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0后对自由的追求与思考3

尽管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方面的自由权利，但在很长的时期内，却不由分说地将这方面的公民自由完全剥夺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时代，按照领袖的最高指示，人人都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以致每个人都要摆出一幅阶级斗争的脸，稍一不慎，就可能由革命群众转变成为阶级敌人了。当年有个非常典型的事件：在一次文革集会上，领呼口号的人因为情绪高度紧张，将“誓死捍卫江青同志”，喊成了“誓死江青”。现场怀有高度革命警惕性的革命群众立马将其按倒在地，挂上了“现行反革命”的牌子进行现场批斗。这些荒唐事件在那个极端的年代里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哪里还有自由，哪里还有民众的幸福可言呢？现在讲起这些事情，很多年轻人可能觉得过于离奇了，但它却曾经真实地发生在我们曾经的生活中，就是发生在那个至今令很多人顶礼膜拜的伟大领袖津津乐道的文化革命期间。

在那个过去的年代中，人们曾经是满怀革命激情拥抱新生活的，组织号召大家帮助整风，众多单纯的贤达名士就慷慨陈词，然而很快他们发现自己上当了。在随后的一系列革命风暴中，他们被席卷一空，打入另册，成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走资派。于是，善良的民众终于明白了，所谓自由、民主、开放，不过是诱敌之计，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岂能容阶级异己分子乱说乱动？于是，人们都陷入了沉默，还是老老实实地甘当驯服工具吧。然而，我们崇拜的组织最高信条毕竟是实事求是呀，“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始终是领导对百姓的谆谆教诲呀。言行不一、口是心非，这些都是我们民族鄙视的小人行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组织，怎么可能允许小人行径大行其道呢？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开端的思想解放运动兴起了。

自1978年底的那个三中全会开始，跟着邓大人说真话、说实话，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真正起点。也是在那个时候，人们其实还是心有余悸的，人们都熟悉的安徽小岗村的农民想争取种田的自由，改变饿肚子的命运，竟然要签生死状，可见阶级斗争的魔力该有多大。又记起了那位伟人也说过一些很值得发扬光大的话，比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等等，于是，国人慢慢地又敢言语了。真的很怀念那个年代，尽管当时的人们生活还不富裕，生活品质完全无法和今天相比，但人与人之间却逐渐恢复了彼此的信任与关爱，人们终于又可以想说啥就说啥了。这种失而复得的喜悦，只有经历过阶级斗争年代和十年文革期间那种万马齐喑岁月的人才可能体会得到。

我是1982年大学毕业后走进喉舌机关的，那是一段很难忘的岁月。记得我们这些刚进报社的年轻人共同崇拜的一位前辈有句名言：铁肩担正义，妙手著文章，这一格言也成为我的职业信条。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当时的媒体主要就是两件事，一是弘扬改革精神，二是揭露社会阴暗，因为切中要害，因而深得人心。记得当时的报社非常得人心，是百姓心中的青天。那是一段难得的自由岁月，但却好景不长，总是有人愿意给大好的局面添堵，几度的反自由化风波，重又给中国自由的天空罩上了阴影。以我现在的阅历和年龄，早就远离了愤青的浮躁和激越，也无意就什么主义和信仰的选择是非搬弄些什么，但我还是觉得我们的政治立场过于沉重了。既然是以生产力发展为衡量尺度，既然是以提高民众的生活品质为终极追求，总是套用那么多过时的政治信条干什么，这不完全是在和自己过不去吗？难怪我们总是以如此无奈的话语进行自我调侃，我们这些共产主义的信徒注定是要带着镣铐跳舞的。难道这种尴尬真的不能摆脱吗？

在三年的党报编采经历中，曾经多次面临社会真实与领导意志冲突的无奈。从维护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的角度，某一事实应该予以披露，并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促进事件的积极解决，并以此为戒。但因为事关对领导决策的否定及一级领导机关的形象荣辱，报社是一级党委的喉舌，当然不能扮演抹黑的角色。于是，宣传部门下令不准报道此事。这样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太多了，奇怪吗？太少见多怪了吧，没什么奇怪的呀，组织的利益高于一切，只是此刻的组织被拟人化了。但对于底下的小记者们又能怎样呢？就是在这样不自由的状况下，我选择了出逃。于是，我终于决定告别喉舌，去自由度大一些的市场媒体中寻求发展空间。（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