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仲（约公元前730－－前654）是春秋初期著名政治家，他在财税方面的思想主要见于《管子》。管仲在治理国家财税方面具有独特的思路和方法，其赋税思想主要有几下几方面。
• 一、赋税原则
• 一是有度的原则。《管子·权修》中指出：财富的增长受自然条件和人力的限制，而君主的贪欲没有限度。“赋敛厚，则下怨上矣。”他提醒国家的执政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 二是公平的原则。即按负担的能力征税。《管子·山国轨》提出：“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富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管仲认为，应按安葬亲属和修房屋所反映的贫富差别而征轻重不同的税。
三是弹性的原则。强调赋税的征收量应根据条件的变化而有伸缩性。
四是适时的原则。即征收的时间和时限的规定要适当，否则会给征纳双方带来损失。管仲在《臣乘马》中指出：“彼王者不夺家时，故五谷兴。”国家征收赋税不应耽误农民的生产季节。
• 二、关于征税对象
一是慎重选择征税对象。《管子》认为，统治者应慎重选择征税对象，因为征税不仅影响纳税人的生活和经济利益，而且还影响社会再生产。《国蓄》篇指出：“夫以室庑籍，谓之毁成；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人籍，谓之离情；以正户籍，谓之养赢。五者不可毕取，故五者偏行而尽也。”
• 就是说：课征房屋税，使人们不愿建房屋；征牲畜税，等于限制了牲畜的养殖；征田亩税，等于阻止耕种；征人头税，等于要人绝育；征户籍税，等于优待富室大户。王者对于这五种税不能同时征收。正因为管仲看到了赋税的消极作用，所以提出开征的税种要少，要慎重选择，不能随意地扩大征收的范围。
二是考虑纳税人的承受能力。《管子》提出，在选择征税对象时要考虑纳税人的心理承受力。他说：“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 “征籍者，所以强求出，租税者，所虑而清也。霸
• 三是主张间接税。《管子》认为，以间接的方式征税，如国家通过掌握货币取得收入，或垄断粮食、盐、铁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专卖，寓征于价格之中，这种隐蔽的征税比直接征税使人们易于接受。他说：“天子籍于币，诸侯籍于食……是人君非发号命收啬而户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谨，而男女
• 也就是说，每家每户都要使用货币吃粮、食盐、用铁，国家通过控制货币的敛散和粮盐铁的买卖，可以获得大量的收入，人君不用发号令收税，而每个男女在用钱买卖粮盐铁中便不自觉地缴纳了税收。
《管子》提出的这种“不见夺之理”同18世纪欧洲提出的“拔最多的鹅毛而不让鹅叫”是异曲同工的，而且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采用，从汉代桓宽所著的《盐铁论》中便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思想的实践轨迹。
《管子》倡行以隐蔽的方式征税只是为了减少征纳双方的矛盾，并不是借此向人民暴征重敛。它反对重税于民，主张大力培养税源，通过民富达到国富。《山至数》篇中指出：“民富，君无以贪；民贫，君无以富。”
四是促进对外贸易往来。管仲提出：“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不计税），以来远人。”这就是说，要运用少税轻税政策吸引外地人来本国贸易，以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
• 三、税收调节思想
• 首先应以税收来调节贫富。管仲认为，人们太贫或太富都不利于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安定。他说：“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不行，万民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他认为，调节贫富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对富户多征税。
其次是调节本末关系。《管子》提出，农业是国家致富的本业，商业和手工业是末业。从事本业的人劳累而不易致富，只有调节本业与末业之间的利益关系，人们才愿意从事本业。调节的办法之一就是用税收诱导人们的行为，即对那些搞好农业生产再经商者课以轻税，而对那些不务农事从商渔利者征重税。
• 三是调节地区之间的供求关系。《管子·轻重丁》以管仲与齐桓公对话的形式讲到运用税收调节地区的商品供求关系。管仲认为，国家在经营粮食等专卖物资中，丰收价低时购进，紧俏时售出，即可取得大量的财政收入，又可调节市场物价，防止商人“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管子》强调，应通过国家专卖调控市场物价，防止老百姓受投机者的盘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