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的小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例。他开创了一种小说类型———官场小说，同时也成为这一类小说写作的集大成者。尽管在中国，传统上早有描写官场的小说，清末民初，这一类小说更是盛行一时，但在当代，把人持续放在官场这一视域里来观察、检验，并以此来照见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人性万象者，王跃文是先行者，也是其中写得最好的一个。

　　他的成功，其实不在于他写了官场，而在于他写官场却跳出了官场俗套的权力争斗、政治黑幕，把着力点放在了人性、人情上面。因此，与其说他写的是官场小说，还不如说他写的是人情小说。

　　写官场中的微妙人性

　　写官场，当然离不开写权力，这是主导俗世生活的重要力量。可惜，多数喜写官场的写作者，要么一落笔则陷入俗套，油滑市井，无所不用其极，要么投鼠忌器，畏首畏尾，不得大方。能把这一“俗”材写好写深的，能把这权力与官场几乎看透的，为数不多。而王跃文的《国画》、《西州月》、《苍黄》等作品，不是看热闹式的官场现形记，而是以自己独特、隐忍的视角，看到俗常里的真相，戏剧人生中的悲剧。天行有常，吉凶有道，他对人心世界一直怀有最诚恳、也最值得我们记住的劝导——— 人心有怕，才能敬畏。

　　失了敬畏，人性就没有了管束，心里的魔鬼就全放出来了。所以，官场的污浊，固然有监督的缺位、利益的诱惑等原因，但根子还是因为人心无所依托，里面挺立不起一种价值、一种信念，最终人成了权力、金钱和性的囚徒。人性的沦陷，在商场、学界也屡见不鲜，但它在官场的表现，可能更丰富，也更具传奇色彩。王跃文倾心于官场题材，大约觉得官场是人性最好的熔炉——— 在这个熔炉里，人性已有的恶能得到展示，人性残存的善也可能被逼视出来。在别的环境中，我们或许看到的多是人性的常态，但在官场里，见到的就多是极致状态下的人生百态：一个怀着理想的人，可以被官场的现实吓住、粉碎；一个讲良知的人，会被官场的一些规则同化、说服；当然，一个准备在浊世里沉浮的人，也可能因厌倦官场而从此退守内心、干净生活。

　　许多人写官场，着迷于个中的怪现状，极力展现那光怪陆离的官场丑态，读者似乎也乐意消费这样的故事，以宣泄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对官员的不信任。但王跃文的高明之处，却是写出了官场中那些人性的微妙变化，甚至是人性的巨大逆转。他并不刻意批判官场，也不沉溺于权、利、性三位一体的庸俗展示，而是着迷于对官场这个特殊场域中的世态人情作一种原生态的写实。他精细地描摹官员们的日常状态和心理嬗变，从而凸显繁复事相背后的官场伦理与心灵逻辑，并以此透示出权力镜像下的个体生命在现实与灵魂之间的种种冲突。所以，王跃文的小说，有着丰盈的日常生活细节描摹与纤毫毕现的心理刻画，细微到人物的一个眼神、一个称谓、一颦一笑，连语调与姿势等不经意之处，他都不含糊交代，而是着力描绘。作者有意在让人愕然而又觉荒谬的情节中对人物进行微观特写，目的是为解析官场复杂的伦理提供实证，也为人性如何一步步地迷失布下绵密的针脚。

　　正因为如此，我们读王跃文的小说，才不会觉得他是在单一地描写官员，而是觉得他在结结实实地写人。他的写作，为自己人物的言行、活动、心理起伏，准备了坚实的事实依据和逻辑理由。

　　《国画》以朱怀镜在宦海沉浮中一步步靠近权力的历程为叙事主线，作者正是通过描写官场生活的日常图景来完成对小说真实感的有力塑造。朱怀镜的心理蜕变，权力对他的异化，人在欲望与现实间的纠结，都说出了当代中国基层官场的真实情状，但同时，《国画》也是充满日常趣味的社会世情画卷。三教九流、人生百态，都在其中。皮副市长、柳秘书长、画家李明溪、记者曾俚、派出所所长宋达清、神功“大师”袁小奇、世外“高僧”圆真大师、企业家裴大年、进城务工人员瞿林等各色人等，皆被作者缝入了这一世情长卷。在王跃文的白描勾勒中，不仅在权力与欲望的沼泽之中苦苦挣扎、欲罢不能的人物形神皆现，就连他们流水般的日常生活、家居私事，以及一个城市的基本气质，也都被写得极富质感。

　　写出一种实在的生活

　　显然，王跃文是有很强的写实才能的。他不抽象地图解官场的潜规则，也不热衷于窥探官员们的生活隐情，而是力求把一种生活落实下来，把它写稳妥了———这种写实的底子，往往体现在作者对生活细节的观察和刻写上。在《头发的故事》里，办公室陈科长的头发稀少，却整日摆弄，想保持良好的风度。年轻干事小马好卖弄，一次无意间说到“满头烦恼丝”，另一次是大谈头发疏密与性生活的关系，引得陈科长内心猜忌、忿然到反感，最后借口下乡扶贫，将小马安排去了乡下。《天气不好》里的年轻干部小刘是县里有名的“笔杆子”，平时谨言慎行。家乡老母亲做的腊鱼和腊鹅，全家都舍不得吃，而拿去送给县委办主任，以期得到县领导的赏识与提拔。哪知他在走廊上巧遇在讨论干部提拔会议中出来上厕所的县长，一不小心面对县长打了个喷嚏，县长回到会场，就给他作了个“太骄傲”的结论，提拔之事成了泡影。《秋风庭院》里的地委书记陶凡退休之后，从身份上说，他已远离权力中心，成了普通百姓，实际上他潜在的“虎威”犹在，他的一举一动仍然会微妙地牵动如精密齿轮般相互咬合的权力链条的运作。他的感冒、探亲、出席会议、无心之语都仿佛是一个个政治隐喻，影响到权力网络中的相关节点。

　　这些生活场景、权力图像，隐藏着世情、世事背后许多难言的微妙，解读着中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顽固的内在惯性，也巧妙地展现出了人物内心曾经的坚守是如何一点一点地在官场生活中被侵蚀、消耗、瓦解与再造，人性中的光与热是如何在无声无息中被这些日常琐事所稀释与消解的。也许，正如《苍黄》这一书名的寓意所指：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对权力的崇拜如影随行，权力对人们生活造成的阴影也无处不在。权力崇拜激发的是对权力的渴望与拥有，而在膜拜权力的过程中，官员们因身份焦虑所导致的人性异化、人格奴化，自然就成了王跃文小说的潜在主题。

　　权力角逐的残酷，它对人的吞噬与异化，往往触及的是人性深层的皱褶处，它牵动的是灵魂的冲突和撕裂。《国画》中，朱怀镜因皮副市长的二儿子要出国留学，狠心送了两万块红包，当他被邀请参加皮副市长的家宴时，皮副市长不经意的一句话就让他欣喜不已，“皮市长在他眼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几乎需要仰视了。这一时刻，朱怀镜对皮市长简直很崇拜了。”后来，朱怀镜再次回想到那天自己在皮副市长家的感受时，“猛然像哲学家一样顿悟起来：难怪中国容易产生个人崇拜！”其实，朱怀镜崇拜的并非皮副市长本人，而是他所代表的权力本身。又岂止是朱怀镜，社会上的各色人等，哪一个不落到权力崇拜的网罗之中？权力是日常生活中一根无形的指挥棒，无论是官还是商，是男还是女，是“奇人”还是“大师”，在权力面前个个都趋之畏之、附之捧之，围绕着权力作向心运动。

　　权力对人的异化

　　当权力成了供人膜拜的神圣之物，权力对人的异化机制就基本形成了。这一主题，在王跃文近年出版的《苍黄》中，表现得更加隐蔽、复杂，思考得更见成熟、深刻，作品的现实主义底色也更显苍茫、沉重。

　　《苍黄》以乌柚县委办公室主任李济运为核心展开故事情节，小说所叙写的都是今日中国基层社会的热点问题：拉“差配”假民主闹剧、矿难事件、堵截上访者并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官场栽赃、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有偿新闻、宣传部门的“哑床”与“网尸”理论，等等。这是对当代中国官场的深度报道，它所书写的不仅是官场文化的微缩景观，更是一曲人性与权力、欲望相博弈的长歌。仅仅因为舒泽光不愿做差配，骂了县委书记“刘半间”的娘，从而受到刘的一系列打击报复，先被查经济问题，后被栽赃嫖娼，无奈之下成为上访人员。李济运明知这位曾经的同事心智健康，但屈于官威，只能违心地将其强行送到精神病院，最终舒泽光为了获得国家赔偿金送女儿出国，在医院自杀身亡。此外，李济运鼓动老同学刘星明去做选举中的“差配”，结果老实本分的刘星明因梦想升官而在选举的现场癫狂，幻想自己当选上了副县长，也被送入精神病院，最后跳楼自杀。这一切都让李济运内疚，他意识到自己无形中充当了杀害昔日同事、同学的刽子手。

　　现实中李济运何尝愿意这样？只是，个体生命的丰富情状在整个权力机器的运作与官场生态系统的演进中逐渐被消解掉，官场这架巨大而精密的权力机器，一个个齿轮精密地咬合在一起，只要动一处，整个机关都将动起来，血肉鲜活的生命一旦进入其中，最终都将异化为这一机器上冰冷的零部件，归顺于权力逻辑，从而丧失生命的温度与光亮。

　　但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王跃文并不急于作出道德决断，似乎也无意于谴责什么、批判什么，他不给予官场或生活一种意义，而只是想在其中发现某种意义，并不忘揭示人性中可能有的温暖和亮光。好的小说，从来不是判断，而是一种发现、一种理解———对存在的发现，对生命的理解。王跃文对处于权力的焦灼与自省的苦闷相纠结之精神困境的知识分子，就充满着理解之情。他笔下不乏具有文人精神气质的官员，《国画》、《梅茨故事》中的朱怀镜，《西州月》中的具有文人情怀的诗人关隐达，《大清相国》中的陈廷敬，还有《苍黄》中的李济运，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本应是社会良心之所在，但在官场这个特殊场域之中，他们的人格不断被扭曲，生命越来越虚空，面对这种随波逐流、不断沉沦而又无法超脱的生存境遇，他们的内心都有一种悲哀，可出路在哪里呢？个体如此无力，生命又是如此脆弱，而权力所构筑起来的那个“无物之阵”，却能把每一个人都吸附其上，使之处在一种低质量的耗费状态中，生命也就在揣摩领导心思、应对人情世故的琐屑中被慢慢磨损，慢慢丧失它应有的光彩和意义。

　　而真正痛苦的是，有些人对于生命这种无意义的耗费，无法得过且过，而是有一种觉察和不安。如《国画》所写，某个深夜，朱怀镜为自己处在春风得意之时却突然心生悲意而疑惑不解，“可是就在他这么疑惑的时候，一阵悲凉又袭过心头，令他鼻子酸酸的。他脑海里萌生小时候独自走夜路的感觉，背膛发凉发麻，却又不敢回头去看。”结尾处，朱怀镜经历了官场得意与失意之后，反思自己的仕途与人生，“抬起头，望着炫目的太阳，恍恍惚惚，一时间不知身在何处”。《西州月》中，颇有文人情怀的“诗人”官员关隐达初入官场，就做西州地委书记陶凡的秘书，当陶凡退休之后，他也因此失势被调去了县城，最终，被排挤到权力边缘地带的他，用并不光彩的手段夺回了权力。在官场权力与文人情怀的冲突中，关隐达内心充满了抵抗、迷惘与分裂的痛苦，以致成为新任市长时的关隐达，面对年轻的秘书龙飞，不由心中喟叹：“又一个诗人死了。”这一意味深长的细节，透出的是官场人生背后的悲凉与沉重。

　　中国士人精神的没落

　　这令我想起王跃文小说中的另外一类知识分子形象，如《国画》中的狂放似癫、憨态卓然的画家李明溪，不喜亦不近俗世，只借自己的笔墨书写性情；关怀现实、耿直不羁的记者曾俚，敢于秉笔直书揭露社会之不平不真不公之事；还有那位“平生只堪壁上观”、淡泊自持的雅致堂主人卜未之老先生。他们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士人的精气神，从高洁品格的持守和社会责任的承担这两方面，展示着知识分子价值标高；但在权力意志独断一切的现实中，他们只能是似癫还狂的画家，抑或是落拓无为的小记者，要不就是作“壁上观”的垂暮老人而存世，游离于官场之外，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境地，最后不是死亡就是疯癫，抑或不知所归———这样的结局所喻示的，正是中国士人精神的没落，从中也可隐约见出作者的悲观之情。

　　多少年来，中国的历史虽然浩荡向前，但对权力的迷信和膜拜，一直都无多大改观。说到底，中国还是一个权力社会，史官文化依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权力对人心的劫持和异化，至今仍是大面积存在的人文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跃文不过是找到了一个切近中国现实的角度，他写的虽是官场，映照出的又何尝不是现代人的精神境遇？他的作品触及到了当代社会的心理兴奋点，但又不满足于对权力帷幕内部的好奇与窥视，他渴望写出一种真的人生，写出那种潜藏在生活深处的黑暗与惯性，并试图反抗它的存在。或许，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苍黄》之后的王跃文，笔墨仍起于官场一隅，却已不拘于此间，而渐入开阔之境。我想，他在这个自己所开创的写作根据地上，还可以写得更大胆，从而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