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的政治圈中，历来能够在总统直接领导下主导美国环境能源政策的莫过于环境署、能源部和内务部，再加上国务院，简称为31的决策框架。前三者分别是环境政策，能源政策和联邦土地保护政策的直接制定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国务院作为内阁头号成员，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进程的深入，也被越来越多地纳入到环境能源政策的影响范围之内，尽管其他内阁部门也会或多或少地与环境能源领域产生交叉，譬如财政部、国防部和交通署等等，但这些部门在环境能源领域上的重要性和整体影响力显然都不如上述四个部门，正是这31的决策框架主导了美国的环境能源战略及政策。

　　凑巧的是，恰恰就在奥巴马的新旧总统任期交接之际，这31决策框架的原负责人分别前后辞任，尽管他们的辞任各有各的原委，但从结果来看，符合白宫意旨的换人必然带来新政，尤其是这几个在环境能源领域上有着特殊而紧密关联性的内阁部门同时换人，这在奥巴马继续高调坚持其“低碳，绿色”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其中的前因后果显然值得关注。

　　在奥巴马第二个任期里，环境能源政策的重要性不仅不会削弱，而且还将得到加强，在奥巴马看来，这是关涉美国竞争力、安全和未来的关键性领域，而其总体指导思想便是让美国的环境和能源都更加低碳、更加绿色，这已是奥巴马逢会必讲的一个主题。就此而言，接下来的四年中，美国的环境能源政策总体上必然是连贯的，并且还存在出现重大突破的可能性。那么，怎么才能加强环境能源政策的这种连贯性并取得突破呢？无疑，主导环境能源政策的31框架在未来四年必须更加积极、务实和有效。

　　在过去的四年中，环境署、能源部、务部和国务院在执行奥巴马的绿色新政上应该说是兢兢业业，无论是在国内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上，还是新能源的科研和发展，联邦土地的保护，以及对外的气候外交战略上，四个部门都在各自领域以富有极强的专业和负责精神而着称，他们的负责人分别是环境管理专家、物理学诺奖得主、前农场主、外交界宠儿。但是，将专业精神强硬付诸实践的结果往往是备受猜忌和诟病。四年下来，随着绿色新政在环境能源领域的推行和深入，这个领域已经多多少少地出现了一些争议性的话题，其中包括新能源补贴，二氧化碳排放限制及惩罚，联邦油气田土地的限制开发以及对外的气候援助等等，尽管这些争执在华盛顿的政治氛围下实属难免，也绝非部门负责人的主观之意，但却在客观上损害到了奥巴马既定的相关议程。四个部门的负责人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继续推进绿色新政的负担。因而，能够在第二个总统任期让环境能源政策轻装上阵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换人。这是其一。

　　其二，换人有利于提高部门间协同。如前所言，在原先31的格局中，每个负责人都极具专业精神，但相对于环境、能源、土地利用等领域间有着较高的相关性，擅长外交的希拉里显然对环境能源并无特殊的专业兴趣，在她看来，即便环境能源等问题牵涉到国际政治，其出发点也是外交，也就是通过外交政策让国际环境能源的发展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一点其实在贯彻奥巴马的整体环境能源战略上是有失公允的。奥巴马眼里，美国利益的一个重中之重便是低碳和绿色，就此而言，国际环境能源的低碳及绿色与美国利益是一致的，美国实则也无法脱离国际社会来单独实现本地区的低碳和绿色。因此，从部门协同的角度来看，希拉里领导下的国务院显然是环境能源战略和政策上的短板，奥巴马并不希望未来的这驾马车继续拖后腿。

　　其三，换人促进资源整合。美国环境能源政策的特殊性还在于，要取得务实而有效的结果，就必须理解和迎合来自各利益方的诉求，尤其是来自于有着高度代表性和代言性的国会的主张，毕竟，国会既是最高的立法机构，同时还控制着内阁部门负责人提名权，以及手握各个部门年度预算的生杀大权，奥巴马要想在环境能源领域有所作为和突破，就必须获得国会的支持，并充分利用国会的资源。要做到这一点，如果四个部门的新负责人能够懂得如何更好地与国会周旋，同时又不失其在专业领域上的执着，那么旨在低碳和绿色的环境能源政策也将会更具效力，通行无阻。

　　到目前为止，在主导环境能源政策的31框架中，国务院已经名花有主，原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克里在1月29日通过了国会提名，成为新任国务卿。就是这位克里，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参与推动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案》，而在2010年，他又与另一位参议员共同推出《美国能源法》(草案)，该法案的主导思想与奥巴马的能源发展理念基本一致。有理由相信，在希拉里去职之后，克里在环境能源政策上的背景是奥巴马选任国务卿的重要考量。

　　此外，环境署、能源部、内务部的新任负责人仍在提名或商议之中，不久便将有结果，但不论如何，奥巴马显然都希望未来的负责人能以专业精神和政治敏感来帮助其实现“绿色美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