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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组建了南京国民政府，并掌握了实权。为了巩固统治地位，蒋介石以“首都设中央日报”为由，将汪精卫一派所控制的《中央日报》从武汉迁往南京，然后通过一套眼花缭乱的空手道，将汪派《中央日报》变成了蒋派《中央日报》。
蒋介石一直实行严厉的专制主义新闻政策，对新闻媒体管制极严，连自己的党报也不例外。比如，1928年6月，国民党中央通过的《设置党报条件草案》等三个文件规定：“党报必须以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中央决议案、法令等为立言取材之标准”。之后的新闻检查制度，更是不仅让民营报纸深受其害，也使《中央日报》处境尴尬。以至于1935年11月23日，该报发表社论说：“大局已到土崩瓦解，而人民尚未感觉”，这不是人民之罪而是“不合理的新闻政策及不合理的新闻检查制度造成的”，应“赶快改变新闻政策”。
在这种尴尬的处境里，担任《中央日报》社长一职显然有巨大的压力。或许正因为此，从复刊之后，到抗战胜利，《中央日报》居然走马灯换了五位社长。《中央日报》社长被称为国民党内最难当的官。
“你是国民党党员，为什么不给党报写文章?”
程沧波是《中央日报》首任社长，也是第一个中枪的社长。
程沧波是一位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又是江南大儒钱名山的乘龙快婿。1932年，他担任《中央日报》社长一职时年仅29岁。
应该说，蒋介石一度对程沧波寄予厚望，要求已经迁到重庆的《中央日报》能够与《新华日报》打擂台，改变后者一家独大的状况。但是，被各种条款捆住手脚的《中央日报》，可以发挥的空间有限，加上到重庆的时间不长，在气势和水准上都难以与《新华日报》匹敌。
在重庆，除了《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民营媒体，其中《大公报》是比较著名的一家。这些媒体除了竞争之外，媒体人之间的关系其实还不错。有时候甚至会互相约稿表示支持。比如，程沧波就偶尔应《大公报》之约，为“星期论文”专栏撰稿。这事儿被好事者告到蒋介石那里去了，蒋介石很不高兴。
有一次，蒋介石出席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讲话，碰到了程沧波。蒋介石突然大发雷霆，斥责他给《大公报》撰稿，“你是国民党党员，为什么不给党报写文章？这哪里像一个国民党员?”
与蒋介石打交道不多的程沧波当时就蒙了。
蒋介石其实不知道，程沧波不仅经常给《中央日报》写文章，很多文章在当时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比如，1933年春天，国民党法庭公开审理“陈独秀案”，无论陈独秀的无罪自辩，还是章士钊大律师的无罪辩护都很精彩，他们提出的“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等观点让国民党当局很是难堪。就在这个时候程沧波站了出来，针对陈独秀、章士钊两人的观点，在《中央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章士钊》，章士钊立即在《申报》发表文章进行反驳。程沧波又在《中央日报》发表《再论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章士钊》。章没有再作回应。程沧波因此文名大盛。
挨了蒋介石的训斥后，程沧波感觉很委屈，立即辞职离去，后来在于右任的介绍下，到监察院担任秘书长。程沧波走后，《中央日报》的总编辑、总主笔、总经理等都先后辞职。
三个月的“短命”社长
接替程沧波的是原任三青团宣传处长的何浩若。
何浩若比程沧波大了4岁，从政多年，比之程沧波又多了几分政治经验。他非常清楚，蒋介石把《中央日报》掌控得太严，期望值又太高，社长这碗干饭不好吃啊。怎么办呢？在走马上任前，何浩若就煞费苦心地筑起了两道防火线。一是请与中央宣传部关系较深的刘光炎任总编辑，代他把新闻关；二是请出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兼外交系主任陈石孚任总主笔，代他把言论关。
但是，到《中央日报》上班之后，何浩若发现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从名义上看，《中央日报》属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管辖，实际上直接受蒋介石控制。蒋介石不亲自处理的时候，就得听命于由以陈布雷为首的侍二处。要命的是，侍二处这一班人跟何浩若一样的心理，处处不敢负责。同时，由于何浩若与陈布雷等人没有深交，无法做到有效沟通，导致《中央日报》难以符合蒋介石的心愿。
何浩若在《中央日报》上了三个月的班，谋了一个行政院物资局局长职，走人了。何浩若说，“物资局言之有物，行而无资，局长成了闲曹，但总比《中央日报》社长少些麻烦。”虽是解嘲之语，倒也是实话实说。
拒绝《中央日报》与《新华日报》“眉来眼去”
何浩若走了之后，《中央日报》社长一职空缺了很长一段时间。俗话说“伴君如伴虎”，没人愿意到蒋介石身边来上班，社长人选一时成了问题。
没办法，蒋介石只好亲自点将。点到谁？中央通讯社总编辑陈博生。秦桧先生曾经自嘲自己是“早稻田大学”毕业，不过，这位陈博生倒真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高材生。1940年12月，在蒋介石的亲自过问下，陈博生正式担任《中央日报》社长兼主笔。
陈博生是一位资深媒体人士，从1918年任北京《晨钟报》编辑以来，已经在媒体这个行当混了22年。由于是蒋介石亲自点将，陈博生不想辜负领袖厚望，带了一批办报的老手走马上任。不过，上任之后陈博生才发现，此时的《中央日报》在财务上陷入了困境，问题百出。有时候版子已经上机，却还未买到纸张。怎么办呢？只好找新闻届的同行商借。陈博生也是，这不借那不借，偏偏找到《新华日报》去借。《新华日报》当然也不含糊，也向《中央日报》商借铜模浇铸铅字。这一来二去，国民党的机关报和共产党的机关报搞起了“双向交流”。
本来这种“双向交流”都在私底下进行，蒋介石根本就不会知道。可是事有凑巧，偏偏那阵日军实施疲劳轰炸，造成重庆市区经常停电，导致《中央日报》出版时间受到延误。有时候到了夜里，当天的报纸还未送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几乎每天必看《中央日报》，没有报纸看，他不高兴了，就多次打电话给陈布雷，查找原因。俗话说“拔出萝卜带出泥”，就把国民党的机关报和共产党的机关报搞“双向交流”的事情给暴露了。
蒋介石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陈博生被迫辞职。
泄露党国外交机密
前面几位《中央日报》社长，要么是懂政治，但业务稍逊一筹；要么是懂业务，政治上不太成熟。但第四位社长陶百川，在这两方面都非常出色。
陶百川是浙江绍兴人，先后任上海《民国日报》编辑及《晨报》总主笔，很懂新闻，知道如何去抢新闻发头条，如何提高新闻的价值，如何去吸引读者的眼球，报纸办得不错，也很有影响，被誉为报界一流人才；最为关键的是他担任了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三青团常务干事等政治职务，是一个“政治素质高、业务技能强”的双料人选。
陶百川上任后，果然干得有声有色。他大刀阔斧地抓新闻和版面改革，全力办好“本报特讯”，以期压倒《新华日报》和《大公报》；还一反《中央日报》四平八稳的传统做法，主张要和中央通讯社抢新闻，以显示《中央日报》的特色。
陶百川配有一辆专车，为了抢新闻，他把这辆专车腾出来，早上交给发行组送报纸，白天交给采访组记者跑新闻。自己呢，就去挤公交车。由此可见，陶百川对报纸寄予了厚望，付出了心血。在他的努力下，《中央日报》也确实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但正是陶百川的这种新闻专业精神，捅了不小的篓子。1942年12月27日，《中央日报》为“抢新闻”，赶在美、英前面，刊出独家新闻:《中美、中英新约明年元旦正式公布》。这件事把外交部部长宋子文惹火了，认为泄漏了党国的外交机密，蒋介石也大发雷霆，要把总编辑袁业裕交付军法审判。陶百川请出陈布雷等人说情，总算让袁业裕逃过军法审判，不过总编辑是做不成了。
陶百川曾经把老师陈德徵请到报社帮助看稿，对外名义是顾问，在报社大家也就戏称为陈总编辑。这一天蒋介石心情不错，问起了《中央日报》的事情，“现在《中央日报》总编辑是谁？”旁边的人回答，“是陈德徵。”
谁也没想到，蒋介石大吼一声，“把这个家伙抓起来!”
旁边的人都如坐云雾，搞不清楚状态。
这又是一桩公案。原来，1930年，陈德徵在担任上海市教育局长时，曾经在中小学搞民意测验，选举中国的伟人。结果是：孙中山第一，陈德徵第二，蒋中正第三。蒋介石知道后发了脾气，把陈德徵关了十几天后，撤销了他一切职务。现在这人居然在自己眼皮子地下钻出来，还当上了《中央日报》总编辑，这让蒋介石如何不火冒三丈？
好在这一次蒋介石没有抓他，只是下令：永不录用。
导致陶百川直接下课的，是一篇社论。1943年3月，三青团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这一代要比上一代更好》，在结尾部分影射了蒋介石扶植蒋经国及黄埔系、培养不劳而获的“一批亲贵子弟”。三青团分子群情激愤，要陶百川亲自道歉。陶百川请陈布雷代为疏通，均无效果。陶自感山穷水尽，别无良策，只有辞职了事。
拉拢蒋介石的亲信才是王道
《中央日报》频繁换人，陈布雷非常着急。恰好这时，国民党《东南日报》社长胡健中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胡健中也是一位老报人，在办报上很有一把刷子。陈布雷就把他给盯上了，要他担任《中央日报》社长。
胡健中何等人？他深知《中央日报》社长看起来风光无限，实际上处处都是地雷。不知道哪一天就踩上了。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他提出两点要求。一、保留《东南日报》社长职务。第二、请陈训悆任总编辑， 陶希圣任总主笔，陈宝骅任总经理。
这三人是什么身份？陈训悆是陈布雷的老弟，陶希圣是蒋的文学侍从，陈宝骅是陈果夫的堂弟。个个都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胡健中的考虑是，要把蒋介石身边的亲信拉拢在一起，“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大家都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出了问题，谁也逃不脱。
蒋介石同意了胡健中的要求。于是，在这些蒋介石亲信们的保驾护航下，胡健中把《中央日报》社长一职做得妥妥帖帖，直到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对于曾经“多灾多难”的《中央日报》社，只能说这是“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