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减速原本是预料中的事，但面对2012年2季度的GDP下滑数据，相信不少人还是会感到有些吃惊的。因为减速似乎快了点儿，因为增速不仅跌破了多年以来所力保的“底线”，而且接近年初确定的年度底线。面对增速下行数据，经济界至少有三种判断：一种可称为“长期衰退论”。认为目前减速只是个开头，真正的麻烦还在后面。实际上，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财经界就不时地有种声音，说当下只是“秋天”，接下去才是“冬天”。另一种可称作“短暂减速论”，认为减速只是一两个季度的事，三季度将触底回升。第三种可称为“低速增长持久论”，最流行的说法是，以往高增长赖以维持的关键投入要素（劳动、土地）的“红利”已近乎耗竭，今后要维持同样高的增长很难，经济将进入长期的低增长时代。这些判断抑或预期究竟是否准确先不要去管，关键要看它们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假如政府接受了第一种预期，可能会再次急着出台刺激措施，结果可能会把经济推入真正的灾难之中。假如政府接受了第二种预期，或许会先看看，不急着采取措施，麻烦同样也回降临。假如政府接受了第三种说法，...。现实世界是没有假如的，政府必须做出准确判断，同时适时而采取行动！

　　我们的问题是，面对经济超预期的减速，政府究竟应该怎样去做？就目前以及“后危机”时段可以预见的国内外经济大势综合判断，短期甚至中期内政府能做同时必须做的，依然须盯牢增长目标，把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置于重要地位。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增长就有希望，不增长就会有问题，负增长就会带来大麻烦，——这对任何经济体都一样，但对中国这样一个工业化与制度转型都未完成，面临实实在在“中等收入陷阱”威胁的经济体而言，涵义尤其重要。别的不说，单是一个风险就意味着中国多半经不住一次“西方式衰退”的打击：在一个互联宽带网链接起来的全球化时代，在资本在空间上以光速流动及重构成为可能的时代，中国经济一旦失速陷入衰退之中，就可能动摇内外私人投资者的信心，触发资本外逃。因为目前中国对全球资本及企业经营要素的“向心力”，主要源自高而稳定的增长潜力，而非体制的稳定性。因此维持经济稳定与适度增长始终是第一位的，“稳增长”无疑是必须要做的。

　　但“稳增长”不可变为保增长。说得清楚点，政府政策应致力于保持经济波动的平稳性，防止大起大落引发震荡，而非不计成本地死保GDP数字。必须得有增长的成本意识。什么是经济增长的成本？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主要盯住通胀率。一般情形下，只要通胀无忧，便会以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在高增长与低通胀之间寻找平衡，这便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低通货膨胀代价的经济增长”。这也是时下美联储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逻辑。传统上，美联储只盯住通胀目标，把通胀率作为货币政策从紧抑或从松操作的“航标”，时下显然改成了盯住NGDP（名义GDP），把增长置于通胀之前。这里一个基本背景是，连续的宽松政策并未导致通胀抬头，经济系统第一位的问题是增速过低，失业率过高。这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是没问题的。那里的“国民痛苦指数”，大体上可以通胀率和失业率加总计算。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状态和此类发达国家极为不同，最大的不同是社会经济发展层次低下，社会问题众多，构成“国民痛苦指数”的因素要宽泛得多。因此不能简单地以通胀代表增长的成本。也不能简单地模仿美联储那样的做法，把通胀率作为政策松紧转换操作指南。除了通货膨胀而外，还须考虑别的增长成本，尤其是构成中国“国民痛苦指数”的那些非通胀因素。目前最值得关注同时也是构成中国式“国民痛苦指数”重要内涵的增长成本至少有两个：一个是环境成本。经过30多年持续的粗放扩张，各地的环境已经破坏得难以承受了。接下去不仅不能继续破坏，还须考虑补偿。这方面近期什邡钼铜项目引发的事件，就是一个警示。另一个是贫富差距。这块不仅普通百姓意见最大，就是高校教师、公务员与企业高级白领中间的怨气也很大。而在拉大收入分配方面，房价是个重要的“助推器”。

　　除了上述增长成本而外，还须关注政策的资源配置效率效应。上一轮刺激政策多半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某种置换：刺激了低效率的公有及垄断行业的超长规扩张，抑制了高效率的非公经济扩张。虽然保住了GDP数字，但其遗患多多，民企融资难和民间资本投资狭窄化就是这种效率置换的滞后表现。

　　若考虑上述构成国民痛苦指数的成本，则即便“稳增长”，亦有可做与不可做的政策措施之分。

　　目前最应该做的是改善消费环境，激励消费与国内市场扩张。刚刚结束的“名义通胀”（CPI）高企时段，也是消费环境最恶的时段。乱涨价、乱添加外加“三亚式坑蒙”，把消费者折腾怕了，大众即便有钱也不敢放心去消费国货，连钱不多的工薪阶层都想着买进口奶粉。现在趁着CPI回落，卖方市场竞争激烈化的形势，治理消费环境有了刚性约束。政府若能乘势介入，将其纳入转变增长方式的战略高度去大作特作，则无疑有助于强化国内消费需求。可以预期的是，以中国超过日本十倍的消费人口，随着消费环境的改善而启动的消费需求，其推动力将不亚于出口增量。

　　对于政府而言，“稳增长”不可做的至少有三：其一是不可沿袭反金融危机的旧法，片面依赖投资，尤其是政府和垄断行业的投资，而须以加快金融及资产所有权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推动民间与非政府经济部门投资。把上一轮刺激导致的效率置换过来，至少平衡一下。其二是不可打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注意。房地产调控政策丝毫不能松动，一松动不仅将致此项政策的前功尽弃与政府失信于民，而且将促使实体产业资本再次涌向这个产业内的虚拟行业。其三是不可取财富破坏型做法。尤其应禁止地方政府借助反复折腾马路、反复拆迁创造GDP的做法。而应取财富叠加型做法——在原有资产之上加上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