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厦门一栋老旧楼房的五楼，我和朋友们聆听着罗大佑、胡德夫与林生祥的音乐，讨论着台湾的民主化和社会运动。外面下着阴暗的雨，房间内没有空调，显得闷热黏稠，但年轻人热烈地提出许多问题。他们背后的墙壁上是一个个面无表情的人像摄影作品。

　　这是厦门新诞生的一个展览与讲座空间，叫做“平等艺术中心”，创办者是1985年出生的王琦。去年初，我们在台湾的“台北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一场关于中国艺术家的座谈，王琦刚好来参加。没想到，这趟台湾之行，尤其是这场座谈会，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成长在厦门，于美丽的鼓浪屿念完大学后，王琦在报道厦门城市生活的、小资气息浓厚的杂志《搜街》工作。2008年去了上海大媒体集团下的《生活》杂志。他说《生活》虽然追求“真善美”，但比较注重精英，与自己的想法有落差，加之不喜欢上海的环境，于是在2010年回到厦门，回到《搜街》。但上海的媒体经验，使他想改变《搜街》的方向。在某期卷首语上，他写道：“我们希望在商业需求改变着建筑形态和城市肌理这些显性传统时，捕捉到移民文化冲击与稀释下这座城市现实的、动态的性格基因。”

　　今年5月，在潮湿的厦门码头旁的咖啡馆，他对我说，“当很多杂志都成为精英文化读本时，我们想要回到庶民和草根的街道。但我们并不只是聚焦在城市的表面现象，如果只是报道城市生活，那么厦门很快就被我们讲光了。当前中国城市面临的本质问题都一样，所以我们希望把问题拉回本质，这就有很多可以谈，比如消费主义中的人际关系。”

　　慢慢地，《搜街》有了更清晰的问题意识——社会平等。工人家庭出身的王琦也意识到，他的父辈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权利意识。但许多媒体不关心他们，只关心月入上万的人群。王琦在他的杂志上做“市井美学”专题，去拍摄市场摊贩摆摊的美；刻意做基层人物的采访，让平民也能被拍得美美的登上杂志。“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美学意识、公共空间、社会关系的考察推进平等观的传播，同时也修正我们自身作为公共媒体的某种立场。”

　　由于微博的出现，王琦如同许多中国青年一样，开始关心公共事务，思考也越来越政治化。他开始考虑自己对厦门的探索如何能回应当下整个时代的病症，因此，杂志之外，他想建立一个实践性的平台。去年初在台北参加了那场活动后，他很兴奋，“那天整个场域非常平等、多元，让我发现一个艺术空间不应该只是给艺术精英，而应开放给更广泛的大众。”所以他成立“平等艺术中心”，希望组织更多的公共讨论，并且让艺术走入庶民生活。

　　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下文艺青年的问题。现在文艺青年只是追求某种生活方式，如去咖啡馆谈论博尔赫斯或者佛教，不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艺青年更关心实质的政治与社会问题。这一方面是社会的限制，另一方面可能也因为缺乏渠道去了解现实性问题。这也是他希望平等艺术中心起到的作用，让文艺青年直面社会的矛盾。“我们不是要去谈艺术理论，而是要去谈阿公阿嬷真正关心的问题，例如拆迁，就是公众议题。然后我们让不同的人比如文化人来讲他们怎么看。这才是有意义的交流。”

　　厦门是一个闲散而舒服的城市，尤其有丰富的庶民文化，即使如此，厦门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存在相同的问题。例如他在台湾可以和朋友整夜聊艺术；但在大陆，他的朋友大部分都在聊如何成功如何赚钱。当然，全世界的主流谈话都是这个主题，但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在所有机场毫不遮掩地贩卖那些愚蠢的成功学。资本和利益成为不断被擦亮的时代精神，尤其是和垄断性政治势力紧密交织，展现出贪婪与暴力。作为政治权力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和浦东闪烁的金融天际线成为盛世中国的象征，而不论是厦门或其他中国城市，城市的管理者都用力打造这两者合体的山寨版，而让市民生活的空间迅速消逝。

　　这个厦门青年试图选择一条抵抗的道路：打破艺术与媒体的精英化，找回草根市民的生活尊严，追寻马克思曾许诺的平等之梦。就从这个厦门老楼房的平等艺术中心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