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来源与出路（三）（3）
下面再分别从生产力、法律法规等国家暴力机器、指导思想三个不同的角度，进一步研究政治文明与物质和意识之间关系的比对。
2，从生产力的角度看民主政治制度文明属于物质力量
（1）人本身就是一种在生产力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社会性劳动者的物质生产力
生产力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从来都是指（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社会群体生产实践的力量，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一种客观物质力量。“他们（人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这些力量从自己方面来说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构成生产力的三要素是：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具有一定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的社会性的劳动者。生产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是一种物质要素。社会性的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是一种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的运动，是体力和带有社会性特性的智力的总和，任何时候的劳动都是个体或群体的体力的消耗和带有社会性特性的智力的付出。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性的劳动者的智力内容，日益从以传统经验为主转化为以科学技术知识为主，智力因素的比重也不断加大。但劳动者的智力和体力一样，只有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才能发挥作用。由此，劳动者的劳动力在本质上同样是一种物质要素。所以，生产力既是一种自然力，更是一种社会力量，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社会（群体）在本质上也是物质的，人本身就是物质的（人不能纯粹生活在意识里、思想里。一句民谚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故生产力所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统一体。
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间的相互关系：党的组织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一样，人，是生产力组成的诸因素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因素。虽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及劳动者的劳动力的实现和提高受到客观条件——首先是生产工具条件的制约，但离开了人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则失去了全部来源和意义。其来源，在于人类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发明创造积累，意义也在于人类生产实践活动中的应用。马克思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个类，第一属性是物质性，是物质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主角，科学技术如何发达，生产工具如何先进，都是由人来发现或发明，尤其是通过人的设计和使用，才能发挥生产作用。离开了人的设计加工，发明创造，生产工具谈不上什么科技先进性，离开了人的操作，生产工具不具有工具属性，又还原为最原始的物质概念。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这个社会毕竟是人类主导的社会，人是最高级动物。
（2）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理论和现代民主政治先进制度文明武装、组织起来的劳动者，是一种高级的充满活力的物质生产力
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先进的彻底的理论可以掌握群众，武装群众，转化为巨大的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并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二十世纪初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西方帝国主义基于科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规律，连续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中期以来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浪潮，通过资本输出的产业世界性转移浪潮，不但推动着广大的亚非拉殖民地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民族独立运动，而且还推动着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改革富强发展运动。这就是世界性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理论的需要背景，科技物质生产力支撑背景。科学社会主义首先是一门社会科学，“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它是研究人类社会自然史的发展规律的科学，“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但是，不要“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什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的规律？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一般原理和指南。什么是当代知识经济背景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开放发展规律？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指导下，通过改革开放途径，借助于西方的一切先进的科技生产力及相对先进的民主政治，简政放权，立足于国内人民大众，走经济和政治体制配套协调改革的跨越式发展道路，也就是说，渐进性的但必须充分发展高于资本主义金钱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改革开放，就是如此。
且现当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发生发展，本身就是建立在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物质基础之上、残酷的阶级压迫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理论指导下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社会经济生产与财富分配的科学的组织管理方式方法，属于先进的社会科学技术层面的制度文明，是现当代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一种实践活动。
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理论是科学，是一般原理和指南，所以，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现代先进科技、和现代科学的民主政治先进制度文明武装、组织起来的劳动者，是一种先进的高级的充满活力的物质生产力，而且所形成的生产关系，是一种高级的更有利于生产力不断解放和发展的生产关系。这里特别强调，是科学民主管理体制，而不是苏联式的、当前中国依然严重存在的少数官僚高度集权式的官僚政治管理体制。先进生产力必须具备这样两个条件：第一，高素质的生产劳动者、高科技含量的生产工具。第二，高科技含量的生产组织管理方式——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的合理的民主集中制，公平与效率兼具的生产组织管理方式。泰罗制和福特流水线之所以能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力，就在于具有进步的科学的因素。（只是在私有制体制下，科学（包括管理科学）技术几成了资本剥削奴役工人无产阶级的帮凶，资本追逐垄断高额利润的驱动力更强烈。）
恩格斯晚年之所以说：“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种至上权力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规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所提供的现有哲学材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不但开始考虑到了基于经济物质基础的民主政治和思想文化，对于经济基础来说各自拥有一定的相对的独立性，尤其重要的是，注意文中的黑体字，这更是恩格斯首次既强调经济基础物质文明、民主政治制度文明和哲学思想文化精神文明三者之间的依次递进的逻辑关系，民主政治制度文明的中间位置和中坚力量，而且还特别发现了后发展国家在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时代及世界统一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由于同一时代和世界统一市场经济，就具有了可以借助于发达国家相对先进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甚至是精神文明，这种外在物质生产力及政治和精神文明的扩张力，来实施适当的跨越式发展，后来者居上的自觉可能性。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和无产阶级巴黎公社等革命，比起英国资产阶级的光荣革命和工人阶级的宪章运动和后来的工联主义就彻底，不用说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的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更胜一筹（后来受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误导，当然，前进的过程没有一帆风顺，错误总是难免的。），这种作用在科技生产力的跨越上，德国表现的更加突出。这也是马克思和列宁之所以要说：“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的客观原因，也是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预测的现实依据：“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一切都有物质上的依据，包括经济生产力物质力量和民主政治物质力量，没有没有来由的理想的绝对的民主政治，也没有没有来由的纯粹的随意的哲学和宗教神学。
所以，在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和模范带动下，利用先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现代的科学技术、科学民主管理体制，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最基本的途径。其实，这最终还是体现了一句话：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因为，不论是先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现代的科学技术，还是科学的民主管理体制，正确的合理的民主集中制，都是人类社会结构中不同组成部分的发展了的科学，先进的高级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跨越式发展，关键就是要学会积极主动的有选择性的这种借力。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是近代世界的主导，也是现当代我们广大后发展国家可以跨越式发展的资治通鉴的宝贵历史遗产。谁如果忘记或拒绝了这一点，就不是真正合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不能正确带领社会主义稳步前进。
（3）从释放积极性的角度看，民主是一种物质力
在阶级社会（大前提），对公民来说，民主意味着什么呢？民主，就能切实地意味着可以有权力支配一定的属于自己的物质财富，相应地兼具一定的生产和管理实践的积极主动性，有一定的生活主动权。不但权力是以相当的物质财富做铺垫的，没有相当的物质财富的基础，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权力和独立的人格，以及积极主动性。中国有一句古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马克思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美国现代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从低到高，从物质需求、民主政治需求，到精神文化需求，把人的需求依次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都是证明上述观点的铁证。而且，在阶级社会，权力也是公民拥有一定的物质财富的社会性制度性保障。马克思恩格斯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研究基础上总结说：“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阶级的组织。在按照财产状况划分阶级的雅典和罗马，就已经是这样。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中，也是这样，在那里，政治的权力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的选举资格，也是这样。但是，对财产差别的这种政治上的承认，决不是本质的东西。相反地，它标志着国家发展的低级阶段。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只能在其中进行到底的国家形式，——这种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正式讲什么财产差别了。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
因此，权力离不开物质财富，物质财富也离不开权力，两者互为依靠。上文说过，政治的核心功能，就是对社会生产的组织管理，包括对所创造的财富的分配（占有），如此，政治才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那么离开了物质财富和政治权力，还会不会产生生产发展的积极主动性呢？
在古代，拿奴隶来说，奴隶社会的奴隶主们之所以要主动改革生产方式，关键就是奴隶的被动消极性劳动效率实在太低，监督成本太大，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规模经济（大庄园经济）不再有利可图，“现在小规模经营又成了唯一有利的形式。田庄一个一个地分成了小块土地，分别租给缴纳一定款项的世袭佃农，或者租给分成制农民，这种分成制农民只能获得他们一年劳动生产品的1/6，或者仅仅1/9，……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此也就灭亡了。”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农业文明，曾经支撑了东方近几千年的历史，培育了灿烂的东方古代文明。
在近代，拿资产阶级来说，“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这一情况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机器的采用，其后果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么文明时代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注：指资产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注：指无产阶级）。”因此，对剩余价值的执着追求，对超额利润的疯狂热爱，对廉价资源和劳动力的无休止的贪欲，对世界市场的一步步蚕食鲸吞，都使得“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是如何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变革，不断革命化的；分工如何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如何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劳动如何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劳动。这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一次又一次地把资产阶级的生产抛出原先的轨道，并且因为资本已经加强了劳动的生产力而迫使它继续加强劳动的生产力；这个规律不让资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边催促说：前进！前进！”“每个资本家都抱有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的动机。”“自从剩余价值的生产永远不能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增加以来，资本就竭尽全力一心一意加快发展机器体系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同时，相对剩余价值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说，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使工人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强制缩短工作日，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条件的节约，同时迫使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因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虽然说这仅是资产阶级、资本的解放，是对农民、小资产阶级等资产者的直接剥夺和压迫，是噩梦的开始，造成愈来愈多的占人口绝对多数的贫穷的工人无产阶级。）
1979年中共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白指出：“我们一定要在思想上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离开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任何阶级的任何积极性是不可能自然产生的。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就是要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所以，由于有了一定的生产和管理的主动权，通过短短几年的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仅是在改革初期），粮食产量年年增加，解决了建国以来政府几十年不能解决的农村人口温饱问题。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如此，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何尝不是如此呢。
所以，由于与最大多数的劳动阶级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挂钩，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前进的方向，人民大众的积极性更代表着一种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预言，社会主义在消灭剥削制度的基础上，必然能够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建国六十余年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必须指出，这种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其所以如此，除了历史的、思想的、经济落后的原因之外，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跟从于前苏联斯大林的政治的高度集权的官僚政治模式限制了人们的民主权利，“在我们的许多国家机关中，存在着高高在上、不了解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对于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加以压制、对于群众生活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现象。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严重地妨碍着国家的民主生活的发展，妨碍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的发挥，妨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不仅表现为行政、经济、文化组织和群众团体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领导机关，还表现为基层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领导机关。一方面，领导机关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陷于事务主义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基层缺乏自主权，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难以充分调动。克服这一弊端的有效途径是下放权力，这一点已为农村改革所证明，应当在其他方面进一步实行。”改革前的结果是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改革后的表现是以权力和金钱为重心，劳动收入所占比例日趋下降，造成财富分配的不公，严重压抑了人们的积极主动性。归根到底，还是政治体制上的官僚主义、不民主在作怪，少数党政高官权势既得利益群体在作怪，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因此，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基层民主生活的制度化，特别是县乡人大代表和主要领导的群众普选直选，是保证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当家作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保证社会公平公正，维护全社会安定团结与和谐，充满生机活力的基础。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我们要扩大民主形式，要巩固村民自治。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也能够管好一个乡，甚至管好一个县。”历史发展大潮、民心向背，迫使我们必须如此。
如果仅仅通过给予物质上的利益以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以为群众的幸福生活都是领导恩赐的，那是封建官僚专制或资本家资本专制体制下的低级的奴隶式的被动的积极性，通过给予有组织有秩序的基本的民主政治权力保障下的物质利益，来激发的生产与管理的积极性，才是现代的高级的主人翁式的主动的积极性，正确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性。“发扬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就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
（4）科学民主的政治制度管理体制，从制度层面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于一致，壮大社会全体的物质生产力合力
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要随着物质生产力前进的步伐，不断地追寻最大多数劳动人民得解放的途径，即科技生产力获得最快发展，人民大众生活水平不断大幅度提高的历史方式方法，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逐步过渡的方式途径，从以自发的落后的无组织为主向自觉的规模的有组织的高质高效社会生产为主的通道。探讨这个通道，必须在社会经济生产力获得一定发展的基础上，从国家政治制度着手，研究推动历史进步的阶级、民族和国家层面内部外部的社会合力。
恩格斯晚年总结历史发展的推动力时，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
从恩格斯的表述中，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以前，即人类社会的特别是商品经济的自发性发展为主的阶段，市场经济的低级阶段，由于统治阶级统治的主导性模式是集权专制，极少数人的民主，官僚政治，对每个个人和小家庭来说，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是自觉的有预期的，“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但对于大的社会群体如阶级、民族或者国家来说，除战争暴力外，自觉性远小于自发性，有组织性远小于无组织性。这在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阶段的以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主导性自主调节最为突出，表现的最充分：单个工厂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有纪律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无秩序性。而封建帝王的自觉与有组织性，基本算不上也代表不了一个阶级、民族或国家的自觉与有组织性。但是，到了现代社会，经历一战二战的教训，不甘于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以及为了尽量减小本身频繁发作的经济危机固疾的严重破坏，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共同对抗新生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一句话，为了维护西方资产统治阶级（附带其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事情正在起变化，以凯恩斯经济学开始在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作用，特别是二战后，当代，经过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西方发达国家同盟，如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七国首脑会议（后变为八国首脑会议）等，计划调节，区域性（阶级、民族和国家内部外部）合作，发达国家间联盟，日益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整合提升自身生产力，增大合力，共同剥削和压迫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重头戏。虽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有77国集团、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华沙条约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等，但是，囿于古代落后沉重的或专制或愚昧历史传统、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掠夺侵略，经济科技生产力的相对落后，特别是官僚统治集团为了世代维护自身小团体既得利益，阶级阶层特殊利益，不惜损害劳动人民利益，甚至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民主政治体制改革长期停滞不前，官僚专制政治成了国内官僚特权腐败猖獗，贫富两极分化一步步加剧，广大民众生产积极性不高，国有、集体经济规模不大，活力不足，社会矛盾突出，国外严重依赖甚至依附西方资本，持续受西方高科技不平等贸易剥削，难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根源，带有根本性和长远性的制度性根源。如苏联巨变、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西亚北非动乱，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贫富两极严重分化，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性。
有人说，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说平均主义思想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严重障碍，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并说，“如果脱离现实的国情，企图把种种社会经济活动统统纳入计划，并且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加以实施，忽视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那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在计划的指导思想上主观和客观相分离，计划同实际严重脱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经在制订电气化计划的时候产生这样的思想：‘现在对我们来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
那么，在依然高度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弥补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不足的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一长负责制的国企也成为市场经济中的独立个体，大力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无形的手”的自发性基础性调节作用，其中官商勾结，社会财富严重向权力和资本倾斜，虽也相当程度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由于释放了提高了占人口绝对少数的官僚和国内国外资本家的积极性），但已经积累下了社会的巨大的贫富差距，底层人民仇官仇富不是一年两年的现象，相当一些青年大学生千军万马挤公务员考试这个独木桥，流行“学的好不如嫁的好”、傍大款、争嫁官二代富二代的不良风气，难道就提高了长远的全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了吗？二十余年前就提出来的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明显转变了吗？由投资和外贸两架马车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得到彻底的改观了吗？人民大众的日常内需消费通过“砖头”专家们支招的延长节假日和一些皮毛的刺激政策促进了吗？提高了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了吗？
我们的回答是：否，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不是国企，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无产阶级的幼稚病在作怪，不是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在作怪，那是什么呢？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左”倾幼稚病在作怪，改革后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右倾腐化、官商勾结在作怪，是没有经过群众路线，把党的优良传统、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群众路线置之脑后在作怪，归根到底，不管是“左”还是右，都是官僚主义在作怪，高度集权、不民主在作怪，极少数人说了算的顽固僵化体制和党政系统里少数权势既得利益群体在作怪。计划经济体制与国企，符合现代社会化大生产需求，代表着科学社会主义国度劳动人民得解放的先进方向，承载着亿万劳动人民幸福生活的重托，本身无可指责，但是模式僵化，活力不足，内部员工坐享垄断性高福利而效率又不高，是人的错误，领导者决策者的官僚政治错误，决不可拿领导者决策者的官僚政治错误给计划体制和国企抹黑；更何况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时，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上，基于对国情的正确分析认识，主导经济工作的陈云已经明确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正确模式，但是并没有得到实际贯彻；更何况再进一步理论，中国战国时期著名兵法《司马法》里就有一句治国与治军的至理名言：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意思是说，治国与治军不同，国计民生与军旅之事各有自己的特殊性，国家的管理方法不能用于军队，军队的指挥方法不能用于国家，处理国计民生要充分考虑民情，讲求抓两头促中间，重主体和主流，和缓是常态，强求一律是不可能的事；而军旅之事虚虚实实，特别要求主将因地制宜，便宜行事，对部属则整齐划一，纪律严明，一切行动听指挥，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孙子兵法·九地篇》：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因此，国计民生要以教化为主，而军旅制度讲究的是威严。至于分配中的平均主义，这是高度集权的党中央的决策，由党中央说了算，平均主义本身也不能成为替罪羊。至于工人无产阶级的“左”倾幼稚病，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没有不好的群众，只有不好的干部，进行了不正确的组织领导。自从近代政党产生以来，政党就成了阶级斗争和国家社会管理的先锋队，政治地位及突出历史作用前所未有，在一定政党领导下的有组织的自觉的社会生产与管理，是为近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要素。不能崇拜农民阶级（运动）的自发性，农民阶级运动的自发性只会产生地主阶级封建专制王朝的改朝换代，一轮轮重复性更替；也不能崇拜工人阶级（运动）的自发性，工人阶级运动的自发性只会导致工联主义和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阶段的一轮轮重复性更替。先锋性和有组织性，是近现代政党产生和存在的第一原因；官僚高度集权腐败，崇拜官僚政治的自发性、自觉性，也是近现代不管是西方或者东方，政党不断更替甚至下台和复辟变色的第一原因。至于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那只是执政党——共产党的外因，而内因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发挥作用。所以，不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错，不是国企的错，不是平均主义的错，也不是无产阶级的幼稚病在作怪，不是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在作怪。政治的一项核心功能，最基本功能，就是组织领导社会经济文化生产，说“政企职责不分”完全是盲人摸象，没有科学依据。西方以资本家主导的市场经济为主体，在国计民生上由资本实力说了算，实行金钱的民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主调节为主导，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在本质上是资本家们的守夜人，总管，为大资本家们服务，不负责或很少负责直接生产；东方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政府，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实行人民民主，政府的一项核心职能，就是合理集中全社会的人力物力，智力，组织发展可以与现代西方跨国公司相抗衡的规模经济（包括国有和集体经济），现代化大生产，积极提高科技生产力，国企是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坚强柱石，国民经济实行自觉的计划平衡发展，大政府小社会，政企能分得开吗？必须追究脱离现实国情的行政命令是谁做出的，通过什么不正常渠道做出的，此才为根本。任何人，任何势力都要在宪法法律许可的框架内行事，都不能“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决不能让执政党上层极少数人的官僚集权专制错误泛化到整个执政党承担，扩散到社会大众无辜者承担，不能让严重的领导性政治性错误降低到经济体制错误层面，不能让内因性错误转嫁到处于次要地位的外因方面，不能老是不能正确面对自身缺陷，顾左右而言他。
而且，中国自秦以降，一直是政府主导型社会，包括古代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社会、近代大地主大资本家阶级代表的国民党专制社会（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一直以吏为师，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干部看中央。由于没有经过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仍然比较落后，公民社会发育不足，官员是上级层层任命，政府权力高于一切，掌握着社会的核心资源，导致上行下效，党员干部一直都是起模范带头作用的，党风是政风民风的领路人，带动者，而不管这种模范带动带的是好头还是坏头。所以，党的历史总结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过去是，现在和将来还是。还有一句话，出什么问题了，关键也在党。党风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也就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成功或失败（如前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的确如此。列宁说：“恩格斯一再着重指出，不仅在君主国，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国家依然是国家，也就是说仍然保留着它的基本特征：把公职人员，‘社会公仆’，社会机关，变为社会的主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法兰西内战>单行本导言》中多次着重指出：“工人阶级（注：这里应该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上升为国家的执政党。）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在夺取国家政权后，必须对国家政权进行人民民主化改造，而不是原先的官僚政治体制，“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样的例子不但在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也同样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这种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内战》第三章已经作了详细的描述。”必须使党内党外民主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大大加强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切实纠正不正之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我们在建国初期，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向苏联学习借鉴阶段，也是西方国家对我实施政治经济封锁直至战争侵略的阶段，这样一个特殊时期，采取官僚政治情有可原，采取特殊的统制经济政策是现实所需。但是，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已经对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的相对和平建设时期，重心克服政府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不过已经处于次要地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但要表现在经济成就的数量和进度上面，还必须表现在它的质量上面等国情，做出准确的判断。况且，在经历五八“大跃进”、反右倾扩大化、和1959-1961三年灾害困难时期之后的1963年，毛泽东甚至也明确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那么，还干嘛依然顽固不化，高度官僚集权，高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错误论调呢？最终整出个全局性错误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呢？1986年中共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作出结论说：“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这到底对不对呢？实事求是地说，这种结论是不正确的。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应该倒过来说才好，即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是第一原因，高度集权的官僚政治，不知道或者不管不顾“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严重脱离人民大众，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导致“政治挂帅”，“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和平建设时期，罪魁祸首就是官僚集权政治的无休止延续。
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后至改革前，我国的社会阶层包括少数的党政领导干部阶层、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阶级，虽然领导干部有较多的特殊待遇，也和工人阶级的差别不是很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差别就较大。但是，由于城乡不流动的二元封闭社会体制，和少数农民子弟可以通过上大学的途径实现阶层流动，以及建国初期的国内外特殊背景，社会阶层间关系总的至少在表面上还是相对和谐的。落后的生产力和封闭的城乡体制，尤其是中央高度集权高度集中的官僚政治，制约了社会整体的活力，比如五八“大跃进”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造成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就饿死几千万人口，十年“文革”使得国民经济几到了崩溃的边缘，农村是粮食的温饱问题，城市是工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问题，长期实行供给体制。
改革以来，简政放权的第一步是逼出来的——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但农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知识的最底层，除了辛苦劳动多生产粮食、外出打工多干些笨重体力活，以赚些生活日常开销和孩子学费等最基础的社会劳作外，生产劳动的权力外，对机械化大生产提高工农业生产力，搞长远规划和规模经济，基本不在行，对于基层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全靠有觉悟性的极个别少数人带头，否则就仍然是地方官僚主导下的愚民统治，很难谈得上对收入分配上的发言权。改革以来，地方政府部门对农民、农村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之严重后果，由2000年3月8日一个湖北监利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向朱镕基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方式，方才掀起中央政府高层对“三农”问题关注热潮。近些年来，农民工讨要工资的艰辛，刑事案件，全国不绝于新闻媒体和网络。广东乌坎事件，是乡长内定村官或贿选村官横行霸道欺压村民的一个典型。至于行使县乡人大代表和乡镇领导的的选举权，农民是望尘莫及的。河南邓州的村级“4+2”工作法也是极个别的典型。也就是说，针对占人口绝对主体的农民来说，改革开放带来了在自己一亩三分地里生产劳动和外出打工赚钱的权力，依据个体的弱小松散的经济力量，除了温州商人（一般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和几个明星村如天津大邱庄、江阴华西村、林颖南街村、凤阳小岗村、四平红嘴村、上海旗忠村、山西大寨村典型外，不具备在市场经济中的角逐权，至于在收入分配上的发言权和对县乡基层人大代表、政府官员的民主选举权，可以说是基本不存在的。宪法赋予的这些公民基本权利，在官僚政治体制下，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具体行使的空间。第二步，是城市（镇）改革，对在官本位社会拥有绝对优势的各级政府官员（包括企事业官员）的权力下放，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决策及执行权力的权力下放，一长责任制，由以前的中央高度集权，转变到地方和部门的一把手高度专权，国内政府行政事业部门针对社会个人和企业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三乱”现象，和针对政府行政企事业部门自身的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三公”乱支出（是两个困扰当今社会而始终未能得以根治的社会热点问题 ,也是一个引起民怨沸腾、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极为严肃的政治问题。）现象，机构极度臃肿，副手高度膨胀，官帽批发、“罗卜招聘”和权力世袭成为官场“潜规则”，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工程，升官发财，往往指示“驻京办”“跑部钱进”向各部委要资金要项目，在招商引资中，往往不惜牺牲财政国库、社会大众利益，甚至资源和环境，以换取各种资本的登堂入室，只要有表面上的GDP，哪管这种GDP是属实属虚，姓社姓资，以政府、国有企事业部门楼堂馆所、少数贪官污吏的“三公消费”、大型高级娱乐会所、大型高尔夫球场的竞相繁荣、和暴富商人炫富为主体的奢侈品消费市场赶超英美，而且百万千万亿万富裕群体、贪官裸官，大有竞相西方移民逍遥的势头，十余年来，外逃的贪官接近四万（官方的统计数字），除了已经追回的五百多亿赃款外，仍然有不下万亿的国家财富逍遥法外，供极少数权势们挥霍。这些高度集权体制下的官僚特权腐败，严重败坏了党风，带坏了政风，毒化了民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产主义信仰，首先在少数党政高官群体中边缘化。简政放权的第二步的副产品，是真正的工人阶级的被下岗、失业，和自谋出路，对国有资产或集体财产，对政府官员选举，对各种作秀的政府价格听证会，无发言权和参与权，甚至连知情权也没有，利益严重受损，不再像改革前的国企“铁饭碗”风光，工会组织几成吃闲饭部门。典型案例，是2009年7月，基本完全由吉林省国资委少数官僚主导的严重损害国企职工利益的企业改制，引发的通化钢铁集团万人群体性事件。
所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权力下放很不彻底，带有很大的虚伪性，是对官员群体对社会经济文化决策权发展权执行权的权力再分配，对农民和工人群体只是生产劳动主动权的下放，流动务工权的下放，没有社会经济文化决策权执行权，没有社会财富的决策权分配权，改革仅仅具有阶段性特征，也是改革以来社会问题逐步严重，改革逐步异化的由来。
我们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现实的生产力依然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事实存在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具有特殊性质的知识分子多个阶级，因为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不可逾越，仍然要允许市场经济自由经济的适当发展，补充，允许小市民小资产阶级的一定存在，同时，由于世界统一市场经济的大环境，更要借鉴扬弃近代以来一直主导世界的西方社会文明，所以要通过对外开放与西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长期打交道。因此，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适度的统一战线、联合阵线、凝聚合力问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多快好省地发展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历史使命问题。如何来具体完成这个重大使命呢？这就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及先进知识分子的历史考验，尤其是对共产党的历史考验。
毛泽东曾说过一句名言：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至于破环旧世界的方法途径，不外于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在马克思主义及其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通过工农联盟、统一战线，采取武装斗争，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那么建设一个新世界呢，马上打天下，不能再马上治天下，此为常理。我们国内生产力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我们创设的社会主义制度超前于西方资本主义，这可不可能？有没有发展和实现的前途？根据马克思原生态的历史决定论，是没有或暂时没有可能的。但是也正是有了马克思的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人类社会科学从此有了破天荒的第一次巨变，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第三次巨变（第一次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学思想，以及西方奴隶社会的古希腊哲学思想（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思想），第二次是欧洲中世纪末期资本主义新兴时期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结合西方帝国主义不平衡发展链条的薄弱环节，才有了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有了第一次从阶级、国家、民族层面的推动历史发展的能动作用的自觉性发挥，东方国家的跳跃性发展。
无产阶级党政领导只有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建立真正人民苏维埃代表制度、科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管理体制，走群众路线，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实行合理的正确的民主集中制，最大程度减少人民内部矛盾摩擦，极大地融合整合人民大众的整体力量，吸纳世界市场中的可利用资金、技术，才能壮大全社会推动历史发展前进的合力，是为先进制度凝聚下的增加的壮大了的物质生产力。民主权力的下放，对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劳动人民生产与管理积极主动性创新性的释放，具有第一位的重大的推动作用，对团结国内外必需的力量，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有第一位的重大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早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刘少奇做的政治报告已经开始对此有了积极正确的探索：
（1）对于工农联盟。工农联盟是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离开了同农民的联盟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对于农民的政策，同样适用于其他的新近参加了各种合作组织的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和其他个体劳动者。
（2）对于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什么是我们目前改进国家工作的主要任务呢？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在我们的许多国家机关中，存在着高高在上、不解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对于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加以压制、对于群众生活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现象。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严重地妨碍着国家的民主生活的发展，妨碍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的发挥，妨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但是，我们完全有信心可以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逐步消除官僚主义的病害。因为我们的国家同那些少数人压迫绝大多数人的剥削阶级的国家相反，我们的制度是反对官僚主义而不是保护官僚主义的。为了同官僚主义作有效的斗争，我们必须同时从几个方面加强对于国家工作的监督。必须用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的方法，用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各级国家机关的监督的方法，用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的方法，用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批评和监督的方法，来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现象作坚持不懈的斗争。
目前国家工作中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也是符合于扩大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的要求的。
（3）对于少数民族问题。由于历史形成的现实条件，少数民族中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都需要汉族人民的大力援助，所以，继续改进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关系，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目前，为了改进这种关系，主要的问题是要克服大汉族主义。
（4）对统一战线。无产阶级专政不但需要无产阶级对于国家机关的坚强领导，而且需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机关的积极参加，二者缺一不可。无产阶级只有同广大的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群众结成联盟，才能形成最大多数人对于反动阶级的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能道不是异常清楚的道理吗？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即劳动者先锋队与人数众多的非无产者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界等等），或与大多数劳动者建立的特式阶级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建立的联盟。”列宁所说的阶级联盟的范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不一样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总是一定形式的阶级联盟，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在人民中都是少数，因此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有义务同党外的人合作。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发展，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范围将愈来愈广泛。对于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和其他有各种社会影响的爱国人士，我们都应当继续坚持同他们的团结。海外各地的爱国华侨也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继续团结他们。总之，我们的任务就是使一切积极因素都能够动员起来，使他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都能贡献一份力量。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和最广泛的爱国主义团结，不但没有损害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发展。
（5）对于和平共处国际关系。现在，社会主义各国正动员国内人民的一切力量，从事社会主义的和平建设，工农业生产以资本主义国家所难以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着。我们在对外关系中一贯执行着坚定的和平政策，主张一切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怕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我们的政策符合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一切爱好和平、要求民族独立和争取社会进步的力量都会得到我们的同情和支持。我们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排斥任何国家。
（6）对于加强党的领导和科学民主决策。为了力求党的领导工作符合于客观实际，便利于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意见，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也就是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侧面。
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的改革开放，我们不但要团结国内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而且要争取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努力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整合最强大的国内外积极资源。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正确的民主政治制度，在充分民主基础上的合理的民主集中制，劳动人民对经济文化发展的决策权、管理权，和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