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认为，实现包容性增长，有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途径。

第一种，关注发展成果的再分配，特别是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国家提取更大比例的财政收入，通过大规模的再分配关注结果的公平。

第二种，国家适当地提取财政收入，实施适当的再分配政策，主要是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这种途径就业充分，人民的幸福感强，经济增长率高，是可持续的。

第三种，则是通过国家大力扩大开支，进行比较大规模的再分配，但提取的财政收入比较少，财政长期赤字，个人付出较少的努力享受更多的福利，从而国际收支赤字也会越来越大。楼继伟认为，“天上没有掉馅饼，也没有免费的午餐”。

他表示，第二种途径是实现包容式增长的正确道路，但也是“艰巨的改革之路”。而“第一和第三是不归之路”

有媒体评价说，楼部长表明的立场很鲜明：民生政策该帮穷人而不应该帮懒人。

从纯粹的经济学意义上说，这个观点如同普及常识，显得无懈可击。

但鉴于第一和第三条路深受社会追捧，尤其在中低收入者拥有广泛拥趸，因此有必要先回答一个问题：谁是中国的懒人?

对于一个国富民穷的国家来说，面对巨大的民生欠账，自古以来就有勤劳勇敢美誉的城市百姓是很难有资格当懒汉的。他们一般会给自己起个屌丝的外号自嘲，然后按照压力山大的模式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还得防着猪肉有病且抽风似地涨价，以及自己的老宅被地方政府以大发展的名义强拆。

当然，这样苦逼的日子也可以被包装成正能量，拍成感天地、泣鬼神的《奋斗》。

中产阶层目前是缴纳个税大户，按照“四十岁之前拿命换钱，四十岁以后拿钱保命”的模式玩命，身体状况都不容乐观——北京七八成白领都是三高人群，带薪休假如同忽悠，休闲只能借助可怜的两个黄金周去参加全民拥挤，加上高房价逼迫，当懒汉无异于自绝于党和人民。

多数民营中小企业主面对外贸形势恶劣，结构调整和升级压力，融资难税负重等非国民待遇压迫，倒闭的倒闭，破产的破产，幸存的还遭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困境，估计短期内想活下去必须更勤劳勇敢，哪敢当懒汉?

处在中国生存链最低端的农民和农民工就更别提了，他们的梦想只是希望自己的超负荷付出能得到公平的回报。

也就是说，在这个十三亿人口大国，九成以上的人还没有资格去安享懒汉的生活。

中国的懒汉疑似由如下人群组成：一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经常拿着公款吃鱼翅鲍鱼泡妹妹的部分公务员，个别还权力寻租，弄了骇人听闻的巨额财产和房产，这样的懒汉一部分被纪委盯上，但肯定有不少仍在落后体制护佑下安享老爷生活。这个现实已经引起新一届领导集体高度关注，无论大部制改革还是“八项禁令”都算严厉的警告。

二是垄断央企的部分职工。这些占尽政策资源优势的人，由于产权不明，管理不善，监督不力，披着市场化外衣，挤兑民企，获取垄断暴利，滥发福利，靠劣质产品和服务坑害百姓，央视三一五晚会还不敢曝光，要是俺混成其中一员，不当懒汉才见鬼。

三是像李天一那样的富二代。含着金钥匙出生，加上教育的失败，社会不良风气的催化，变成了吃嘛嘛香，干嘛嘛不灵的社会废物，更有甚者，沦为挑战法治底线，败坏社会风气的急先锋。

因此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双重滞后的转型年代，存在着一个悖论：穷人如云但辛苦付出和国家福利严重不相称，而懒汉们多是既得利益者，身居要害长袖善舞而无遏制良策。

楼部长是明白人，他说：这是“艰巨的改革之路”。尊重和保护市场机制，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是可持续的。

而这需要全方位的政治体制改革，依法约束权力的顶层设计，以及真正意义的社会监督。

当然，要使这些靠落后体制包养的懒汉，真正与民同苦，变得勤劳勇敢起来，现价段楼部长其实可以推动这样两件事：一是将预算账本真正公开，遏制三公消费，保障民生投入落实到位，二是理顺中央地方1994年因分税制形成的扭曲财税关系，使地方政府真正走出急功近利坑害百姓的土地财政怪圈。

最后说一句：中国穷人有资格在国家投入保障下当懒汉的年代已无限接近社会主义了，现在探讨过于遥远。毕竟，当下中国多数公众的要求也不是让国家养起来不干活，仅仅是一种公平博弈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