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对现行体制发生思索，便意味着现行体制基本上走到尽头。但是不是会自然性发生改革以及怎样改革成为探讨的目标，人们从自身对改革的体验中产生了反对的态度也使得对改革需要深入认识。

1. 农业与工商业

从历史发展状况来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制度建设和体制规划与沿革集中于如何巩固中央权力从而实现控制，而西方则强调完善选择机制。这一判断并非要明确孰优孰劣，而是去发掘这种区别的原因。

中国自古以农业为主，农业生产中的人为因素不能对产出形成绝对影响。人的自主性无法有效形成，对自己的劳动价值便没有了统一的标准。反过来说，因为人与自身价值的关系无法清晰表达，外在因素比如气候、灾害影响很大，便产生了加强控制的制度基础。人不能决定农业生产的产量和生产出的物品能否满足自身的需要，反而强化人们去控制生产的过程，也弱化了个体价值的存在。

制度是社会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毕竟组织制度的人也是在从事农业生产的社会环境中走出来的，必然将生产方式中的文化因素体现在制度中。制度建立起来便加强了农业生产方式对人们的训练，农业生产过程是人们加强控制、不存在选择的过程。这就比较容易理解，在中国出现“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困境，这次情境下，一个、二个是不存在选择的，根据控制体系有效组织，但是三个和尚便无法从控制体系中得到解决，而缺乏选择方式便出现空转。

西方特别是地中海沿岸物贸活动自古频繁，各地不同的民族性、产品多样性使得人们的活动不得不进行有效选择和匹配才行达成经济活动的目标。既然是选择便会发生选择者与被选择者是多对多的关系，自然就会有淘汰机制。抢椅子游戏很早就在西方产生就是这种现象的体现。

工业生产实现了人与自身价值的清晰表达，对生产过程不必全程控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发现了个体价值的存在。雇主和雇员之间产生了选择，控制体系不再具有指令性，社会活动发生变化。但制度一旦建立，即使进行有效的改革，其内在变化也是缓慢的，这或可称之为制度的“刚性”。

2. 制度的刚性从哪里来

当我们生产一种商品，便形成原材料的供应链和供应群体，加强我们对自己生产的投入，特别是原材料供应的广告、品牌等效应更会如此。一旦制度建立起来，便产生很多加强这种制度的衍生机制，最为重要的是人们产生的制度性依赖，特别是那些依靠现有体制获得利益的群体更为如此。

从欧洲共同体发展成欧盟，相继产生欧洲议会、欧洲法院等机构并诞生了统一货币欧元。这一系列的制度建设都会根据欧共体的精神衍生而来，如今欧盟已经形成规模。在最近的主权债务危机和世界经济发展趋缓的情形下，欧盟的不足暴露出来，出现一些欧盟体制跟功能发挥失配的现象。

中国同样如此，一旦政治制度建立起来，其制度内的文化因素便延伸到经济和社会组织当中。国企和国有银行便是明显的例证，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是一体两面，但究其原因依旧在制度性约束始终存在，所以无论国企改革还是金融改革都无法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紧密结合来推进。而两者均无法单独消除制度性约束，成为所谓改革的深水区。

建立在控制体系上的制度，在现代工商业经济日益成熟的背景下，便发生很多功能失配的现象。正如上述所说，因为衍生机制加强了制度合理性存在，改革是无法从根本上达成的。只有当制度的某一功能完全或者近乎完全无法发挥，才会自然性彻底走入历史。

历史依赖是各种经济发展问题无法回避的，但是历史依赖存在的合理性并非始终存在。虽然制度沿革相当缓慢，在沿革过程中加强原有体制的作用比创造新体制的作用更强更加有效，但只要建立选择体系而非控制体系，制度功能性会得到加强，这样的改革才会避免历史依赖的负面影响。

3. 改革的含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很多改革，当制度性功能无法发挥自然需要进行调整。最为成功的是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虽然其中有很多不足取之处，但对固有体制的冲击和改革是成功了。王安石变法以及他本人始终存在争议，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必然减少社会一些群体的收入，如果增加政府收入不能同时增进社会总财富，而王安石变法过程始终是在调整控制体系的运作。

改革最根本的出发点是让正确的人以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而正确的判断标准并非可以事先确定明白，改革的并不是具体的经济活动而是指导经济活动的规则，也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制度性约束并使得制度功能正常发挥。轿车始终比货车显得高贵，无论真实价格孰高孰低，如果指定轿车一定要比货车高贵，仅此一种关系，当轿车发生故障需要维修或者轿车需要运送到合适的市场进行销售便不会发生。

发展市场经济，增强经济活动中企业和个人的主体性，必然需要从制度性约束上进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