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很固执、很奇怪的想法：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人道程度应该看它如何对待流浪汉、乞丐、残疾人等弱势、边缘群体。我在西方国家以及香港、台北等城市感觉到他们的城市管理和街道管理对流浪汉、乞丐和残疾人要人道得多、宽容得多，它们的城市建设和街道建设也比我们更为残疾人着想。比如，每个十字路口都要考虑残疾人（盲人、坐轮椅者）能否方便过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香港的很多地下通道都有升降机，一个坐轮椅而无法走阶梯的残疾人可以很方便通过升降机过路口。

　　近日，广州多处天桥和高架桥桥底的水泥锥引发了人们的关注。网友猜测：这些水泥锥可能是为了驱赶流浪汉而建。面对公众的质疑，广州建委承认，水泥锥已经修建10年，最初的目的是防止流浪汉在桥下休息。

　　不要小看这个水泥锥，它暴露了城市规划中的大问题：城市对弱势群体缺乏人道关怀。不只是广州，其实全国所有城市都存在歧视边缘群体、残疾人问题。为什么要把这些人赶出城市？难道不是为了所谓的“市容市貌”“城市形象”么？不就是为了方便管理么？这些人也是城市的主人，你凭什么剥夺人家在城市停留的权利？在我看来，一个把残疾人、流浪汉、乞丐等等“城市不和谐因素”全部清理出去以后的城市恰恰是一个丑陋的城市，一个缺少人文关怀的城市，一个权贵和精英的天堂，弱势和底层的地域。

　　2011年大运会前夕，深圳警方在100天内将将近8万余所谓“潜在治安高危人群”赶出深圳，其中包括所谓无业游民。这种做法被政府夸耀为政绩，而我以为是耻辱：你凭剥夺人家在城市的生存权利？一个城市通过强行驱逐某些人群的方法达到的那种所谓“和谐”“稳定”其实和监狱中的“和谐”“稳定”相差无几。真正的和谐和稳定是通过包容异质因素而不是排除异质因素得到的。媒体人汤嘉琛也认为，在正常城市生态下，不同的社会群体原本是可以和谐共处的，管理者要正确认识这些社会风险，对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比如居住权亦要有尊重。着名记者闾丘露薇也提到，为城市发展添砖加瓦的农民工的生活条件相当恶劣，城市生活中，也总是被忽略的那一群。当举国之力筹办世博会，奥运会时，真的是不是应该想想，如果这一个个的农民工，他们的生活也能够匹配上这样的场面，那会是多么美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