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性、现代性、学术性


 区域性、现代性、学术性

———从《丙戌文存》看安康地域文化研究

   鸿

丙戌深秋,当《丙戌文存》挟着墨香摆到我的案头时,它带给我的首先是欣喜和感慨。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继2006年初创办安康第一份文化研究季刊———《安康文化》之后,年底又主持出版了汉水文化研究丛书之一———《丙戌文存》。以如此的速度和力度为安康地域文化研究搭建“立论、发言、研究研讨的平台”①,足见市方志办致力于安康文化建设的信心和决心。此乃安康文化界的一大幸事。

地域文化研究是一个开放性的课题群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安康地域文化研究在分类研究、应用研究、归纳综述以及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研究人员孤军作战、学术讨论及学术交流等方面的相对不足,使很大一部分研究停留在孤立地研究某一文化现象这一层次,而未能上升到研究地域文化的结构、关系和整体的层次。时至今日,安康地域文化研究是前进,还是后退;是厚重,还是肤浅;是持久发展,还是喧嚣一时,这是一个问题———一个必须面对也必须解决的问题。就一定意义而言,《丙戌文存》的适时出版,不仅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学术交流和学术讨论的园地,而且为研究课题的规划、研究资源的整合提供了信息。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狭义的文化(即“小文化”)是指人类精神文化方面的创造及其成果,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财富,而不包括物质生产及其器物性、实体性的成果。广义的文化(即“大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涵盖面非常广。由于精神生产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所以地域文化研究通常以广义的文化为研究对象。《丙戌文存》正是在“大文化”的概念下进行文章的遴选和辑录的。

在一个开放性的研究领域搭建平台,必须具有广阔的视野,一切偏狭的胸怀和守旧的观念都将有碍于研究的广泛深入进行。正如主编张永强先生所言:“做大文化应有大视野大胸怀”②。所谓大视野,即宽阔的文化视野。《丙戌文存》辑录了丙戌年发表的有关安康地域文化及其研究的作品一百二十余篇,包括地域文考、文化论坛、民俗风情、《家园》访谈、文化观察、大事文存等十大部分,几乎囊括了艺术、宗教、语言、民歌、历代人文景观、民俗风情等各种文化形态,是对丙戌年研究成果的全方位展示。所谓大胸怀,即包容并蓄的胸怀。且不说《丙戌文存》如何以宽阔的胸襟广纳百余位作者的诸家之说,单是安康市方志办、安康学院汉水文化研究基地、安康电视台文艺部三方联合出版这种形式本身,就足以显示区域文化研究所应有的胸怀。主编张永强、副主编戴承元、李焕龙三位先生所依托并代表的是三个重要的文化单位及研究群体。市方志办创办的《安康文化》在一年的出版发行中已获得文化界的广泛认可,并吸引着分散于各县区各行业的研究者;安康学院在升本建院之初便建立了拥有稳定的学者型研究队伍及固定的科研经费支持的汉水文化研究基地;安康电视台文艺部近年来则以主流媒体的姿态成功地进行着大量安康文化的推介和传播工作。这三方的结合将在形成合力的同时吸纳其他各方面研究力量,从而为全面的整合奠定了基础。毋庸置疑,作为汉水文化研究丛书之一,《丙戌文存》正以其宽阔的文化视野和包容并蓄的胸怀,昭示着安康地域文化研究将进入一个有序化、理性化的时期。

带着欣喜和感慨,我开始了对《丙戌文存》的阅读。由于我的学术研究方向是中国古典美学,只在近年偶尔涉及安康文学研究,对安康地域文化研究情况更是知之甚少,因而《丙戌文存》实际上给我提供了初步了解并认识安康地域文化研究现状的范本。在对《丙戌文存》的研读中,我读出了作者们对安康地域文化研究的一腔热情,读出了诸多研究成果中所包含的艰辛,更读出了编辑者的编辑思路,而这思路也恰恰提示着地域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区域性、现代性、学术性。

安康文化是地处汉水中游安康区域人们的实践活动在物质、社会、精神方面的投射、凝结和表现,它具有原生性和区域性的特点。由于文化是人类社会长期融汇的产物,因而对于任何社会而言,文化都有一种明显的区域性传统。不同区域的劳动生产条件、生态环境形成不同的文化,所以文化又具有差异性、特殊性及各区域间的区别性。当区域间的文化差异性和特殊性明显存在时,区域文化的研究便有了实际意义。

安康地域文化研究是在大文化视野下,以安康文化为客体而展开的区域性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区域研究,与更大范围文化研究的区别还在于它的局部性。无论是学术分工还是社会文化的构建,重点都应落在区域性文化特点的研究方面。另一方面,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安康文化又与中华民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和从属性。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安康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表现出与秦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同体同步又有自身的特殊性的特点。目前的考古发现还难以构成安康文化独立发育、自成体系的文化史证。安康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就总体而言,外来文化(秦楚文化、巴蜀文化)的融汇大于本土原生文化的影响,文化输入性因素大于文化输出性因素。就某种意义而言,安康地域文化的特殊性与各区域间文化的扩散与碰撞、交流与渗透、融合与包容密切相关。因而,在中华民族及各区域文化间的交融渗透的理念下探讨安康文化的地域性特征,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地域文考》、《民俗风情》正是体现了这一研究思路。这两部分所辑录的十七篇文章对安康的艺术、宗教、民歌、历代人文景观、民情风俗等各种文化现象进行了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研究。余海章、戴承元二位先生合作的《遗留在紫阳民歌中的明清移民印记》以明清湖广移民对紫阳民歌在歌词内容、语言、曲调等方面的影响为切入点,通过大量具体作品的比较分析,探究了紫阳民歌“北地南腔”、“南北融汇”特点的形成原因。周政先生的《关于安康方言区的再调查》在对安康方言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立足于安康南北交汇的地理特征,将安康方言区划分为中原官话片、西南官话片、江淮官话片几个方言区,并从历史上的战争及移民探讨其成因。李厚之先生的《南北朝时期安康的西域乐舞和戏曲》以及他与张会鉴先生合作的《隋唐之际安康佛教》则是更宽泛的文化渗透和传播研究,对安康佛教及乐舞戏曲的地域性特色的研究提供了佐证。

地域文化研究的意义在于寻找区域社会变动的文化动力和原因,从而探寻现代文化发展的可行性途径,并从理论上构建走向现代文明的新的模式。安康地域文化研究的重大课题是要体现研究的现代价值:研究区域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的交汇,即所谓现代性。现代与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区分只具有相对意义,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是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概念上看,传统文化属于社会系统,现代化的实现本身包括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要求我们的研究既要关注历史的化石,又要关注现实的动态,还要关注未来的走势。历史是现实的源头,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只有把两者汇通研究,才能正确和准确地把握地域文化的发展轨迹,从而为构建适应时代变革和时代要求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发展体制提供理论支持。尽管目前我们的研究还缺乏将历史与现实汇通研究的能力,但《丙戌文存》在体例编排上已体现出这一研究思路,这显然是具有导向意义的。因此,如果说《地域文考》、《民俗风情》是从历史角度对安康地域文化的区域性特点的研究,那么《文化论坛》、《〈家园〉访谈》、《文化人物》则以更多的篇幅突出了地域文化研究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一方面是历史性与现代性的结合,另一方面是对现实中安康文化现象及未来安康文化走向的研究。紫阳是文化建设成果显著的文化大县。十余年来,紫阳借茶文化、民歌文化及文学创作成功打造并推介着自己。紫阳文化也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和文化现象吸引着地域文化研究者的注意。李焕龙先生的《紫阳文化的浪漫之旅》以“八条汉子”的开拓创新精神为切入点,对二十年来紫阳地域文化的发展及文化结构做了全景式的梳理和展示,体现了作者对紫阳文化及文化建设的理性思考。叶松铖先生的《追寻远方的圣火》、唐友彬先生的《道家思想、茶文化、民歌艺术对紫阳文学创作的影响》或回顾二十年来紫阳文学历史,或对紫阳文学创作的特征进行分析。这些研究对于我们研究安康地域文化的构成及走向都将大有裨益。

我们说地域文化特征的形成与文化的渗透与融汇密切相关,这渗透与融汇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为前提的。对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安康而言,这种交流和传播尤为重要。安康电视台《家园》栏目在这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尝试。《〈家园〉访谈》不仅以三沈纪念馆开馆、徐山林藏品捐赠、龙舟节、茶文化节等文化大事为契机,对文化部副部长及故官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省慈善协会会长(原陕西省副省长)徐山林、中国音协副主席及陕西省音协主席赵季平、著名歌唱家杨洪基、冯健雪等进行访谈,而且对许多生长在安康或曾工作于安康的文化名人进行访谈,既“用文化包装安康”,又“借名人推介安康”。《〈家园〉访谈》是电视工作者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的生动体现,这种对安康文化资源的挖掘梳理和利用,使得现有的文化资源在视觉文化形式下实现了更广泛的交流和传播,对进一步宣传推介安康及安康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旅游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旅游本身就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从原始文化到现代文化都可成为吸引游客的因素。游客不仅吸取游览地的文化,同时也把所在地的文化带到游览地。旅游文化是旅游主体游客、旅游客体旅游资源、旅游介体旅游业三者的相互作用产生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三者中又以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为重心。旅游业不仅自身具有文化性质,更重要的是它充分利用当地的旅游文化资源为其发展服务,而旅游业的发展又必然地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如何以服务于地方经济为目的,挖掘旅游资源并探讨旅游资源培育、开发的途径,便是我们旅游文化研究的重要任务。赵临龙先生的《以鸡心岭国心森林公园打造安康旅游品牌》是其旅游文化研究的系列论文之一。作者2001年在《安康日报》上发表的《着力建设绿色安康,加快镇坪旅游发展步伐》一文中提出了建设中国独具特色的鸡心岭国心森林公园构想之后,先后发表6篇论文,进一步具体而充分地论证了实现这一构想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种立足于地方经济建设的研究思路,对于地域文化研究无疑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文化通常有四个层面:物化力量构成的物态文化层,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如衣食住行;各种社会规范构成的制度文化层,如经济、婚姻、家族、政法、宗教社团、教育、科技的相关制度及准则;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行为文化层,如社会行为、风尚习俗;社会实践和意识中长期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构成的心态文化层,如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等。这种多层级构成要求我们的研究要避免盲目性、无序化和非理性化,而要具有学术性。大视野只是一种广阔的概念,不一定有纵深感。学术视野既有广度,还要有深度,它应该具备广角镜、聚焦镜、长焦镜、近摄镜等多种功能。学术视野应该既关注区域事项,又关注全国的事物。安康区域文化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必须使我们的学术视野更有洞察力和穿透力。《丙戌文存》将李春平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之一推出,正体现了研究的学术性。李春平,从陕南小城紫阳走出,在国际大都市上海走红,又以全国著名作家的身份受聘为安康学院副教授。李春平创作的成功对当代文学创作与市场、读者的关系探讨有着诸多启示,因而李春平现象的文化研究便具有了关注全国的意义。《文化论坛》中辑录的杨涛、戴承元、雷升录、吴少华、刘应祥等六位先生的研究文章,或对李春平的著名官场小说《步步高》从领导艺术、创作视角、人才思想等方面进行评述;或对李春平官场小说的艺术视角进行剖析;或从传统文化与李春平创作的关系上进行探讨;或对李春平爱情小说中的性爱观进行解读,大多体现了研究的学术性特点。

应该看到,当前安康地域文化研究的学术视野在广度和深度上还存在着差距。一是在学术研究领域方面,缺乏整体性研究和综合性研究。以茶文化研究为例,整体性研究和综合性研究以具体事项来说,应涉及礼节礼仪的宫廷茶仪、宗教茶仪、家庭茶仪;市民生活的茶馆、茶楼、茶坊、茶与人际交往;社会习俗的婚礼茶仪、民族茶俗、地域茶规;文学艺术的茶故事传说,茶书法绘画、茶歌茶舞、茶的建筑等等。从学术层面来看,应涉及茶文化与哲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美学、历史学、心理学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等。二是在研究深度上,缺乏专题性研究。仍以茶文化研究为例,其专题研究可以涉及与哲学相关的研究,即茶文化与儒道释及其他思想层面的探讨;与历史学相关的研究,如茶文化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研究;与文学艺术相关的研究,探讨文学艺术形式中关于茶的内容;与民俗相关的研究,探讨茶习惯、茶风俗;与美学相关的研究,探讨茶艺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情趣;与文化学相关的研究等。三是研究方法单纯和乏力。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关乎研究体系的建立。在以往的研究中历史研究、综合研究、分类研究、比较研究、专题研究、实证研究,都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缺乏各种研究方法的综合性的运用,致使我们的研究力度不够。

笔者认为,提升学术视野的方法有三:一要科学理智地总结过去的研究,明确各课题的研究状况,以确定新的更深入的研究目标。二要整合研究力量,制定总体化、长期化研究课题,并进行学术分工。三是研究者个人要加强知识总量的积累,以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从而带动整体研究学术水平的提高。总之,只有建立了区域性、现代性、学术性这一研究理念,我们的研究才能立于一隅而面向全局,由局部的视角凝聚成具有广阔而深邃的学术视野的研究。唯其如此,我们的研究才更具现代价值。

注释:

 ①张永强.坚持平实的风格,安康文化.2006(2).
②张永强.丙戌文存成书记.丙戌文存.(作者单位:安康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