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很多，如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与强邻日本的紧张关系、时刻可能爆炸的朝核问题、西方国家的民主人权外交，以及和一些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等等。归结起来，其中的多数问题其实都与一个问题有关，那就是不信任。美国不信任中国，所以要在亚太进行战略部署。许多周边国家不信任中国，所以对中国的崛起惴惴不安。反过来，中国也不信任许多国家。中国政府一直担心西方试图颠覆其意识形态。美国主导的国际体制和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则让中国对加入国际或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机制仍然感到犹豫。而西方对疆独、藏独和台独等势力的支持，则不只是让中国政府甚至也让许多普通中国人反感。正是这种互不信任，增加了中国与相关国家间的摩擦，使得中国的发展与地区甚至世界政治前景面临一种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这是中国和相关国家决策者应该高度重视和解决的挑战。如果中国与相关国家不能处理好这种互不信任困境，造成的损害将是双方面的。但作为中国，有必要以更加重视甚至警醒的态度来应对这一挑战。这是因为，在这种困境中，大体上已经形成以中国为一方，以美国领导下的相关国家（包括整个西方世界加上日本、菲律宾、越南甚至是印度、新加坡等许多周边国家）为另一方的不对称格局。如果这种困境仍然不加改善甚至恶化，受害最大的还是中国自己。因为这种不对称不只体现在整体的实力对比上，还体现在相关的利益比较上。相关国家要么是发展道路已基本定型、甚至发展潜力已基本释放完毕的已进入后现代世界的西方国家，要么是不大可能进入世界大国行列的周边小国，而中国却是一个正在迅速发展而且从各方面指标（包括人口、幅员、资源和历史文化的积淀等）来看确实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界性大国。既然实力还远不足够，投入的“赌注”又最大，就应该最严肃、谨慎、认真地对待这场“棋局”。那种“不惧对抗”的悲情式民族主义心态和“勇于对抗”的保守自大主义作风，其实是最大的轻率行为，是对中国前途最大的不负责任，是中国在这个时候最应该避免的。

　　当然，无论何种选择，有一个正当的利益底线必须坚持，那就是使中国成长为一个新的世界性大国。这种世界性大国地位不仅意味着一个新的权力中心，一个国际秩序的提供者与维护者，而且还应该是一种新文明的代表。对这一点，中国无须讳言，就像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样，一个国家想走入世界权力中心也是一个很正常的愿望。国际社会允许竞争，也应该鼓励竞争，关键的是要规范竞争的方式，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竞争者。士兵不能通过谋杀其他竞争对手的方式来获得将军的职位，现代的国家也不应该通过武力和战争的方式去获得权力地位。所以，笔者一直很认同中国原来提出的和平崛起概念。追求崛起再正当不过，关键是手段要和平。无须讳言崛起，因为国际社会对此心知肚明，你即使把口号由“和平崛起”改为“和平发展”，别人也仍知道你是要崛起的。改来改去反而不够坦荡。

　　有人可能会问：和平崛起虽然可爱，但可能吗？要分析和平崛起是否可能？就必须看前面所提到的互不信任困境是否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得到化解。客观地看，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互不信任源于多种因素。其一是权力矛盾，中国仍处于权力上升态势，但作为老霸权国家的美国不愿意被一个新的权力中心取代，日本不愿意中国夺得地区领导权，其他周边国家则对中国主导下的权力利益格局抱有疑虑。其二是国家性质，世界上多数国家已建立或至少是信奉民主、自由、宪政的政治体制，这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仍然有较大的差距。虽然中国坚持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但对于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其外交政策却必须考虑其国内社会的认知与好恶。其三是具体利益争端，如中国与印度、日本和一些东南亚国家之间存在的领土主权争端。这些国家中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十分浓厚，这些利益争端很容易导致国民的相互恶感甚至引发冲突。

　　这些矛盾虽然复杂，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却有可能得到和平的管理甚至消除，关键是我们的战略是否适当，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做出大胆而明智的战略抉择。如权力矛盾，这在中美、中日关系中是无法避免的，但不管是由于核大国间的相互威慑还是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当前大国通过武力来决定权力竞争的可能性确实已经很小了。至于周边小国对中国权力格局的疑虑，主要是出于一种对利益分配的不确定以及对一个可能无法约束的庞大中国的担心。这方面中国确实应该自我反思，因为中国的领导人从来没有具体地说清楚中国主张一个什么样国际政治与安全秩序，也不太乐意承担或是未能有效创建相关的制度与规范。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正是这种制度缺失，使得南海、东海等争端处于一种难以管理的脆弱状态，一些具体的不测事态随时有上升为地区危机的危险。但作为一个大国，这种国际秩序主张的阐明和国际制度的建构，本来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可以逐步去做的。还有一个可以去做的是中西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这本是一个国内政治所导致的外交问题，自然也可以通过国内政治去解决。虽然这种解决的难度不小，但至少从外交逻辑上看，它不是一个打不开的死结，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走出互不信任的困境也因此而增加了一份可能。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的整体发展特别是外交政策应该强调如下方面：

　　1，坚持推进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国内全面改革，把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结合起来，缩小与主流国家的意识形态差距。这首先是国内发展的需要，是解决国内不断增加的政治社会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社会要求的需要。从外交的角度看，这也有利于缩小中国与主流国家的意识形态差距，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从根本上反击西方的民主、人权外交。

　　2，视美国为可敬的对手，与之建立良性竞争的关系。从权力的矛盾关系看，美国确实是中国的对手，这点无须讳言。但也要承认的是，美国作为当前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确实有诸多值得我们学习之处。中美作为东西文明的典型代表，其实是最有必要相互学习的，因为此身所有者，往往正是对方所无的，所以才有可能也有必要相互学习与借鉴。以教育、科技、人口素质以及较强的制度纠错功能等方面的优势，美国无疑还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国际老大的地位。而中国由于各种结构性难题没有解决，经济增长被提前透支，未来发展其实还相当艰巨，所以更加有必要学习美国。而且，正是由于中美竞争不大可能导向一种武力解决，它可以是良性，也应该被导向一种良性的轨道。职此之故，经济上、科技上、教育上、文化上的竞争就应该取代武力和军事的竞争，成为中美竞争的主攻方向。中国要在这些方面取得进步，更有必要向美国学习，而不是在一种敌视态度下盲目地排斥甚至否认对方的优势之处。前人尚能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当代中国更应该有通过学习美国最终超越美国的胸怀与气魄。

　　3，首先为地区进而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为中国树立可靠的领导者形象。国际社会中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是安全，所以中国不但应该致力于解决与相关国家间的主权争端，对于周边安全热点问题也应该抱着一种积极参与的方式去解决，即使为此冒一定的政治与外交风险也是值得的。例如朝核问题，中国应该大胆提出战略性建议，主导引导而不是被动跟随半岛局势的发展。再如阿富汗问题，中国应该改变最低限度参与的局外人心态。中国没有必要去为美国擦屁股，但确实有必要通过各种多边（如上海合作机制）和双边行动促进该地区尽快实现稳定与和平，更何况制止该地区恐怖主义的蔓延本来就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其他世界政治与全球性公共问题如第三世界发展、巴以冲突、气候变化等方面，中国也有必要发出更加积极和负责任的声音。特别是在仍然不够公正、合理且为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中，中国应该积极为弱者代言。这有利于树立起相对于西方的道义优势，并为成为新的国际领导者打下基础。

　　4，学会与国际社会进行制度化相处与博弈。这主要是在政治、安全方面，在经济事务层面，中国早就融入了国际制度。但在更为影响互信关系的政治、安全层面，中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种制度化相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美国主导下的西方政治、安全体制对接的问题，如八国集团、北约等。作为一个致力与美国进行良性竞争的国家来说，仍然处于这种体制之外其实对中国是不利的，如果有机会加入进去其实对中国更为有利。而且，加入并不意味着妥协，而是意味着改变了博弈方式，即通过制度内的规则协商彼此争端，或是致力于建立新的规范。这种制度博弈是当前国际博弈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恰恰也是中国所不擅长的，尤其需要大力改进。二是与周边国家的制度化相处。作为地区大国，中国更加有必要主动推动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安全机制建设，这不但有利于管理双边或多边领土争端，而且有利于规范各方行为的预期，使中国成为一个可依赖的地区领导者。当然，制度化也意味着中国自己也要受制度与规范的限制，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要做出一些妥协。但总体来看，中国收获的是信任与稳定可预期的国际环境，这对一个试图减少各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顺利成长为世界大国的国家来说，是最最难能可贵的。

　　当然，互不信任困境的形成也是双方面的。如果相关国家继续在南海、东海等具体问题上制造事端，如果美国继续利用战略东移和国内分裂势力打压中国，中国又该怎么办？其他国家的行为确实是中国不能预测和操控的。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所能做的就是在战略上进行相关的部署，甚至在武力上进行必要的准备，以起到威慑甚至“以戈止武”的效果。外交政治的一个重要逻辑仍然是罗斯福说过的那句话：说话要和气，但手中要拿着大棒。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处境复杂的国家来说，既要向国际社会展示充分的善意，也要有坚强的实力包括武力做支撑。而当前中国外交的问题恰恰就在于：我们既没有展示足够的善意，所以无法消除别人的怀疑，也没有体现有效的武力，从而无法制止别人的觊觎。虽然中国的军费在不断增加，但中国军队在现代化条件下的科技支撑仍然有限，实战水平在多年未经阵仗的情况下也令人怀疑，而广泛存在的国内腐败以及独生子女政策如何对军队的战斗水平造成影响，也都是需要关注的问题。所以，在通过国内改革、加入国际政治安全制度等方面释放善意的同时，也仍有必要加大“大棒”建设，彻底改变既不可信、又不可畏的中国形象，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即可信任又可敬畏的有力竞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