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生活中充斥着一种奇怪的逻辑——对我们最重要的东西，也往往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东西。水资源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表面事实上更像是个“水球”；生命源于水；从人体物质构成看，人体居然就是个“水体”；如果没有食物，人或许可以存活数十天之久。如果没有水，人可能活不了一周。
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人类对水资源的破坏已至极限。在人类活动下，冰川快速融化，淡水资源日益匮乏，“有河皆干，有水皆污”，水资源警报此起彼伏。
世界上最后一滴淡水，不可能是人类的眼泪，因为眼泪也不是淡水。
2006世界水日的主题是“水与文化”。
联合国这个主题解释说，尽管我们把城市建在水边，我们在水里洗涤、嬉戏，我们的身体里有80%的水，我们离开水就无法活命，但我们似乎又从未与水真正相融，没有真正意识到水就是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的生命。
1993年1月18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93号决议，并确定自当年起，将每年的3月22日定为世界水日。
确定世界水日的宗旨，是推动对水资源进行综合性统筹规划和管理，加强水资源保护，以解决日益严峻的缺水问题。同时，通过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公众对开发和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人类传统文化中，几乎随处可见水的重要地位：
圣经中，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相信水具有滋养、灌溉和安慰的能力；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是指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
佛教认为，水不仅是组成物质世界“四大”之一，还有澄净、清冷、甘美、轻软、润泽、安和、除饥、消灾等性能，同时认为修行的理想境界是“心如止水”；
孔子曾站在河边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以水为喻，要人们珍惜当下，善待拥有；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中以水代表所有的液体，以及具有流动、润湿、阴柔性质的事物……
数年以来，一方面，数以亿计的原本缺水的人得到了水供应，人类的水处理技术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新的缺水人群在增加，地下水在减少，水体被污染，水的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总体而言，水危机在加剧。
无以否认，极其有限的淡水资源是地球的血脉，是我们生命之源，是人类和其他地球生物的乳汁。
虽然地球70%以上的面积为水所覆盖，但在全部水资源中，只有2.5%是理论上可以饮用的淡水，其中又有87%是人类难以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永冻地带的冰雪。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是江河湖泊以及地下水中的一部分，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26%，而且分布不均。
但是，我们是如何对待这有限的生命之源的呢？
许多水资源甚至非常贫乏的国家，用水并不加节制；水价低得失去调控作用；相当比例的可饮用水滴漏、流失在输送管线中；大约有4.5万座大坝横亘在全球的各大河流上，我们拦阻了15%本该汇入海洋的水；水库几乎覆盖了大陆面积的1%……
人们肆无忌惮地挥霍着本该由所有地球人共享的宝贵的水资源，任意改变着水生态，仿佛自己是地球上惟一的生物，仿佛自己是大自然的最后一代子孙。
所幸，水危机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有很多可敬的普通人在身体力行地参与水资源保护运动，有越来越多的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担当起更重要的社会职责，各国间的合作正在加强，地区水资源分配问题正在磋商，节约用水、减少污染正在成为更多人的共识。
毫无疑问，一切保护水资源的行动都最终有利于我们自己。但更应受到考问的却是我们的动机：
我们是将水真正当成生命之源去敬畏，还是当成为我所用的生命工具和日常消费品？如果是后者，很可能危机并不会避免，很可能灾难终将降临。
2006年11月下旬的一天，由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发起的“江河十年行”活动成员，在四川康定木格措采访时，有感而发地聊起各自故乡的河。
所有分别来自山东、山西、江苏、甘肃、广东、湖北、四川、云南、北京等省份的12个人，观点几乎完全一致：儿时的故乡，河水清澈鲜活，承载了童年许多最美好的记忆；如今，或河流干涸而名存实亡，或水质污染而一片死寂，令人不堪回首。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乎一致的观点，居然分别出自年龄从30岁出头到50多岁不等的人。也许可以表明，故乡的河由生到死，主要发生在最近三十年间。
原本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主题和回忆，被现实无情地击碎。
或许来自这些少数省份的区区12个人观点，不足以证明普遍的现实。但这并不妨碍对水环境日趋恶化的基本判断。
2008年1月8日，中国最重要的河流长江出现了有水文记录142年来罕见的低水位。同时，也无法否认，我们江河中的生物多样性正急剧减少；水利设施无情地截断了越来越多的大地血脉；湿地面积一天天萎缩；江河湖泊污染程度迟迟得不到有效控制；资源型和水质型缺水困扰着更多的人群……
水利部门公布的水资源情况权威数据显示：
2006年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5330亿立方米，比常年值偏少8.6%。全国471座大型水库和2865座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比年初减少115亿立方米。中国北方17个省级行政区年末浅层地下水储存量比年初减少89亿立方米；
与此同时，参与水质评价的约14万公里河流中，Ⅳ类以下水河长占41.7%。全国248个省界断面水质，劣于地表水Ⅲ类标准的断面数占总评价断面数的61.3%，其中水污染严重的劣Ⅴ类占35.1%。参与评价的43个湖泊水质，劣于Ⅲ类水的面积占50.3%，其中劣Ⅴ类水的面积占35.0%。
1962年，美国环保先驱蕾切尔·卡森，将她的知名环保著作取名为《寂静的春天》，这个同样富有诗意的名字，表达的却是沉重的环保问题——杀虫剂的滥用，使人们在春天听不到鸟鸣。当时，全世界似乎只有卡森这只“啼血的杜鹃”在悲哀地鸣叫。
令人悲喜交加的是，全球环保主义运动在卡森生命终结同时开始蓬勃发展，然而却并不能控制全球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
很大程度上，中国未能幸免于环境恶化，环保运动的春天与环境的冬天同时来临。故乡的河便是这一现实的缩影。
卡森说，人类忘记了自己的起源，又无视维持生存最起码的需要，这样，水和其他资源也一同变成了人类漠然不顾的受难者。我们冒着极大的危险，竭力把大自然改造得适合我们心意，但却未能达到目的，这确实是一个令人痛心的讽刺。
果真当我们故乡的河流变得死寂或者消失，我们还将剩下什么？
包括农药生产和养殖业发展在内的工业化是环境污染的直接原因，而迫于人口增长和消费升级压力产生的经济增长冲动是环境污染之祸首。稍有理智的判断不难认识到，全人类正在以长远的悲剧代价换取短期的利益，而且，与人类整体发展历史相比，这种短期利益的确是非常短期的。某种程度上，经济增长是贫富问题，而生态环境则是生死问题。
“先污染，后治理”被证明是一条不能重复的路径，悲剧的产生在于，众多后发展国家正在纷纷挤上这一路径。
毫无疑问，“故乡的河”应当承载的绝不仅仅是对水的简单利用，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运行方式，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文明。如果我们无知而肆意地破坏了这种文明，必将无法承受其结果之痛。
有理由相信，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正达到空前深刻的程度，但几乎令人绝望的是，似乎全球人都在尽力挽救，却又显得无能为力，新出现的问题往往超过业已解决的问题。瓶中的魔鬼一旦被放出来，我们便无力再将其装回瓶中。
面对现实，我们应当扪心自问：我们的生命之河究竟在哪里？
2006年，德国人艾娃是中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资料研究中心的博士，毕业于柏林自由大学。有意思的是，她的博士论文题目叫《北京，城市发展和水利》。
艾娃完成这篇论文前后用了4年多时间，其间她的导师多次催促。有一次导师半开玩笑地对艾娃说，“你要是再不尽快完成你的研究，北京就要没水了！”
关于北京的水，艾娃当时通过她的研究给出了一些令人警醒的事实：
北京属于资源性重度缺水的特大城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300立方米，远远低于1000立方米的国际公认安全线，是全国的1/8，世界的1/32。多年来，北京年平均降水量约为600毫米，年度分布差异巨大，丰水年降水量可以高达1400毫米，少水年份降水量只有300-400毫米。建国以来的50多年里，北京年降水量总体呈下降趋势。越发有限的年度降水，月度分布并不均匀，7-8月降水量往往占全年降水量的70%。通过雨水及河流补充的淡水资源抵消不了每年水量的消耗，因而，北京地下水深度逐年下降，而且呈现出加速度：艾娃制作的一张图表上显示，从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北京地下水水位下降了接近8米，而从2000年到2001年的一年间，地下水位则下降了1米多。
据同时公布的一份北京地质规划称，随着地下水开采量的增加，北京市平原区地面沉降面积已达1800平方公里，形成了东郊大郊亭、朝阳来广营、昌平沙河至东三旗、顺义平各庄、大兴庞各庄等多个地面沉降中心区，“中心区最大累积沉降量已近800毫米”。
淡水资源问题远远不局限于北京和中国：
目前，关于中国淡水资源比较一致的说法是：中国淡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只有23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上名列121位，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
扣除难以利用的洪水泾流和散布在偏远地区的地下水资源后，中国现实可利用的淡水资源仅为11000亿立方米左右，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约为900立方米，且其分布极不均衡。
全国600多座城市中，已有400多个城市存在供水不足问题，其中比较严重的缺水城市达110个，全国城市缺水总量为60亿立方米。
目前全国多数城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且有逐年加重的趋势，严重威胁到城市居民的饮水安全和人民群众的健康。
水利部曾经公布一项预测说，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届时人均水资源量仅有1750立方米。在充分考虑节水情况下，预计用水总量为7000亿至8000亿立方米，要求供水能力比现在增长1300亿至2300亿立方米，全国实际可利用水资源量接近合理利用水量上限，水资源开发难度极大。
由国内知名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组织编写、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首部中国环境绿皮书——《2005：中国环境危局与突围》中，将中国水资源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概括。除了也谈到水资源总量不足之外，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比如：
洪涝灾害。洪涝灾害每年平均为中国造成大约100亿美元的损失。1998年之后，国家对防洪投入每年都在200亿以上。但受综合性因素的影响，洪水造成的损失也在同步的加大。据国家防总2005年10月8日公布的防汛抗旱情况，2005年全国农作物洪涝受灾直接经济损失1558亿元。
水污染。2005年3月，水利部公开承认中国70%以上的水体已经遭到污染。据《200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全国近岸海域共监测246个站位，四类、劣四类海水占35.0%，比上年上升5个百分点。地下水方面，据环保部门对118个大中城市的调查，地下水严重污染的城市占64％，轻污染的占33％。据2005年12月27日中新社北京电，中国90%城市地下水不同程度遭受有机和无机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污染，目前已经呈现由点向面的扩展趋势。
水土流失。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水利部副部长鄂竟平介绍，全国还有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7％。
水浪费。我国农业每年灌溉用水量约3800多亿立方米，有效利用率仅有40%—50%，而发达国家已达到70%—80%。我国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平均仅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为75％-85％。由于供水管网漏失，全国每年“漏”水100亿立方米, 高于南水北调中线的输水量。全国平均每立方米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
水生态受破坏。国际公认的流域水资源利用率警戒线为30％-40％，而我国大部分河流的水资源利用率均已经超过该警戒线，如淮河为60％，黄河62％、辽河65％。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使淡水生态系统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最快的生态系统，众多珍稀的水生生物数量锐减。
全球的情况同样令人担忧。目前全世界的淡水资源仅占其总水量的2.5%，而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资源只占地球总水量的0.26%。与此同时，全球淡水资源地区分布极不平衡，巴西、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等9个国家的淡水资源占了世界淡水资源的60%。约占世界人口总数40%的80个国家和地区严重缺水。
英国《独立报》2006年3月12日报道称，世界上的大河正以令人担忧的速度枯竭断流，给人类、动物及地球的未来造成毁灭性的后果。雪上加霜的是，全世界最长的20条河流均遭到大坝拦截。1/5的淡水鱼群已经或濒临绝迹。此前一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称，全球河流的状况是一场“正在酝酿的灾难”。
2006年3月16日，第四届世界水资源论坛在墨西哥开幕。联合国在向大会提交的《世界水资源发展报告》中说，我们已严重改变了全球河流的自然规律。
而同样出自联合国的一项名为“综合评估世界淡水资源”的研究报告说：如果人们继续像现在这样不加节制的话，30年后贫水人口数将可能达到2/3。
灾难真的会到来吗？联全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曾经说，人类现在只使用了地球上可再生利用淡水贮量的1/6左右，只要今后措施得力，未来还是有希望。
专家称，缓解淡水资源危机，应从政策、体制和技术各方面综合努力。总的目标在于减少水浪费和控制水污染。
据媒体报道，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城市中有60%的饮用水管道蚀损严重，流失了许多水量。联合国一项调查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供水管网的漏耗水量以近其总供水量的58%；在管理措施较好的新加坡，也存在着8%的管网漏耗率；美、英两国管网漏耗率均为12%；中国这一数字是20%。毫无疑问，淡水本应当是一种稀缺资源，然而，在相当数量的国家和人群里，这个观念尚未真正形成。
提高水价是一个被看好的措施。世界银行估计，在今后10年中应斥资6千亿至8千亿美元用于世界水资源整改技术。整改内容之一是大幅度提高水价。香港《南华早报》2006年3月8日载文以中国为例分析说，“中国的农民、工厂和城市家庭所享用的也许是世界上最便宜的水。”除非北京朝着更加面向市场的方向改革它的水资源政策，否则中国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面临着一场比缺乏能源、教育或医疗严重得多的危机。
艾娃曾画了一张“德国人均日生活用水量与价格走势”图，该图清晰地显示出价格对用水量强有力的调节作用。艾娃与《南华早报》报道持同样观点，她说，只有通过基于市场的水价、水权等经济手段，才能保证节水政策和措施能够落到实处。
世界自然基金会李利锋曾撰文将解决中国水危机的基础性举措指为制定协调统一的涉水法律框架与法律法规体系。文章说，目前中国各部涉水法律之间的关系不清，难以协调，且存在明显的空白领域，比如在水量保护以及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方面还没有比较具体的法律法规。李利锋认为，制定协调统一的涉水法律框架与法律法规体系，特别需要在跨行政区与跨部门的水资源、水环境管理方面明确各方的职责、协调与合作的机制。
清华大学环境系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博士认为，水资源管理体制的核心，就是要改变目前管理机构多、“九龙治水”的局面，尽快建立跨部门、跨地区的流域协调机制。
在控制水污染方面，知名水污染防治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钱易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包括：将国家环境污染控制整体目标化为个体目标，通过有效手段促使工业、城市和农村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加强对水环境、饮用水源地和饮用水水质的监测；改造水处理工艺；建立水环境和饮用水质量信息公开制度，鼓励公众参与重大的涉水决策。
“按目前大约1800万人计算，北京水资源承载力已经超过极限。如果像有些专家所说，‘北京人口最终应该在3200万’，那势必意味着一场灾难！”2009初，知名水环境专家、曾供职于北京市环保局的王建说。
曾有媒体援引专家观点认为，北京人口最终应该在3200万，从经济学角度讲，人口越密集，越经济；水资源并不是人口硬约束，因为可以从外地调配。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从水资源承载量等约束因素出发，结合人口自然增长率，确定2020年北京人口规模应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
而这个规模应当早已达到：据北京市政府网站数据，2006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为1581万人。流动人口数量方面，中国人口网称，2004年北京流动人口为409.5万人；北京市一项人口抽样调查显示，2005年底北京市流动人口达357.3万人；北京市公安局2005年9月统计数据说，北京市流动人口为359.9万人；《京华时报》曾根据公安部统计报道称，2007年上半年北京流动人口为510万人。
无论按照哪个口径，北京目前人口总数甚至超过2000万人。由此，北京水资源承载力成为公众关注话题。
水资源应当是硬约束。从这个角度看，北京的人口已经应当减少了。
北京市水务局数据显示，北京水资源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本地区降雨形成的水量；二是上游入境水量。本地区水量方面，北京多年平均降水总量98亿立方米，蒸发约60亿立方米，形成总量约为37.4亿立方米的水资源，其中地表径流17.7亿立方米，地下水25.6亿立方米（5.9亿立方米为重复计算）；北京多年平均入境水量16.1亿立方米。二者合计53.5亿立方米。
实际上，北京平均每年可以利用的地表水总量仅约为14亿立方米（根据公开数据，1993年为15.22亿立方米，1997年为14.41立方米，1998年为14.95立方米，2000年为13.25亿立方米），加上25.6亿立方米地下水，共计约40亿立方米。
水资源需求方面，有数据显示，北京每年生产生活用水总量约为34.5亿立方米。如2005年，当年农业用水13.22亿立方米，工业用水6.8亿立方米，居民生活用水13.38亿立方米，三者合计33.4亿立方米。
40亿立方米供给，34.5亿立方米需求，北京的水似乎勉强够用。
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
据王建观察，近年来北京降水量明显减少，入境水量也连续9年减少（从10亿立方米逐年下降到7亿立方米，与长年平均数据16.1亿立方米相差甚远。供给方面，北京可利用水资源往往不足40亿立方米；需求方面，北京用水量2002年才开始下降到34.5亿立方米左右，以前一直高于这个数字，比如1995年用水41.78亿立方米，1999年是41.71亿立方米，2000年是40.4亿立方米。”
北京市水务局网站数据显示，北京多年平均入境水量16.1亿立方米，出境水量14.52亿立方米，二者相差1.58亿立方米；另有公开数据显示，北京地下水位数十年来不断走低，与1960年相比，1980年下降2.13米，1985年下降2.61米，1990年下降3.24米，1995年下降3.50米，2000年下降9.18米，2005年下降12.97米……
三十年来，北京地下水总共亏了70亿立方米。
为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北京市采取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措施，农业用水从1989年的22.02亿立方米，一路下降到2005年的13.22亿立方米；工业用水从1993年的12.45亿立方米，下降到2005年的6.8亿立方米；与此同时，随着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北京的生活用水一路走高，1995年是11.77亿立方米，2000年是12.96亿立方米，2005年是13.38亿立方米。
节水成就非常之大，也意味着节水空间已经非常有限。
随着城市化发展，农业用地及用水量是否会进一步下降，从而腾出水资源支撑人口规模扩张？
王建认为这不太可能，“北京目前粮食自给率仅为13.8%，而充分保证城市粮食安全的合理自给率应当是90%。况且，人口扩张，工业、服务业等生产用水也会随之增加。同时，随着公众对生态环境要求提高，生态用水也应当得到足够保证，要想维持北京基本生态用水，每年至少需要4-5亿立方米的水。”
由此，在目前情况下，假定北京人口维持在1800万左右，经济增长平稳，产业结构没有重大调整，长年降水量稳定，城市各种功能刚好可以勉强运行。
南水北调可以缓解北京供水紧张局面。每年调来10亿立方米水，可以平衡供求或略有盈余，可能的盈余则迫切需要补充超采严重的地下水，而不是任由人口扩张。
刘振祥，曾是个标准的北京“的哥”。可是，他长期以来最关心的既不是油价、“份儿钱”，也不是交通状况或乘客多少，而是华北的干旱问题。
在从事出租车营运的那几年，刘振祥保持着一些特殊的“拉活”习惯：不管路程多么远、交通和道路状况多么差，只要有助于顺便考察水情，他都特别乐意跑这样的活；如果去远郊区县有山有水、有考察价值的地方，他尽可能走不同的路线回来，为的是多看一些情况；遇有大雨，他常常下车，蹲在田间地头，观察雨水流量和走势；碰上爱聊天的乘客，聊起来，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话题往华北水问题上扯……
更令人有些称奇的是，总共读过8年书的刘振祥，居然在两年内用业余时间写成一篇洋洋13000多字、题为《解密华北地区及中国干旱之原因》的“论文”。
“诗曰：桑条无叶土生烟，箫管迎龙水庙前。朱门几处观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解密华北地区及中国干旱之原因》是这样开头的。刘振祥说，这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嫡传子孙李约观看农民求雨的一个场面。反映农民与达官贵人关于水的矛盾。
相对而言，文章的初稿开头比这“狠”多了。刘振祥用的是：“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刘振祥说，“当年是日本人打到华北，形势危急；现在是华北地区旱情越来越严重，形势同样危急。”
刘振祥究竟发现了什么？
“这10年来，北京地区的水越来越少。”刘振祥说。
刘振祥老家在北京密云，就住在密云水库边上。这个北京“水盆”修建的第二年，刘振祥出生。他记得他们家离水库很近：水多年份，离水1公里；水少年份，离水20公里。水量5年一涨，5年一落，10年一周期，很有规律。
“1996年到现在的10年，规律没了，眼瞅着水量越来越少。虽然不同年份也有波动，但水量再没超过历史上最多的年份。”刘振祥说。
刘振祥觉得，华北干旱的直接原因，就是雨水越来越少。他看到资料上说，原先华北平原年降雨量有的地区可达700毫米－800毫米，而从1997年至2005年，北京年均降雨量只有466毫米。他想知道，那233毫米的雨水究竟哪里去了。
这个问题萦绕在刘振祥脑子里许多年，终于，2003年，在青藏高原上，他“顿悟”了：
那期间，刘振祥停了一段出租车工作，去青海的海北藏族自治州给人家帮忙，为当地群众搞引水工程。就是在山里找泉眼，然后通过管子将泉水引到山下蓄水池，再通到居民家里。那是个极度干旱的高原地区。刘振祥记得有个顺口溜形容当地的情况——山上不长草，房上能赛跑，女人不洗澡。
“有一天，看着从山上一路接下来的引水管，我突然想到：地下没有水是因为天上不下雨；反过来，天上不下雨又是因为地下没有水，不能提供足够的、供蒸发用的水面和水量。这是个互为因果的关系。正如古语所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中国地势西高东低，高原地区的水都向东流下去，地面上存不住水，雨自然也就少了。”
刘振祥认为，尽管在理论上，作为平原，华北地区应当留得住水，但由于一些人为活动的影响，情况也变得同样糟糕。
他所指的人为活动主要是农业学大寨期间“发扬战天斗地精神”，移山填湖、拉直河道、平整土地等行为。刘振祥现在还清楚地记得，1960年代末期，在“向高山要粮，向湖泊要粮”等激动人心的口号感召下，小小年纪的他顶着寒风帮父亲参加集体平整土地劳动的场景。
“结果弄得山光秃秃的寸草不生，留不住雨水，地下水得不到补充。众多湖泊、水塘被填平，大地像玻璃一样，也存不住水；河道被截弯取直，下雨时，雨水在最短时间流入大江大河大海。”刘振祥说，“地面存不住水才是华北地区降雨量减少，旱情日趋严重的真正原因。”
基于这一认识，刘振祥对北京大小水库的负作用也做了解读：水库把水闸死，下游河道缺水，整个流域水面、水量减少，供蒸发的水量不足，影响局地气候，致使雨水减少，旱情加剧。
概括起来，刘振祥关于华北干旱问题的解决方案有三条：一是封山育林，涵养水源；二是水库适当给下游放水，持续增补地下水；三是“水囤积”，即在下游广大土地上，因地制宜地造出一些湿地、沼泽、池塘，增加区域水体面积，以供旱时灌溉，平时蒸发。
这几条建议其实说的是一个中心意思，就是尽可能让地面多留住一些水。
刘振祥的直觉是，降雨量和地面水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几十年前，北京的近郊比如安贞桥一带、三里屯往东都是大水塘、芦苇荡，那时候天气就没现在这么旱。”
相对来说，刘振祥最推崇自己的“水囤积”建议：在每个村庄低洼处挖出大小不同的坑塘，把人们用过的剩水、废水储存起来；在大田边角处、结合处挖一些小池塘，把附近河水抽进来一些；在公路沿线沟渠附近的低洼地带，造出一些人工水塘，以积存雨水。“在大地上制造出数以千计、星罗棋布的池塘、沼泽、湿地。”刘振祥说，“如果把大地比喻成一个人，河流就是大地的血管，星罗棋布的池塘就是大地的穴脉。”
刘振祥甚至对这些工程的投资和回报做了测算：
要是注意因地制宜、节约利用的话，在华北五省搞试点，每个省总投入不会超过1亿元；而工程完成后的不长时间，华北地区夏季最高温度可降低３度，年平均气温可降低2度，“５年后可撤掉70%的空气加湿器，10年后华北地区的城市将成为宜居地区”。
刘振祥没有给出这些量化测算的依据，“不是我给不给得出来的问题，只要按我说的方法去做，就肯定会有效果！”
有意思的是，这个北京“的哥”的经验与直觉，居然在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世界报告2006——中国与印度》里有呼应。该报告“保护淡水生态系统”一章里说，农村社区可以蓄积原本会从大地流失的一部分雨水，以便在干旱时期灌溉作物。方法主要是将雨水引入水塘、浅层地下蓄水层或其他囤水处。这些“水囤积”技术不仅能提高收成，还可以预防庄稼在干旱年份绝收。
不过，世界报告的结论与刘振祥的观点有所区别：它并没有认为水囤积能给局地气候带来什么影响。
“刘师傅的观点，感性、定性看是有道理的，定量分析没人做过；他的‘水囤积’建议，理论上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实践起来有很多困难。”绿家园自愿者、长期关注和研究华北水问题的张峻峰说。
张峻峰一有空闲就去北京周边看水，回来后琢磨水。他试图运用系统理论、从文化层面去探究人与自然、人与水的关系。
在北京农业大学接受过环保专业系统教育的张峻峰认为，华北干旱的根本原因，是6500万年前小行星撞击地球，形成造山运动，从而47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开始隆起，形成一道天然屏障，阻挡了印度洋上吹来的暖湿气流。因此，干旱的根本原因不是人为的。
“不过，正如刘师傅所说，‘学大寨’等人类的破坏性活动，比如砍树毁草、移山填湖、平地截河等，大大加快了干旱化的进度。”张峻峰运用电子领域的阻尼系数概念来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说，“人类活动及对能源的过度使用，使自然系统熵值增加，阻尼系数降低。简单说，阻尼系数降低意味着系统抗拒外界扰动的能力降低，因而，星系运动等外力作用于地球而带来的自然现象（对人类而言是自然灾害）会越来越频繁和强烈。”
反过来说，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必然有利于增加阻尼系数，改变局地气候。一个明显的现象是：相对没有水域的地区，水库周边的气候稳定性更强，比如温差会小得多；另一个现象是，市区的天气变化往往比郊区还要复杂，也是因为市区人类活动更多，对自然改变更多，因而系统阻尼系数要小于郊区。
“刘师傅所谓‘水囤积’的建议，可以理解为在广大华北地区形成众多小的‘水库环境’。那么，整个地区的阻尼系数肯定增大。”张峻峰说。
不过，张峻峰的说法，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定性判断。能不能定量研究，比如在什么地形的多大范围内，水域面积占百分之多少时，就能改变气候到什么程度？张峻峰说，据他所知，至今没有哪家机构或什么人做过这种研究。
2007年5月，在世界环境日即将到来之际，一个幽灵迅疾现身太湖，又悄然隐去。
从5月29日太湖蓝藻大规模爆发、居民自来水突然变臭，到6月2日水质检验重新合格，前后100多个小时，公众在惶恐中应对危机，政府部门在仓促间采取改善措施，媒体则在不停地追问……这一切，构成一幅令人难忘的环境危机事件图。
关于此次环境危机原因的官方描述一致且肯定：高温少雨的气象和水文因素导致蓝藻提前爆发，是“天灾”。
为了应对危机，政府部门成立由无锡市长挂帅的应急指挥部，用技术手段改善水质，保障替代水（桶装水）的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紧急调长江水入太湖稀释污染。此外，政府还承诺对企业及居民的相关水费予以减免。
随后，无锡市第23次市委常委会议上，还确定了治理太湖、保护水源的“6699行动”，包括六大应急对策、六大工作机制、九大清源工程、九大治污措施。
听起来，“6699行动”令人振奋，如能全部得以落实，则太湖无忧了。
水质重新合格，居民生活步入正常、心理渐趋稳定，政府应对态度积极，长效措施全面完善，一场环境危机似乎就此圆满化解。
但“太湖幽灵”只是退隐，却未根除。
说白了，太湖污染治理仍然任重道远。正如当初“零点行动”效果不尽如人意一样，“6699行动”能否得到真正落实，还是个问号。
1990年代中期，太湖污染问题开始引起重视，有关部门也采取一系列对策，直至1999年1月1日的“零点行动”，宣布太湖地区千家重点污染企业全部实现达标排放。
其后，太湖治理也一直没有停止，在到2005年为止的一期治理中，投入资金总计达到100亿元。
然而，太湖并未因此而太平。
在太湖网上，可以看到2000年以来的“太湖流域省界水体水资源质量状况通报”，仔细比对每一个月份的通报就能发现，太湖水的富营养化水平一直居高不下。
关于太湖污染的综合原因，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有个说法：工业污染增加、农业面源污染扩大、城市生活污水直接入湖和渔业养殖规模急速扩张。
有关专家概括说，太湖之所以“越治越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治污速度跟不上太湖流域经济发展速度。
具体而言，一是总排放量不断增加；二是排放标准偏低，即使是达标排放，也多是劣五类污水；三是生活污水处理率较低，太湖流域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仅为30％左右。
可以说，“太湖幽灵“正是藏身于诸多污染原因之中。
事实上，排污户达标排放只是公众善良的愿望。以对太湖污染贡献最大的江苏常州和无锡两地企业为例：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根据各方面公开信息收集到的数据显示，2007年之前三年内，常州就有高达153家企业因为污染问题被曝光或处罚；
同一个渠道的信息显示，2006年4月，无锡市公用事业监管中心公布了对已实施截污工程的餐饮企业进行排污达标专项执法检查结果，发现接受抽查的43家企业中有28家不合格，合格率仅为35％。不合格企业普遍存在COD（化学需氧量）排放超标问题。
无锡的污染又以宜兴为甚。2007年4月初，宜兴宣布，从即日起，将用两年时间在全市范围内对琉璃瓦生产企业开展专项整治。而琉璃瓦产业正是宜兴的重要污染源之一。
以上提及的排污企业，最终得到的处罚绝大多数是1万－5万元罚款。
“根本伤不着企业皮毛，而且往往是一罚了之，企业交了钱继续排污。”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负责人马军曾对笔者说。
2007年5月底，网上有个关于无锡宜兴环境污染的帖子说：“如果让我选择一种死法，我祈求老天让我出生在美国，就算死于‘9·11’，或校园枪击，我也不要死于宜兴市那些化工厂排放的毒水污染。因为死于前者，只能算意外……而死于后者，我们的当地政府就要负全责，这种死其实是间接死在了当地政府手里……我极不情愿且永不会瞑目。”
宜兴市环保局网站上的一个调查栏目也能说明问题：
该网站“对宜兴环保工作的满意程度”调查显示，参与投票的267人次当中，填“很满意”的有55票，约占20%；“满意”的为13票，约占5%；“基本满意”的21票，约占8%；“不太满意”的33票，约占12%；“不满意”的145票，约占54%。
据此，也可以说，“太湖幽灵”藏身于无效的污染管控体制。
2007年6月1日，绿家园志愿者、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北京地球村、天下溪、自然之友等国内14家NGO联合发出呼吁，要求直面无锡水污染事件，称这一环保危机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呼吁说，在“零点行动”宣布成功的多年之后，环太湖的苏锡常等地区还有许多企业依然不能做到达标排放，“蓝藻泛滥，自来水腥臭，民生困顿，在这个时刻，我们要共同面对良心的拷问。太湖流域内，环保部门近年来公布了超过300家污染企业，其中有大量化工、印染、电镀、制药等高风险企业。相关政府部门应当回答，你们究竟只是对这些污染企业罚款了事？还是已经督促它们真正改正了自己的行为……这些企业应当回答，你们是否已经真正整改？是否能保证不再对本地环境和社区构成威胁？”
由此看来，“太湖幽灵”还藏身于没有尽到责任的政府官员，以及那些无良企业的内心。
“公众参与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呼吁书起草人之一、绿家园志愿者负责人汪永晨说，“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鼓励受到水污染影响的公民参加到污染防治中，鼓励公民参与高风险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鼓励公民举报污染企业，鼓励对排污大户开展公益诉讼。”
据昆明《都市时报》2007年9月12日报道，云南省政协9月11日召开滇中调水恳谈会，会上首次公布滇中调水规划。
规划完整披露了4个滇中调水方案，并认为最优方案是丽江龙盘水电站引金沙江水方案。这个方案，需要建设478公里引水总干渠，一次性建设总投资将达490亿元。建成后，该工程多年平均引水量约为34.2亿立方米。
云南有关方面称，滇中调水工程是满足昆明城市供水及滇池污染治理的根本措施，将直接令昆明市1206万人口受益。
这个被选中的引水方案，水源点是规划建设的龙盘水电站，坝址地处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的龙蟠乡。事实上，这个坝址正是金沙江中游“一库八级”水电规划方案中龙头电站虎跳峡大坝所在地。
这样一来，2003年正式提上议事日程的滇中调水工程，与1990年代通过规划审批的金沙江水电开发工程，在敏感地区虎跳峡会面了。
无疑，包括中游“一库八级”工程在内的金沙江水电梯级开发，会显著放大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按规划建成后，虎跳峡电站将是中国蓄能量和补偿效益最大的龙头水库电站，其对下游调节电站及三峡、葛洲坝电站均有巨大补偿效益。
但如果虎跳峡修建水电站，回水将淹没具有重要自然景观价值和人文价值的长江第一湾，且涉及移民数量众多，社会矛盾复杂。
在各利益相关方艰苦博弈下，2006年上半年，云南省曾表示，虎跳峡电站在得不到当地绝大多数村民同意情况下，不会贸然动工。
而上述滇中调水规划出台，则近乎把这一承诺推翻，难免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据各种可信渠道的消息，对于滇中调水，无论是中央还是云南省内部，均一直存在不同意见。
反对者认为，昆明地区并非资源型缺水，而是水质型缺水。被一些专家近乎刻薄地称为“公共厕所”的滇池，尽管长期以来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治理，但污染问题始终得不到有效解决。滇池周围日益膨胀的城市人口进一步加剧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此前提下，单纯靠调水冲洗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而且洗完滇池的水还将流回金沙江，对其下游用水造成不利影响。
他们认为，果真要调水，也还有其他更为理想的方案，比如从昆明附近柴石滩水库引水。
据此，有专业人士分析说，滇中调水方案与金沙江水电开发方案，是基于共同利益的相互搭车行为。
一些环保人士及当地村民担心，两股力量合而为一，前期虎跳峡的博弈成果难以保全，再次对长江第一湾的命运感到担忧。
不过，此后不久，云南省政府高层领导明确表示，取水点还需要综合考虑淹没耕地面积、移民人数、生态损失、社会经济效益、防洪、投资总额等因素进一步比选。
后来又有消息说，为尽可能减少移民数量和保护长江第一湾，滇中调水取水点可能会移至长江第一湾上游。但更具体信息则无从知晓。
环保人士关心的首先还不在于水电开发和滇中调水方案的利弊得失，而是方案决策的科学性与透明度。
至今，诸多业内人士对于调水方案是否通过规划环评，具体批准时间与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时间究竟孰先孰后，以及公众参与环节如何实施等问题都一头雾水。
如此投资巨大、社会影响深远的工程，公众只能从非正规渠道获取信息，依然令人有些遗憾。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南水北调办主任张基尧，针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问题，对媒体说，西线工程建设“只是时间问题”。
几年前，四川社科院一位默默无闻的离休研究员鲁家果，两度上书温家宝总理，引发了关于“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民间集体论证。这个将耗资3040亿元、关系到长江黄河流域几亿人生存发展的水利工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浩大的水利工程，存在环境影响、地质风险等问题。之前在地方政府的决策下匆匆上阵，现在计划正在调整延迟，工程前景扑朔迷离。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即在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上游河源地区形成水库群，利用西高东低的地形，将这些河源之水汇为一体，穿过巴颜喀拉分水岭，进入黄河流域。
据称，以鲁家果给温家宝总理的上书为起点，围绕这个水利工程起了纷争，并逐渐演化成以四川60多位学者为主体对工程经济效益、环境影响、地质风险的自发民间论证过程。
论证打乱了工程原定计划。2006年11月初，水利部有关负责人称，“原定于2004年完成的西线项目建议书将推后到今年完成，也有可能还要往后推，之后还要通过可行性研究，才能最终确定西线能否开工。”他承认，四川专家提出的意见，是西线方案调整和延迟的原因之一。
长期以来，我们从不缺乏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决策的效率，倒是围绕此类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而应当建立起来的公开、透明、科学的决策程序显得有些贫弱。正因为如此，西线调水工程一度暂缓背后透露出来的意义值得赞赏；眼下有关人士明确表态，又不免令人担忧。
工程一度暂缓，不能、也不必简单地说这是民间力量的胜利从而扭转了决策，而应当将民间力量的参与看成决策的有机组成，是对决策程序的完善和发展。
以2006年3月18日起施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为标志，重大工程决策越来越注意更广泛地倾听来自不同方向的声音，更重要的是经由制度化、法制化手段，公众参与已经成为决策体系和决策程序的一部分。
在这个办法实施前后，我们已经看到许多类似公众参与从而影响和改变了项目决策的例子，比如：
位于四川岷江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附近的杨柳湖反调节水库，因为媒体和当地世界遗产保护部门的强烈质疑而罢休；四川甘孜州康定县的木格错水库，因为当地百姓的反对并得到州政府的支持而中止；金沙江上的虎跳峡电站，因为其上游沿岸百姓的意见反弹而暂缓；怒江的十三级水电开发规划，因为国内环保人士以及其他有关组织的呼吁而要做重大调整……
在这几个案例中，有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博弈，有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博弈，有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有当地力量与外部力量的博弈。
我们不必就此下结论，认为反对者都是正确的，因为正确与否的标准原本就有主观成分。但我们要为各方力量得以更多和更深入地参与到决策当中，从而发生作用感到高兴。决策就应当是不同利益代表者博弈和妥协的产物。如果程序不公正，结果也公正不到哪里去；如果程序公正，结果即使不尽如人意，也是各方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