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其实是很容易被体制化的。所谓体制化，其实就是作为一个自然人，在适应体制过程中，改变自己并且主动维护这种体制的过程。

　　一个人开始适应一种体制的时候，总是有一些障碍的，这些障碍会导致人的不适应性，内心焦虑，甚至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叛逆反抗。然而，一旦习惯了这种体制，特别是获得了这种体制的种种好处的时候，这个当初反对体制的人又会反过来主动维护这种体制，有的甚至很顽固。

　　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老狱中人瑞德曾经这样说：“监狱里的高墙实在是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是体制化。”在这个体制化过程中，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像电影主角安迪这样能够像某一类的鸟，是不能被关在笼子里的，因为他们的羽毛太漂亮了，当他们飞走的时候，你会觉得把他们关起来是种罪恶。一个社会的体制里能够突破体制约束，并且摆脱被体制化的人其实还是极少数。大多数的人，只有被体制化的命运。

　　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前往欧美国家的学校留学，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在接受了国内的教育之后，到国外再接受教育就有一个明显的不适应性。以前的那种被体制化需要在新的环境中重新接受洗礼，这个过程是痛苦的，而且，越是被体制化得厉害，就越痛苦。在国内接受的教育越强大，越顽固，重新接受洗礼就越困难。一些学生在国内接受洗脑之后，形成了一套固定的难改的观念，一旦到了国外看到与原来教育上的说法不一致，甚至相反的思想观点，就会像得了精神病一样，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一些官二代、富二代留学生明显表现出不适应新的环境，成为当地社会治安的安全隐患，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体制不是别的东西，就是一种代代相传、陈陈相因的思想观念与相应规则。说一个人就是体制也对，说一个人被体制化也有道理。体制就是一个个被体制化了的人，对别人的影响与压迫。复旦大学的退学生袁涛在江西卫视的对谈节目中受到那么多人的口诛笔伐，其实这就是体制化压迫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多的教师（大多数）甚至没有开始怀疑体制强迫他们去做的‘工作’（体制大于他们的预想，压抑着他们）。更糟糕的是，他们具有最先进的意识（即新的最流行的思维方式），即将他们的全部精力和智力投入于‘工作’的执行中。他们很少怀疑他们自身的奉献，这奉献作用于对学校所代表的思想体系的维持与丰富上，以至于正如几世纪前教堂对于我们的祖先是‘自然的’、不可缺少、慷慨的一样，学校在今天对于当代人来说，也变得是‘自然的’、不可缺少的，它有用甚至有益于我们。”(威廉.V.斯潘诺斯著,王成兵译, 《教育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57页。)路易斯.阿尔都塞面临教育体制对人性的压迫时这样说。

　　维护体制化的最好办法就是人为地制造不公。需要人们对于不公正的改正的感恩戴德的最好办法就是持续不断地制造不公正。因为，只有这样，那些手握重权的人，才会有机会表现出他们的“慷慨行为”，比如，放出一点点升学或入读指标给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弟，在招生政策上给予弱势群体一点点的格外开恩，让这些弱势群体中也有那么1%的幸运者，然后再让他们成为变革施恩的典型而拉出来宣传，而那99%却仍然照旧。

　　在体制内要想生存下去，非得有一番艰难博弈过程不可。填不完的表格，申报不完的课题，弄不完的检查与评估，每一次都要你从头到尾把自己自虐一遍。无数的人都在默默地做着这一切，都说这是上级规定的，许多人虽然表现出不太情愿，然而，最终那些不太情愿的事情还是一点点地做完了。更为重要的是，有一些人在这个事件中获得了不少好处，有的成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或者其他显著头衔，他们因此欣喜若狂，对自己当初所做的那些体制化的恶心的事情不但不后悔，反而十分得意。在中国的大学里，这些人成为维持旧体制最忠实的力量，也成为最重量级的杀手。像声称袁涛同学这一生注定不会有出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女作家陈丹女士，还有声称“恕我直言，我绝对不看好你的”复旦大学教授冯玮先生，都是一个旧体制的坚定维护者，这些人因为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他们就像一条忠实的看家狗一样看守着那些敢于违背旧体制的人，一有机会就直接赴上来死死咬住不放。一个旧体制常常就是这样得以维持的。

　　在中国的中小学也不例外。那些整天战斗在应试第一线的老师们，其实大多数并不知道自己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所做的，只是在摧残儿童的身心健康而已，极少数的敢于挑战，敢于违背体制去生活的人，大多是被边缘化的。这方面的案例恐怕要算美国电影《死亡诗诗》最为精彩了。电影中改革新锐教师基丁老师，不让学生称他为老师或者班主任，而是要称他为“船长”（CAPAIN）,他不愿意自己教的学生再像当年自己一样，接受魔鬼般守旧的传统教育，让自己的生命灵性消失在别人的期待之中，让学生做自己，做真实的自己，启发学生珍惜自己的生命，要学生在对待自己的生命的时候，要学会及时行乐，过期不候，不给自己的生命留下遗憾。然而，基丁老师最后在学生的告发之下被学校开除了教职。他所教的学生，一部分跟了基丁老师，另一部分选择与学校的旧体制保持一致。

　　古往今来，任何与体制作对的人，都无法避免被体制边缘化。1997年年初，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先生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学习班时写有一篇毕业论文《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这篇文章遭到号称“首都理论界人士”的“围剿”，称厉有为这篇报告“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说厉有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其实厉有为先生只是写了一个学习心得体会，在体会里提出了一系列的社会疑难问题，比如为什么在西方，资本主义是让人如何致富的学问，而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却是让人如何才能够贫穷的学问，社会主义为何普遍贫穷之类的问题。此事件发生不久之后，我就来广州工作了，当时安排我给校长班讲宏观教育问题，我就拿此事当作案件分析，当时很同情、支持厉有为先生，没有想到这样的态度，在我这样的小范围内也是冒犯体制的。人被边缘化常常是因为一个人的思想言行与体制化发生了矛盾，而且不肯轻易改变的原因造成的。在中国，成也，败也，其实奥秘不过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