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们也必须看到，随着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的推移，随着改革的深入，致昨天改革成功的方法也可能置今天的改革于失败，其原因在于“场景”的转换。在日益复杂的社会进程中，“基层自发”可能导致“自行其是”，“分散决策”可能导致“整合无力”，“引入竞争”可能导致“赢家通吃”，“边际创新”可能导致“全局无序”。由于此，可以理解建立市场经济为何如此艰难，30年改革为何还须继续！为了可持续地赢取有实效的制度创新，为了将上述的制度变迁整合到新的、更广阔的制度框架中，需要在新形势下建构一种崭新的制度变迁思路。诺斯曾指出，“一个社会支持复杂、成熟组织的能力是维持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持组织的开放进入，培育经济与政治竞争，从而产生尤其是复杂的经济与政治组织，成为经济增长的基础”，诺斯称此为状态为“开放通路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社会支持复杂、成熟组织的能力”实际上是社会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整合社会资源的制度支撑框架，取决于社会的制度生产能力。从中国的国情看，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母制度”框架下，在新的历史发展“场景”条件下，确保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制度安排，从而建构有实效的制度生产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