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要声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传统，就是中国文化传统，而不是西方文化的传统。此传统与彼传统有着根本的不同。西方的文化传统是苏格拉底创立的，就是那种问题引导，反复讨论、博弈，在一个完全自由、平等、开放的体系中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会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思维方式，留给人的是思考的习惯与思想的方式，而不是某个具体的结论。这样的教育就是要把学生教育成独立思考的人，能够在摆脱了学校与教师之后仍然保持学习与思考能力的人。

　　而中国传统文化呢？就是建立在格言警句的基础上的语录式结论。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聊天纪录《论语》整个文本都没有体系，没有逻辑连贯性，而且话题也是零散的。读这样的东西，只需要背诵与记忆其结论，无需也无法了解其思考的过程与话题的背景。这是割断人的思维的文字，只是在培养学习者对权威的盲目崇拜，而无个人的自我主张。在这里，我暂时撇开教育内容上的讨论，仅仅讨论一下传统教育方式就会发现许多问题。

　　没有个人的自我主张这一点在传统农业社会并不显得多么急迫，有多大的危害。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与专制皇权社会里，一个人只需要简单服从，从学作一个坏臣民到一个好奴才，都不需要有独立思考能力。读书的前途是参加科举考试，然后金榜题名，科举场上取得功名，然后走进仕途，靠读书做官获得优越地位。然而，这种考试最忌讳的就是一个人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创新意识。是不可以自我主张与随意发挥的。因此，这种只使用记忆功夫的背诵在当时看起来是有效的。但是，在现代社会却是很要命的。因为，现代社会的特性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在这里做一个合格的公民显得特别重要。个人的自主空间很大。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就无法适应这个社会。契约社会要求一个人学会合作，而要想别人愿意与他合作，他还必须是一个富有个性的人，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因为合作是人与人之间长短互补的过程。

　　个人的公共空间也要求一个人要学会关心社会问题，而不能够只活在自己狭小的天地里。因为，整个社会各个行业与职业之间已经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人都要在这样的社会里向社会卖出一点什么，以换取自己的生存资料。服务他人，这是一个人生存的起码意识。如果一个人完全不能够了解社会，不能够遵守社会公共规则，他就无法与人沟通，无法将自己的独特个性融入到整个社会体系中去。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中是无法生存的，但是，个性正是一个人在社会合作过程中的必备条件。一麻袋的土豆之间不可能会有合作，因为高度同质，但是，水与乳却能够交融。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

　　人在现代社会中，学习能力与沟通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适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方式就显得特别重要。如果教育落后于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受到这种教育的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后就会立即无法适应社会，无法在社会中生存立足。当年法国教育思想家卢梭在其名作《爱弥尔》中说，一个人，“由于错用时间而带来的损失，比在那段时间中一事不做的损失还大，一个受了不良教育的孩子，远远不如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聪明。”（卢梭著，李平沤译，《爱弥尔》，商务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许多人都看到过这段话，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对于什么是“不良的教育”却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在西方，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中就谈到教育儿童的问题，在书中，柏拉图描述当时雅典人对儿童的教育是在歌舞、游历与娱乐游戏活动中学习。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儿童学习的方式就是这样的，当一个儿童在与人娱乐与游戏的时候，许多道理都可以通过他的体验学习到，相反，如果这个时候让孩子规规矩矩地坐着听那些枯燥无味的训诫，他们就只会获得音节意义的刺激。这就是为什么，对儿童的空洞说教几乎都是无效的，他们常常是充耳不闻，熟视无睹。一个道理，你即使给他讲一百遍，他们也许能够复述你要的那些音节，但是，不会真正有切身的体验，他们的生命不可能融入这些道理中去。因此，卢梭才会说：“在任何一门学科里，代表事物的各种符号如果不具有它们所代表的事物的观念，那就是毫无意义的。而你使孩子所学到的，也就是限于这种符号，而不能使他们明白它们所代表的东西。你以为你已经教他明白了地球是什么样子的，其实仅仅使他看到了一些地图：你教他的域名、国名和河名，而他则认为这些地方除了在地图上指给他看一下以外，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同上书第123页）这也是卢梭强调为什么一个孩子的生命中游学的人生经历是不可缺少的原因，因为身临其境与在实际的情境中感受所获得的东西与只是从书上，从教师的口头上记住的概念，在他的生命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能够在一个人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以及能力下起到真正的作用，而后者几乎只有记忆上的意义，而且记忆还只是音节上的意义，并无实际上的价值。在中国，历史上就不缺乏读书愚死的典型。陶行知先生所说的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就是这样错误的传统教育的结果。

　　中国传统教育还有一个想当然结论，就是以为儿童的记忆力远超过成年人。因此，特别强调儿童的背诵与记忆。我小时候读书就经常因为背诵不出课文而被留堂饿饭。其实，那时的不少课文主要是《毛主席语录》，课文并不长，小学低年级课文很少有超过一百字的，但是，我那时几乎一篇也背诵不出来，成为班上最差生。若是现在，这样的东西，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背诵出来了。这是我个人的切身体验。相信有这样的体验的人还不少。为什么中国那些死抱传统教育观念的人就不肯正视呢？卢梭其实也说到这个现象。他说：“孩子们因为没有判断的能力，因此也就没有真正的记忆。他们记得声音、形状和感觉，然而却很少记得观念，更不用说记得观念的联系了。反对我的人看见他们学会了一些初级的几何，就以为可以拿这点来证明我的看法是错误的；恰恰相反，他们正好证明了我的论点，表明孩子不仅不能自己推理，甚至还记不住别人的论证；你们把这些小几何学家所用的方法拿来考察一下，马上就可以看出，他们所记得的，只不过是例题的精确图形和术语罢了。稍一反驳，他们就不懂了；把图形一颠倒过来，他们就会莫明其妙的。他们的全部知识都停留于感觉，没有哪一点是透彻地了解了的。他们小时候已经听人讲过的事情，到长大了以后总得要重新学过，可见他们的记忆力是并不比他们的其他能力强的。”（同上书120页）对于儿童来说没有什么比滥用儿童的记忆力更为糟糕的了，那些所谓的“国学进课堂”正是犯了当年卢梭所提到这些错误。这些所谓的“国学”，对于儿童来说不仅所谈及的事物远离了儿童的经验世界，而且所使用的语言词句对于儿童来说也是枯燥乏味的。一些经典诵读，让儿童齐声读出来，感觉上很美妙，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听起来似乎效果不错，但是，这种效果有如儿童听到的音节，声音是有的，但是意义全无。用这样的方法培养出只会摇头晃脑背诵章句的冬烘先生与两脚书橱是丝毫不奇怪的。这种齐声背诵的效果，作为成年人的听众听来似乎很有效，但是，在儿童的内心世界并无真正的触动。即使等到长大了，能够理解意义了，那些东西又有多少在生活中是有作用的呢？美国的杜威先生后来继承与发扬了卢梭的儿童经验论，提出儿童的学习一定要“在做中学”，他在中国的弟子陶行知先生也继承与发扬了老师的这个思想观点。就中国的传统教育来说“在做中学”，注重儿童的经验与体验，无疑是对中国传统的背诵教育的一次致命的否定。

　　因此，所谓“国学进课堂”，无论从教育效果与内容意义来说都是错误的。用了这种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教出来的孩子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不会明白现代社会性质，不懂得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从而变得不会思考了。纯粹接受“国学”教育的人，如果不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去阅读的话，已经很难与这样的人讲清任何道理了。无论说话还是写文章，都容易缺乏逻辑性，除了对所谓圣人的章句，寻章摘句之外，就是不成篇章，不成逻辑体系，通常只会罗列一些片言只语，或者某一现象。用这种国学培养出来的人缺乏讲理的能力与习惯，只会摇头晃脑背诵圣人章句。中国人受这种教育的后果就是喜欢背诵格言警句，喜欢语录文本与独断式的结论，而不愿意遵守逻辑规则与事实原则来学会论证。国学的实质就是语录文化。中国人讲理困难，论证乏力，常常就是受了这种错误教育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