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邦之关键在于对名士的态度（10月3日）

古之名士，或者服务于幕府，或者臣服于朝堂，于朝堂者终日眈眈，唯恐自己遭遇杀身之祸，于幕府者昼夜图谋有出头之日。故名士在草莽之中，往往放荡不羁，举重若轻，不必担心自己是否因言获罪，而只希望闻达于诸侯，成就毕生之丰功伟绩。

明主需要名士之辅佐，以图大业；古之周公有一饭三吐哺之假话，更久远的历史，唐尧也曾经为寻找贤良的人而到处奔走，在许由那里碰钉子之后，才选择了虞舜这个接班人；同时名士也在终日寻找明主，如遇明主定会肝胆相照。

中国历来不缺乏君主礼贤下士的美谈，上溯至周文王与姜子牙，先秦时代的齐桓公与管仲，秦孝公与商鞅，刘邦与韩信，刘备与诸葛亮，曹操与郭嘉，李世民与魏征、武则天与狄仁杰，赵匡胤与赵普，朱元璋与刘伯温，康熙与李光地等等。

或许当今也有“君臣之间”肝胆相照的美谈，只是或许是由于我们孤陋寡闻，而不曾知晓。或许我们已经不相信会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那样的奇迹发生，但任何明君贤臣名士之间从来都是彼此需求的，假如不能维持和谐共处之关系，对于谋大事的明主与希望指点江山的名士而言，实为大憾！

名士在民间山野，不在象牙塔内，不在朝堂之上，不在行伍之中。行伍之士，在枪林弹雨之中冲锋陷阵，只晓得唯命是从，更多的是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一将功成万骨枯，能侥幸从战斗中捡回一条命，就已经是幸运的了，哪里还奢望参与国事？

朝堂之上，同样险象环生，勾心斗角，派系纷争只能谨小慎微，自保亦非易事，稍有不慎就会招致杀身灭门之祸，何以有洒脱飘逸之胸襟？

象牙塔内更是催生完美主义的环境，各方理论与学派，已经将思维模式禁锢，要想有所突破，必须首要谨言慎行，基于文人相轻的唇枪舌剑也是具有杀伤力的。

名士恰恰由于在民间山野，才会跳出凡尘俗世，有独特的角度以及清晰的头脑，也往往可以在纷争之中得以自保，此间拥有很多值得借鉴之人生智慧。

名士所追寻的明主自然不是鼠目寸光、小肚鸡肠之人，而是胸有大志，不乏战略眼光之人。他们或者做贤德突出文治，保境安民；或者以征战突出其武功。

明君为一己之恩怨，就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举显得自己胸襟狭隘，无容人之量，徒增小人攀附空间与机遇，君子与名士为求自保而远遁他乡，此实为治国之大忌。

时势造英雄，英雄也为时势推波助澜。真英雄未必孔武有力，能洞悉天下趋势，利用别人心理需求而最大程度整合资源之名士，也是英雄。

名士出言定有妙论，不一定哗众取宠，却定可以兴邦。更多的时候，都是在缜密的布局之中，至少从言论的初衷而言是建设性的，不会逢迎拍马，无须低眉信手，只需酣畅淋漓地表达自己治国安邦之策足矣！

名士若失豪放，则自甘猥琐，终为小人，名士若失正气，则助纣为虐，终为奸佞。名士豪放则难免因言获罪，放荡不羁则难免招致杀身之祸，只有更宽广的胸怀，才能包容其宽广之胸襟，接纳其过人之气魄。

贤明的君王都可以走出朝廷，到民间网罗名士，对名士给予高官厚禄之恩惠，同时给与包容的胸怀。由于明主素有大志，对贤士自然很看重，而其所给与的待遇，轻则以重金酬谢，重则共享天下，以社稷相托。若名士得遇明主，有何理由不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纷争的时代，不是看谁会来事，不是看谁圆滑，而是看其内心的倾向性，究竟是臣服还是雄起。人之差异，莫过于利益导向，如以自保为目标，则为喏喏小人，如为国民命运请命，则为忠勇之士。

古人历来以“文死谏武死战”为基本的职业道德。敌我之间，尚且注重其气节，而不注重其立场，即使赳赳武夫，都会被敌将之气节所感动；即使同为谋士，都会对敌军之谋士惺惺相惜，所为者何？大义也！

古之名士，皆以义为道，失去义则失去做人之根基，失去义则失去生存之价值。虽暂时可以得到位高权重，荣华富贵，亦终将得到骂名！

兴邦之关键确实在于对名士的态度。这个与当局所营造的言论与舆情环境有关。假如人人噤若寒蝉，唯恐因言获罪，都不敢出头，故就难以贡献智慧，终日乾乾，浑浑噩噩。则为江山社稷之大患！

贾春宝

2013年10月3日星期四

电话：13301122671，（010）89581930

价值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