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成年情况的人，是体会不到我说的“难能可贵”的涵义的。

 

　　作者：李庚辰

 

　　而我是了解成年的，我是感觉到了的。

 

　　我和成年是二三十年的老朋友了，在“文革”动乱的年代里，他作为空军报记者到武汉采访，我作为武汉军区空军新闻干事负责接待，二人一见如故，遂成至交。 1967 年底我也调到空军报社，而且与成年同在一个部室，这样，朝朝暮暮，日日月月，不说“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也是“奇文供欣赏，疑义相与析”，我们又成了无话不谈、志同道合的亲密同事。即使在那“斗争为纲”的政治氛围里，尽管隔墙有耳，“小报告”成风，我们也能躲进小楼，畅言无忌；哪怕是发“文革”的牢骚，骂“造反派”无耻，以至指点江山，详论国是，全不担心对方“出卖朋友”。因为，我们都属于那种“剖心可见胆”一类人，宁为知己死，决不会卖友求荣的。就连那年头年青人最难启齿的恋爱婚姻问题，我们也都是毫无保留的向对方“坦白交待”，而且相互引为“高参”的。因为我们都爱读书、好思考、不大人云亦云，尤不会拍马溜须，跟“造反派”瞎起哄，向权势者投机钻营，因而都被视作“路线觉悟不高”的“业务干部”，只可“使用”，不可“重用”。我们也乐观其成，乐此不疲，有人监督时“埋头编稿”，无人看管时抓紧读书。我们不想当“造反英雄”耀武扬威，也无意仕途经济出人头地，只想拿各种知识充实自己，以求厚积而薄发，干点不违心、不悖情、不负志趣爱好的实事。一晃“携手十年”。 1977 年，我调到解放军报社工作后，由于分住两地，我们又开始了“热线联系” … …

 

　　没想到，在我调离空军后，一向醉心于读书治学的成年，不知被哪位领导看顺了眼，身不由己地竟被推向了仕途，而且出人意外、也出他本人意外地居然会官运亨通，由科长、处长、部长而当上了主任什么的，十几年间，竟由普通干部而成了军级干部，扛土了金光闪闪的少将肩章。对于成年的做官，有的朋友认为是“哥儿们的光荣”，老实说，我倒对此不以为然。成年的夫人苏凤云女士与我所见略同，也不时流露出对他高官厚禄之不屑。我们倒并非故意贬抑他，实在是觉得他做官太可惜。诚然，成年在具备文学才情的同时，确也具有办事准确、人情练达的做官的素质，不可与“做个才子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的李煜先生论列，但也确有他“可怜”的一面：可怜他因此将不少宝贵时光用到了官场应酬、管人理事去了！如不然．凭他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学艺术功力，完全可以写出更多更多、更好更好的文学作品来；倘若专攻杂文，一定会是一个有更大成就的、影响深远的杂文家。可惜人只有一个脑袋，分身无术，鱼和熊掌只可取一，他就不能不在“文章千古事”上做出舍弃和栖牲了！这，于公于私，是利是弊，很难算得清楚；而在我看来，不管于国于民，于公于己，都是不见得合算的。

 

　　自然，成年对此似也有不甘心处。这正是这本 《 三湖漫笔 》 得以成书的动因。他是很难完全割舍他所钟情的笔墨的。无沦从个人爱好说，还是从社会责任论，他都不忍心丢弃他那并不乏力的笔。于是在繁忙的领导工作之余，在送走了找到家里诉说衷曲、谈论问题的下级干部之后，哪怕眼皮沉重，昏昏欲睡，他仍要强打精神，笔走龙蛇。就是这样，他忙里偷 闲，吃缝插针，在别人酣然入梦的宁静中，顽强的、艰苦地一点一点地写下去，写下去，尽管不很多，却很苦，很累，很不容易！我说他“难能”，就“难”在这里，难在没时间写而强写之，不暇深思而强思之，难有所为而强为之。他比别的作者是吃了更多的苦，受了更多的累的；我说他“可贵”，也就“贵”在这里。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的是一颗对祖国、对人民的火热的心，对我们民族和社会的强烈的责任感，是一个夙志不泯的中国文化人生生不息、百折不回的重道敬业．执著拼搏的忍苦奋进精神！自然，从深层来看，似也折射着作者为了尽忠职守而不能尽情于他所挚爱的写作事业的彷徨和和苦闷，而 这，完全是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还好，正是由于他心有不甘，志有不忍；由于他的坚持不懈，执著拼搏，尽管断断续续，时断时续，总算点点滴滴，不绝如缕，终于集腋成裘，汇成大著。这是值得热诚祝贺的！ 在成年，则可据此宽心慰意了。朋友们说他“做官作文两不误”（其实是有所误的），吃了“熊掌”又吃“鱼”，虽是玩话，却也不是毫无道理。

 

　　成年将大著命名 《 三湖漫笔 》 ，反映了他这个人的浓重情感。熟悉成年的人都知道，他时时不忘养育过他的微山湖畔的田园农舍，那是他的根。他那农家子弟的朴实憨厚迄今仍不见稍减；他更不忘培养、锻炼、造就他成为我党我军高级干部的“八一湖畔”那座空军司令部的“喷气式”大楼，在这里，他于人生的阶梯上成就了耀眼的辉煌，从一个农民的儿子，由我军队伍里的普通一员，成长为共和国的将军；他又十分陶醉他今天安居在侧的北京昆明湖！时如隙驹，“廉颇老类”，他将在这山青水秀、天高气爽的宜人处所，谱写出人生文响乐的最后一章。可以说，“三湖”是他人生之旅的三大站，是他出发、登临、休栖的三块宝池。从这里，人们不难看到、想到他一步步前进的脚印！

 

　　限于篇幅，对成年作品的本身，已不能说更多的话了。但有一点是十分明显的：由于他身处领导岗位，许多文章都是结合工作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很有针对性的有感而发，因而极具实用性。他是将做文章与做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有些文章，像谈论写作的、军事摄影的、如何抓典型的等，则更是直接对部队有关工作的指导性言论。就杂文写作而言，成年的许多文章不乏巧思和匠心，亦颇得杂文写作三昧。他十分注意运用形象说理的法门，一点入手，由小及大，小中见大，将玄远或繁难的大道理，通过因借事由生发议论而形象具体地展示给读者，使人从中受到感染和启迪，像 《 牙疼一得 》 、《说猴性》 《 崔秀镇的“三问” 》 、 《 话说“老蔫” 》 等，均是这样的佳作。

 

　　成年 的杂文也不乏机智和哲理，比如 《 山矮人高 》 就是由游青城山看到的一个条幅上写的“山矮人高”四字而纵横联想，联系“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和“水下先锋艇”蹈艰历险的先进事迹，论述了只要万难不屈，任何困难终将被人踩在脚下的哲理大道。他用“人”和被人踩在脚下的 " 山”这一杂文形象，写出了一篇意味隽永而热情洋溢的“歌颂性杂文”，给人以一唱三叹、余音绕梁之感，颇见其为文功夫之成熟老道。

 

　　当然，由于上面说到的原因，收入这本书的文章还不是很多，而以成年的思想水平和文学修养，本可以写出更多更 好 的作品的。但时势既可以造就出将军，也可以造成遗憾，这是没有法子的事。而一个工作上的大忙人能写出这些来，无论对作者还是读者，都该满足了，我想。

 

　　1994 年 10 月于北京

 

　　（本文最初发表在1995年第一期《杂文界》，后又刊登在同年8月之《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