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实现有一个机会结构和机会窗口问题，比如铁道部因为自身的腐败问题，成为众矢之的，否则以铁道部人力财力之强，很难改革。改了之后没有改的是什么，为什么没有改，这也是我们关心的。改革之后的铁道部，下属部门怎么运作，内部权力如何分配，网线如何划分？这些我们都还不知道。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机构发展非常有逻辑的机构理性，但是对社会来说是非理性的。以前的改革曾经希望通过压缩编制来解决职能转变的问题，但是机构有机构的办法，比如你压缩人员编制，我就大量聘用临时工。所以你可以发现内部机制没有转换，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没有转换的情况下，靠部门数量增减和内部人员增减很难解决问题，而且增减很困难。经常会看到机构撤销了，但是机构下面的非正式机构，以及非正式功能在增加。发改委下面的二级机构200多个，五个金融类机构下设的二级机构500多个。机构改革后有权力下放，但下放到自己二级机构。发改委有20多个研究院，自身政策的合理性由自己的二级机构来论证。因为某个项目成立一个研究所，项目完成了，人退了，所留下了，养成了非常庞大的机构。且不用说发改委这些所下面还有很多投资咨询公司、投资评估公司、投资担保公司、租赁公司，有时候不要看机构表上有多少人，多少个机构，后面隐形机构还有一大批，而且基本市场秩序主要是他们运作。所以我们改革的思路要跳出理性非理性的框架，是社会的还给社会，是市场的还给市场。如果依旧以理性的分权放权，我们可能会造成更多荒诞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