厂生产致使文两分水田不能耕种问题，达成补偿协议。
2004年7月5日，公司与陈利芳家就鱼塘菜土等污染问题达成补偿协议，公司答应一次性补偿陈利芳家4500元，以后每年补偿陈利芳家鱼塘菜土损失费2000元。
2004年11月26日，望城县环保局协调建议，公司补偿此前两年受污染损害较严重的张家湖和枞树湾组村民每人每年90元（两年合计180元）；额外补偿袁新强等6户受烟气损害较重的村民每户300元／年；补助周强辉竹子损失500元；补助在工厂挖基础井时昏倒的陈顺和、袁铁树每人500元；补助村民文云凯耕牛药费300元。
2005年，晶天科技与书堂山村委会签署《共同优化地方环境协议》，协议中，晶天科技承诺愿意出资5万元给书堂山村委会，用于对公益事业的支持和对周边群众的补偿（补偿标准参照2004年的每人每年90元执行）。
2006年初，在村委会主持下，晶天科技与蔡瑞文等四户村民就养蜂损失达成《资助协议》，公司共计资助四户村民5600元。
“我的想法是破财消灾，想不到，破了财，仍然麻烦不断。甚至，你越给钱，他们（村民）胃口越大。”周建成说，“无论是人患病，还是牲畜、鱼、蜜蜂、竹子死亡，都没有证据证明与我们工厂污染有直接关系。”
在与村民签署的各个协议中，晶天科技很注意用词，小心地区分着“赔偿”、“补偿”、“补助”、“资助”等表达方式的不同。
周建成强调，“补了票”后，工厂就是完全合法的。而且，“补票”前后，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分别于2004年10月22日和2005年1月31日出具两份监测报告，第一份报告显示，只有锅炉排放未达标；第二份报告表明企业所有排放均达标了。
而在村民看来，晶天科技的“无良行为”并没有因为政府部门强制干预而收敛多少。尽管大家认可2005年底以来，闻到的气味不像以前那么大，但他们对污染治理是否达标表示怀疑，“如果气味闻起来还是不舒服，达标又有什么用呢？”
另外，村民怀疑企业存在偷排现象，“检测时，企业就少开工，所以才合格的”。
书堂山村支部书记陈建明和村委会主任黄建国表示，对于各次检测结果，他们不是很清楚，“很简单，村民就是想知道有没有毒”。
检测结果与村民的主观感受一直没有完全吻合。
2006年1月，陈利芳到国家环保总局上访，反映晶天科技偷排问题。环保总局转湖南省环保局接待处理，省环保局又转到长沙市环保局。
7月2日，长沙市环保局副局长李志坚带队现场办公，调查采样，走访部分村民。7月10日形成的书面结论是：工厂外排的废水废气对厂界外围不构成明显的环境污染。但同时发现，晶天科技在未经环评和审批情况下，又擅自上马尼泊金辛脂、青心酮、氨基丁酸三个新项目，明显违法。结论附有长沙市环境监测中心站7月10日的检测报告，该报告显示，工厂臭气浓度达标，污水中六项主要指标达到ＧＢ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而ＰＨ检测结果为11.07，超过6－9的标准要求。
调查结论称，2005年底，污染得到控制，村民投诉现象明显减少。陈利芳夫妇之所以不断投诉，主要原因是陈利芳家离该公司最近，受影响较大；二是陈单方面要求企业赔偿60万元，企业不同意兑现，认为要价太高，且无足够证据；三是企业与地方政府和村民沟通不够。
关于“索要60万元”，周建成向笔者出示了一张由陈利芳于2006年3月21日起草的“协议”，全文是“关于向晶天科技公司要求赔偿陆拾万细则：除土地之外的房屋树林等归本人所有；除此陆拾万再没任何要求。”
“这是敲诈勒索，她就是想搞钱，并不关心企业整改。”周建成说。
“这是一个圈套。”陈利芳说，“是周建成主动找我，说以60万了结，要我起草协议的。如果企业能搬走，我们宁可不要一分钱补偿。”
在笔者所做的54份调查里，多数受访者也表示，只要企业搬迁，宁可不要补偿。
“村民的话也不能全信。”据称是长沙市环保局监察支队支队长的一位姓冯的官员说，“真等厂子搬走了，村民一想，自己没得到什么好处，说不定又回头要钱。”
“最新结论和以前的没什么两样，反而证明工厂违法上马新项目。监测的人又不是一直住在村子里，他们怎么能保证企业不偷排？”陈利芳说。
陈利芳始终没有消除对各次检测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怀疑。
关于环评报告有一个细节：
长沙市环保局自然生态处李谦介绍说，按规定，环评报告有两稿，初稿叫送审稿，终稿叫报批稿。送审稿要经过专家评审，根据评审意见修订，形成报批稿。
但笔者看到的那份环评报告报批稿所署日期是“2004年11月”，而评审会的召开却是“2004年12月15日”，这是否意味着，在评审会以前，就已经形成终稿？
李谦未能解释清楚其中原因。
富士施乐株式会社前总裁有马利男，有个良好的个人锻炼习惯——慢走。
“慢走能比开车看到更多的风景，比如树叶、草丛、小鸟和昆虫。每当看到这些东西，我就会想到，这个地球是人类与其他多种生物共有的，人类的活动绝对不应超出地球生态所能够承受的范围。”2005年6月2日，有马利男在北京对笔说。
有马利男说，步伐慢下来，眼界就能宽起来。
“在高速增长同时，如何减少环境代价，保持发展的和谐与可持续性”，正成为中国企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对很多国内外企业而言，“循环生产”、“循环经济”还只是缺乏具体内涵及操作方式的概念，而在富士施乐则不然。
据介绍，在位于日本神奈川县的富士施乐海老名中心，一种被称为“逆制造”的生产方式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人前往参观。
“这是个革命性的突破，也是制造业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它强调的是‘零部件再利用’，而不是传统的‘材料再生’，旨在将生产过程中的新资源使用降到最低。”有马利男说。
与零部件再利用相比，材料再生的缺点是，再生过程中将消耗大量能源，同时还会导致化学品使用等其它问题。
富士施乐称，零部件再利用取代材料再生，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战争，也是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创造出的一种全新生产方式。”
在海老名中心，通过回收渠道收集回来的旧复印机将完成其“生命的涅 ”：
每一台复印机都将按照数据库管理的发货后的使用记录信息进行检查，然后被装到一个自动的传送带上，开始拆卸过程。
拆卸中，数据库信息能识别哪些是可以再利用的零部件，而哪些是需要作再生处理的资源。
可以再利用的零部件将被冲洗、晾干——如果有必要，它们还会被整修或重新喷涂。然后，它们将被组装成小单元，在经过质量检验之后，发送到装配线上。
至此，这些零部件被赋予了第二次生命。
某种意义上说，海老名中心所做的工作与富士施乐其他新产品供应商没什么两样。
这一做法的挑战在于，一是如何评估零部件的寿命并确保其质量；二是如何设计出能够使用再利用零部件的产品。
为此，公司成立了一个由开发、生产、销售人才组成的特别小组。特别小组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将可以再利用的零部件与需要作再生处理的零部件区分开。
零部件可能有很多问题，例如使用寿命短、磨损严重或者难以拆卸等。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判定其真实寿命。
按说，每个零部件新品的使用寿命是可以预知的——如果知道了复印机的使用时间，就可以确定相应零部件的寿命。
但是，在实践中，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比如，两台使用时间相同的复印机上记录的用量可能不同；两台质量相同的复印机可能在不同的环境里使用；复印机上的零部件可能会在定期的保养和维护时更换。这些详细的信息通常是不可能获得的。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建立全面的产品历史信息。公司尽可能与所有的客户签订全面维修保养协议，这样，客服工程师在售后服务中，就可以同时清楚地了解和跟踪记录产品及零部件的所有信息。
下一个难题是，如何判定准备再利用的零部件质量是否达到新部件的水平。特别小组发明和尝试了很多方法，比如通过声音检测马达的磨损程度。
特别小组还开发出了其他技术，如只需更换寿命较短的或者无法重用的底层材料的技术、一种检验维修结果的检测设备、一种将辊轮等橡胶部件的磨损区域剥开并重新涂层的技术、以及一种外壳喷涂技术等。
富士施乐认为，提高零部件再利用率，需要从零部件的原始设计阶段做起。
为此，公司于2000年提出“平台概念”，即将数个零部件的功能集合到模块中，不同的模块组合可以用在不同产品上。
据介绍，1993年，富士施乐便开始建立自己的整合再生系统。当时的公司总裁宫原明提出：通过零部件的再利用，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有马利男称，在推广这一项目中，公司也遇到一些阻力，比如有客户质疑再利用零部件的质量，还有客户认为自己买的不是新产品而要求价格折扣。
但富士施乐还是坚持下来了：
自1995年推出带有再利用零部件的复印机产品起，至2004年3月，富士施乐已经推出了73个型号、23万多台使用再利用零部件的复印机和数码多功能一体机，实现了54％的再利用率（以部件数量计算）。
“相对没有使用再利用零部件的相同数量的产品，我们资源使用量减少了2200吨，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13900吨（2003财年）。”有马利男说。
无法再利用的零部件，其材料则被作再生处理，富士施乐从1998年秋季开始了一项行动：
公司当时宣布，在日本有关再生合作机构的帮助下，公司将把旧产品部件分为44类，使用最新的再生工艺进行处理。
计划于1999年2月起在海老名中心实施，整个处理流程，例如拆卸、分类和资源再生被集成到管理系统之中。
富士施乐还建立了一个研究拆卸和分类工作的设施——“生态园”。
随之，公司在东京、神奈川和山梨开始回收设备零部件的自行拆卸工作，并计划将这种“零垃圾填埋”系统推广到全国。
2000年8月，富士施乐建立起了一个实现客户回收旧设备零填埋（除了工艺流程中的损耗之外）的全国系统。2003年，这个系统扩展到复印机和多功能一体机之外的打印机市场。
以“无限小零垃圾填埋”为目标，富士施乐的这一循环生产系统，已经可以实现99．98％的资源回收再利用或再生处理。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8年努力，2003年起，这个系统已经实现了自我盈利。”有马利男说，“我们终于能够‘将环境因素与社会和经济因素和谐地结合起来’——这也是全行业在中长期寻找的商业模式之一。”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国内外企业界的环境意识和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也达到空前水平。随便翻翻一些知名公司的年册和企业社会责任报道，环境责任都赫然在目。
企业社会责任是个内容宽泛的系统概念。无论是想“拉大旗，做虎皮”的企业，还是真正优秀的企业，无论真诚坦白，还是遮遮掩掩，企业心里其实都明白，强调包括环境责任在内的社会责任，都应当、也可以给企业带来战略或现实的利益。同时，大家也都不否认，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应当是企业通过合法经营能健康延续。
《财富》（中文版）曾经推出过一项评价，叫“率先意识到企业责任战略价值的绿色公司”。这个说法颇有意思。说白了，就是公司意识到，包括环境责任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是对公司有长远好处的东西。
好处应当体现在，有责任的企业，无论是无形的品牌价值还是有形的经济效益，都会得到提升。而企业形象和品牌价值，最终也会转化成经济效益。
基于此，有公司提出“做环保要让市场可以接受”值得注意。
“让市场可以接受”的环境责任，在环境成本内部化前提下，可以理解成两个意思：一是不要让企业因为做环保承担太多成本压力，从而影响企业生存；二是不要把企业环保成本向下游转嫁给消费者，从而影响消费者福利。归结成一条，就是环保要有经济性。
现实地看，“赔本赚吆喝”的事情只能持续短暂一段时间，而且“吆喝”的结果还得能为公司长远发展带来更多经济收益，从而不能影响企业生存之根本。
这其实是技术成本、管理成本与产品最终成本的和谐共处之道，也是环保成本与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博弈，或者说是环保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博弈。
在遵纪守法的底线之上，作为道德层面的要求，企业做环保确实要考虑投入产出问题。
假如建设一座绿色工厂，其所节约的能源价值，永远抵消不了建设和维护费用；假如一项环保技术革新，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永远弥补不了其研发和设备投入费用；假如采用生物基原料的成本远远超过石油基原料成本，因此，或者企业难以承受，或者消费者不愿意承受；假如绿色办公产生的节约效果，永远抵消不了为之付出的管理成本……那么，企业环保的诚实性和可持续性就值得怀疑。
可以作为这种环保理想主义救赎的是，要么企业能通过环境权益交易或者内部其他地方“拆墙”来弥补相应损失，要么政府部门通过税收等调节政策向企业让渡相应利润，要么广大消费者愿意为环保而为企业多分摊一些压力，要么同行业所有企业有着惊人一致的共识从而垄断了社会环保意识。
进一步看，企业谈论环保时是否回避价值判断，应当可以决定公众对企业的环境道德判断。如果一个企业声称，为了环境利益和公众利益而不惜付出任何经济代价，这个企业的道德水准反而是可疑的，要警惕这样的企业通过绑架公众环境意识以谋求自己的经济利益。正如我们要警惕某些做慈善捐赠活动，而一定要在闪光灯的照耀下，满面笑容地举着写有捐赠金额的大牌子的企业一样。
话说回来，对于行业领先的企业，公众经常、也有理由要求其相比同行业其他企业而言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包括环境责任）。从道德层面上，这些企业享受了消费者格外眷顾因而有义务更多回报社会；从经济层面上，这些企业拥有强大的资源条件和经济实力因而有更多消化成本的能力。
在企业责任语境下，所谓行业领先，也必然包括企业战略领先和行业观念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