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史 杂 论(206)
2013-1-28
关于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统筹方法
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要求和任务。近年来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和评价毛泽东的文章,使用了不同的思路和方法。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结论和意见。这些差异集中反映了所使用的方法差异。为此提出研究毛泽东的统筹思路和方法,供各方面参考。
统筹学讲究环境和主体和客体的统一。研究毛泽东和评价毛泽东也要从环境和主体和课题的统一进行。因为任何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是在特定的环境对主体和客体的作用中、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并对环境产生一定作用的条件下,产生和形成的。因此对于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要首先提出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在中共内部的地位是如何产生和形成的?其个人的职责权力是如何形成的?
毛泽东在中共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和确定的。毛泽东作为最早的中共创始人并没有形成后来的历史地位。他在党内的位置先后经过三次升降后,才被公推并逐渐确立的。毛泽东并没有搞政变和篡权活动来取得地位和权力。相反他较长的时间内回避权力的争夺,服从党内多数人的意见。即使他与张国焘斗争时,也并没有使用阴谋诡计,而是反复说明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以取得统一。
但是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异常艰难和危险的环境中产生和从事革命事业的,是在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社会中从事革命活动,是在一个封建文化非常发达深厚的条件下从事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武装和军事斗争。这样一个环境和条件使得革命组织异常散乱,山头林立、派系众多,农民意识、宗派意识强烈,流氓无产者作风盛行,等等。毛泽东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断地实践和学习总结,比较早的产生了相对更为正确的认识,并经过实践的成功取得了党内的各种不同观点和山头的认同。这样的认同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主导的地位。这是客观的历史的过程的结果。不是毛泽东个人主观的活动结果。
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环境中要取得组织上的统一还要经过很多的成功和失败的实践。这种实践不断地加强和集中了中央的领导权。特别是由于共产党是用武装革命斗争形式,这种革命斗争形式要求高度集中权力、甚至牺牲局部来保证统一。这就使得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极大并较少受到制约。如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领导人的绝对权力造成了全面的失败。这不是由于当时的领导人主观的、任意的、故意的运用绝对权力。而是当时环境恶劣,党组织必须客观赋予的。后来毛泽东也享有了这样的绝对权力,也是在客观环境下党中央和全党赋予的。这是历史事实。现在的很多研究评价毛泽东的文章,完全不讲毛泽东的绝对权力是如何来的,不顾客观历史过程的形成,批评毛泽东主观的利用绝对权力造成的错误。按照这种解读,就等于说中国共产党是一批乌合之众或者就是流氓组成的,每个人都在抢夺权力。结果“胜者王侯败者寇”,毛泽东是其中最大的、最成功的强盗,抢到了最高的权力或绝对的权力。这些人不讲毛泽东的绝对权力是从何而来,一味的批判毛,这不是在研究历史,而是在颠覆历史,是用历史唯心主义认识论颠覆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
第二个问题是毛泽东是如何认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的?
在非常危难和艰苦的环境中从事武装斗争,作为第一领导者的使命和责任是什么?这是毛泽东首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任何研究毛泽东的文章讲述这一个首要问题。
毛泽东首先认识到中国革命要走自己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走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所以他的使命是要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特点和规律。这一点毛泽东在很多文章和讲话中都有。对于毛泽东的历史性评价应该承认这是毛泽东的伟大功劳。在毛泽东之前还很少有人自觉地意识到中国革命要走自己的道路。要是没有毛泽东的自觉地提出这个重大的问题,中国革命还在黑暗中摸索。这也就是邓小平所讲的意思。
毛泽东认为组织全党统一认识,坚持走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是他的最根本的使命。所以他不遗余力的组织研究和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研究中国革命的规律。并以此来统一全党的思想。
同时毛泽东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是要团结全党共同走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上。全党的团结是最重要的。没有全党的团结,中国革命就会埋葬在小农思想意识的沙漠中。
所以毛泽东很清楚的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是统一全党思想认识走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自己的责任是团结全党走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为此他使用了自己的绝对权力。
没有任何文章客观的研究并承认毛泽东的历史使命,更没有提出毛泽东是如何认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等问题。可见这类的研究是多么的片面和无知。
第三个问题是毛泽东在履行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时遇到了那些难题和挑战?
毛泽东在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时,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和挑战就是共产党内的各种农民思想意识和传统宗派主义势力。这些思想意识和传统势力不断地分裂或瓦解着党组织,是革命受到损失或导致失败。毛泽东的最大的精力就是对付分裂党的事件和完结党组织的形势。为此他不惜动用党赋予他的绝对权力。很多思想方法片面的认识看不到、更不懂得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大危险是在内部的不统一和不团结,这是更为主要的方面。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等等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多的危机和困难,甚至失败。(这些情况和问题在后来的历史教学中都给删除了,造成了后来的片面性认识。)
党组织受到破坏和瓦解的危险不仅来源于农民思想意识和宗派势力,更与国民党派遣大批特务混进共产党的分裂活动联系在一起。据有的研究文章统计讲,当时国民党派遣了近万名特务进入延安根据地。在小小的弹丸之地,占了多么大的比重。可见当时共产党组织面临的危难多么重。毛泽东对于党内的宗派主义和分裂的认识是与国民党派遣大批特务破坏党组织是联系在一起的。(刘伯承的第一个儿子就是在延安保育院被国民党特务杀死的)。
正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出现了“延安整风”的盲目性和扩大化等等。客观上讲,整风扩大化也存在农民思想意识和宗派思想意识的反映。这并等于是毛泽东的错误。(想想现在的和平环境中经常出现的医患关系紧张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就可以大打出手。也就可以理解在当时信息根本不可能完整和不对称的情况下,在对国民党特务仇恨情况下怎么能够不发生扩大化呢?)
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应该用正常人的思维,用当时老百姓生活环境条件作为背景的思维,而不应该用现在的、和平时期的环境作背景基础来思维。这就是很多革命老前辈与现在时尚的年轻人对于毛泽东的错误的认识的根本区别。(不应该用文化革命的方法对待和评价毛泽东。文化革命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把毛泽东当作神,他的旨意是最高指示。把凡是违背最高指示的都作为反革命的或错误的。另一种是文化革命后变种出来的,即仍然把毛泽东当作神,是全能全知的神,所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中的错误,都是毛泽东制造的,是毛泽东呼风唤雨使用法术阴谋让民众上当,让好人受骗产生的,等)
上述三个问题在统筹学中为环境和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统筹要将三个问题按照时间和空间和人的统一关系进行处理和重组。从而对于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成为整体的过程统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成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