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施人口控制是历史的共识
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除“一五”期间外，一直都没有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一心一意地搞建设，尤其是“文革”的大破坏，使长时间面临的短缺经济状况又濒临崩溃边缘，从而使吃饭、穿衣、就业等一系列的温饱等民生问题，与相对人口过剩的矛盾尤为突出，国民也切身感到中国人口确实已到了必须控制的地步，所以，1970年，在政府的号召下，由广大群众认同的自己创造的“晚、稀、少”式生育，很快就上升为国家指导性的计划生育政策。这种充分体现国家指导与群众自愿相结合的计划生育，在不足10年的短短时间内，就创造了世界生育率下降的奇迹。然而，长期历史形成的相对过剩人口及整体人口素质不高的问题，也须历经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才能真正得以解决。
回顾近40年来的人口学术发展历程，历经实践检验，在相关人口控制方面的学术成就，确实能站稳而又能立住的，为数确实有限，作为中国现代人口学的开拓与普及先驱者之一的查瑞传教授，绝对是其中的一个。他在《人口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12月）一书中，所著写的第九章《历史的共识——中国人口必须控制》，以重点引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1～2月的《国际述评》中的一段论述，来充分表达了他对未来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国人口发展取向的准确认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谈到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从中国回去后宣传的一件‘值得注意的’新奇之事。即‘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着重号是查瑞传教授所加），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这一述评明确地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9世纪中叶中国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认识，尤其还指出，中国人口过多问题，还在不断地增加，就是在那时，也早已使之社会条件成为中华民族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
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尽管人口规模在一定条件下并非决定因素，但发展后劲的大小,既取决于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应的人口,是否向适宜规模趋近,也取决于人口素质、人才优势、社会结构、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但相对过剩人口无疑是制约加速素质提高，经济社会较长期高速发展，以及制约大多数人平均物质文化生活质量提高的极其重要因素。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以改革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以全面解决人口问题促各项事业又好又快稳定发展，以开放促多元和谐发展，将是中国特色人口和计划生育发展道路给人口相对过剩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宝贵经验。世界不同发展模式告诉我们，国家不分大小，人口也不分多少，都各有其自己发展模式与成功经验，在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间，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固定不变的适应关系。然而，在科技水平飞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幅提高的时代，尽管中国经济社会以奇迹般的速度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极大改善，但中国人口过多确实需要控制的客观实际，连国际社会也罕见听到不同声音，相对过剩人口的客观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
早在20世纪前，就有人认为失业是人口过剩的结果，尽管这种认识似是而非，但却极其自然，之所以说是似是而非，因为这是经不住实践检验来加以验证的结论。1925年，英国学者卡桑德斯（Carr-Saunders）就在其著写的《人口》中指出，英国在1874～1900年间，失业率就为2%～11%，如果查一下近一两个世纪各国关于失业的记录，就会发现无论是其人口过多还是过少，都没有不记载失业的年代，显然，失业问题不能成为人口过剩的证据。1923年，贝弗里季（Beveridge，W.H.）发表了题为《人口与失业》的讲演，批判了凯恩斯（Keynes,J.M.）对人口的认识，虽然明确指出了，“失业和人口过剩是不同的问题，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但却没有指明相对过剩人口的真相。1888年，坎南（Kannan,E.）提出适度人口理论，规定了适度人口标准，超过标准就为过剩人口。然而，作为概念上的规定是可以的，但这种从静态收益递减规律推出的适度概念并没有什么具体内容，特别是在动态考察经济时，静态适度人口概念就显得苍白无力。坎南自己对此静态概念也不满意，因而后来将这一概念"发展"为动态概念，但是作为动态概念的基本指导思想却没有什么不同内容，因为收益规律是静态概念的基本原理，人为把它提到动态概念只不过是著者认识到存在问题后的无奈表述而已。卡桑德斯倾注在人口问题上的主要精力是对过剩人口的解释，他指出不论哪个国家，在设定的某些条件下，假定对生产方式不进行任何改善，人口的最佳密度就要原样不动。在这些条件下，如果人口增加就一定会处在过剩状态之中，但这种过剩人口不是反映在失业上，而是反映在人均收入的降低上。研究发现的失业各种原因，诸如产业结构内部的某种失调，金融问题等等。人口的过分增加，虽不是人均生活水平提不高或提高慢的全部原因，但至少是部分重要原因。这就是说，人口相对过剩主要反映在人均收入下降或提高人均收入速度受到制约的一种慢性病。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和市场经济下的印度，相对过剩人口的形式就看不到大量的失业，也就是说，不是以失业的形式反映出来，而是以人均收入下降或快速提高受到束缚的形式反映出来。这就意味着，相对过剩人口虽说不受经济景气与否的影响，但在失业的不景气期间，人均收入也是下降的。经济的不景气则意味着劳动者虽在从事劳动生产，但人均收入或是下降，或是加速提高受到严重制约。今天人们已意识到这是一种潜在的失业。所谓潜在失业，是指在劳动力增加并未带来生产成比例增加的情况下，人口的压力不得不积存在一个产业里。此时，把依附在这个产业中的劳动力人口的多大部分视为是潜在失业呢？这主要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大小，而人口压力四个字则有重要意义。
人口相对过剩无疑是一个制约加速改善民生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十分重要因素，因此，全面统筹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无疑是一条遵循人口的社会属性，以科学发展观探索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正确道路，而全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过程，也是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在逐步减轻相对过剩人口制约因素中受益的过程，因此全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过程，也是促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与日俱增的过程，即“人口红利”（demographic bonus）是与日俱增的过程。这种“人口红利”与不区分一个人口与其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的永久性可持续发展，是在相对过剩或不足，还是在相对适宜前提下，势必将导致自相矛盾的结论。因此，那种仅以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而计量的“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则根本站不住脚。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人口红利”还是对后者“人口红利”在概念与结论上的理性否定。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就是在公正、公平的分配制度贯穿始终的条件下，因人的能力有大小，所以，在按劳分配原则下（著者注：迄今为止，尚未有成功实例证实而诠释这这一分配原则，然而，按各种“资”方式的分配原则却日趋一致。），分配差异也是难以避免的问题。然而，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存在，却是制约提高全体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质量的一大障碍。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个半世纪前就把中国那时还在不断加码的相对过剩人口，认定是早已使中国的社会条件成为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也就是说，中国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不仅从那时起就一直在不断反复叠加，而且还是由来已久的历史形成问题，可谓是一种“慢性病”，对其解决虽可加速，但绝不是在短期间就能解决的问题。步入21世纪的中国人口，即使充分考虑到未来低于更替生育水平下的人口缩减惯性，人口总量控制与年龄结构转化过程，仍不过是处在初始阶段。人口规模的递减与相应人口年龄结构转化的完成，仍远未到来，人口控制与提高人口素质的重任远未完成，尤其是适宜人口规模及其年龄结构的转化过程所需时间还要长。
中国在伴随解决长期历史遗留下来的首位相对过剩人口问题时，也在加速经济社会发展中努力全面提高人口素质，逐步确立与巩固小家庭观念，从而增加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筹码，使人口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始终运行在与人口缩减相应的低生育水平轨道上，加速人口向现代型转变。在抖掉相对过剩人口沉重枷锁过程中，以不断提高人口素质来增强发展后劲，促使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必将是一种加速而又可持续的发展。
《大国空巢》的著者易富贤作为一名人口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的“门外汉”而勇于直陈己见，对头冠“院士”、“学部委员”与挂着“长”字“教授”的极端妄说，对部分历经实践检验为非科学的东西，都点名提出批评与评论，这的确难能可贵，笔者仅此而表赞同。然而，对其根本出发点，即把正在解决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竟称之为“空巢”，并以此对实行计划生育而持异议，著者则与之认识截然相反。“空巢”论之所以和者极寡，一是与中国的客观实际不符；二是与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及学者在历经多年反复认识之后的共识不符；三是与现代科技发展水平下，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发展的趋势不符，就是在国外也很难寻觅到更多的知音。这是因为“空巢”论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1776年亚当斯密（A.Smith）《国富论》的认识水平，即在那个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等条件下，所主张的“与一个国家繁荣有关的最起决定作用的指标是其居民人数的增长”。近期，即使某一发达国家为确保从发展中国家获取自然资源，为保护其经济、商业利益，而实行对发展中国家人口控制性“计划”援助，那也只能认为是双赢的事。
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是在长期争论之后，相对过剩人口社会存在而决定意识所形成的共识。其分歧主要反映在怎么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全面解决人口问题，即：是坚持以人为本，在国家指导下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地位，自主而负责任地实行计划生育呢？还是以扭曲计划生育政策的社会公共政策属性，来包办代替地强实行人口计划调控呢？那种把头脑里幻想出来的“一胎化”需要误认为是群众的需要，把群众主体地位以行政方式来取代，以主观强迫客观主体就范的做法，来推行本质上属指导性、战略性和预测性的人口计划，显然，从根本上已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合理人口计划前提下，须有导向作用与必要的约束及问责制。
中国人口必须控制，也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提倡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提倡就是提倡，有计划地生育两个孩子，允许就是允许。只有这样合情合理的适应才能加强，第三孩及以上的多孩生育才能禁而能止（少数民族自治区除外）。20世纪70年代，全国城乡正因为是这样地实行计划生育，才创出了世界生育水平下降奇迹的效果，对此，连西方世界也不得不承认与盛赞这一人类史上的壮举。之所以令世人折服，是因为这一成效是在连温饱问题都未解决的条件下取得，粗略表征妇女平均预期终身生育孩子数的全国总和生育率值，在1980年就降至2.24（根据当时死亡水平，此值已为更替生育水平），同期，农村降至2.49，城镇降至1.13（基本实现了平均只生育一个孩子）。此间的计划生育工作从总体来说，基本是一无强迫命令，二无虚假瞒报数字，更无超生“游击队”和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之类问题。
1980年初期因“紧缩”生育政策，计划生育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天下第一难”，1981～1982年的全国总和生育率值则分别回升为2.63和2.86。从分城乡看，农村分别回升为2.93和3.20，城镇分别回升为1.40和1.58。显然，“一胎化”价值观的行为与效果，贡献与影响，都为不折不扣的负效应，所付出的代价可计量的就是以数倍来论，无法计量的就更为可观。1984年，在为数极少的农村开始以“有计划地生育两孩”进行“试点”，其实这就是 “晚、稀、少”政策的恢复性实施。26年后的实践再次证实：其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佳效，一直好于执行低于两孩政策的所在省及周边地区的效果。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农村、城镇普遍出现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持久性高度失调，其全国异常程度超过120，成为世界之最，但却在这些地方没出现任何异常问题。若把这种“试点”用来做比较，的确很有意义，也更能说明问题，因此，其意义决不是推广而是恢复“两孩政策”，因为“试点”的目的是为“推广”，而全国都早已普遍实施过10年，其效果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怎么能又反倒称“试点”来了？若称“试点”，这既不可思议，也逻辑不通。
1944年，毛泽东曾指出：“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12月，第913页。] 1980年，邓小平指出：“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1958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60年代初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16页）。用之与1980年紧缩生育政策酿成的后果相比，是何等的相似！
历史的经验与实践证实，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生育政策，理应稳定在20世纪70年代所提倡的生育一个孩子，允许有计划地生育两个孩子和普遍禁止生育多孩上。20世纪末期，生育水平降至更替生育水平以下，起主导作用的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就是说，这之前一直是计划生育政策起主导作用，但在世纪交替之际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政策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制定两孩计划生育政策，只能是更加有效地控制人口与稳定低生育水平，而决不是其反面。只要这样做了，生育政策就能长期稳定且更有利于国泰民安，那么，低生育水平在受经济社会发展居主导地位的影响下，又在生育政策的有效规范下，必将得以持续、稳定。解决相对过剩人口问题，控制人口增长显然是必须的，也是无可置疑的。然而，“控制”不等于“解决”，不同的控制，有不同“解决”过程与不同结果。解决早与解决晚，人口的规模与结构就不同，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也不同。因此，解决相对过剩人口，就存在着一个最佳控制效果的问题，也就是存在着一个在一定经济社会前提下，实施哪一种统筹兼顾的计划生育政策，最适宜广大群众而其效果又颇佳的问题。
中国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不是谁承认与谁不承认的问题，而是客观存在的重要现实社会条件。百年来人口问题争论的结果与未来取向，正如查瑞传教授对中国人口未来发展做出的断言：历史的共识—中国人口必须控制。
选自著者未出版《人口数理统计分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