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问题，答案其实都可以在日本明治维新中找到。对比中国历次的社会变革，其实就不难发现，中国人对待变革的方式与态度与日本人对待变革的方式与态度是有巨大差别的。

　　中国的鸦片战争之后展开了洋务运动，长达六十年，这个社会变革是基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认识展开的，而且一直遭受到保守派的顽固抵制。直到中日甲午海战，以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作为标志，宣告洋务运动的失败为止，洋务代表人物之一的张之洞著有《劝学篇》，宣布中国的发展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且得到体制内精英主流的认同，得到朝廷的充分肯定。这些事情的发生，几乎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同时进行的。变革的人物也是大致相当的。不过，所取的变革态度却有很大的差别。比如日本变革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同样著有《劝学篇》，却主张引进西方的公民观念，与民主宪政制度，全面而深刻地学习西方文明，以拯救日本的危机。

　　中国的清末宪政改革失败之后，被辛亥革命推翻，民国建立。在文化教育方面着手引进西方的一套思想观念与教育体制，兴洋学堂，引进科学研究方法，派留学生，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培养了一批大师级的学术人才。然而，终因内乱与日本人的侵略而中断。因而有共和国的建立。共和国建立，其实对今后发展应该拥有怎样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文化教育制度，完全是漆黑一团。延续的是中国传统“打天下，坐天下”，排座座，分果果的作风。在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竟然没有讨论任何社会问题。既没有分析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办法，也没有去借鉴国外的文明。一句话，这次会议就是确定了新皇帝与新宰相，以及内阁成员。会议确定了国歌、国徽、国旗之类。与近二百年前美国的费城制宪会议相比，既马虎，又显得空洞。为后来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埋下了重大的隐患。

　　中国百年近代史上，有几个关键时刻，可以拿出来与世界历史作一个对比。一是将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二是将民国、共和国的建立与美国的费城制宪会议相比。在这些历史关键时刻，我们在对比中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短板。

　　这些对比分析的研究，会大大提高中国人对自己历史文化的认识水平。

　　在这里，我只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一百多年的中国，即在结束“文革”之后，由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与日本明治维新对比，也很能够发现问题。照说，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一百多年前，一百多年之后，中国在历经“文革”十年内乱之后，重新上路，应该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更为高明才是，可是，其实并不是。一百多年之后，中国人在社会变革的问题上，仍然无法与日本人相比。我们不妨将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简单的对比。

　　先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历经十年“文革”动乱之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饥寒交迫，民不聊生。在这个情况下，中国许多省份尝试着突破人民公社体制，搞包产到户，家庭承包责任制。这是生存动力之下的自然之举。1978年复出的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掌握了军事实权，当上了军委主席，意味他以副总理的政府身份要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他完全支持农村包产到户。这是当时中国最为有见识，最有能力，最为开明的领导人。他当时确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是：对内搞活，从农村开始，包产到户，对外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在中国广东、福建沿海地区搞几个特区作为试点。到日本、美国访问，学习日本与美国的治国经验，平衡国际力量。这些举措在当时都是大手笔的。因为，中国“文革”刚刚结束，内外保守势力非常顽固，压力非常大，能够做出这些大动作的人，在当时的中国非邓小平莫属。然而，就在中国确立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邓小平又制定出了“四个坚持”的基本原则。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严格地限制在一些技术细节上的改革。在思想观念、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方面，基本上延续旧制。这为中国改革开放十年之后的历史悲剧埋下了隐患。

　　改革难免要走出来，到外面走走看看，历史上大凡新上任的政治家，要想有一番作为，一般会选择自己出访的国家。如毛泽东在建政之初即选择苏联为自己的学习与出访对象，虽然在长达数十年莫斯科访问日子里，其实只是整天被关在房子里，什么也没有学到，但是，目标与方向和基本态度却是确定了。虽然中间数次中苏交恶，但是思想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制度是一点也没有改变的。后来他统治中国的几十年里，基本上是按照当初出访国家的思路全盘照搬式地学习苏联。邓小平也不例外，他选择了日本与美国作为自己复出的出访国家。这意味着他的新政将要从日本与美国得到帮助与施政启示。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来拉几个国外的支持者；二来确立一下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三来学习一下国外的东西，为自己实施新政提供参考。

　　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的第一站是访问日本。访问时间是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之前中日两国政府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邓小平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二战后首次正式访问日本。这次访问，是为了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也是邓小平在酝酿中国现代化大战略的过程中所做的一次取经之旅。他的明确表示，中国人的学习态度是这样的:“要有正确的政策，就是要善于学习，要以现在国际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学习。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我们向一切发达国家请教。向第三世界穷朋友中的好经验请教。相信本着这样的态度、政策、方针，我们是有希望的。”中国当时很落后，因此，学习先进发达国家是很有必要的。并且说一个人“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在对日本8天的访问中，邓小平挤出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先后参观了新日铁公司、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公司等三个大企业。乘坐新干线从东京去关西时，记者问他有何感想。他说:“快，真快！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这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速度。”“我们现在很需要跑。”他还说，“这次访日，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虽然这次访问之后，中国掀起了“日本热” 随后中国有大批考察团涌入日本，大量的日本专家、学者被请到中国讲课，中日政府成员会议相继举行，官民之间各领域、各层次的交流日趋活跃，两国间的经济、贸易、技术合作迅速发展。然而，邓小平真的弄懂了日本发展的奥秘吗？他真的明白了什么叫现代化吗？后来的中国考察团究竟考察到了什么？这是很值得怀疑的。

　　从邓小平当时对日本现代的理解时脱口而出的话：“快，真快！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这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速度。”“我们需要跑”来看，邓小平对日本的现代化的理解只是停留在一点经济发展与技术层面上。这与他后来多次讲话提到引进西方的资金、技术与管理方法，就可以看出，在邓小平的心中，现代化从来只是科学技术与管理方法，最多外加一点经济观念而已，在中日交流上，连书籍这样的商品都没有考虑引进中国，这与日本当年大量派考察团，在长达三年时间里的深入考察，并且大量购入西洋书籍都是无法相比的。邓小平访日即暴露出，他从来没有在制度与人的现代化层面上考虑过如何学习日本。也难怪仅8天的访问，完全按照外交程序进行，走马观花都来不及，不可能有更深入的学习。正是这一盲区，导致了改革开放十年之际的历史悲剧。因为，技术革新与经济发展，而权力却没有得到有效制约，特权横行，腐败必然严重。

　　邓小平访日8天，坐了一回新杆线高铁，感觉到了现代化的速度。还去了新日铁公司、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公司等三个大企业参观。得到的体会还是乡下农民的那种体会：“快，真快！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坐惯了马车的人，实在很难说出别的词汇来。福泽谕吉曾经说过，一个社会起决定作用的两种力量是不同的。社会精英的认识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人民大众的素质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基本动力。方向与动力，才构成一个社会的基本面貌。

　　几个月之后，即1979年1月28日开启了访问美国的历程，到2月6日结束，历时9天。在这9天时间里，我们看看邓小平做了哪些事情。邓小平到卡特的故乡亚特兰大参观访问，重点参观了福特公司的一个汽车制造厂。了解到这家工厂每小时能生产50辆小汽车，当时中国的汽车年总产量大约是1.3万辆，不如福特一家公司的生产量。福特公司先进的汽车生产线使邓小平对美国的工业生产实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休斯敦，邓小平的考察重点转向了高科技领域。在美国载人航天基地???林登·约翰逊宇航中心，邓小平不仅仔细参观了宇宙飞船阿波罗17号的指令舱和月球车，还在美国资深宇航员弗雷德·海斯的引导下，登上将于当年底进行首次试飞的航天飞机的飞行模拟器，亲身体验了航天飞机从10万英尺高空降落到地面的情景。参观“天空实验室”太空站实体模型时，邓小平也是兴致盎然，不时向身边的宇航员询问太空生活的细节。邓小平在休斯敦附近的西蒙顿小镇观看牛仔竞技表演时戴上宽边牛仔帽，以显示自己作为政治家的亲民作风。邓小平当年访美的最后一站选在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他在那里主要考察了波音747飞机生产线。从此以后，波音公司和中国航空业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为一种亲密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从邓小平访日到访美，总共历时不到20天时间。关注的只是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能力。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基本上是以这条思路发展着。这条思路与他在1975年全国四届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四个现代化”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再来对比一下日本当年的“明治维新”。日本明治维新主要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把日本从力量分散的幕藩封建国家变成力量集中统一的国家；第二件事情就是全面快速地引进西方文明，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

　　在引进西洋文明方面，日本明治新政府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情：

　　1、大量延聘外国的专家学者到日本来，或担任政府各部门的施政顾问，或在各工厂传授技术，或到大学任教，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西方文明移植到日本。

　　2、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各国留学。

　　3、由少部分已经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社会精英，通过文字媒体的传播，对社会大众作启蒙教育，将社会大众从“封建人”启蒙成“现代人”。

　　明治政府于1872年到1885年聘请的外国专家包括专家、学者、教师、工程师、医生、熟练技术工，并且总人数在1873到1875三年时间里超过500人。那时新政府刚刚成立，财经非常拮据。但是，却拿出一大笔钱来作引进开支费用。比如工部省1874年仅支付给外国技术人员与教师的薪资就达76万日元，占工部省部经费支出的33.7%。东京大学1877年创办时，全校有四个学部（理、法、文、医），教授总共39人，其中外国人为27人，日本籍只有12人。其中聘请外籍教授的经费支出占到了东京大学经费支出的三分之一强。

　　当时日本首相（太政大臣）的工资为月薪800日元。而东京大学外籍教授的工资有数人超过当时日本首相。除工资待遇之外，外籍教授的交通、食宿也全部是由明治政府免费供给。

　　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能够如此求贤若渴，咬紧牙根，大量延聘先进国的专家学者前来协助推动现代化，这个国家岂有不成功的道理？由此看来，日本能够在亚洲各国中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先驱者，成为亚洲各国最富强的国家，绝非偶然。

　　除此之外，最值得一说的就是明治新政府开国之初派遣的留学生与使节团。其实在这之前，作为明治政府前身的萨摩藩与长州藩已经大量派遣留学生与使节团去欧美各国考察学习。得出了这样的共识：

　　1、日本必须打破“官尊民卑”的传统封建等级观念。

　　2、日本必须发展工商业，而要发展工商业就必须集合民间的零散资本，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株式会社），发展市场经济。

　　在派遣留学生方面，在明治初期数年就有超过600名留学生，而当时中国派往国外的留学生，不过十几名。以中国之大，人多数之多，而派遣的留学生反倒只有他们的几十分之一来看，反差是十分巨大的。而且日本派遣的留学生都是经过严格挑选，严格执行唯才是举的标准。派遣留学生的同时也派遣监督人员，随时报告留学生的学习情况，一旦发现不合格者或者不用心学习者随时随地调换。留学费用只是政府预支，将来留学生学成回国，必须分二十年偿还。这样，既有量上的优势，又有质上的优势。这些留学生中就有在中日甲午海战中让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也让俄国远东舰队覆灭的海军司令东乡平八郎。相比当年清政府派往国外的留学生，无论在质还是在量上，中国都是无法相比的。这一点在鲁迅的《藤野先生》一文中对当时清朝派往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学习状况有一点描写。

　　多次派遣使节考察团，更是声势浩大。最著名的是1871年12月23日由明治政府派遣的岩仓具视为大使的遣外使节团，前往欧美诸国考察学习。这个团由政府46名官员组成。这个数目字占据了当时明治新政府成员的将近一半。其中包括当时的大臣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多次担任日本首相）、山口尚芳、西乡隆盛、大隈重信（后来早稻田大学的创办者）等等。这个使节团成员年龄最大的是大使右大臣岩仓具视46岁，年龄最小的21岁。平均年龄30岁。当时副使伊藤博文刚好30岁。历时近三年时间，先后考察了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与瑞士等共12个国家。他们考察国家时间分配如下:美国205天,英国122天,法国70天,德国33天,瑞士27天,意大利26天,俄国18天,奥地利16天,荷兰12天,比利时与瑞典各8天,丹麦5天。这些考察团内部分工明确，责任到人，任何人都不敢偷懒，出发前每个人都分派了详细的任务。大使、副大使负责统领使团，理事官负责考察，书记官负责记录。考察的任务也非常具体：

　　1、各国政治制度的理论及其实际运作状况。外交部、议会、法院、财政部等机构的组织编制与运作状况。

　　2、与经济、财政有关的各项法规及其实际运作状况。

　　3、各国的教育制度及其实际运作状况。

　　4、各国陆海军的制度及其实际运作状况。

　　这些年轻有为的一批年轻人，正雄心勃勃筹建自己的国家，如饥似渴地学习与吸收西洋文明。他们在出使美国的太平洋上的“美利坚号”上还模仿美国的法庭审判了一起“性骚扰案”。到达美国旧金山的当天，即由伊藤博文发表了英语演讲。因为他是使团中正副大使中唯一会说英语的人。虽然英语说得不是特别流利，但是还是向美国人表明了这样的态度：

　　敝国的国民通过阅读、传言以及到外国实地视察，对外国的政体体制与风俗习惯等已有了初步的认识。现在，敝国的政府与人民最热切希望的，就是与各先进国一样，达到文明的最高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打算在陆、海军与学术教育上采用西方的各项制度。此外，我们也一面发展对外贸易，一面吸收海外知识。不过，敝国在物质文明上的改革虽然进步神速，在精神文明上的改革却还很缓慢。数千年来，敝国人民在专制政治的压迫下，只知绝对服从，不知有思想的自由。可是，随着物质文明的改良，他们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权利所在。……身为使节，我们最大的希望便是把能够促进敝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资料带回去。

　　后来明治维新时期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在明治17年，即1884年9月27日发表了一篇解读中日在对待西方文明的不同态度与不同途径的文章??《必须摒拆清国风》一文，文中有这样的清醒分析：

　　西洋文明流入中日两国的途径大不相同。中国是通过商人流入，日本是通过知识分子流入。

　　为什么西洋文明流入中国时，不通过知识分子，而是通过商人呢？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满脑子儒家思想，对西洋文明不感兴趣，他们即使看到了西洋的船舶器械等科技新产品，也不为所动，觉得那只是夷狄的奇技淫巧，没什么大不了。

　　另一方面，由于西洋人到中国从事贸易之故，与这些洋人接触的中国商人便学会说洋话，西洋文明也就经由这些商人流入中国。可是这些商人文化水平较低，他们对西洋文明并没有什么兴趣，只是想与洋人贸易赚钱罢了。因此，他们即使学会洋话，也只是学会简单的日常用语。他们虽进口洋货，可是这些洋货中却很少有书籍，尤其是科学方面的书籍更是几近于无。

　　因此，通过中国商人流入的西洋文明，只停留在外观的层次，只是让市面上多了一些舶来品，以及让一部分商人学会日常会话用的洋文罢了。换言之，西洋文明的流入并没有对中国产生思想上的根本变化。

　　日本则与此相反。在二百多年的锁国时代，日本的知识分子（兰学者）努力研究西洋学问（兰学），并且借着开班授徒与著书立说，把吸收来的西洋学问传授给其他日本人。因此，西洋文明可说是通过知识分子流入日本。

　　这些知识分子因为文化水平较高，所吸收的都是西洋文明中最深层的部分，因此西洋文明通过他们流入后，便在日本产生思想上的根本变化。

　　中国引进了西洋文明的肤浅外观，日本则引进了西洋文明的深层内涵，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文明化脚步如此迟缓，而日本的文明脚步却那么快捷的原因。

　　听了这样的演讲，读了这样的文章，再看到后来日本的发展，再对比一下一百多年之后邓小平先生在1978年的为期8天的日本之行与1979年在美国的9天之行，你还会由衷赞美邓小平先生当年在访问期间的大智、大勇、大胸怀吗？还会由衷地赞美当年由一个年近80岁的老人，在中国的南边，画了几个圈开启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美丽的春天的故事吗？还会认为我们从此走进了一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