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也可以先设“政改特区”治本
左河水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目前,在我国即为以不改变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为前提的政治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领导体制,行政机构,干部人事制度,行政法规等方面的改革。目的在于对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调整部分社会关系,提高政治与行政管理工作的效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开展了政治体制改革,但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加快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步伐,1987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议事议程。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到现在为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许多具体的成果,比如领导干部终身职务制的废除,村民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的创新;人事制度的改革;公务员制度的初步建立;行政机构的多次改革等等,但离我们的目标和要求还相距甚远,我们要继续走的路还很长,很艰巨。
一、中国经济的再发展急需政治体制改革
当年我国“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观点在当时是有明智之处的,但这个“先”与“后”是有特定的时间与条件,而不是无期的,更不是“行”与“停”的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只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才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步伐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相对缓慢,出现了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上层建筑落后于经济基础的情况。其主要表现为:
一是,政治体制不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利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不利于我国完成融入国际社会、强大经济实力的新任务、新要求。改革开放作为一项国策已经实施三十多年了,***的“先经改、后政改”的战略在我国取得了成功,这是小平比戈尔巴乔夫高的地方。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我国的政治改革步伐缓慢在某些方面已经束缚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已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是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和关键时刻。
二是,在民主化、法制化的建设上还有很多问题。譬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等还很不完善、很不健全;政治监督的改革还缺乏力度,从而使腐败不绝、吏治失范、权威受损。
三是,干部人事制度上任人唯亲、买官卖官的现象严重。国有企业负责人的任免方式与程序不符合现代企业发展的要求。一些失德无才、贪污腐败的人混进了各级领导班子,败坏了党的风气和形象,破坏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阻碍了我国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正常发展。一些不懂企业的官员,用行政机关的工作方法和思维掌管国有企业,依靠政府资源和垄断经营获利,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影响了我国市场经济公平与健康的发展和壮大。
四是,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十分陈旧。目前,虽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口号已提了出来,但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有许多过时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条条框框及老思维、老概念不敢突破。有些问题口头说不合理、不科学,但改起来却无勇气甚至有人还舍不得。有些领导干部随意揽权,不该管的,属于市场自己解决的事务也要插手,影响了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而领导干部凭个人意志随意决策、滥用职权出现的问题和损失又无法追责。
如果政治体制改革还不能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我国的腐败问题就必然会从权钱交易发展到权色交易,最后变身为权权交易。我们的反腐败工作如果不从政治制度上解决问题,那么连目前所有的治标努力都会前功尽弃。 通过查处案件来反腐,当然有用。但反腐的功夫在案外,仅单凭查处案件腐败是遏制不了的,全世界也没有一个国家是单靠查案件实现清廉的。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半途受阻
政治体制改革的提出在中国现在也有30年的历史了,但至今似乎“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是因为它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经济体制改革能使中国改革政策的制定者和实践者获得优厚的特权利益,而政治体制改革恰恰相反,他是赋予人民群众的平等权益,从而限制特权利益的,因而处处遭受阻击战,不少改革开放的猛士如今却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绊脚石,他们站在改革决策的高端呼风唤雨,甚至使政治体制改革一度出现了败退的态势。其阻力主要表现如下:
(一)怕政治体制改革影响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也许曾经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鼓吹者,是革别人命的好手。当自己一下成为了现行体制受益者的时候,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弯。他懂得政治体制改革对国家民族有利,因而口头上也跟着喊,而内心却在说:“挺舒服的干吗改革!”,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软阻力。
(二)不愿意失去现行体制下获取非法利益的机会。他们之所以害怕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还在继续贪恋更多的好处。另一方面,害怕政治体制改革之后,一旦自己的特权失控,不仅利益受损,还可能使改革祸及自己。这种人已站在了国家与人民利益的对立面,是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顽石。
(三)习惯性的守旧思维在认识上的障碍。我们国家这三十多年创造的世界奇迹,让一些人误以为政治体制改革迟缓一点也没关系。他们对现行的体制比较习惯,也比较适应,因此对改革左顾右盼,犹豫不决,甚至推三阻四。
(四)思想上的误解与担心。有的人一听见搞政治体制改革,就想到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担心搞“全盘西化”,会把中国搞乱,甚至担心我们会走上前苏联的老路,给中国带来混乱和损失等等。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使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处处受阻,举步维艰,以致腐败越反越腐,许多改革的步子越迈越难,给中华民族的崛起带来了极大的变数,若由此下去,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工作任务和奋斗目标将难以实现。
三、设立“政改特区”可使人无言反对
最近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体会公报指出:要“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目前的中国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治本,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巩固和发展。可是,政治体制改革人人都在喊好或不敢公开不喊好,但实行起来却层层受阻,一些人总能找出种种理由来阻挡和延缓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他们往往把困难和风险夸得很大,常常用柔软和婉转的言辞劝阻政治体制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如若让其这样长期不决而停蹄,还不如搞一个“政改特区”先行动起来,待条件成熟时再全面推广,当前采用这种“先试验、后推广”的办法有如下好处:
(一)采用“试验田”的办法推进,易被多方接受。我们从“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30年发展历程中发挥出的示范和带头作用来看,采取先试验后推行的办法好处有三:一是发挥了经济体制改革“实验场”的作用,率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了道路、提供了经验。二是发挥了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成为内地许多省份走向国际经济舞台的“桥头堡”和桥梁。三是在梯度推进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示范和辐射和带动作用。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借鉴经济改革的经验,先小范围试验,后大范围推行,虽然速度慢了一点,但阻力小,反对者的借口少,工作也会更加稳健。
(二)“先试后推”的办法会减少部分人的担心。1992年,面对经济体制改革中许多人犹豫和反对的时候,***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结果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他认为,改革开放是否成功,“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今天搞政治体制改革,也有人想到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担心搞“全盘西化”,会把中国搞乱。那么,我们今天照样可以开辟一个特区试一试,最后让实践来说话。
(三)在“特区”的改革面可以更广,层次可以更深,工作能够更大胆。在政改特区里来搞实践,就好像一个科学家,对科学发明工作先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待实验成功了,再安排批量生产。全党全国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有一个长远的规划,但在具体的“实验室”、“试验田”,工作能够更大胆,改革面可以更广,层次可以更深一些。全国2800多个县,我们纵然只拿出1%来搞,也有28个实验县。在政改特区里,各种模式都可以搞,28个县肯定大部分会成功。最后,谁最成功谁就是当年的“小岗村”,我们就用谁的办法全面推广。
(四)在“政改特区”可以大胆治本。改革要取得真正的效果就不能总是旁敲侧击,隔靴搔痒,而必须寻根治本。我国目前的政改仍在以治标为主,而在“政改特区”完全可以试行治本,大胆突破一些重大权力领域。就改革党的纪检体制而言,关键就是要通过改革,变同体监督为异体监督,以改变当前普遍存在的监督不及时、不到位、不得力的状况。反腐的最大阻力并不是既得利益者的阻挠等,它实际是体制性的、权力结构性的一种深藏于体制、外露于言行的阻力。深入开展反腐斗争必然要求改革权力结构,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的权力体系,处理好党委、人大政协的关系,党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关系,党政领导干部的民主选举任用制度与责任追究制度,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等等。权力结构不改革,政治生态不改善,就反腐败而言,仅仅靠几个领导人带头公示财产,是没有多大用的。俄罗斯搞官员财产公示4年了,普京、梅德韦杰夫2009年就带头公布了自己的财产,但“透明国际”2012年公布的报告显示,中国2012年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位列第80位,而俄罗斯排在第133位,比我们还低53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