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财政部、发改委、央行和银监会等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未经监管部门依法批准，地方政府严禁直接或间接吸收公众资金进行公益性项目建设，不得对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及其他人进行摊派集资，以规范地方政府以回购（BT）方式举借债务的乱集资冲动。

　　四部委出具的地方政府违规集资禁令是值得肯定的。毕竟，自2008年以来，各地政府已累积聚集了天文数字的债务。正源于此，近年来银监会多次发布通知，要求银行等收紧地方平台贷，缓解地方债务惯性上涨势头，及地方债务不良化对正规金融体系的冲击。中行董事长肖钢在去年10月把资金池式理财产品等借喻为“庞氏金融”，以警示风险。显然，专司风险管控的正规金融系统都对地方平台贷等退避三舍，表现出风险厌恶偏好，不难想象若地方通过各种影子银行渠道，向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社会公众等违规集资，其风险的失范性和发散性将更为突兀。

　　如地方平台贷和城投债等的债权人为机构，这些机构在同地方政府博弈中尚具有一定程度的议价能力，而地方政府向旗下职工和社会公众集资，则面临着显著的非对称博弈特征，即社会公众作为地方政府的被雇佣、被监管者，很难在同地方政府博弈中获取议价能力。

　　当然，四部委的禁令成效尚不容乐观。我们认为，当前地方违规集资现象频发，根源于政府过度的建设型职能，使其成为了一个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一身的逐利公司。即政府的建设型职能，不可避免地把现收现付的部分财政收入蜕变成低效甚至无效的资本，参与市场逐利，从而既导致政府公共服务的长期缺位，又使各级政府始终面临融资饥渴，并使中国经济陷入了投资主导式增长陷阱。

　　如果说政府发放的建设性国债、城投债，可看作是无遮盖的政府公司化，那么，以央企和地方国企为主的政府逐利实体，则是一种隐性的政府公司化。因而要有效根治地方政府违规集资现象，亟须加快政府职能由建设性转向公共服务型，以矫正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降低地方政府的融资饥渴。同时，还需尽快清理整顿地方累积的巨额负债，刹住地方融资平台借国家信用背书投资，如把可自负盈亏的项目债务转为公司债，并进行整体出售，而对难以盈亏平衡的公益性项目，则适度转为中央政府债，以禁止地方政府举新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