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比特席勒通过对动物精神的阐释，说明经济中非理性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对经济分析不可缺乏的因素。其实，在经济活动中，动物精神也遵循了某种游戏规则，它因地域、文化和人口规模等而不同，不管怎样，发掘这种游戏规则对动物精神的理解会更全面。

我 们去领会这些游戏规则，在于去探索当前不能知晓的事情，去判断可能存在的一些事实。人们往往对变化的事物异常敏感，对几无变化的现象视若无睹，房价高涨便 引发人们的普遍关注，股市大起大落使人们生发很多关联推测，而图书市场等这些几无影响的产业也少有相关的话题。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人们希望看到改变，便 追求变化中的现象，不过这显然存在错配的可能，但人们相信没有100%的可能性，不管做出何种期待变革的选择都会面临这样的不确定性，便接受这样的近乎理 性的概念。

人们的经济活动在无论何等自由的环境中都有区域上的限制，这种限制不是社会因素造成的，而是人们在追求经济活动的安全和收益带来的。印度城市周边的贫民窟居民的经济活动便是一个典型，人们在自己的经济活动地域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或者技艺生存下去。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迁徙变得活跃，不过即便如此，人们往往遵循追求“借地生财”的可能性。即便对经济收益有着何等强烈的欲望，群体之间都有望而止步的界限。

人们在经济活动中需要不断的沟通，沟通需要的是语言。语言也往往便人们的经济活动加以限制，不同语言的群体便存在观念交流上的障碍，彼此获得的也是各自需要的片段或者片面的部分；相同语言或者相近语言的群体便容易做到这一点，形成彼此促进的一环。台湾跟加州湾区在硅体芯片制造业蓬勃发展的时期曾经一度密切关联，但是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观念和语言变得日益重要，在各自获取的片段中无法获得关联的可能性，这种现象便逐渐消退。

在经济活动中，各种产业、经济组织的发展过程中的收益都存在长尾现象，在这种理性推导的背后是市场参与者的执着，即使存在多么诱人的前景，也总有人会坚守自己，在人们无法根本转变自己的时候，这些力量就变得相当顽固。这也不难理解，在市场惨淡的时候，一些企业打“价格战”，而且打得起价格战的企业一般是多样化经营自己的产品。相应的，产品单一的企业坚持产品创新而不愿参与价格战，而这样往往需要背负债务或者沉重的债务。

在人们开展的经济活动中，总会存在动物精神，这是确切无疑的。但是当人们在参与经济活动中处于顺境或者上升时期，人们往往容易改变他们的游戏规则，即便改变的错误也能够得到纠正；相反，在逆境或者下降时期，人们往往坚持固有的游戏规则，这或有他们输不起的本钱这个因素在。当然，游戏规则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不会增加和减少的。

在人们按照看得见的现象和游戏规则分析问题的时候，也会发生游戏规则改变或者新的游戏规则产生的现象。在人们为各种看得见的利益冲动不已的时候，消费与投资不断运作之际，新的经济现象包括企业、产业等便适时而起。伴随经济快速发展而涌入的热钱也往往倾向于看的见的机会，它只是选择机会而不会自主的创造机会，如果涌入的热钱如此之多，而未有机会增加，只能说明当前的经济还有另外存在的隐忧；人们担心热钱涌入过多会产生过多的经济泡沫，影响金融安全，这种现象一般见于新兴经济体，发达经济体总始乱于动物精神的本能而与其游戏规则关系不大。

人们往往希望透过地域、语言等的改变来迎合某种游戏规则，但是既然是游戏规则往往具有刚性，如此改变获得效果的自然是少数，一般的人们还是依据动物精神延伸而来的游戏规则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