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看抗战片的人都知道，当年日本太君经常伸指捅着中国人的胸口说：“八格！你的良心的大大的坏了！”然后就“杀个嘀嘀”……
听起来真是可恨又可笑，日本人跑到中国的土地上挥舞洋刀，掠夺中国资源，残害中国人民，他们自己不受良心谴责，过后更死不认错，而中国人一旦少不顺从，少不配合，少有反抗，少露峥嵘，竟就成了“良心的大大的坏了”？
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个新千年又开始了。冷静地审视中国的社会，沉痛地回顾自己经历的这场官司，笔者却不得不得出这样的一个令人伤心的结论：中国人的良心，从上到下，由其是在权力执法部门，正如当年日本皇军所说，真真是大大的坏了，并且也不只是坏了蔫了，干脆就是彻底臭了烂了！
因为虽经百年动荡，千般屈辱，中国始终还是没能建成一个法治国家，民众始终还是没能摆脱一种任人摆布的命运，中国人交往，论得首先是利益，耍得完全是手段，中国法官判案，向得首先是权力，认得完全是金钱！因此，中国人的责任就彻底遭权力困了，中国人的良心也完全被金钱蒙了，于是，中国人就只能沦落为一个个无关责任的人，一个个泯灭良心的人——百年前正在挨打的时候是如此，现如今安顿受欺的过程中也还是如此。
我这官司其实也很简单，房东于我租房期内提出起盖后楼，我为下年租房起见积极配合腾清二楼与后院；但房东于起房后为利翻脸，通知下年不租给二楼且不给减房租，我交涉无望决心搬家并提出腾房补偿；但这补偿房东又赖着不掏，于是我只好继续占房以期抵回，结果到期遭房东拉门封店，官司打上了法院。案件一审判给我腾房补偿2000元，但拉门损失却托房租到期不予支持；我不服上诉，现如今半年多了，二审已然开庭但判决还没下来。
为了这拉门损失，我曾咨询过许多律师，他们异口同声，都说当赔，因为房东没有拉门资格，没腾房补偿的没资格，有腾房补偿的更没资格，否则人人逞凶都要胡来，那还要国家干啥，要法律干啥，要法院干啥？但是再问法官，却又都说没法儿判，因为时间愈拖愈久，一判就不是个小数目，恐怕房东接受不了——本来就是个调解的案子，还是尽早调解的为好。
这可真是屁股决定脑袋，依的同是中国法律，裁夺竟何以如此悬殊呢？判赔房东接受不了，不判难道我就接受得了？再说自拉门半个月以内，我接连打发几拨人调解，甚至找上了房东的姐夫，立案的法官，但他既瞅准了我怕店门久闭，经营难续的软肋，掯住了就是要我屈膝投降，光身出户，“拖久难判”的责任又岂在我？
依“谁能掯住谁”定取舍，而与责任本分无关，与良心道义无涉，这是中国古来黑白两道，上下泼皮的普遍心态，所不同者，到得官场，那就该叫谋略手腕了。我那房东当交涉腾房的时候胸脯拍得响亮，当房子盖起后又转向猛拍桌子，拉门后无视药店一天天走向倒闭黑下心就是不好好调解，现在药店回生已然无望轮到他房租一日日虚耗了二审才提出个“开了门不误打官司”，“药品保全”！你当初拉门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药店一边营业一边也不误打官司？
其实遇上纠纷就耍泼皮手段，能掯住更好，掯不住还有赖，反正就是死不认错，死不认栽，这在中国社会早已司空见惯，汇成恶流，但是无良泼皮手段而引入国家司法系统，法官刁蛮判决而引向“司法调解”，推卸司法责任以置国家法度于无用境地，那却不仅令百姓良善心寒，更在事实上已成纵容社会罪恶嚣张漫延，社会纷争逆势上扬的动乱渊薮。
事实上敢于无理欺人者本属社会强势，而经常无奈受欺者又必属社会弱势，中国当年赔款割地，丧权辱国，屡屡受欺，吃得一直不正是这个亏？过程中当然也曾寄希望于巴黎和会，也曾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然而，能有什么结果？
大自然的选择法既是优胜劣汰，中国司法的选择法又怎么可能不强胜弱败呢？比如农民工讨要工资，乍一听是包工头无良，但一查又揪出政府部门拖欠工程款，法官又该怎么判？又或者当事人本只是某高官的前台打工仔，法官又能怎么判？——有权的权出马，没权的钱开路，百年前的晚清是如此，百年后的今天也还是如此——就我这个案子，如果当时一审我也出点血，判赔决对远超2000元，而过程中房东若不老老实实进贡，拉门损失不说，单腾房补偿也必定不止2000，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因为即便严惩奸徒，以儆效尤的法力不说，单腾房补偿，拉平米算日子那也是6000元的数。
——汗还得从病人身上出，你看人家二审郭庭长说得有多实在，有多透彻：“应县人就是没哈数，自己不好好赚钱，尽思谋得颠皮哩……你看人家平鲁人，朔县人，他要当初跟你来横的，刺刀见红，还会要不了房钱？你要当时给他动真的，揭竿而起，又能给他拉了门？有什么事自己不解决，推给法院又能给你做个啥？……一审判了2000，我再给你调解成3000……”我的损失远远不止3000，责任又不在我，3000调解我不能同意……
今春我药店三楼旅店有旅客跳楼，摔到我二楼阳台没死，又打乱药店招牌栽下来，死了，当天警察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在刑警队上过班的朋友着重叮嘱我：“你可千万别跟人家提招牌，别招牌没赔成，反遭人家颠一条命！现在人家既摔上了你阳台，死在了你门前，家属硬颠你皮警察也不好管！”今年夏天有骑摩托车的撞到我一个亲戚的汽车上，死了，当时街上行人很多，交警也认定是骑摩托车的找死，但过后死者家属到我亲戚家赖死赖活，又到他单位喧闹滋事，最后我亲戚车没人给修不说，还被颠走15万。
以前我一直不能理解，美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条法律，说是侵犯他人住宅，打死人不偿命！——就因为侵犯住宅，首先就是侵犯人权！人权是什么？人权首先就是尊严，国有国格，人有尊严，美国人常说中国人爱面子，我看美国人更重面子，所不同者，美国人的面子有司法保障，而中国人的尊严却只能靠自己争！同时有了这条法律，有问题司法解决，上门撒泼使赖也就行不通了。要真是那样的话，中国于此也有法可依，惩戒有力，我那亲戚还能给人颠走15万？我那房东还敢恃强拉我的门？
房东于我租房期内盖楼，起房后又为利翻脸，我于是提出腾房补偿，房东不给，我无奈只好占房以抵补偿，而所谓“腾房补偿”，讨得本就是租金，以租金抵租金，顺理成章，走到哪里说不过去？这就如一方欠了另一方货款，于是对方扣下他的货物以期抵债一样，完全没有问题；试想当时我若是退租金都不行，死逼着就是要房东拆房，那就明显是过分了。
应县税务局收税，去年有一家商铺，业主抗税不说，还把一税务人员推出店门，滚下台阶，后来该税务人员回到单位找领导反映，局长闻讯后斥责：“能收就收，不能收不收，你当时要不就趟在那儿别动，看他店主急是不急，看他警察管是不管？现在你揉揉腰腿自己回来了，我又能给你做个啥？招兜警察出头，最多赔你1000，但吃顿饭又不得2000？……”
我这官司既占着房，拉了门，法院才给判下腾房补偿2000元，当时若要是一边委曲腾房，一边向法院申诉，就自己的身处弱势而又一无依占，法官肯定就1000都不肯轻易给判，而判下后落实又得多少饭钱？到那时法官们就又该指责我老实糊涂，窝囊无用，怎么不先占着房，又或者干脆“刺刀见红”，“揭竿而起”了。
房东租房给我开这几年药店，税务局年年要房产税，房东年年死赖，税务局没办法又气不过，几回通知他再不交就拉我药店的门，但最终还是没拉门，可见拉门封店后果之严重，手段之恶劣。
——委曲求全，自存自救，正当防卫，这就是我占房抵偿的性质，用心奸险，手段恶劣，后果严重，这就是房东拉门封店的性质！房东出尔反尔，又拒不补偿，就相当于他无理先打我一拳；而我讨偿不得，无奈占房，又相当于见房东抡拳打过，只好举臂招架；而房东见赖账又是不成，于是猛下杀手，拉门封店，更相当于他见我挣扎不服，立时恼羞成怒，狠命捅我一刀！
到现在药店封门已达半年，药品长期失却养护，药监局已经打下招呼，所有药品，不论过期与否，开门全部销毁，并转市局通知，证照吊销收回。
药店自开业至今，10年来我夫妻起早贪黑，兢兢业业，过大年都不敢休息一天，6年前从西铺面搬店，就隔3个门，我招集人手，还是乘夜肩抗人抬的——第二天正常营业——就为这事，对面药店还说我做得“真绝！”，现如今10年辛苦尽付东流，老客有打电话要药的，有找到家探询的，有碰街上骂天的，而我夫妻只能相顾落泪，彼此埋怨。
法官也好心安慰：“尽早了结，赶快开门，你再开你的店，他另租他的房……”可是，好好的一家老店，眼睁睁残遭整闭，干着急无能解救，最后却只能落个另谋落脚，重新起步，现拉生客，有赔无赚的境地，却又实在是天理难容，无可面对！这就如谁家辛苦养大姑娘，无端遭人残害，法院不给惩办凶手，却只是劝说孩子爹妈再生一胎，应许不算超生——如若这胎生出儿子，那就又是赚了？
本案前因后果一目了然，双方责任是非不难判断，何以法官拒不澄清事实，庭审始终尽推调解呢？后来一审既能托房租到期，依《合同法》判我拉门损失，经济赔偿不予支持，那为什么不也依《合同法》判我租啥还啥，在我租房期内有责任保管房院，任谁挖粪坑不行，起金銮殿也不行，应予督促房东拆除现起后楼与二楼装修，即便他不愿拆我也得负责招人拆平刮尽，必当完璧归赵呢？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也承认，陪审团制度在维护民主所起的作用，要比选举权更重要，西方司法体系中的陪审团制度到底能给司法公正提供多大的保障，这里姑且不论，然而既有陪审团在，西方法官的司法责任也就轻而又轻了。
可是中国既把审判全权一揽子全部交给了法官，那么每一个法官在裁定每一场纷争的时候，就当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前提下，肩扛道义，尽力给当事双方一个公正合理的判决；否则，机械判案，草率判案，刁蛮判案，糊涂判案，那就不可能践行其引导社会交往，教化世态人心的司法职责，从而有负于人民的期望，有负于国家的重托！——解一道数学题需分多个步骤，动用许多公式，但还是难不倒一个中学生，如此简单的一个案子就让法官机械草率了，那他大学的书岂不是就白念了，那他头上的国徽岂不是就白顶了？
同时，就我这个案子，当初立案庭调解，法官既已提出适当方案，若能具一定“判定”“仲裁”效力，房东不服，不予立案，我若不服，后果当然也自负，纷争又能拖到这步田地？人大还有个常委会呢，法院怎么就不论大事小事，该深究的反机械，该严肃的反草率，该现场办公，就地解决的却又非要走那个程序，讲那个排场呢？而过后药店倒闭既成事实，法官再行“调解”，自己态度暧昧，唯质当事人意愿，徒然推诿判决，于事又能何补？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百年后评判中国改革开放，难堪的也只能是，徒具量的声势，难能质的跨越，资源耗了不少，民智远未跟进；可是，国家已经为教育左改右改，投下许多血本，高端的为什么还是颗粒无收，致出“钱氏一问”呢？——就因为这“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法治是干什么用的？法治首先就是评判责任是非的，上至国家集体，下及家庭个人，粗陋的专管杀人越货，大是大非，成熟的更至精耕细作，润物无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能虑及小事的必成大事，而得深入细微的方为高人。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传统道德不也是评判责任是非的吗？笔者以为，儒家礼教恰恰是在凝固责任是非，而不是评判责任是非；它讲的是纲常权威，而不是对等责任；它维护得是农业静态稳定，社稷一姓存续，而不是工业动态繁荣，国家发展长远；故此说，中国传统重在“忠孝”的所谓“道德”，实属家庭“私德”，它所能胜任的只是对自然经济小集体交往的约束控制；而近现代工业商品社会，以及未来科技信息社会所必须的，则是力倡“诚信”的社会“公德”，它首先直指商品经济社会大协作，同时更囊括农牧业家庭小生产。
私德所能造就的，只能是从上到下，“只顾小家，不管大家”的自私自利的人，鼠目寸光的人，圆滑奸佞的人，所谓“高端人才”，“创新人才”，永无可能在此种人群中产生；而公德所要促成的，则是由想到做，“管了大家，忘了自家”的大公无私的人，高瞻远瞩的人，大智若愚的人，所谓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栋梁，只能从他们中间涌现。
自私的经常表现为不诚实，其有损于社会协作的行为就是不按游戏规则，亦即社会公则行事。然而，道德却是只能对现有的与潜在的诚实与信守主流规则的人，起到进一步促成与预期教育的作用，道德不可能对不诚实与不按主流规则行事的人，起到任何的惩处与警戒的效力；恰恰相反，法制则正是要给现有的与潜在的不诚实与不按主流规则行事的人，以必要的惩处与警戒，但它对诚实与信守主流规则的人却没有什么惩处与警戒的必要；这就是古代农业中国虽“以德治国”，但还是需要有限的法制手段以资补充的原因。
然而，当农业自然经济与家庭化小生产，已经开始向工业商品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转型升级的时候；当工业商品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早经转型完成，但社会公德却远远没能系统形成与深入人心的时候；当社会公德其实早成定论，但家庭私德还死不让位，致使双方高下难决，并致社会人心肮脏混乱的时候；依靠法制的惩处警戒效力，升级国家的立法司法体制，确立法治社会的健康运转秩序，实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其富民强国，民族复兴之梦的必由之路！同时，道德不论是公的还是私的，于此自然只能退居补充影响地位。
这就如一部汽车，道德解决的是换机油养护的问题，而法治解决的则是换部件修理的问题，新车当然注意保养就行，然而已经是一辆破车，拆散了动大手术都成问题，但车主硬是不肯大修，非给再涂新漆，死撑着还是要靠换机油养护继续维持，那结果也只能是耗油耗人，窝工怠工，最终甚至车毁人亡。
那么，民主又是干什么用的？民主就是承认、证明、落实民众的国家社会责任的，民主就是引导、督促、训练民众的独立思考能力的；而恰恰相反，专制首先就是要糊弄、抹杀、剥夺民众的国家社会责任，因为在和平稳定过渡时期，责任首先意味着权力与利益，而只有到了国家危亡，民族沦丧关头，日本人又打进来了，又该“抛头颅，撒热血”了，责任才真正成为责任，民众才有必要“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而专制既要糊弄、抹杀、剥夺民众的国家社会责任，归他自己一揽全包，那当然首先就得掌控民众人心，限制民众独立思考能力，平时经常训练他们深入学习、认真体会上级会议精神，遇事始终要求他们坚决贯彻，绝对服从上级部门指示，使其不得怀疑，不得推理，不得判断，致其抛弃了一份社会责任感，丧失了一片爱国热心肠；于此也致已经当家作主了的人民大众们，只能成为一个个人云亦云脑残的人，更致在这帮任劳任怨的人民大众当中，永无可能蹦跶出哪怕是一个高端的“创新人才”！
当然，民主“不是最好，只是更好”。说它不是最好，主要是在民主决策这一块，因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说它只是更好，主要是在民主监督这一块，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在民主决策这一块，西方民主国家走得也远近快慢，各不相同，比如代议制相较于普选制，那就是一种过渡，一种渐进，一种妥协；但是不论从体制本身来讲，还是从民智开发来说，民主监督却无论置于人类社会的何时何地，也都必然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不是更好，只是最好”！
中国把推进民主首先安排在村官直选上，这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世界各国民主的发端，自古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城市，都是在社会交往活跃，社会意识成熟的工商业城市。中国若要推进民主，把突破口选择在民主监督这一块上，给问责权，给罢免权，给终止权，应该说困难不大；而民主决策这一块既存疑虑，不如干脆回避，否则若为走下过场，那代表选举就又成问题，而一但代表选举造假，民主监督就又真不了。
中国法治民权社会始终未得建成，晚清洋务派首领应负第一责任。因为正是在他们的那个年代，才是国人视野渐开而西方第二次产业革命酝酿完成的年代，同时又正是中国外部侵略危机暂歇而内部社会危机暂缓的年代；然而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大有可为的年代，在中国这样的一个资源富足的农业大国，洋务派众首领们却为了满清政权的稳定，一姓社稷的延续，推推搡搡，遮遮掩掩，弄出了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半吊子改革；结果不仅使上下期盼的“自强求富”虚成声势，自吹自擂的“咸同中兴”遗笑后人，更立陷我中华民族于一个迁延百年的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举则波澜立起，顿则危机日促的窘迫境地；流毒所及，国人醉生梦死，卸责无良，于上糊涂犹豫，于下宵小得志，至今难有起色。
也正是在那个同样的年代，相反在日本这个资源贫国，市场小国，其维新领袖却担起了国家的大任，无愧于民族的重托，真心倡导文明开化，放手推进殖产兴业，从而抓住了国家进步根本，赶上了历史发展大潮，引领大和民族完成了一次从社会体制到生产效率的实质性跨越，从而也给过后日本打下了一个免遭外敌侵扰，有条件进一步生发，甚而至于侵害周边各国的牢靠基础。
中国现今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中国现今所处的是一个周边各国争相挑起事端，试探虚实，勒索好处的年代；中国现今所处的是一个官场腐败溃乱，社会黑恶猖獗，民怨积聚待发的年代；中国现今所处的是一个第四次产业革命已然开始，科技社会知识社会信息社会归根结底是人才社会即将到来，正要掂量你“准备好了吗？这一次还能不能搭上这最后一班车？”的年代！
要说晚清保守派洋务派黑下心硬是要抵制法制民权，说起来也真有他们的苦衷，因为清朝是少数民族建国，那时旗人所占大清国民的比例，尚不及当今执政精英的多，并且军权法权，政权财权，更不完整掌控在他们手中，实其维系政权可能仰仗的，就只有精神枷锁，愚民政策这浓妆艳抹而又成本低廉的最后一笔——搁上谁，谁能轻言放弃？——然而，变是找死，不变又是等死，过了这一村，没了那一店，于是，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简单推挡两下，随之就迎来了辛亥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说了个什么道理？那是说刘邦将将靠得是谋略，靠得是手段，靠得是人力，故必有时而穷，且有百密一疏，而韩信将兵则靠得是兵法，靠得是体制，靠得是自然力，故成无穷无尽，可保万无一失！
晚清时的中国能跟现今的中国比吗？明治时的日本能跟现今的中国比吗？中国现今还有必要继续在舆论上做大文章而在体制上耍小动作吗？中国现今还有心情继续在舆论上做大文章而在体制上耍小动作吗？中国现今还有时间继续在舆论上做大文章而在体制上耍小动作吗？
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