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有关农民上访的研究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詹姆斯·斯科特进路的熏染。斯科特曾经对东南亚农民在遭受国内外压迫时所做出的种种大规模起义和反叛行为的起因、过程和结局展开了深入研究。在后期的研究中，詹姆斯·斯科特开始从大规模的农民反叛和起义研究转向对农民日常抵抗行为策略的深描和解读，从而真正地将视角转向了底层社会。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生活的长期观察，斯科特揭示出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抵抗策略，比如嘲笑、讽刺、不服从、磨洋工、装糊涂等等，并提出了“弱者的武器”这一概念。

　　詹姆斯·斯科特的研究对中国学界理解农民上访问题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这一进路指引下，学者们大多非常关注农民上访的行动策略。早期的代表性人物有李连江和欧博文。他们在研究中较多地援引了詹姆斯·斯科特的成果，并将中国农民上访的行为策略与斯科特笔下的马来西亚农民日常抵抗行为进行了比较，突出了二者的异同点。在他们看来，农民上访作为一种“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行为，是“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policy based resistance)，在这种政治活动中，农民积极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侵害[3][4][5]。它介于政治参与和政治抵抗之间，较政治参与更有冲突性，却也并未达到政治抵抗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