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治言说社会心理分析：献给十八大

当代政治言说社会心理分析

――献给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

　　　　目　录　　　　　

前　言（6）

第一章　真理和谬误　（8）

（一）属人性（8）　　　　　２＂形而上学＂

１常识与诡辩　　　　　　　　３辩证法

２列宁之说　　　　　　　　　（六）矛盾（45）

３倾向性　　　　　　　　　　１对立　　　

（二）相对性（18）　　　　　２统一

１＂不真的真理＂　　　　　　３内外因

２爱因斯坦之说　　　　　　　（七）必然与偶然（50）

３量子力学　　　　　　　　　１主观性　　

（三）多元性（25）　　　　　　２随机性

１＂语言学转向＂　　　　　　３社会生活

２不同陈述　　　　　　　　　（八）抽象与具体（59）　

３＂一个主义＂　　　　　　　１＂抽象真理＂

（四）追寻普遍性（31）　　　２上升

１始原说　　　　　　　　　　３＂抽象人＂

２＂基本问题＂　　　　　　　（九）谬误（65）

３唯物与唯心　　　　　　　　１发生

（五）静与动（39）　　　　　２转化

１两种状态　　　　　　　　　３异化

第二章价值和道德（72）

（一）价值与真理（72）　　　　（六）道德的流变（113）

１事功　　　　　　　　　　　　１谎言及其它　　　

２真理―→价值　　　　　　　　２婚姻制度之变迁

３价值―→真理　　　　　　　　３道德分野

（二）价值的普遍性（82）　　　（七）集体主义（120）　

１自由　　　　　　　　　　　　１＂大公无私＂　

２客观性　　　　　　　　　　　２行为标准

３＂普世价值＂　　　　　　　　３教化　　

（三）价值的特殊性（90）　　　（八）个人主义（128）　　

１差异

２高下与正误　　　　　　　　　１＂个人主义＂辨

３调节　　　　　　　　　　　　２私人利益　

　　　　　　　　　　　３关爱

（四）道德观（95）　　　　　　（九）市场与道德（135）　　　

１＂德＂辨　　　　　　　　　　１市场效应

２善与幸福　　　　　　　　　　２制约

３德与功　　　　　　　　　　　３道德资源

（五）道德的普适性（103）

１应然性

２规范

３误区

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142）

（一）真理观与价值观（142）（六）社会主义（181）

１＂回到＂与＂超越＂　　　　　１问题的提出

２马克思与恩格斯　　　　　　　２多义性与确定性

３人道主义　　　　　　　　　　３两大派别

（二）变革型（150）　　　（七）＂姓社＂与＂姓资＂（191）　

１两种类型　　　　　　　　　　１共性

２缺陷　　　　　　　　　　　　２超越

３指导思想　　　　　　　　　　３互补与＂元主义＂

（三）调整叙述框架（158）（八）私有制与公有制（199）　

１时代性　　　　　　　　　　　１私有

２经典文本资源　　　　　　　　２公有

３当代理论资源　　　　　　　　３扬长避短

（四）唯物史观（167）　　　（九）＂救中国＂（209）　

１＂新唯物主义＂　　　　　　１民主主义

２交互作用　　　　　　　　　　２新民主主义社会

３生产　　　　　　　　　　　　３中国特色

（五）剩余价值学说（175）

１“新理论”

２发展与补正

３挑战

第四章阶级和政党（217）

（一）阶级现象（217）　　（六）共产党的性质（257）

１分工　　　　　　　　　　　　１近代政党

２新阶级　　　　　　　　　　　２历史上的中共

３阶级观点　　　　　　　　　　３今日中共　

（二）斗争与合作（224）　　（七）政党崇拜（266）　

１斗争　　　　　　　　　　　　１领袖崇拜　　

２合作　　　　　　　　　　　　２苏共崇拜

３非确定性　　　　　　　　　　３中共崇拜

（三）阶级与历史动力（232）（八）执政的一种危险（273）

１斗争与动力　　　　　　　１巴枯宁的警告

２合作与动力　　　　　　　２苏共之失去政权

３专政　　　　　　　　　　３中共与权力异化

（四）劳动阶级（241）　　　（九）腐败现象透视（285）

１工人阶级　　　　　　　　　　１三级结构模式

２革命阶级　　　　　　　　　　２＂潜规则＂

３当代中国工人　　　　　　　　３低效的举措

（五）剥削阶级（249）

１资产阶级

２反动阶级

３当代中国资产者

第五章　决策和中国现实（295）

（一）把握规律（295）　　　　（六）党性（326）　

１斯大林之说　　　　　　　　　１原义

２非线性　　　　　　　　　　　２合理地泛用

３能动性　　　　　　　　　　　３歪曲与滥用

（二）回到出发点（300）　　（七）＂从严治党＂（333）　

１真善美功　　　　　　　　　　１失误

２＂形势法则＂　　　　　　　　２新闻监督与群众监督

３背离　　　　　　　　　　　　３＂群众运动＂

（三）现实与理想（307）　　（八）民主与改革（340）　

１现实主义　　　　　　　　　　１民主含义

２理想主义　　　　　　　　　　２一党主政

３一致与悖论　　　　　　　　　３执政理念

（四）刚性与弹性（313）　　（九）公民意识（350）　

１决策二重性　　　　　　　　　１核心价值

２模糊性　　　　　　　　　　　２匮乏

３一张一弛　　　　　　　　　　３培育

（五）兼容并包（319）

１兼容

２＂全对全错＂

３迁就与妥协

前　　　　　　言　　　　　　　（６）　

当代政治言说五彩纷呈，俯拾即是．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使之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政治大国，其突出表现便是政治言说中的主流话语在全社会的覆盖，而非主流话语也力求挤进社会生活中的各个角落．这种情势，甚至使得本来并不具有政治言说性质的某些话语，也带上了政治色彩．在主流话语中，表现着种种差异，而在非主流话语中，则更显歧见丛生．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之间，不但具有区别性，而且具有诸多共性，其间往往相互渗透，在相互批评中相互吸纳．

探讨这些政治言说，人们不但会看到其中表现出的政治理念和集团利益，而且会看到其中显现出的思维方式和伦理道德．对若干政治言说的社会心理层面进行分析，便于更好地把握政治言说的实质，从而有利于评判、肯定、否定、矫正．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中，由于社会历史形成的思想惯性，特别是由于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和强大的宣传工作，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现代社会历史中的著名流派，成为人们议论最多的，并且似乎是绝大多数中国公民信仰的一种＂主义＂，其中的社会主义理论，即被马克思称做＂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尤为人们称道，社会主义成了几十年来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不消说，在中国几十年来的社会生活中，在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解释和阐述上，分歧和纷争最多、最大，以致其中所表现出的真、善、美、功与假、恶、丑、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一般社会生活的状态和进程．在这些分歧和纷争中，对阶级问题和政党问题的议论，又几乎是人们不能须臾离开的话题，正是在这里，理论上的战场既显得尖锐而激烈，又在总体上推动着整个社会政治言说的进步．

在流行的理论中，把从认识到实践的发展过程，当成一个最重要的认识论公式或不可变易的生存法则．但从人们对政治言说的深入探索中，不难发现，在从认识到实践这一链条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中间环节需要确认并予以重视．事实是，认识之后，必有评价，评价之后，需要决策，决策之后，才是实践．在认识―→评价―→决策―→实践这一链条中，都可以和应当找到其间的线性联系与非线性联系，都能够发现其中蕴涵的思维观、真理观、价值观、政治观、决策观、实践观．科学地把握这一切，对于提升人的真、善、美、功的水准，提高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章　真理和谬误　　　　　　　　　　　　　　（８）

（一）属人性　　　　　　　　　　　　　　　　　（８）

１＂符合＂与常识

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１页）求知，就是力求获得真理．那么，什么是真理呢？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除了极少数古代神秘主义者、近代唯我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外，哲学家们几乎一致承认真理是人的主观认识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或再现，即承认＂符合说＂．连被称为不可知论者的康德，也认为＂真理乃知识与其对象一致．＂（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版第７４页）某些后现代主义者曾从实证和逻辑两个方面，挑战了真理的＂符合说＂，如后实用主义者罗蒂在对＂自然之镜＂进行批评时，指出了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等现代哲学家已经＂放弃作为准确再现结果的知识观的某种尝试．＂（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版第３页）但即使是这些人，也在事实上没有摆脱＂符合说＂的影响，因为他们也在宣传一种＂真观念＂，力求要人们相信这些＂真观念＂，这不就是在预设某种＂符合实际＂的真理吗？从真理产生的过程看，真理是通过人在观察和活动中，对客观现象进行体验得出来的．人们常将实践做为获取真理的起点，自然是有道理的．但这里的实践，通常具有＂有目的的自觉活动＂的含义，这就不能确切地说明真理的起点．人之获取真理，并非都是有意识的，那种常有的＂自然观察＂和＂无意扫描＂，也能成为获取真理的起点．出生不久的婴儿，不用通过人们常说的实践，而只是用双眼和双目等感官，就可以获取对周围事物的正确知识，即真理，这正如弗•培根所说的那样：＂知识是以感官为起点的＂．（新工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３８页）弗·培根还初步揭示了人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在经验的真正途程中，在把经验推进至产生新事物的过程中＂，＂我们实应遵循一个正当的上升阶段，┅┅一步一步，由特殊的东西进至较低的原理，一个比一个高，最后上升到最普遍的原理．＂（同上书第４６、８１页）这就是今人常说的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会循环往复，永无止境的．当然，正如爱因斯坦曾经指出过的那样，这种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并无必然的逻辑通道，这是由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人的本性的复杂性造成的．这两个认识阶段的界限不是固定的，且又互相渗透．没有纯粹的，不带某种理论的观察，即观察总是渗透着理论；也没有纯粹的，不带某种观察的理论，即理论总是渗透着观察．恩格斯曾举例说鹰的眼睛比人的眼睛看得远，狗的鼻子比人的鼻子嗅得灵，但都不如人更有识别力，其原因即在于人所独具的理论在起作用．胡塞尔的＂先验自我＂之所以能实现＂本质直观＂，就在于这＂本质＂是与＂直观＂联系在一起的．针对新中国建立后的哲学界，普遍存在着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这两个阶段机械地割裂开来的弊端，一些学者在七、八十年代要求用康德曾提出过的＂感性――知性――理性＂这一认识过程上的三段式，来取代＂感性――理性＂这一认识过程上的二段式，是有道理的．但如细察就会看到，当年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在使用＂理性＂这一概念时，常常是多义的，甚至是随意的．康德本人就曾将＂知性＂囊括于＂理性＂之中，他那＂纯粹理性＂中的＂理性＂，与他那＂实践理性＂中的＂理性＂，便有所不同，他还曾把人说成是＂有理性的动物＂．（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版第４６页）黑格尔也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过＂理性＂这一概念．如果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关于＂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的划分，又念及列宁关于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的论述，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依据刚翻译过来的苏联哲学教材所作的关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的论述，直到胡塞尔关于＂感性直观＂和＂范畴直观＂的论述，可以这样说：＂两个阶段＂之说，比起＂三个阶段＂之说，在逻辑上更顺畅些，在思维上更经济些．那么，将＂实践＂也包括在认识过程之中，作为认识运动中的一个阶段，是否恰当呢？从概念的确切含义看，应当说这也不够恰当．人们只能在正确地认识了客观对象之后，即获取了真理之后，才有可能去进行正确的实践活动．＂符合说＂表明，一种认识是否真理，其标准只能是其是否符合客观对象这一实际，符合者即为真理，不符合者即为谬误．当然，这里的真理与谬误，都有个＂程度＂和＂角度＂的问题．那么，怎样来确定这里的＂符合＂呢？甲认为是＂符合＂了，乙可能认为是＂不符合＂，这就要靠人的社会实践来检验．实践的结果成功了，就是＂符合＂，反之，就是＂不符合＂．由此可见，与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如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途径或方法．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过实践是＂标准＂这样的话．马克思在批评旧唯物主义哲学的缺陷时，讲的是＂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３页）恩格斯讲的是＂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３１７页）只是在列宁那里，才有了＂实践标准＂一说．但即使如此，列宁也并未否定＂符合说＂，他曾明确指出：＂理论符合于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列宁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３０页）当然，这里并非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正确命题的基本思想，更不是贬低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所发表的评论员文章的重要价值和由之引起的讨论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只是指明，＂标准＂之说，在逻辑上是有缺陷的，可考虑用＂途径＂或＂方法＂一类词汇来取代．

人们在运用真理这一概念时，往往扩大了它的外延．本来，真、善、美、功是人类基于人性的四大追求，其间关系错综复杂．真即真理，属于认识领域，善与美属于主体视角上的价值领域，分别适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人对客观对象的感受，功则属于客体视角上的价值领域．由于在古今中外的大量文献、文章、言说中，人们经常使用真理这一概念，便习惯于将这一概念扩大至善、美、功．＂为真理而斗争＂中的真理，已不限于认识领域，而扩大至价值领域．还应指出的是，真理与常识的关系，是一个往往被忽视了的问题．常识可解释为＂正确的普通知识＂，属于真理范畴．但一些人常常把真理视为较为深刻、较为高级的知识，久而久之，便陷入了忽视常识也是真理这种片面性．有些思想家和学者通过种种哲学思辨，抹杀乃至否定常识也是真理这一事实，造成了某种损害，这已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些事例，特别是为建国后的左倾错误泛滥年代的一些事例所证实．例如在＂大跃进＂中，一些领导人和知识分子竟然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土高炉能炼出优质钢＂这类违反常识的说法．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毛泽东竟然散布学生上课时睡觉、看小说，考试时交头接耳、打小抄等行为，有利于学生的成长，不办文科大学并不影响教育事业的发展等等违反常识的说法．这类说法，还被有人说成是运用＂辩证思维＂的表现．而事实却是，那些坚持常识是真理的观点而不被这种所谓＂辩证思维＂污染的人，常常能提出一些正确的见解来。例如工人出身的党的领导人陈云，就防止经济建设的冒进倾向，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见解，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长期从事武装斗争的党的领导人朱德，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警告人们不要盲目把手工业＂合营＂在一起，亦显得比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为正确．就连在＂文革＂初期紧紧追随毛泽东的个人野心家林彪，也在准备中共九大报告时，从常识出发，认为应当抓生产了，但终因毛泽东的否定，而放弃了常识，违心地做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九大政治报告来．对于＂常识＂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说过：＂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４９页）当代哲学家罗素也说：＂只要我们的理论原则的结论，依据我们感觉无可争辩的常识来断定是不合的，这些原则便不十分正确．＂（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年版第１３６页）我国学者徐有渔针对近些年来仍然广泛存在的从某种＂目的＂出发，经过无穷的思辨即诡辩而走向不顾常识的弊病，提出了＂重申和捍卫常识＂这一思想，是有意义的．的确，在目前主流话语的政治言说中，仍然沿袭过去一些在当时还有一定真理性而今已明显违反事实的结论．如硬说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是＂钱袋的民主＂、＂富人的民主＂．其实，到过西方发达国家的官吏、学者、留学生、旅游者、定居者普遍反映，那里在经济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政治民主也发展起来，该国所存在的＂钱袋的民主＂、＂富人的民主＂一类现象并非主流，且在总体上被该国社会所排斥．这类现象在当今中国也是存在的，且未必比那些国家为少，这是一种很普通、很简单的常识．现实生活表明，面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争论，如果用＂回归常识＂的方法，就能轻而易举地解决．承认常识的客观性，不为诡辩所迷惑，也就是承认真理的客观性，这正是＂符合说＂本身所必然要求的．

２列宁之说

真理既然是人的主观认识对客观对象的正确反映或再现，就必然在具有客体性、客观性的同时，具有主体性、主观性，就是说，无论就真理总体来说，还是就某一具体真理来说，它都是＂人的真理＂．古希腊智者普罗塔哥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已蕴涵了真理的属人性．但在他那个时代及其以后很长时间，哲人们还是着眼于对客观事物、客体及其属性的本身进行研究．自弗·培根和笛卡尔以来，哲人们注意了对人的主观世界、主体及其属性进行研究，至康德的＂三大批判＂，这种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康德不满意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们对＂物质世界＂所做的机械论解释，在休谟的启发下，对人的理性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从而对人的主体性做了较为深入地揭示．但他那个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却不能令哲人们满意．他的后人黑格尔反对将客体与主体割裂开来，认为客体同主体一样，都不是离开对方而存在的，＂主体即客体＂，＂客体即主体＂．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真理的主体性、主观性做了更为深入地研究．在马克思看来，对于事物、客体，还要＂从主观（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３页）．在恩格斯看来，人只能按自身的条件来认识人所能认识的东西，而＂永远不会知道，化学光线在蚂蚁眼里究竟是什么样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５８３页）．伴随着二十世纪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哲学家们普遍地认识到了真理所具有的主体性、主观性．追求哲学的＂严格科学性＂的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提出＂先验自我＂的思想时，弟子们虽多质疑，却难免受老师影响．海德格尔声称：＂一切真理都同此在的存在相关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７３页）这里的＂此在＂（ＤＡＳＥＩＮ），就是人的存在．萨特尔肯定：＂真理┅┅严格地是人的．＂（存在与虚无，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９５页）这里的真理，即人的真理．很明显，没有人，就没有人的认识与客观对象的＂符合＂、＂再现＂、＂反映＂，那里来的真理呢？这里涉及一个对列宁在论述真理问题时的某一观点的评价问题．人们知道，做为革命家的列宁是善于对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但他毕竟不是哲学家．在俄国１９０５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到日内瓦等地期间，列宁阅读了大量哲学著作，写出了有名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他较为正确地、深刻地论述了真理的客观性，反复强调了客观真理的存在，驳斥了俄国马赫主义者否定真理具有绝对性的片面观点．但列宁在论述中，过分依重了狄德罗、费尔巴哈等被马克思称作＂旧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有时甚至将＂客观现实＂与＂客观真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这在他＂承认客观的即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真理＂，并批判波格丹诺夫的＂真理是思想形式＂时，就表现了出来．列宁的这类说法，大大影响了原苏联和建国后中国的哲学界．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哲学界一些学者重视了对真理所具有的主观性的研究，并在报刊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在主流话语和流行教材中，仍然回避真理具有主观性这一重要观点，更不用说真理具有属人性了．在八十年代，还有学者谈论＂真理是被正确认识了的客观实际＂，＂客观真理就是客观世界及其规律＂．人们往往忘记了，即使在该著中，列宁也未完全把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混为一谈，他当时就批评了狄慈根所说的＂物质这个概念也应当包括思想＂，是一种＂糊涂思想＂．列宁后来在欧战期间，即在流亡后期，认真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哲学史讲演录＞，哲学思想有了重要发展，以致说出了＂人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这样深刻的思想．（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２３５页）否定真理的属人性，往往是同政治上的极端主义、排它主义、专制主义相联系的．

３倾向性

承认真理的属人性、主观性，就要承认的真理的倾向性．人类总是按人类的利益需求来认识客观世界，探寻真理的．黑格尔当年说过：＂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０页）主体总要＂对客体施加暴力＂（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６年版第４６８页），因为＂人的努力，一般地讲来，总是趋向于理解世界，同化并控制世界，好象是将世界的实在加以陶铸锻炼，换言之，加以理想化，使符合自己的目的．＂（小逻辑，三联书店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２２页）这种＂暴力＂和＂人的努力＂，必然使客体打上主体的印迹．他据此看到了＂事物纯全是有用的，并且只可以从他们的效用去考察他们．＂（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刷馆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６０页）这一思想被马克思继承了下来，在马克思看来，客观事物不但是人们认识的对象，而且是人们＂欲望的对象＂、＂需要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６７页）很明显，这种＂欲望＂、＂需要＂必然要渗透到认识的结果――真理中去．由是，恩格斯在考察人的认识能力时发现：＂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５７４页）就是说，怎么有利于人改变客观世界，人的认识能力就怎么去发展．做为这种活动结果的真理，必然是有利于人的．难怪列宁几次引用欧洲的一句谚语：如果几何学原理侵犯了人的利益，它也会被推翻的．做为与列宁同代的哲学家胡塞尔，认为欧洲科学出现了危机，因为科学脱离了人的＂生活世界＂，过分重视了逻辑和数学模式，而忽视了非逻辑和直觉模式．他在对他所说的＂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进行批评时，认为＂正是意向性――即是说，先验的――现象学通过自己的出发点和方法照亮着主体．＂（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７３页）他的弟子海德格尔认为：＂即使最纯的理论也不曾甩开一切情绪．＂（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６９页）卡·鲍波尔也指出：＂知识在各种主观形式中都是倾向性、期望性的．＂（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７５页）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进一步证实了真理的这种倾向性．在现代宇宙学这一宏观理论中，近几十年来，英美一些科学家在说明人和宇宙的统一性时，根据狄拉克的大数假说指出，基于宇宙中一些基本常数的巧合，才有了人类，才有人对宇宙的认识．这种＂人择原理＂，虽未被宇宙学家们普遍接受，却启示了人们：宇宙总是人心目中的宇宙，人对宇宙所做出的真理性的判断，归根结底是于人有利的．现代神经生理学（主要是脑科学）和现代心理学（发生认识论原理等）所做的微观研究表明，人的整个神经活动过程、心理过程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选择性、指向性．感觉是个信息过滤器，而思维则会对被过滤的信息进行整合．这一系列的认识活动，又与人的情感需要密切相关，即如心理学家皮亚杰说的＂情感中心的转移是同认识中心的转移相关联的．＂（儿童心理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２页）主体在对客体进行认识的过程中，每每要对客体的属性做出与主体有关的的选择：与主体关系密切的属性，能以迅速地进入感官并为思维所整合．牛顿能在瞬间把人们习以为常的蘋果落地这一现象，同他朝思暮想的落体定律联系起来，终于大胆地公布了他的科学发现．我国著名冰上运动员王濛能在比赛过程中，从众多嘈杂不堪的叫喊声中，辨别出自己的教练李焱的声音．看来，真理不但是主体对客体诸多属性的正确反映，而且是主体对客体诸多属性正确选择的结果．反映论与选择论之相容，突出地表现了真理的属人性、倾向性．

（二）相对性　　　　　　　　　　　　　　　　　　（１８　）　　

１＂不真的真理＂

真理所反映出的内容既然是客观的，就必然具有绝对性，但真理做为一种反映的形式是主观的，就必然具有相对性．但这里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绝对性与相对性又是统一的．由于客观事物的属性、联系和关系是复杂多样、不可穷尽，且发展变化的，又由于主观世界的属性、联系和关系同样是复杂多样、不可穷尽，且同客观事物具有不同的联系方式的，使这里的相对性令人瞩目．从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看，人们总是努力追求绝对真理，但所得到的却总是相对真理．如果说古代哲人对此认识只停留在表面的、感知的层次上的话，那么近代和现代哲人则对此已深入到内在的、理智的层次的高度．弗·培根认识到：＂即使在普遍命题中，我们也不要求精确的或绝对的肯定或否定．＂（新工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８６页）＂休谟问题＂（＂归纳问题＂）和＂康德问题＂（＂先天综合判断的有效性问题＂）就认识论的实质来说，是对真理具有相对性的一种折射和无奈．费希特看到，人的认识＂不能穷尽一种对象的所有属性．＂（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８页）黑格尔则从人类哲学史的经验教训中得出：＂一种真理同时又是不真的真理．＂（哲学史讲演录第１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４页）在他看来：＂真理就是全体＂．（小逻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５６页）而单个的判断，即使是正确的，也会因＂遗漏＂而不真，＂因为判定的形式总是片面的，就其只是片面的而言，它就是不真的．＂（同上书，第１００页）恩格斯关于波义耳定律的真理性和雷尼奥对它所作改进的论述，是人们熟知的．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之超越牛顿的经典力学，也为科学界所公认．近几十年来，对宏观大尺度的宇宙现象的新发现，又使相对论力学，受到了挑战．据此，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诸多流派的理论，从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到批判理性主义中的＂证伪主义＂，从库恩的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到沙佩尔的科学实在论，都以现代科学为背景，肯定了真理的不完全性和可变性．罗素的这句话，已经得到了当代哲学家们的广泛认同：＂绝对正确是永远达不到的．＂（我的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０９页）卡·鲍波尔说：＂我们科学知识中可能是肯定的一切，只是就一定时间内一定理论得到优选来说的．＂（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２页）罗蒂则扩展为：＂没有君临一切之上的合理性结构．＂（哲学与自然之镜，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７１页）据此，有必要对当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理论家波格丹诺夫对恩格斯承认有个别的＂永恒真理＂的批评，做出新的评价．无疑，恩格斯反对杜林鼓吹的＂永恒真理＂观是正确的．但恩格斯说，象＂２乘２等于４＂和＂巴黎在法国＂是＂非常罕见＂的永恒真理，却显不妥，波格丹诺夫批评恩格斯的说法是＂不坚决果断＂，＂流露出他对某些尽管是可怜的＇永恒真理＇的承认＂，并没有什么不对．在这里，恩格斯的确表现出了某种不彻底性．＂２乘２等于４＂是在十进位的前提下的真理，如果在二进位的前提下，就不是真理了．同样，＂巴黎在法国＂也是在现行地理疆界前提下的真理，如果在将来的某一天国界消亡了，就不是真理了．当然，即使人们把这些前提的变数讲得再全面，也不会穷尽一切的．应当说，列宁批评波格丹诺夫对恩格斯的修正，是欠公允的．当代科学家对于真理获取的过程，又做出了新的探索，从而突破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种传统的理论模式，使真理的相对性在新的视角上显现出来．现代思维科学的一些学者，引入了精神分析理论和现代系统科学的新成果，指明人的大脑既存在意识的活动，又存在潜意识的活动，并显示出＂多个自我＂的状态．灵感做为大脑活动中的一种自组织行为，或许就是这种意识与潜意识交互作用的产物．现代神经生理学在从巴甫洛夫的反射水平提升到细胞和分子水平后，一些学者开始探索神经元细胞中核糖核酸和脱氧核糖核酸这些高分子的功能，发现它们能够对所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分门别类地编码，在编码的过程中，有些信息被整合到逻辑通道中去，成为意识，有些则未被整合到逻辑通道中去，而成为潜意识．两者在交互作用中，常常呈现激活态，这就是灵感．这种灵感所产生的知识，虽带有＂黑箱＂的性质，但有些却是真知识，即真理．由此，人们可以从新的视角看到真理所具有的相对性．

２爱因斯坦之说

在二十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中，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业绩，令人瞩目．他在１９０５年发表的关于布朗运动的理论文章，关于光量子的理论文章和关于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的理论文章，是科学殿堂中极富创见的瑰宝．而其中的后篇文章，在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狭义相对论，在三年后被他的老师闵可夫斯基预测为会对近代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不久人们便认识到并感受到了这种影响．二十世纪的众多哲学家，深受了这种影响．爱因斯坦在提出狭义相对论时所作的＂理想实验＂揭示，在与光速接近的高速运动中，运动客体在观测主体看来，长度缩短（尺缩）和时间变慢（钟慢）的测量效应发生了．这就表明，被测物体的时空对于观测者具有依赖性，也可以说，测量值等于本征值与主客观关系效应之和．当然，这里阐述的相对性原理仅限于两个作相对匀速运动的惯性系，为了把相对性原理推广到加速运动系统，爱因斯坦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引力问题的研究，终于认识到，时空的性质不仅取决于物质的运动，而且取决于物质的分布，从而提出了＂等效原理＂：＂由于物质的惯性质量同引力质量相等＂（爱因斯坦文集第１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６５页），就可以推断出，一个具有某种加速度的非惯性系，等效于含有均匀引力场的惯性系．也就是说，一个加速系统所看到的运动与存在引力场的惯性系统所看到的运动完全相同．正是在＂等效原理＂的基础上，他在１９１５年创立了广义相对论，并在１９１６年发表了＜广义相对论基础＞一文．爱因斯坦关于相对性的普遍性的原理，显示了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人的认识环境、条件不同，相对独立的主体与相对独立的客体的联系方式不同，亦即主体观察客体时所设定的参考系不同，做为对象的客体，对于做为观察者的主体来说，便会显示出不同的性质．因而，主体对客体所做的真理性的判断，便会有所不同．（可参阅拙作＜论主体之设定参考系＞，载＜内蒙古社会科学＞１９８８年第５期＝＝）做为与爱因斯坦同代人的革命家列宁，在流亡西欧和中欧时，对当时的＂物理学危机＂和由之引起的＂物理学革命＂是有一定了解的，这从他在１９０８年所写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即可看出．只是他在当时不可能了解或理解即使当时的科学界也很少有人能了解或理解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列宁当时在批判卢那察尔斯基的一句话时说的＂这句话的前半句包含着绝对真理，后半句包含着相对真理＂（列宁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１３页），影响了后来苏联和中国的哲学界，致使一些学者至今还认为有两类真理，即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相信＂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这类无法证实的判断，并徒劳地在那里寻觅和划分那些真理是所谓＂绝对真理＂，那些真理是所谓＂相对真理＂．不过，列宁以其科学的辩证观，在思维方式上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不谋而合之处．例如他当时针对工人运动中出现的把社会主义当成自己应当信奉的宗教这一点指出：＂这一论点，对某些人来说，是从宗教转到社会主义的一种方式，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从社会主义转到宗教的一种方式．＂（同上书，第３８２页）这就要看人们设定了怎样的观察问题的参考系了．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存在着这样的现实问题．从别种信仰或无信仰，转变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这就是一种进步，但从理性地信仰共产主义，＂发展＂为宗教式地信仰共产主义，这就是一种退步．在当前的政治言说中，要求对共产主义给予宗教式的＂笃信＂，不是每每遇到的吗？

３量子力学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所创立的量子力学，是研究微观粒子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是二十世纪最热门的物理学，同样有着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在被视为量子力学的正统解释中，丹麦哥本哈根学派海森堡提出的＂测不准（不确定）原理＂揭示了，一些微观客体的共轭物理量，在测定过程中出现了相悖性．如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不能同时准确地测定，粒子的位置测量得越精确，粒子的动量就测量得越不准确．在用哲学观点提升这种＂测不准（不确定）原理＂时，哥本哈根学派首领玻尔提出了一个与牛顿线性因果观迥异的＂互补（并协）原理＂．他指出，用经典物理学概念来描述原子现象，不可能具有所要求那样的完备性：在微观领域中，运用一部分经典概念的同时，会排斥另一部分经典概念，但这被排斥的概念却是在另外条件下说明物理现象时所不可缺少的，可见，这些经典概念之间，并非绝不相容，而能互相补充．这里的＂互补＂，就认识论的含义来说，就是客体与主体的＂互补＂．物理学的最新成就证明，所谓＂量子行为＂，不仅是限于发生在原子尺度的现象（哲学译丛，１９８６年第６期第６８页），甚至人的思维过程，也表现出某种＂量子行为＂（哲学动态，１９８７年第１１期第２２页）．在思维活动中，人们把被称为直觉思维的灵感，视为思维具有非逻辑性的重要表现，而这种非逻辑性自然是不完备的．这样就常常需要由不同于已知结论的其它结论来补充，而这种补充甚至会导致悖论的出现．不过，这种悖论未必都会带来消极的后果．罗素在谈到洛克的那种＂牺牲了首尾一贯＂的理论体系时，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含着明显的自相矛盾，没有任何理由设想一个自圆其说的体系就会比象洛克的那样显然有些错误的体系含有较多的真理．＂（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年版第１４３页）这与罗素的同行、朋友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是相照应的．按照这种＂不完全定理＂，形式数论的系统一致性的证明，不可能在形式数论的系统本身中实现．也就是说，系统的相容性（一致性）与系统的完备性不可能两全．看来，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都难以完全消除其自身的矛盾．在科学史上还常常出现＂理论嫁接＂的现象，即在新理论诞生之前，往往将新事实嫁接到旧理论之下，直到条件成熟时，才消除了这种矛盾的现象，即抛弃旧理论，宣告新理论的诞生．十八世纪上半叶盛行的燃素说，尽管比前此的＂炼金术＂说要科学些，但它之漏洞迭出，使化学家们决心通过实验加以填补．普列斯特列做了一个有成效的实验，获取了氧气，在事实上堵塞了漏洞．但他囿于既有的理论，以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燃素＂，硬是把他的新发现＂嫁接＂到了燃素说上．只是后来的拉瓦西，通过进一步的实验，才终于创立了更为科学的化学理论――氧化说．在社会科学中也有类似现象，例如在中国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主流话语把林彪、江青等人说成是＂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大批判，以纳入到当时盛行的机械阶级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论中去．只是后来，才逐渐抛弃了这种被僵化了的理论，抓住了这些野心家的＂人性恶＂的本质，而不是什么＂阶级本质＂．

（三）多元性　　　　　　　　　　　　　　　　　　（２５）

１＂语言学转向＂

洛克在十七世纪就已认识到：＂同一文字在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义．＂（人类理解论下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５５页）十九世纪的黑格尔更指明了，同一句话，从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口中说出，会有深浅不同的含义．当历史跨到了二十世纪之后，西方哲学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和现代解释学，使得做为思维活动的物质外壳和思想交流的基本工具的语言，不但是语言学的对象，而且成了哲学的对象．按照罗素的＂同构＂理论和＂信念＂理论，任何语言符号系统，虽然可以与客观对象＂同构＂，与主观＂信念＂符合，但都不能做到完满的表达．事实正是如此．试想，几千年来，人们为什么常常为＂下定义＂感到头痛呢？因为＂对象有许多方面＂（列宁全集第３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２５４页），有无穷无尽的属性、联系和关系，用任何语言给客观对象下定义，即使再完备，也不能囊括客观对象的一切，并使一切人满意．人只能依据当时的情势和实践需要，下一个相对完满的定义．也可以说，在语言和对象之间，存在着无法完全消除的差距．这样，从历史和现实看，定义总是多种多样的，也就不值得奇怪了．按照罗素的朋友、同行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语境说，同一句话，不但由不同的人说出会有不同的意义，而且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会显出不同的意义．难怪科学哲学家奎因感叹地说：＂句子蕴涵的多样性是无限的．＂（哲学译丛，１９８３年第６期第５５页）这里还可以补充说：语言一经说出或写出，就有了不同于在人的头脑中曾有的意义了，因为这里增加了＂说给听者＂或＂写给读者＂，从而＂影响别人＂或＂作用别人＂的效应的因素了．当代解释学家伽达默尔指出：＂语言也大于某种主观态度＂，用语言来＂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再创造＂，＂理解就是对于本来事物的重建．＂（真理与方法，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７４、２４６页）对＂文本＂的任何理解和解释，都有个人主观见解的渗入，都是一定的重建和创造，而不可能是绝对地忠于＂文本＂．即使在不同语言之间所做的准确翻译，也不可能绝对符合＂原文＂，而必然渗透出译者所属民族的历史文化积淀下来的社会心理和语言习惯，甚至是译者个人的偏好，从而造成对＂原文＂的丢损、疏漏或偏离，即人们所说的翻译工作中的＂库恩损失＂．例如毛泽东的诗词，在翻译家精心译成俄文后，专家们和广大读者，总感未尽其意．语言又是具有概括性的，而按列宁的说法，任何概括都具有＂幻想＂的成分．（列宁全集第３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４２１页）这种概括性，既会给使用者的原意带来一定的遮蔽，又能给各种解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所指＂与＂能指＂区别开来．这就表明，语言的含义具有某种模糊性，常常会超出用语本人说出或写出时所占有的资料和见解，从而使其适用边界在时空上扩张了，并呈现出某种不确定性．例如，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广大群众咒骂汉奸＂不是人＂，其实，按照人这一概念的本意，汉奸也是人，只不过不是好人，显然，这里的＂不是人＂，指的是＂不是好人＂．人们通常讲的＂坏人一定没有好下场＂，＂腐败分子一定会暴露在阳光之下＂，则非科学语言，因为坏人、腐败分子未被揭露出来并受到应有惩处的大有人在．这只是有一定警戒和威慑意义的语言，与真理无关．当然，在社会生活中乱用概念的现象也是存在的，这种乱用，超出了语言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这一合理范畴了．例如近年来，中国大陆流行的所谓＂游戏规则＂一说，就存在着乱用的现象．有人甚至针对朝鲜半岛一度出现的＂战争边缘＂的危险，要求有关各方遵守＂游戏规则＂，这就把一个十分严肃、严重的问题，弄成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了．因为汉语中的游戏，就是＂玩耍＂、＂娱乐活动＂之意，英语中的Ｇａｍｅ和俄语中的ИГРа，都既可译为＂组织活动＂，又可译为＂游戏＂．只译为＂组织活动＂，或许是造成乱用＂游戏规则＂这一概念的重要原因．

２不同陈述

自达•芬奇以来，＂真理只有一个＂的命题，几乎成了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和政界、学界、知识界的共识，从黑格尔到毛泽东，都明确地肯定了这一点．无疑，这种共识成了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进器．但真理总是要用语言来表达的，免不了受语言的＂纠缠＂．由是，哲人们渐渐注意到了事情的另一面，并渐渐看到了这一命题的不完全性．就是说，在特定的意义上，真理的确只有一个，但在另外意义上，真理并不止一个．爱因斯坦指出：＂对应于同一个经验材料的复合，可以有几种理论，它们彼此很不相同．＂（爱因斯坦文集第１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１５页）量子力学家们普遍承认，海森堡的矩阵力学方程同薛定谔的波动力学方程并不相同，但在描述微观粒子的因果制约性上，两者在数学上等值，这就是石里克所说的：＂海森堡的理论与薛定谔的理论尽管在形式上完全不同，在物理学上却是完全一致的．＂（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第５５页）科学哲学中的一位代表人物库恩指出：＂一位科学观察者按规定进行的活动，是能以无数方法加以描述的．＂（哲学译丛，１９８４年第３期第７页）另一位代表人物奎因也明确认可了＂对同一世界的不同陈述．＂（哲学译丛，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第５７页）当代研究＂意会知识＂和＂言传知识＂关系的物理化学家波兰尼指出：意会知识是一种个体知识，带有各不相同的个性特征，在其转化为言传知识时，即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知识时，必然要显出差异来，出现不同的表述方式，甚至产生不同的理论体系．难怪，爱因斯坦在晚年谈到＂认识论同科学的关系＂时，批评了那些＂寻求一个明确体系的认识论者，一但他要力求贯彻这样的体系，他就会倾向于按照他的体系的意义来解释科学的思想内容，同时排斥那些不适合于他的体系的东西．＂爱因斯坦认为，一个有头脑的科学家，在这种有体系的人看来，＂必定象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一个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象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所给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象一个唯心论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出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得住脚而论，他象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可以象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或者毕达哥拉斯主义者．＂（爱因斯坦文集第１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年版第４８０页）爱因斯坦在这里告诉人们，要善于运用多种方法论来认识客观对象，而不应当拘泥于一种方法论．既如此，人们对于该对象所得出的结论，即使都是正确的，也不会完全相同．这样，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既要承认在具有确定客观内容这一点上的真理的一元性，又要承认在不同视角上运用不同方法从而得出不同结论的真理的多元性．科学哲学的另一代表人物拉卡托斯，在总结若干科学研究纲领的经验后得出结论说，＂理论多元论＂，要优于＂理论一元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９５页）他的话是有道理的．

３＂一个主义＂

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否定和排斥真理多元性的观点是相当普遍的，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尤为如此，并已经和继续给理论的发展，带来损害．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某种社会思想理论称为＂主义＂，并在认识论的视角上将自己所信奉的＂主义＂叫真理．但＂主义＂这一外来语词尾，在英语中是ism，在俄语中是изм，两者都既可译为＂主义＂，又可译为＂教＂，可见，＂主义＂含有＂教义＂这种绝对排它的成分．由此，即使是客观真理的某一＂主义＂，亦有转化为教义的可能，对于一个执政的政治集团所信奉的＂主义＂来说，尤为如此．这种教义式的＂主义＂，已蕴涵了谬误的因素．不可否认，当执政的政治集团把本来是客观真理的某一＂主义＂，当成＂绝对真理＂来在全社会推崇并在法律上予以确认时，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真理的传播的，但由此带来的神圣化和凝固化，却会导致真理的破损．可见，对＂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和运用，要持审慎的态度．＂主义＂这一概念同任何概念一样，都是人造的，人不能犯＂主义病＂，被自己的创造物所奴役．毛泽东曾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比过共产党所信奉的共产主义和国民党所信奉的三民主义．他从认识论、真理论的视角出发，指明＂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要求共产党人认真领会和运用＂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理论和方法．＂（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８８、７０６页）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并没有否定孙中山所创立并重新解释了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正确性，他还特别指出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两者的共同点和区别点．他坚决反对当时的国民党顽固派的＂一个主义＂之说，这在事实上是坚持真理的一元论的同时，认可了真理的多元论．人们知道，国民党后来的失败，并非它所标榜的三民主义不正确，而是它歪曲三民主义的本义，且在行动上反其道而行之，而其表现之一便是奉行＂一个主义＂，拼命攻击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遗憾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主流话语未能摆脱＂一个主义＂的思想影响．在＂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名义下，排斥了三民主义、自由主义中的正确的、合理的思想，忘记了一个浅显的道理：不管它叫什么主义，只要它具有某种真理性，对维护和发展人民的利益有用，对社会的进步事业有用，就可以和应当用其中的＂真理因素＂来＂指导＂．在唯我独尊的＂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拒绝吸纳民权主义中注重人权的思想，拒绝吸纳民生主义中注重民生的思想，拒绝吸纳自由主义中注重个人自由的思想，其所带来的后果，是人所共知的．这种情况，只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有改变．但主流话语至今仍否定真理具有多元性，在＂指导思想一元化＂的方针指导下，只要一种＂主义＂作指导，排斥了其它＂主义＂中的优秀思想作指导，造成了政治言说空气的沉闷，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四）追寻普遍性　　　　　　　　　　　　　　　（３１）

１始原说

为了获取真理，人类理性要求寻找事物间的普遍性，以做为认识事物的基点．在古印度哲学中，已经出现了＂要从普遍者开始＂的思想．（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１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５１页＝）在古希腊哲学中，更把＂普遍＂做为人所要有的＂一个坚实的东西＂，并以此＂作依据＂（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２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版第２３页＝）至近代哲学，哲人弗·培根注意到：＂心灵总是渴望跳到具有较为普遍性的地位．＂（新工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第1２页）现代物理学家兼哲学家石里克更明确地指出：＂我们对知识的渴望，┅┅迫切地要求持续不断地增进自然界的统一．＂（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第８６页）在日常生活中，面对大千世界的各种具体事物，人们总是力求从中找到＂共相＂即普遍性来，从而在本质上认识具体事物．对于哲学家来说，更把目光放在整个世界或宇宙的＂普遍性＂上来，寻求那＂最高＂或＂最后＂的基点．由此，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哲学家们自然地进行了探寻整个世界或宇宙的＂始原＂的工作．在古印度哲学中，就有＂自在天＂、＂绝对心智＂之说，在古代中国哲学中，就有＜尚书•洪范＞篇中的金、木、水、火、土，老子的＂道＂，孔子的＂天＂，＜易传＞中的太极．在古希腊哲学中，就有泰利士的水，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形＂，阿那克西美尼的＂气＂，毕达哥拉斯的＂数＂，赫拉克利特的＂火＂，留基伯和德摩克利特的＂原子＂，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念＂，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恩培多克勒的＂四根＂――水、火、气、土．其中的原子说和理念说，对后世的哲学影响很大．到了近代，古希腊哲学的继承者――欧洲哲学在探索＂本原＂上，发生了变化，并在诸说之间，进行了争辩，以致形成了＂物质本原说＂与＂精神本原说＂的原则分野．随着西学东渐，这种分野深深影响了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东方哲学．那么，什么是物质，什么是精神呢？近代哲学家笛卡尔认为：＂物质的本性仅仅在于它是一个广延的东西．＂（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８１页）伏尔泰更指出：＂物质的本质┅┅在于它是广延和不可入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第６０页）后来，恩格斯做了这样的说明：＂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当我们把各种有形地存在着的事物概括在物质这一概念下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它们的质的差别撇开了．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不同，它不是感性的存在着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５９８页）这样，恩格斯使用＂物质＂这一概念所达到的抽象程度，就远远超出了古希腊、古印度和古代中国的哲学家们所使用的诸如＂水＂、＂土＂以致＂原子＂这样具体的概念了．或者说，物质这一概念，是那些具体概念的最为抽象的概括．列宁在１９０８年对物质下了一个有名的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官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列宁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１２８页）这一定义，长期为原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奉为不可变易的经典，其合理性是明显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理论的发展，这一定义的缺陷也显露出来，因为这里的＂客观实在＂的范围超出了物质这一概念的外延．物质的属性是客观存在，但客观实在不一定都叫物质，例如人的精神就是做为物质的大脑的一种属性，但能把精神叫物质吗？显然不能．人们经常谈论的运动、时间、空间，也都是＂客观实在＂，并且都是物质的属性，却不能叫物质．列宁在谈论＂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之内才能运动＂（列宁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１７７页）时，也是不把运动、时间、空间视为物质的．晚于列宁的当代哲学家邦格说：＂不能把物质实体与有质量的客体等同起来，更不要说把它与固体等同起来了．因为人们已经发现例如电磁场和中微子场等静止质量为零的场．也不能把物质客体定义为独立于主体而存在的东西，因为┅┅非物质的对象如观念也是独立存在的．＂（哲学译丛，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第４５页）看来，虽然物质这一概念同任何概念一样，是发展变化的，但还是有较为确定含义的，这就是说，人们大体上是在＂物质实体＂的意义上使用物质这一概念的．至于精神这一概念，在中外哲学家那里，则歧义较小，人们越来越相信精神是大脑的机能．在各种宗教中的精神实体如上帝、安拉、佛佗，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只是人们想象中的物质实体的发动者、支配者、裁决者而已．就＂追寻普遍性＂，特别是探求＂始原＂而言，精神同物质相比，大有逊色．＂物质＂这一概念，能为人们认识世界事物，把握客观实在提供一种较为牢固的前提，从而为实践活动准备较为坚实的基础．而精神这一概念，则难以做到这一点，甚至还会造成误导，致人走向宗教迷信．

２＂基本问题＂

恩格斯有一个对后人，特别是对原苏联和中国的哲学界有重要影响的论断：＂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３１５页）后来，包括恩格斯在内的众多哲学家，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转义为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在批评杜林时，曾经把物质与存在这两个概念做了区分，甚至说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性，而在于它的物质性．近些年来，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一些学者，对这里所谓的＂基本问题＂提出了质疑．有人发问：＂既然经济学、法学等学科都不讲＇基本问题＇，何以哲学要讲＇基本问题＇呢？＂这种质疑和发问，对人们是有启发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解决＂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可以这样说，从古今中外哲学家关于哲学的定义和对哲学的阐述中，至少可以找出几十个各不相同的说法，有的哲学家自己就做过各不相同的解释．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间断地使用着＂哲学＂这一概念，包括想要＂解构＂哲学的某些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在内．这就表明，对于＂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人们大体上还是有共识的．哲学所面临的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最抽象、最普遍的问题，即人与客观事物，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的问题，包括真理领域中的问题和价值领域中的问题．这也可以说是哲学的基本问题．离开＂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来谈哲学的＂基本问题＂，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在中国大陆流行的哲学教材中，既讲＂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哲学是关于自然界、社会生活与思维活动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又讲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或如恩格斯说的存在与思维的关系的问题，这就有违反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之嫌了．事实上，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只是哲学问题的一部分或一方面，并不总是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英语ｂａｓｉｃ和俄语0CH0BA不但可译为＂基本＂，也可译为＂首要＂，而译为＂首要＂，似更贴切．恩格斯强调＂特别是近代＂，是有道理的．因为正是在近代，两者关系的争论在哲学领域中突出起来，以致宗教神学借精神是＂本原＂、＂第一性＂之说，来为神、上帝做哲学辩护．即使在恩格斯论述这一问题的时代，宗教神学仍在欧洲和世界横行，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尚未普及，脑科学则刚刚起步．历史发展到了二十世纪，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整个世界的哲学领域中，不管一些人怎么强调那个＂基本问题＂，大多数人却不在物质与精神或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上做文章了，更没有多少人在那里讨论谁是＂本原＂、＂第一性＂的问题了．这里不是因为西方一些哲学家在有意＂回避＂，而是如罗素说的那样：＂心与物的区别――这在哲学上科学上和一般人的思想里已经成为常识了．＂（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７９页）

３唯物与唯心

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恩格斯认为：＂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他还特别指出：＂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义，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３１６页）对此，结合后人的理解和运用，有三点可以指出来，加以讨论．首先，任何用语含义的相对性，都能在不同民族语言的翻译中表现出来．英语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和俄语MATEPNAΛΝΜ，都既可译为＂唯物主义＂，也可译为＂物质主义＂，百余年来，人们已习惯于译为＂唯物主义＂，但如直译，且为防止理解上的绝对化，似译为＂物质主义＂更当．恩格斯讲的两大哲学派别的分野，主要指的是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欧洲哲学界的状况．而自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创立以来，＂唯物主义＂便有了新的含义．马克思把＂社会存在＂当作＂物＂，是借用了传统中的＂唯物主义＂中的＂物＂的．而作为＂社会存在＂的＂物＂，是与传统中的＂唯物主义＂中的＂物＂有所不同的，因为它指的是生产关系即人与人之间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的总和．而这里的＂社会存在＂是人的存在，是离不开人的精神的存在．其次，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区别性、对立性是有限的，并不象列宁和后来的列宁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重大．列宁在１９０８年把哲学史说成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两个党派＂的斗争史，后来的列宁主义者以及原苏联和中国的哲学教材也都以两者的斗争做为哲学史的主线，这种观点和做法，既与历史和现实并不完全符合，又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哲学的贫困＂．在古代哲学中，无论是古希腊哲学，还是古印度哲学和古代中国哲学，都未见有什么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派＂的斗争，甚至连这两个概念都未曾出现．有人根据传说中的柏拉图想要烧毁德摩克利特的全部著作，就断定古希腊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斗争的激烈，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把德摩克利特说成是唯物主义者的根据是他和留基伯的原子论，但他们都相信神的威力，事实上将神视为＂本原＂，难怪黑格尔将留基伯说成是＂唯心主义者＂呢！（哲学史讲演录第１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３３２页）而德摩克利特又鼓吹＂要象使用四肢一样使用奴隶＂，这与＂理念论＂者柏拉图主张的＂不可有私有之物＂，有很大不同，但两者皆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无关．后者在推动人类认识发展的贡献上，也是前者所不及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这一问题在五十年代曾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但因划分标准模糊不清，无果而终．中国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在谈到先秦哲学的划分时举例说：＂如洪范仅言五行，以此为宇宙中之根本者，则亦可谓一种唯物论．然洪范所说世界之最高存在为天或帝，┅┅实是一种有神论．＂（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０页）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个概念的出现，是十七世纪以后的事．最让人反省、反思的是，当年主流话语对林彪的＂天才论＂的评判．在＂文革＂前期林彪被九大党章定为＂接班人＂的前后，＂天才论＂不但被说成是唯物主义的，而且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然而在＂文革＂后期林彪叛逃败亡之后，＂天才论＂突然又被说成是唯心主义的，而且是最反动的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在做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时，主流话语都是振振有词，理直气壮．这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是一种＂糟糕的政治＂，又表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划界上的某种不确定性．难怪列宁在１９１４年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之后，不再强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而认为哲学史是一部认识史呢！最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界，在理论上与实践上并无＂重大＂的意义．直到现在，中国流行的哲学教科书仍把实事求是原则说成是基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是很牵强的．其实，在被认为是唯心主义者的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有了＂实事求是＂一说．（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９年版第二章ｐ６６）而并非唯物主义者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在＜１９９９：不战而胜＞中，直截了当地宣传了＂实事求是＂这一原则．人们还不难发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整个社会都在大力宣传唯物主义，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几乎真诚相信并决心践屡唯物主义，且自称＂唯物主义者＂．但这并未能对＂大跃进＂、＂文革＂中盛行于全社会的浮夸蛮干、弄虚作假、颠倒黑白之风起到抑制作用，人们记得，那时，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唯物主义＂的喧嚣声不绝于耳！在此期间，不但尼克松较为准确地预见到苏联等原社会主义国家会发生＂和平演变＂，就是美国并不信奉唯物主义的某智囊机构也较为准确地预见到在美军撤出越南后将发生中越边境战争．这些为后来证实的重大变故，是那些坚信＂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信条的唯物主义者们所无法预见的．不可否认，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已大体上抛弃了流行多年的＂唯心主义反动，唯物主义革命＂的命题，但主流话语仍习惯于将错误的观点与做法同唯心主义联系起来，而将正确的观点与做法同唯物主义联系起来，未能重视恩格斯当年说的＂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义＂的警示．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唯物主义是错误的，更不是说唯心主义是正确的，而只是说，两者对于人们的认识和实践，都管不了那么许多,没有必要事事都往两者上挂靠．

（五）静与动　　　　　　　　　　　　　　　　（３９）

１两种状态

静止与运动是事物存在的两种状态，静止不是运动，运动也不是静止．不能认为只有运动才是事物的真正状态，这一点，自伽利略以来，就已为自然科学说明了．而这种观点扩展至社会生活领域时，更显出了它的真确性．那么，把握静止状态与把握运动状态，何者更为重要呢？应当说，两者同样重要，不存在把握运动状态更为重要的问题．人们认识事物，总是从静态开始的．恩格斯指出：＂必须先研究事物，然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而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３３８页）这就是说，人们首先应当树立的是静止观，否定静止观，是片面的．当然，由于常识告诉人们，树立静止观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人一生下来，在面对大千世界的各种具体事物时，最容易和最先感到的就是事物是什么样子的，而这是离不开＂静止观＂的．正因此，人们便容易将其固定下来，以致在事物发生变化时，仍不能察觉．由是，思想家和理论家们很自然地强调易被忽视的＂运动观＂．这种运动观，要求人们在事物还没有显出变化的状态时，就能加以预测，以便未雨绸缪．但恩格斯在强调这一点时还是比较慎重的．他既讲到了＂平衡是和运动分不开的＂，又讲到＂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５８９、５９０页）这后句话，在列宁那里，便成了＂对立面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列宁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７１２页）这深深影响了原苏联和中国哲学界，在流行的哲学教材中过分强调了运动观，乃至否定了静止观，但这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并导致了不良的社会政治后果．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就不承认有所谓＂绝对运动＂，因为没有科学实验依据．（爱因斯坦文集第１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１７页）而以革命为己任的革命家，常常把运动观绝对化，造成急躁冒进的不利后果．在毛泽东那里，更是将排斥静止观的运动观，做为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哲学武器，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危害．

２＂形而上学＂

静止观是否属于形而上学的观点呢？形而上学（英文ｍｅｔａｐｈyｓｉｃ，俄文МЕтАфИзИКа）的原义是研究具有最高普遍性、抽象性东西的学问．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理论中的哲学部分，被后来的学者整理为＂物理学的后篇＂，计十四卷，取名为＜形而上学＞，以与象物理学这类＂形而下＂的学问相区别．可见，从源头上看，形而上学的本义就是哲学．在中世纪后期哲学家笛卡尔那里，＂哲学的第一部分就是形而上学，……第二部分就是物理学＂（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８年版ｐｖ１１）在近代著名哲学家黑格尔那里，形而上学的含义发生了某种变化．他曾指出：＂一方面是一种形而上学，一方面是各种特殊科学＂．（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版第６０页）＂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用不用形而上学，而是我们所用的形而上学是不是一种正当的形而上学．＂（小逻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１６页）他指出：洛克的哲学是＂形而上学＂，＂它研究普遍规定＂．（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版第１５３页）但他批评洛克等经验主义者在＂作形而上学的思考＂时，＂总是把有限与无限、原因与结果、肯定与否定分裂开．＂（同上书，第３４８页）由上可见，从古代到近代的欧洲哲学，都没有把形而上学同＂静止观＂联系了起来，至于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东方哲学就更不用说了．就是在马克思的早年，也没有把形而上学同＂静止观＂联系起来，他就说过：＂哲学的形而上学的真理不知道政治地理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１６页）只是在恩格斯那里，事情才发生了重要变化．他把黑格尔对旧形而上学的批评引申为：＂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成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３３８页）＂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２２０页）但他还是认为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有重大的历史根据＂．列宁在他的哲学著作中很少谈到形而上学，只是偶尔批评它忽视对＂认识的过程和发展＂的研究．但在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毛泽东的＜矛盾论＞那里，形而上学不但不是它在古代和近代所具有的本来含义，而且成了完全错误的哲学观点和方法．他们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深深影响了原苏联和中国的哲学界，至今中国哲学界的主流还在那里抬高＂运动观＂的地位和意义，而否定＂静止观＂的地位和意义，并把＂静止观＂说成是完全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形而上学观点＂．人们还轻率地说：＂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的扩大或缩小．＂但人们却举不出这样的＂形而上学家＂的代表人物来，因为这样的代表人物无论在学界，还是在政界，几乎是不存在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哲学家们，还都在形而上学的本来意义上使用着这一概念，中国的一些哲学学者，也正在这样做．二十世纪以来一些逻辑实证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对形而上学的发难，以致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针对的并不是一般的哲学，而是那种追问＂第一性＂、＂本原＂、＂存在＂这些在他们看来并无意义的哲学．

３辩证法

辩证法（英语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俄语ДИОЛЕКТИКА）是与形而上学截然相反的吗？辩证法在古希腊哲学中的含义是，在争论中揭露对方论点中的自相矛盾之处，并用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艺术，后来扩展为研究自然界的事物及其规律的方法．它既不与形而上学的本意即哲学或追寻＂本原＂相对立，又不与后人赋予形而上学以静止观这种转义相对立．黑格尔说过：＂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同样，辩证法又是知识范围一切真正科学知识的灵魂．＂（小逻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７７页）他在这里强调了运动和生命，但讲到了＂一切真正科学的知识＂．他不认为静止观就注定与辩证法不相容，曾把宣称＂飞矢不动＂的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称为＂辩证法的创始者＂（哲学史讲演录第１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７２页），并认为芝诺的＂这种辩证法我们可以叫做形而上学的抽象论证＂．（同上书，第２７６页）黑格尔的逻辑学（大逻辑，小逻辑）讲的就是辩证法，只不过是如马克思后来说的那样是倒立着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恩格斯依据黑格尔的论述，将其概括为三个规律．黑格尔在第一部分＂存在论＂中，就讲到了＂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在第二部分＂本质论＂中，就讲到了＂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在第三部分＂概念论＂中，就讲到了＂否定的否定的规律＂．黑格尔喜欢用恩格斯所说的＂第三个规律＂，来构造他的庞大的哲学体系乃至其下属的子系，但黑格尔还是把恩格斯所说的＂第二个规律＂，看成是最重要的规律，曾说过＂客观存在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是＂真正的辩证法＂．（哲学史讲演录第１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５３页）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除了强调辩证法是＂关于联系的科学＂之外，较多地论述的是诸多范畴的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列宁在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之后，甚至把＂观察的客观性＂，也算做＂辩证法的要素＂．（列宁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６０７页）可见，人们越来越把辩证法做为一种全面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对待，而不只是当成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来对待．自黑格尔以来，人们认识到，除了数量增减和位置移动之外，就事物自身来说，大体上是从量变开始，到一定的关节点上，即发生质变．黑格尔还注意到，在多个质变的过程中，出现了被他称为＂否定之否定＂的现象，即第一次质变是否定，第二次质变就是否定之否定，而由于经过两次否定，使第二次否定带有与两次否定之前的＂肯定＂的某种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于＂质量互变规律＂提出了质疑．在现代系统科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数学家托姆创立的＂突变论＂，打破了＂量变引起质变＂的固有模式，所谓＂蝴蝶效应＂，就是对这种突变的生动说明．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在黑格尔时代和恩格斯时代，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就提出过质疑：何以在第二次否定后会出现重复肯定阶段中的特征呢？划分三段的逻辑根据在那里呢？的确，＂种子――植株――大量种子＂是三段，其中第三段与第一段有重复处，但是，＂昆虫――卵――幼虫――大量昆虫＂是四段，而第四段才与第一段有重复之处．有什么理由认为前例比后例更具有普遍性呢？读过恩格斯＜反杜林论＞的斯大林，在三十年代讲到辩证法的＂四个特征＂时，并未提到＂否定之否定＂，毛泽东在六十年代甚至认为辩证法只有一个规律，即矛盾规律或对立统一规律，而不应包括＂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这都是有道理的．看来，把辩证法说成是由几大规律组成的，并对其中的每个＂规律＂做出越来越细地规定，未必是对辩证法的科学理解和解释，这样做甚至有可能走向把辩证哲学实证化的歧途．

（六）矛盾　　　　　　　　　　　　　　　　　（４５）

１对立

世界或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总有其原因．这种原因，早在古希腊哲人和古代中国哲人那里，已有了初步地说明．在赫拉克利特留下的残篇中，就有凡事都有两面的说法，＂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它是用对立的东西制造出和谐，而不是用相同的东西＂．老子就看到＂万物负阴而抱阳＂，＂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无相生也，难易相成也＂．在＜国语＞中，就把地震解释为＂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在＜易传＞中，更有＂两仪＂、＂阴阳＂、＂天地＂、＂尊卑＂、＂刚柔＂诸说．在＜前汉书＞中，还有水火＂相灭亦相生＂，仁义＂相反而皆相成＂的判断．到了近代，这种关于世界或事物的矛盾的正确思想，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充分地阐述．他指出了矛盾的普遍性，认为＂一切现实之物都包含有相反的规定于自身＂，＂天地间绝没有任何事物，我们不能或不必在它里面指出矛盾或相反的规定＂．（小逻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３３、２００页）他还指出：＂矛盾是推动整个世界的原则＂（同上书，第２５８页），＂这种对立面的简单的存在方式，乃是人类自然文化中的一个环节．＂（哲学史讲演录第３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２６页）马克思十分重视黑格尔的这一思想，认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法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４６页）列宁也重复了这一点，并且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全集第３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２４０页）但列宁＂发挥＂的结果却是，在对立与统一这两者中突出了对立这一面，并且如同强调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强调了斗争的绝对性．在毛泽东那里，这种＂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的观点，就发展为＂斗争哲学＂．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对立和斗争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他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并感＂其乐无穷＂．尽人皆知，他的＂斗争哲学＂，在晚年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灾难无穷＂．

２统一

其实，在事物的存在和发展中，对立和斗争并不比统一和同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人们常常论证说，对立和斗争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因而是绝对的．但同一和统一不也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吗？其绝对性并不弱于对立和斗争．黑格尔讲过矛盾＂在和解里存在＂（美学第１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第６７页），并称他的＂兴趣仅仅在于和解这一对立＂（哲学史讲演录第４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版第６页）．这里虽然表现出了他的保守性，但正如恩格斯曾经说过的那样，辩证哲学并不必然否定保守性的方面．在人们经常谈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往往强调两者的对立的方面，认为两者的矛盾运动即对立的方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却忽视了两者的矛盾统一方面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如何使生产关系的变革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使两者协调起来，是更为重要的．在人们经常谈论的阶级关系、政党关系、群体关系、个人关系等重大的社会关系时，如何做到在承认其间的斗争性的同时，承认其间的同一性，是极为重要的．对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近些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建立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方针，是十分必要的．

3内外因

在事物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关系上，经常遇到一种片面性地理解和解释，即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矛盾，而外部矛盾只是条件而已．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那里，曾有这样的说法：＂由于内在的本质而创生的事物，如无外因为之阻挠，它就潜在的是一切将可实现的事物．＂他把＂自己的动变渊源＜内因＞＂，称为＂却已具备了必要的性能＂．（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７９页）这里，亚里士多德已注意到了内因与外因这两种作用了，但他未指明何者是后人所说的＂根据＂，何者是后人所说的＂条件＂．近代哲学家黑格尔有时强调内因，有时又强调外因．他曾说过：＂内部矛盾驱迫着定在不断地超出自己＂（小逻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０６页），但他又说过：＂外因起统治作用＂（美学第１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７３页）．人们知道，物理学家牛顿不愿意用宇宙本身的矛盾，即当时流行的散逸和凝聚的矛盾来解释宇宙现象，而喜欢把宇宙现象归结为某种＂自由意志＂的设计．而生物学家达尔文则认为：＂在决定每一变异的特殊类型上，条件的性质比生物的本性，要来得次要．＂（物种起源第１分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版第２４页）看来，在某种时空背景中，内因会起决定作用，外因则会起影响作用，在另一种时空背景中，外因会起决定作用，而内因则会起影响作用．而这种背景的转换，又是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人的实践需要，才能回答这一切．毛泽东曾举鸡蛋（指受精卵――下同）在一定温度下孵出小鸡的例子，说＂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他的意思是，鸡蛋的内部矛盾是孵出小鸡的决定性的、第一位的原因，而适当的温度只是孵出小鸡的非决定性的、第二位的原因．对此，人们可以发问：在一般意义上，有什么理由认为鸡蛋比温度更为重要呢？诚然，没有鸡蛋，而用石头是孵不出小鸡来的，但是，没有适当的温度，例如在摄氏百度的高温下，同样也是孵不出小鸡来的．只是由于人们在实际活动中容易得到适当的温度，而不总能得到鸡蛋这种情况，造成了觉得只有鸡蛋才是＂根据＂，是第一位的，而温度只是＂条件，是第二位的这种心理习惯．再以有的学者所举的将足球踢进对方大门的例子来说，应当指出的是，＂进球＂的决定性的，第一位的原因只能是足球运动员的技术、力量和配合这种＂外因＂，而不能象有的学者那样硬把它说成是足球的构造（革制、充气、圆体）这种＂内因＂，因为谁也不会把铁制的实心方体当成足球来踢的．当然，把内因当成第一位的原因，在某些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积极的政治意义，例如毛泽东指出两军相争，胜败皆决于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并用＂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胜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中国共产党内部）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来论证内因是第一位的原因，就有强调自力更生的作用．而在另外的条件下，外因便会成为第一位的原因．同样是毛泽东，就承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由于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是在说明＂外因＂的决定作用．这一见解，用在一九二七年中国无产阶级的失败，显得更公允些，且有利于全面总结历史教训．历史发展到了现在，外因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突出地显示了出来．按照一般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做为开放系统的客观事物所进行的自组织活动，只有在外界的物质能量作用下，才有可能创建出新的结构．按照协同学原理，当外参量引起的协同作用达到一定的域值时，系统才能自发地由无序的旧质变为有序的新质．人们往往盲目地批判牛顿的＂外因论＂，其实，牛顿的错误不在于他强调了外因的作用，而在于他陷入了宇宙神创论，把所谓＂第一次推动＂的工作交给了上帝．

（七）必然与偶然　　　　　　　　　　　　　　　（５０）

１主观性

必然性是在人们的观念中，具有注定会出现某种现象的一种属性；偶然性则是在人们的观念中，具有并非注定会出现某种现象的一种属性．这两种属性，同人们熟知的其它重要范畴，如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原因与结果，可能与现实等一样，不但具有客观性，而且具有主观性．原苏联和中国的各种流行哲学教材中，都只承认这些范畴的客观性，否定这些范畴的主观性，导致了在理论上常常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在实践上常常阻碍科学发现的后果．流行教材做了这样的界说：＂偶然性和必然性相反，是事物联系和发展中，并非必定如此的、不确定的东西．对一事物发展过程来说，特定的偶然性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那样出现．＂＂偶然性是客观存在的，任何偶然性都有它产生的原因，在我们没有认识它的原因时，是偶然性；当我们知道它的原因时，它仍然是偶然性．＂各种教材几乎异口同声地責备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霍尔巴哈这样一段话：＂一阵狂风刮得飞沙走石，在我们看起来好象乱七八糟，一些相反的风吹得白浪滔天，引起一场更吓人的暴风雨，其实在这当中没有一粒沙尘或水滴的分子是偶然放在那里的．每一个分子都有充分的原因占据它所在的那个位置．＂霍尔巴哈的这种观点在十七、八世纪的哲学家那里是相当普遍的，斯宾诺莎就说过：＂偶然的东西是没有的＂（伦理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８年版第２７页）．就连十九世纪上半叶的黑格尔也说过：＂真实的现实就是必然性，凡是现实的东西，在其自身中都是必然的＂，＂一般讲来，概念和哲学会使纯粹偶然性这种观点消失＂（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版第２８０、３４０页），＂偶然的东西就是必然的东西＂．（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年版第１９８页）应当说，从霍尔巴哈到黑格尔的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只从客观性的视角来看，又是难以驳倒的．难怪至今未见人们对此做出有力的反驳，只是引述恩格斯那段带有讥讽性的批评：＂按照这种观点，在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是简单的直接的必然性．这一个豌豆荚中有五粒豌豆，而不是四粒或六粒；这条狗的尾巴是五英寸长，不长一丝一毫，也不短一丝一毫，……这一切都是由一种不可更动的因果链锁、由一种坚定不移的必然性所引起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５６１页）

如果只是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所偏爱的＂客观性＂出发，任何现象的出现，都是有充分的原因的，因而都是必然的．人们几乎一致承认，任何现象，都是有原由的，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必然产生特定的结果，即有确定因必有确定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偶然性的确消失了．即使象恩格斯说的＂这条狗的尾巴是五英寸长，而不长一丝一毫，也不短一丝一毫＂那样的事实，也是如此．否认这一点，就会陷入神秘主义．流行哲学教材的编者们和其他的批评者们，一方面承认偶然性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又否认偶然性的客观根据，就陷入了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困境．这是流行于我国多年的惧怕和抵制主观性的社会心理的表现．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正是在于承认偶然性的客观性的同时，承认偶然性的主观性．人们正是把那些在观念中，并非注定要出现的现象的属性叫偶然性，而不是无论认识到否，都把某些现象的属性叫偶然性．罗素也就此说过：＂偶然的＂事件，＂是一种其因果作用还不为人所知的事件＂（罗素精品集，中国社会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０９页）．就以某个＂狗的尾巴是五英寸长＂而论，并不因为它＂未必＂是五英寸长，才是偶然性，而是因为人们不知道它所以是五英寸长的原因，才是偶然性．如果知道了＂五英寸长＂的原因，它就不是偶然性，而是必然性了．恩格斯在举出豌豆的例子后说：＂只要我们不能证明豌豆荚中豌豆的粒数是由什么原因决定的，那么豌豆的粒数正好还是偶然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５６１页）可见，在偶然性是否具有主观性的问题上，恩格斯谈论了＂证明＂，而这种＂证明＂是属于主观性的范畴的．那么，人们为什么把＂五英寸长＂和＂豌豆粒数＂这类现象视为偶然性呢？就是因为人们的认识能力还没有达到足以解释这种现象的程度，并且这类现象对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尚无重要意义．人们宁可把这种＂不知＂，表述为偶然性，以将其＂悬搁＂起来．在现实生活中，这类现象比比皆是．正是偶然性的主观性而不单是客观性，才使人的认识从不知到知，即从偶然性转化为必然性，成为必要和可能．事实上，人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停留在对必然性的认识上，而必须探究那些似乎是无关紧要而又意想不到的情况、现象、枝节，即留意偶然性，揭示其产生的条件，从而实现向必然性的转化，即提升自己的认识和知识．例如，人们对于＂冬天过后春天即来＂这种必然性的认识，是从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运行规律，以及由此产生的大气变化的规律得出来的．但这种认识并不能说明初春的某一天，气温之低于晚冬的某一天．而在人们具体地考察某地在几天中的日照、气流、气压等方面的具体状况，包括由卫星云图观测到的详尽资料，进行科学地综合分析之后，才能确知某天的气温等情况，这就是偶然性转化为必然性．即使确定了某天的具体气温状况这种必然性，人们还可面临该天某个时刻（如白天、黑天等）气温变化的偶然性，这时，必然性又转化成了偶然性．这就是说，由于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或现象的角度、层次、深度的不同，既可确定其为必然性，又可确定其为偶然性．这两个范畴的相对性及其间的转化，曾使黑格尔感叹：＂什么是偶然的结果和什么是必然的结果，这是很难确定的．＂（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版第１２０页）恩格斯也说：＂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而必然的东西又是偶然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５６０页）

２随机性

自然科学上的观察方法表明，人们在进行科学观察时，虽然应当怀有一定的目标，掌握一定的方向，但也要兼顾那些没有纳入视野的偶然现象．黑格尔说的对：＂从表面看来，一切东西都表现为偶然性的形态，一切规定性都采取感性的独立性的形式．＂（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１０１页）在科学实验中，常有这种情况：在进行某一操作过程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感性的独立性的形式＂．这虽然不是什么＂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的＂，但却是在实验前未曾预想到的．善于捕捉＂机遇＂，是科学发现的一个重要方法．当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在研究阴极射线管的放电现象时，偶然发现了ｘ射线；当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在进行葡萄球菌的研究时，偶然发现了青霉素．这种由机遇引起的新发明，在科学史上，特别是近现代科学史上并不罕见．达尔文在指出＂每一生物的构造今天或过去对于它的所有者总是有些直接或间接用处的＂之后，明确地指出：＂一直到最近没有人会想到在二型性的或三型性的植物里，雄蕊和雌蕊的不同长度以及它们的排列方法能有什么用处，但我们现在知道这是有用处的．＂（物种起源第２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版第２４３页）那种轻率地断定一个豌豆荚有六粒而不是五粒或七粒一类现象，永远也没有认真加以研究的必要的观点，是不确的．普列哈诺夫说过：＂科学所研究的一切过程都包含着偶然性的成分＂．（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三联书店１９６１年第２６页）人们记得，在二十世纪初，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开尔文曾声称，经典物理学的科学大厦已经建成，天空中只剩下两朵偶然出现的乌云，即黑体辐射实验和以太飘移实验带来的困惑．他和其他新机械论学派代表人物的这种观点，一度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只是由于一些具有辩证思维头脑的科学家，没有放弃并认真研究了这＂两朵乌云＂和其它一些偶然出现的物理现象，大胆修正了经典物理学的某些结论，才创立了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崭新的物理学理论，实现了物理学革命，使科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二十世纪中叶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老三论＂的创立，特别是二十世纪后半叶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突变论这＂新三论＂的创立，使得科学家们更加重视了对偶然性、随机性、概率性的科学研究．按照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当把时间与不可逆性、熵等现象联系起来，深入研究自然界的自组织行为时，就会发现一种新的开放系统，这就是耗散结构系统．这是一种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它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外部条件达到一定域值时，就可能从原有的混浊无序的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空上和功能上有序的状态．在这种开放系统中，内部各要素之间，既有线性作用，又有非线性作用，后者的特点是具有＂相干性＂，在相互制约、相互偶合中形成新的系统整体效应，使系统产生新的结构．在这一过程中，系统中一个微观随机的小扰动，就会由于＂相干性＂而放大，出现＂巨涨落＂，推动系统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跃迁到一个新的稳定状态．这就表明，客观存在的偶然性、随机性、概率性，是必须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普利高津和他的学生斯唐热认为：＂在现象的层次上，描述耗散系统的方程中＇对始初条件的敏感性＇的发现，开创了新的前景．由此看来，除了简单的吸引中心（……）之外，还存在一些所谓＇混沌的吸引中心＇，它们隐藏着系统的某种＇随机行为＇．＂他们还针对着机械决定论和＂拉普拉斯妖＂，不无讽刺地说：＂即使是对决定论描述效力坚信不移的科学家大概也不敢说，在宇宙大爆炸之日，即我们所知的宇宙创始之时，本书的出版日期就已镌刻在自然的定律之中了．＂（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７４、２４６页）这两位作者的话，与恩格斯当年批评否定偶然性的机械决定论者时所讥讽的＂产生太阳系的气团早就构造得使这些事情只能这样发生＂的话，真可谓璧联珠合、异曲同工、殊途同归．按照哈肯的协同学理论，系统的各个部分即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会使系统本身产生出一些在微观层次上并不存在的新的结构和功能．在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中，当外界作用达到某个临界值时，原来的结构和功能就会失稳，各子系统及其参量，特别是少数能够有效描述系统宏观秩序的序参量，会出现强烈的动荡，这种动荡，造成系统无法预测的变化，从而增大了自组织行为的偶然性．人们在面对系统的这种特点时，必须具有多维视角，以应对难以预测的情况的发生．按照托姆的突变论，自然界发生的质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即渐变和突变，这就把黑格尔以来，包括恩格斯在内的哲学家们阐述的质变形式细化和数学化了．这种细化和数学化能以较好地引导人们面对所发生的质变中的复杂性和偶然性．托姆本人就曾提出过一系列数学模型（几何形状），来描述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大量的不连续事件，而这些模型显然不会囊括这些不连续事件的全部特征．这里，再次表明，重视偶然性，对于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３社会生活

忽视偶然性而专注于必然性，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是常见的．人们习惯于轻率地宣称某种社会现象是必然的，并将其绝对化起来．例如＂正义的力量是无穷的并必然取得胜利＂这一命题，只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从历史的大尺度上看，人类总是向着美好的未来前进着，而这一命题能鼓舞正义的人们，为正义事业而奋勇斗争．但是，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正义的力量并非总是无穷的，在一定时期遭到失败，是历史上和现实中常有的事．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简单地用＂正义必胜＂来解释，而要指明国内和国际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及其消长的情况，特别是中国人民和日本法西斯的斗争情况．同样，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不能简单地用＂正义必胜＂来解释，而要指明国共双方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及其消长的情况，特别是民心向背的情况．面对同样是＂正义事业＂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之遭到失败，那种死抱着机械必然观不放的人，也常常显得语塞了．对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评论，学界普遍信奉和宣传这样的观点：历次农民战争的失败，皆源于农民阶级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具有保守性和狭隘性．历史教材在讲述每一次农民起义时，都重复这一类说法，使人们尤其是学生，很难得到具体的知识和新知识．对＂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命题，必须具体分析．就它体现了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必将取代落后的生产关系而言，这一命题是合理的．但就它表现为现存的社会制度而言，社会主义国家未必能战胜资本主义国家．而就这一命题的一般理解而言，从原苏联的政治家莫洛托夫到中国的政治家毛泽东，都曾预言，只要爆发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失败．而事实已经表明，这样理解的＂必然性＂是不存在的．正是这种理解，使相当一些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面对八、九十年代的苏东剧变，感到不可理解和震惊．很明显，这种理解带有把必然性视为＂天意＂、＂神意＂的唯心史观的成分。排斥了人意，人的因素的宿命论，是一些人在唯物史观的名义下观察社会历史问题中的一种常见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偶然性在社会历史中的表现，尤应予以重视．长期以来，流行的哲学教材一致批判胡适说的＂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的说法，是欠妥的．外国历史上，就有１２４９年因为争夺一个旧木桶而导致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城同摩德那的两个城邦持续二十三年的战争，１７５６――１７６３年的七年战争中，好色的法王路易十五受宠妻影响而丢掉了一块物产丰饶的殖民地，１８５７年因为一个英国水兵同一个清道夫发生口角而引起印度民族起义等事实．中国历史上，就有项庄舞剑未能如愿，保住脑袋的沛公得以后来建立存活近四百年的大汉王朝，袁世凯临时背叛，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等事实．诚然，人们应当探究这些事变的后面的更为深刻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原因，但不能以此来否定偶然事件的作用．至于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问题，做为一种政治言说，来为某种政治主张辩护，并攻击另一种政治主张，就更不妥了．如某权威哲学教材声称：＂现代修正主义者极力夸大偶然性而抹杀必然性．……帝国主义的政策是由帝国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的，而不是由个别人物决定的＂．当然，深入研究词义，不难发现，无论学界还是政界，都经常把偶然性、偶然现象、偶然事件、偶然联系、偶然结果等概念通用或混用，有时就会带来意义上的含糊不清，甚至是＂语义混乱＂．例如说＂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必然性起支配作用，偶然性起加速或延缓作用＂，就是如此．看来，进一步使词义精确化，减少随意性，对于正确表达原意是必要的．

（八）抽象与具体　　　　　　　　　　　　　　　（５９）

　　１＂抽象真理＂

在人的认识过程中，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运动中，是离不开抽象与具体的．也就是说，感性认识所面对的客观世界、事物总是具体的，而理性认识则是对这具体的客观世界、事物的抽象．以理论面目出现的真理，是对具体事物的正确抽象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真理不但有具体性，而且有抽象性．尽管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和＜小逻辑＞中，反复讲真理是具体的，甚至说过哲学最敌视抽象的东西，但黑格尔并非否定抽象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曾明确指出：＂哲学属于思想的领域，因而从事研究的是共性，它的内容是抽象的＂，＂自然是抽象的＂．（哲学史讲演录第１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１卷第２９、３７页）他还说：＂物质本身已经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小逻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１５页）他在评述苏格拉底哲学时指出：＂自我意识的培养，理性的发展，就是对普遍概念的认识＂，而这＂普遍概念＂即是＂从特殊事物中进行抽象的工作＂．（哲学史讲演录第２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版第５９页）黑格尔还反对那种＂抽象的东西就被认为比具体的东西卑微＂的观点．普列哈诺夫和列宁都强调了真理的具体性，而忽视了真理的抽象性，列宁甚至说过＂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这样的话．（列宁全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０７页）这对原苏联和中国的哲学界，发生了影响，以致今天人们还在否定真理的抽象性．其实，列宁虽然忽视但并未否定真理的抽象性．他发现，在同自己的论敌争论时，对方常常喜欢抽象地提问题，并用形式逻辑的演绎法，以图从一般定义和原理中，在某种不变的公式中，寻求对问题的现成答案．他在１９１８年签定布列斯特和约后，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观点指出：＂……当我们根据这个完全抽象的真理，并以这个真理为指南时，应该注意到不要使这个真理以后变成空谈，因为一切抽象真理，如果应用时不加任何分析，都会变成空谈．＂（列宁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４５９页）列宁之强调具体，，就是要人们避免陷入空谈．这里，列宁讲的真理的具体性与黑格尔讲的真理的具体性是有一定区别的．在黑格尔那里，真理的具体性就是真理的全面性，以此来阐述他关于＂大全＂的观点的，而在列宁那里，真理的具体性就是真理的针对性，以此来阐述他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的．列宁还在理论上做了这样的阐述：＂自然界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一切科学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列宁全集第３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２２３、１８１页）承认真理的抽象性，对于深入认识真理的属人性、相对性和多元性，是十分重要的．

２上升

这种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认识过程和研究方法，本来是一个中外学者公认的常识，但在原苏联和中国的学者中，却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当成了认识过程和研究方法，造成了一定的混乱．这种混乱，是同当年马克思在研究经济学理论并准备发表他的新成果时说过的一段话，有一定关系的．马克思在１８５７年８－９月写的＜经济学手稿＞（指伦敦第一手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第７５页）马克思这里讲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既指＂思维掌握具体＂，又指＂精神具体再现＂，而非指认识方法或研究方法．从他正式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及其＂续篇＂（马克思语）――＜资本论＞第一卷中可以看到，他是从阐述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社会最常见的现象开始的，接着便揭示了商品的符号――货币本性，再进一步叙述了资本这一带有增殖功能的商品的本质．在阐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之后，他又在＜资本论＞第二卷（恩格斯整理）中，论述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在＜资本论＞第三卷（恩格斯整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到此为止，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的属性，就由＂感性的具体＂上升至＂抽象的规定＂，又上升至＂思维的具体＂．商品这一概念的内涵，便愈来愈丰富．在英语ａｂｓｔｒａｃｔ和俄语абстракт中，都既有抽象之意，又有摘其要者或简单空洞之意．由是，使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种提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把它说成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的或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欠妥了．其实，马克思是重视抽象的作用的，他在早年就说过：＂任何概念（定在等等）都可以抽象地把握，……精神只是脱离物质的抽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３５５－３５６页）．如果对照恩格斯说的＂从个别到特殊并从特殊到普遍的上升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５６９页），可以认为，马克思不会否认＂从具体上升到抽象＂这一人们公认的方法的．应当看到，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７－８月写的手稿，只是一个未完成的草稿，其中对一些问题的阐述，显得模糊不清．在１８５９年马克思正式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没有重新整理这个＜导言＞，实际上是它被弃置不用了．他只是写了＜序言＞，其中没有再谈＂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在１８６７年发表＜资本论＞第１卷时写的序言中，说的是：＂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代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８页）其中也未谈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在组织编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时，编者们把这个＜导言＞放在了＂遗稿＂的位置上，并未予以特别重视．但一些苏联学者把其中提到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说成是主要的或基本的研究方法，并进行了广泛地、持续地宣传，影响了中国的译者、编者和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在编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１９７２年版）时，将这篇未完成的草稿，做为重要文章收入了第二卷中，引起了广泛的误解．本来，人的认识过程与研究过程是一致的，既然认识过程开始于＂具体＂，研究过程怎么可能开始于＂抽象＂呢？我国一些学者在八十年代看出了这个悖论，提出了这样的界说：认识过程或研究过程应当采取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而叙述过程或表达过程则应当采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种界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种界说，未必是马克思的原意．

３＂抽象人＂

由于在英语和俄语中的＂抽象＂一词，含有遗漏、空洞之意，致使我国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中，双方都出现了误解，即都力求避免＂抽象＂一说，似乎谁的观点一被说成是＂抽象的，就成了错误的．发起讨论人道主义问题的一方，被主流话语批评为把人抽象化了，而被批评者赶紧辩护说自己的人＂并非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其实，“人”本身就是一种抽象，这没有什么好回避的．而任何抽象，都不可能是完满的，因为人的属性同任何事物的属性一样，都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这里讲的人的属性，就是人们经常讲的人性．对人的属性即人性的抽象，自然要抓住其本质．但这本质，并非固定不变，在不同的认识参考系中会有不同的表现．按黑格尔的说法就是＂把同一内容时而看作是本质的，时而看作是非本质的＂（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６年版第９页），＂有时从它的这一规定，有时从它的另一规定去加以说明＂（小逻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２１页）．人的本质并非就是人的社会性，更非就是阶级性．马克思既讲过＂人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９６页），又讲过＂需要即他们的本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５１４页）．马克思还曾认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６６９页）中国有些学者还在人的属性中抽象出自然属性、社会属性、思维属性这三大本质属性，更多的学者着眼于社会属性，这都是合理的，但谁也不能说只有自己所抽象出的属性才是本质属性，此外皆非本质属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对人性的开掘会越来越丰富和全面，对人的本质属性的认识，会越来越深刻．如果从＂抽象＂一词含有遗漏、空洞成分的视角出发的话，那么，＂抽象的人＂是有缺欠的．但这里的抽象程度，还是有区别的．很难想象，某人或某些人对人或人性的抽象，会达到毫无具体内容的程度，而另一人或另一些人对人或人性的抽象会具体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人们每每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的人是＂抽象的人＂的话，但人们忽略了问题的相对性、可比性．同青年黑格尔派布•鲍威尔的＂人＂相比，费尔巴哈的＂人＂要现实得多，且也是＂从事实际活动的＂．马克思刚刚创立唯物史观并成为社会主义者时说过，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的基本原理＞等著作中所体现的＂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４５０页）＂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４２卷第１５８页）马克思甚至认为费尔巴哈的理论＂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４５０页）只是在同后来马克思与恩格斯较为明确地创建了唯物史观之后所阐述的人相比，才能说费尔巴哈的人是＂抽象的人＂．但谁又能说，马克思与恩格斯心目中的人，再也不能更丰富和更具体了呢？真理是过程，对＂人＂的认识也是过程，而这一过程是不能最终完结的，何况这＂人＂本身也在变化着呢！马克思所主张的＂不是从人出发＂中的＂人＂，指的是庸俗经济学家瓦格那心目中的那个＂不论那种社会形式中的人＂．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反对从人出发，更不能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只要一般地说到人，便认为是指所谓＂抽象人＂．若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时说的＂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９２７页），毛泽东说的＂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中共中央文件中说的＂以人为本＂，岂不都因为没有在＂人＂字前面加上＂现实的＂、＂社会的＂、＂具体的＂等字样，而被指责为鼓吹＂抽象人＂了吗？

（九）谬误　　　　　　　　　　　　　　　　　（６５）

　１发生

既然真理是人的主观认识对客观对象的如实反映，那么，谬误就是人的主观认识对客观对象的不实反映．谬误是怎样产生的呢？人们几乎公认，就社会总体而言，谬误的产生是同人们认识水平的低下直接相关的，而认识水平的低下又同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低下联系在一起的．就各种群体而言，谬误的产生又是同其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有关，如所属民族、阶级、政党、行业等所带来的局限性．就个体而言，当年弗•培根就指出过＂四种假相＂，即＂种族假相＂、＂洞穴假象＂、＂市场假相＂、＂剧场假相＂．这其实指的就是人之产生谬误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社会现实原因，只是他在这里概括得不够准确，且有重迭之处．人之出现谬误是难免的．在感性认识阶段，人的认识就往往陷入片面性（瞎子摸象），或＂暗昧的认识＂（德摩克利特）．而任何感觉都以一定的认知结构或＂认识图式＂（皮亚杰）为背景，这＂背景＂有缺陷了，自然要污染这里的感觉，这就是＂观察渗透理论＂所可能带来的＂损失＂．詹姆斯讲了这样一段有趣的话：＂实在的实在，由它自己；实在是什么，却凭取景；而取景如何，则随我们．＂（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第３６页）感觉什么，怎样感觉，都有可能遮蔽和歪曲客观对象，发生错觉．在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中，并不存在自动的逻辑通道，自然地得出某种预成的结论．这样，人的认识偏离客观对象的可能性就更大．弗•培根指出：＂人类理解力依其本性容易倾向于把世界的秩序性和规则性设想得比所见到的多些．＂（新工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２页）休谟还看到了：＂一个通则一旦确立后，人们就容易把它扩展到它们原来由以发生的那些原则之外．＂（人性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６１４页）黑格尔则揭示了：＂造成困难的永远是思维，因为思维把一个对象在实际上紧密联系着的诸环节彼此区分开来．＂（哲学史讲演录第１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９０页）这种＂区分开来＂，就会造成对整体性的遮蔽，并使＂诸环节＂因与整体的脱离而失去其在整体中本来应有的性质．思维还有一种特性，就是如列宁说过的那样，类似一串圆圈、曲线，其中的任何一个小段都可能被变成直线，从而导向谬误．（列宁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７１５页）看来，谬误的产生，是具有普遍而又深刻的认识根源的，如果再加上＂人为＂的因素，特别是利己主义地有意歪曲或取舍，就更会陷入谬误，乃至不能自拔．正因此，真理也常常转化为谬误．以毛泽东在二、三十年代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论，在当时和以后一段时间的中国，无疑是正确的，并发挥出了伟大的社会功能．但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及其战友们认为这一观点适用于亚、非、拉等洲的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这就从真理变成谬误了．刘少奇在１９５０年一次国际会议上的发言，引起一些外国代表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而后来的事实表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真理，是有局限性的．

现代解释学和语言学转向的出现启示着人们，通过思维的抽象活动所得出的结论，往往由于＂关联效应＂而造成＂共生蒙蔽＂的弊病．因为具有＂许多规定的综合＂与＂多样性的统一＂的客观事物，在抽象的过程中，只能提取其中主要的、本质的特征，但这主要的、本质的特征，是与其它种种特征＂共生＂于一体中的，人们往往把其它特征也看成是主要的、本质的特征，从而造成了＂蒙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许多人，包括众多领导干部乃至学者，把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经济管理制度和方法，一概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就是由于这种＂关联效应＂所带来的＂共生蒙蔽＂的表现．这里还涉及一个语言在抽象的过程中所起到的概括作用的问题，这就是它的＂超全性＂带来的困难，即含有列宁说过的一定＂幻想＂的成分．难怪美籍德国哲学家弗洛姆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中感叹道：＂人必须经常注意说出的词具有危险，……它们都是人的创造：它们是生活中有价值的助手，可是它们之中任何一个也都是陷阱．＂（西方学者论＜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５８页）看来，理论――真理既然免不了语言的＂纠缠＂，就有必要防止因为它的＂超全性＂而带来的＂共生蒙蔽＂所起的消极作用．如对自马克思以来人们经常谈论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不应认为他们身上的一切，都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其实，他们很可能还是＂热爱人类、热爱和平的人道主义者＂、＂品德高尚、治学严谨的科学泰斗＂．

２转化

既然做为＂如实反映＂的真理，不但具有绝对性，而且具有相对性，那么做为＂不实反映＂的谬误，也就不但具有绝对性，而且具有相对性．黑格尔曾经说过：＂每一个观点都有其正确性的一面．＂（哲学史讲演录第４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５４页）对此，恩格斯说了一段人们熟知却每每忽视的话：＂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中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做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９９页）恩格斯举出科学史上的例子，指出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因其谬误，而被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所推翻，＂但是，当我们在研究工作中愈益深入时，它又愈来愈出头了．太阳等等服务于地球．＂（同上书，第５８２页）这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地球中心说是能够转化为真理的．现代宇宙学中的＂人的宇宙原理＂昭示了，以人生活于其中的地球为中心，在科学研究、思考问题和工作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社会思想理论中，人们熟知的毛泽东的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已被实践证明为谬误的理论，但其中含有的发动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则具有某种真理性．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中，也可以转化为真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有时在木材加工场中看到这样的标语：＂抽烟等于放火＂．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这显然不是真理，而是谬误．人们在任何一家法院的墙壁上，都不会见到这样的标语．但在人们去贴有这样标语的木材场去参观或视察时，有谁会指责它是＂谬误＂呢？因为人们知道，在这里抽烟，是容易造成火灾的．看来，只是空间的变化，原来的某种谬误，也会含有真理的成分，如果真的引起了火灾，那条标语，便转化成真理了．

３异化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政治言说中，做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邓小平，能够冲破如弗•培根所说的种种＂假相＂的束缚，提出了诸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并非不相容等石破天惊的说法，并倡导改革开放，大胆改掉一切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体制，大胆引进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管理制度．在九十年代，已经退休的邓小平，更明确提出了不要凡事都问＂姓社姓资＂，打破了多年来形成的只在＂社＂与＂资＂，这两极对立中思考问题的顽固习惯，并在事实上触动了那种只在真理与谬误这两极中来回跳跃的思维习性．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者，也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以他为代表的共产党的领导集体，是以坚持真理，改正谬误的精神，努力用辩证思维，＂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试错＂中，带领中国人民前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思维过程中由于＂关联效应＂所带来的＂共生蒙蔽＂，常常使人们陷入谬误的境地．这在八十年代关于＂异化＂问题的讨论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邓小平当时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无疑是正确的．但当时把一些肯于思考问题而又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说的社会主义中国也存在＂异化＂现象，批评为＂社会主义异化论＂，是在＂怀疑走社会主义道路＂，甚至是在搞＂精神污染＂，就不正确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如邓小平说过的那样，是一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其主要的、本质的方面而言，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都存在着非社会主义的现象，而这些现象与资本主义的和封建主义的影响直接相关．把这些消极现象说成是必须解决的异化现象，并无不可．当然，是否用＂异化＂一词，是否有必要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极现象叫异化，是可以讨论的．当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沿用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说法，使用过＂异化＂一词，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哲学百科全书＞（１９７２年版）的编者在考察了该词的历史沿革和当代的流行解释后说：＂面对这么多定义，很难说哪一种是最好的．＂中国的学者们大体上倾向于把＂异化＂解释为，主体活动所带来的结果与主体的当初愿望相疏远、背离乃至对立．这种解释，当然也可以进一步讨论．在讨论中，以致在运用中，还有＂个人偏好＂、＂市场调节＂和＂约定俗成＂的问题．大家多喜欢用这个词，就可以用，大家不大想用，就不必用，不可用行政命令或＂大批判＂的方法，强行要求使用或禁止．至于＂社会主义＂本身是否存在＂异化＂问题，则是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不但涉及哲学方法论问题，还涉及语言学问题．但不可一听有人说社会主义会出现异化，就立即攻击为＂反社会主义＂．有这样一些问题，在当前社会生活中是必须予以认真对待的：社会主义公有企业的管理者，是否有可能由＂守夜人＂，变成＂监守自盗者＂？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吏，是否可能由社会公仆，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如何在经济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防止某些国家已经出现的两极分化和专制主义倾向？在这些问题面前，轻率地否定使用＂异化＂这一概念，是不可取的．（待续）

第二章价值和道德　　　　　　　　　　（７２）　　　

（一）价值与真理　　　　　　　　　　　（７２）

１事功

现代著名社会学家Ｍ•韦伯说过：＂区别认识和评价的能力，既履行了解事实真理的科学责任，又履行提出自己理想的实践责任，就是我们迫切想要重新适应的东西．＂（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９页）这就是说，人们不但要追求科学，占有真理，而且要实现理想，获取价值．要获取价值就要弄清什么是价值．对于价值这一概念，人们下了诸多定义．古今中外的学人，大体上是从＂关系＂上为价值下定义的：客体对于做为主体的人所具有的功能或效用即事功．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４０６页）显然，同真理一样，价值也是一种关系范畴，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观性．价值之确定，离不开人的评价，确定某客体的价值及其大小，要由人来评判，这就是评价．评价正确与否，则又要以客体对人的功能或效用即事功来检验．在市场经济中，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商品的价值；在非市场经济中，如自然经济领域和计划经济领域，人们谈论最多的是一般物品的价值．在政治领域中，人们谈论最多的是民主的价值；在思想领域中，人们谈论最多的是道德的价值．不难看到，价值既指向事物、事实本身，又指向人、人类．没有事物、事实，就谈不上价值，没有人、人类，也谈不上价值．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即现在通称的市场经济）时，继大卫•李嘉图之后，对商品的价值主要是从价值的客观性的视角出发的，他们指出，商品的价值是凝结于其中的劳动．但他们并未否定商品价值的主观性．马克思在谈到商品的价值时，就讲到了＂满足人的某种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４７页）．奥地利学派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时，继边际效用价值论之后，对商品的价值主要是从价值的主观性的视角出发的，他们指出，商品的价值是人的边际效用．但他们也未完全否定商品本身的客观属性．由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中国大陆流行了几十年，人们普遍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势：商品的价值是客观的，一般物品的价值是客观的，一般的价值也是客观的，以致忘记了和否定了价值的主观性．人、人类在最初的行为中，总是把求真理与评价值结合起来，即把韦伯说的＂了解事实＂与＂提出理想＂统一起来的．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方案，最后加以实施．也就是说，在＂认识――评价――决策――实践＂这一人、人类的行为链条中，先要抓住前两个环节，然后才能抓住后两个环节．面对前两个环节，长期以来，中外一些思想家和学者常常偏重于前者，即＂求真理＂，而忽视了后者，即＂评价值＂，以致在用语上，以真理涵盖了价值，出现了＂价值真理＂之类含糊不清的词汇．自西方近代哲学家弗•培根和笛卡尔以来，主体性原则逐步得到确立，但那主要是认识领域中的主体性，而不是价值领域中的主体性．这种情况在康德哲学出现后才有所改变．但由于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真理及其表现――科学理性，在总体上压倒了价值及其表现――交往理性．这就是为什么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界，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得以盛行，科学主义笼罩文化思想界的重要原因．不过，出生于１８５９年的三位哲学家的思想，即现象学派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理论，杜威的工具主义理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理论，却掀起了新的波澜，催生了以海德格尔和萨特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产生，人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一些被称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哲学家如哈贝马斯、罗蒂等人，推动了主体性原则在价值领域中的确立．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学者在批评以往的哲学教材＂忽视人＂的同时，开展了对价值论的研究，并力求将真理论与价值论有机地统一起来，在整个理论界，显示出了勃勃生机．人们越是进行深入的研究，便越是认识到，真理与价值的关系完全是辩证的，那种把两者混同起来的做法和把两者割裂开来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２真理→价值

只有认识了事物、事实，即把握了真理，才能对其做出正确评价，即判断其真正的价值．人、人类对事物、事实认识得愈是广泛和深入，愈能把握先前没有发现或没有注意到的属性、联系及其发展变化，便愈能看到其与人、人类的利益的关系．以个体而论，一个聪明的人，即手中握有较多真理的人，就能较易地找到有价值的东西．反之，一个愚蠢的人，即手中握有较少真理的人，则难以找到或发现较有价值的东西．以群体而论，从历史上看，正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才使得人们逐步扩展了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条件，使原来看似毫无价值的东西，变成了有价值的东西，甚至使原来具有破坏性的、负价值的东西，变成了于人们有益的、正价值的东西．当然，这一过程是复杂的和非线性的．在自然科学中，有时理论研究在表层上似与价值无涉，但在深层上却与价值紧密相联，而研究人员本人对此未必认识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物理学家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定律，揭示了在导体回路中产生的感生电动势的大小与导体回路中磁通量的变化率成正比这种关系，但当时人们还没有立即想到由此可以制造出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发电机．二十世纪初，爱因斯坦对在原子核反应的实验过程中，在出现质量亏损的同时爆发出巨大能量这种现象，进行了研究和计算，提出了Ｅ＝ｍｃ２的质能关系公式．但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公式会带来原子弹的开发与核能的广泛运用．正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现时代的一些国家领导人重视了对自然科学中基础理论的研究．他们确信，基础科学的研究即使暂时未见实用，但从长远来看，必显出其事功来．在社会科学中，尽管由于人的活动置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充斥于其间，但仍有规律可循．经济学、历史学、文艺学和伦理学，在古代就出现了，并对人们的社会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近百余年来，流行着一种偏见，似乎在十九世纪中叶唯物史观产生以前，只有真正的自然科学，而没有真正的社会科学．这种偏见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即使在原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受到了广泛地批评．十九世中叶以前的社会科学诸学科及其理论，对于人们认识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是有助益的，就是与文艺学密切相关的文艺创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认识社会事物、事实．恩格斯就曾说过，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把十九世上半叶的法国社会生活画面，刻画得栩栩如生．他从巴尔扎克作品中得到的社会知识，超过了他从其它社会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中得到的，滋养了他的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而巴尔扎克创作高峰的年代，唯物史观尚未建立．这就是说，坚持科学精神，按事物、事实的本来面目去把握本质和规律，归根结底是有利于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Ｍ•韦伯曾说：＂因果分析不提供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也决不是什么因果解释．＂（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７２页）这种说法对于澄清真理与价值的区别是有益的，但他说的过于绝对了，贬低了＂因果分析＂对＂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忽视了在＂价值判断＂中，也交织着＂因果解释＂．不可否认，在社会人文领域中，阻碍人们以求真精神面对现实的因素，远比在自然领域中为大．对于后者来说，只有象伽利略、布鲁诺、塞尔维特等极少数科学家，才遭到政权的压制和迫害，他们的理论被当政者宣布为异端邪说．但对于前者来说，则由于民族、阶级、阶层、政党、集团、宗教的不同，其遭遇会有很大的不同，求真者常常要冒很大风险去探索真理，宣传真理．因为他们所探索与宣传的真理，虽然具有重要的价值，甚至有利于人类的解放事业和福祉，但常常不利于掌权者的私利及其所代表的部分群体的私利，或者仅仅不利于其眼前利益．从斯宾诺莎之到乡间避难，到马克思之被逐出巴黎；从国民党反动派在四一二政变后关押阅读＜共产党宣言＞的进步人士，到德国法西斯希特勒在三十年代焚烧进步书籍，都表现了这一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原苏联将列宁主义定于一尊，肆意压制和迫害一切反对列宁主义而又有一定真理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甚至对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也＂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利益＂，予以打压；由于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将毛泽东思想定于一尊，肆意压制和迫害一切＂异己＂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甚至将毛泽东的话定为＂句句是真理＂，神圣不可侵犯，如有被认为是＂侵犯者＂，便＂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予以＂全面专政＂．这样做的结果，是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破坏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甚至是亵渎了人类的美好未来．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追求真理的氛围出现了，其价值效应也显现出来．但是，由于未从根本上解决好追求真理对实现价值具有根本意义的作用的认识，加之既得利益在作怪，仍然有些问题急待解决．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权力机关之弘扬真理精神直接相关的，而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发展的片面性，特别是反腐败之成效甚微，是与权力机关没有彻底地弘扬真理精神，害怕某些既得利益者之受损，不敢认真研究或发表探索发展的全面性，特别是有效反腐败的真知灼见有直接的关系．人们不难看到，一些主流书报期刊，缺乏求真务实和锐意创新的论述，而陈词滥调，则比比皆是，有的还受到奖励．看来，进一步弘扬真理精神，鼓励讲真话，真陈述，深入开掘出具有真理性的新观点、新原理，是当务之急．

３价值→真理

那么，人、人类之获取价值的愿望和努力，对于追求真理有什么意义呢？列宁当年在评鲁巴金编的一本书时写道：＂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列宁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２５５页）这就是说，做为非理性的＇人的感情＇，是人评价事物、事实的基点，制约着人的价值考量．人的感情又总是同人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归根结底，人对真理的追求，是基于人的需要的．休谟当年说的＂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人性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５３页），说的其实就是人的感情，建基于这种感情上的价值需要，是追求真理的出发点．在自然科学中，恩格斯曾说过：＂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析利等）是由于十六和十七世纪调节意大利山洪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能应用于技术上以后，我们才知道一些理性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９８－１９９页）在社会科学中，从十八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社会学家维科，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基佐，再到十九世中叶的唯物史观创立者马克思与恩格斯，都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有成效地研究，从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维科发现了人类在大体上经历着＂神祉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这种历程，即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再到＂民权统治＂的历程，无非是这种历程在各民族之间的发展有早有晚而已．基佐等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贵族、资产者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关系．马克思与恩格斯则明确地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概念，指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并论证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胜利的必然性．这些社会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较为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需要的产物，特别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适应了当时欧美等国工人阶级进行解放斗争的需要．可见，价值需求是探寻真理的最深刻的根源、起点、航标和矫正器，与价值需求无关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并终将被淘汰的，因而不可能是真理．愈是从人、人类的价值需求出发，便愈有利于对真理的追求．愈是站在社会先进势力的立场上，便愈能以科学地把握社会的发展规律．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当人们寻找事物、事件的原因时，也总是从与人的事功有关联的视角出发的，而不是＂价值无涉＂的．例如要寻找一场车祸的原因，就不能离开受害者与肇事者这双方，两者缺一，就不能构成车祸，如受害者当时在家里，就不会出车祸．但能否因此而而把车祸的原因归结为双方，且＂平分秋色＂呢？当然不能．只要受害者是按交通规则行进在路上，而肇事者是酒后驾车、鲁莽驾车或蓄意谋杀，法官就会判处肇事者有罪．当然，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如果把正当的价值追求加以歪曲，以某个人或某群体的私利为出发点，戴上有色眼镜去观察社会，就不可能科学地认识社会，把握真理．在原苏联和中国，曾流行只要站在党的路线的一边，不管这＂路线＂是否正确，便能真实地地把握社会事物、事实的本质，把握社会发展规律这一理论．历史表明，这是一种有害的理论．人们记得，在二、三十年代苏共反对＂布哈林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不但把布哈林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正确意见攻击为替富农阶级讲话，而且还硬说布哈林在十月革命期间企图＂逮捕和杀害列宁＂．有些人为了表现自己同布哈林的观点划清界限，还刻意表现出对布哈林＂痛恨＂的感情来．在那个年代，一些人为了表现自己对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具有＂超凡＂的感情，硬是要求自己＂六亲不认＂，或故作＂坚持原则＂而抛弃正常人所具有的普通感情，即人之常情，以致出现带有虚假成分的矫情．一位在五十年代积极要求入党的中国大学生，当得知匈牙利事件中红色政权一度处于危难时，流下了眼泪．他向党支部做思想汇报时，说自己为兄弟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遭遇而难过．显然，他是在表白自己流的是＂无产阶级的眼泪＂，具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人们还记得，在六十年代末大树林彪的接班人形象时，竟有一幅大型画展，将毛泽东与朱德两部红军的会师，描绘成毛泽东与林彪两部红军的会师．这种明显歪曲事实、篡改历史的做法，是在＂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这种＂崇高的＂价值观的名义下，甚至是在＂对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怀有深厚感情＂的名义下进行的．至于在左倾错误泛滥的政治运动中，一些人竞相声色俱厉地＂怒斥＂所谓＂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更属常见，人们心里明白，那种＂义愤填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矫情或做给人看的．看来，正象在认识论或真理论领域中，＂捍卫常识＂是必要的一样，在价值论或情感论领域中，＂捍卫常情＂也是必要的。它可以防止和克服由于矫情带来的虚假认识和虚情假意。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勇敢地抛开当时流行的“对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回到了“农民必须先吃饱饭”这种常人具有的感情，坚决支持“承包到户”的措施，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为全党同志树立了榜样。当然，夸大情感的作用，夸大价值观对真理观的作用，甚至以某些人为的需要，代替对科学、真理的追求，是不正确的。长期以来，一些人对一些学者提出的＂为科学而科学＂、＂为真理而真理＂的说法，进行了批判．事实表明，这种批判，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其实，这些学者，尽管没有直接讲价值对真理的意义，但在这些学者的心目中并非没有＂为人民＂、＂为人类＂这样的价值观，而只是将其做为不宣的前提罢了．在那种任意夸大价值对真理的意义，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与社会发展的行程一致”为由，忽视求实精神的不良氛围中，为了摆脱短视的、狭隘的、实用主义的＂政治＂的束缚，提出＂为科学而科学＂、＂为真理而真理＂这类口号，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价值的普遍性　　　　　　　　　　（８２）

１自由

同真理具有绝对性一样，价值也具有绝对性．这种绝对性既表现在同时性上，又表现在历时性上．不论是古代、中世还是近现代，不论是那个国家、民族、阶级、阶层、政党、集团和个人，都具有价值的追求，而且具有基于人性共同点的共同价值追求．人类做为一个整体，总要使自己生存下去，并过得好些和发展自己．一些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故意掩盖这一点，也改变不了这种无法否定的事实．若干年来，中外学者经常谈论＂人类中心主义＂，但歧义颇多．如果这一概念指的是人类总是从自己的＂类的特性＂出发，追求人类的需要，并以此来做为评价事物、事实的依据，这样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上一世纪四十年代提出了＂需要层次论＂，认为所有人都有五种＂基本需要＂：生理的需要，即最优先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即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后，对和平安定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即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自重的需要；爱的需要，即满足亲情友情和爱情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自己具有的潜能得以发挥出来的需要．他在七十年代又把这五种＂基本需要＂，发展为八种＂基本需要＂．其他学者，也对人的＂基本需要＂，做过种种概括，有些比马斯洛概括得更为科学和准确．总之，人具有的＂类特性＂或＂一般本性＂，使价值具有绝对性或普遍性．对于人的价值的实现，人们使用了若干概念进行概括，其中最为经常和久远的就是自由．黑格尔说过：生物＂不能达到自由，而只是停留在必然性之中＂，而＂人是注定获得自由的．＂（哲学史讲演录第３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３６、２３９页）一些学者把主体性与自由联系起来，认为无主体性便无自由，自由就是主体性的高扬，这也是有道理的．黑格尔在研究古希腊哲学时，认为即使是相互对立的某些学派，也能在自由问题上取得共识：＂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的目的都是同样的自由、幸福、坚定不移．＂（同上书，第１５９页）中国古代孔子虽不曾讲到自由，但其如下思想却属同类：＂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篇）至于庄子追求自由的思想就明显了：＂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让王篇）他还专有＜逍遥游＞之作．至近代西方，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兴起，在密尔顿和洛克等思想家那里，便明确地把＂争取自由＂做为人类一切活动的总的出发点和归宿．因为自由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人类所具有的感性、感情的，理性、理智的需要的实现，它是与人的幸福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至今，自由做为一面旗帜，始终为进步人类所推崇和尊重．曾有人下定义，把自由说成是对必然性的认识，或把自由说成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和改造，这类定义是不准确的．因为这类定义讲的不是自由这一概念本身的含义，而是获取自由的途径．也可以这样说，价值的普遍性从本质上说，就体现在人类对自由的追求的绝对性之中．由此看来，近些年来，中国大陆对所谓＂自由化＂的批判，是有缺陷的．不可否认，对于发生在部分人，特别是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否定组织纪律，主张极端自由的倾向，是应当进行批评教育的．但把这种倾向叫做＂自由化＂，并以之为靶子进行＂批判＂，就不妥了．自由是一个人人都要争取的好东西，自由化就没有什么不好．恩格斯曾经说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１２６页）至于把＂自由化＂与特定阶级联系起来，更为不妥．自由，这并不是那个阶级的专利，更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特别是后来的列宁，之所以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的口号，并不是因为这个口号不对，而是因为一些反动政客和御用文人用这个口号欺骗群众．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总是许诺的多，实行的少，有产者享有的多，无产者享有的少．他们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难怪自由主义的大师罗素，把＂马克思的哲学＂说成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旁支＂．（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年版第１２９页）当然，反对＂自由化＂这种政治言说的背后，也不排除某些人以此来为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推行官僚主义、专制主义寻找借口．

２客观性

承认了价值的普遍性，也就承认了价值的客观性和一元性．就是说，对事物、事件的评价，虽然是一种主观行为，但却有一定的客观标准．正是对这种客观标准的信念，促使人们树立起科学的价值观来，这种科学的价值观表现为对人类自由的追求．符合此标准的为正价值即通常说的有价值，背离此标准的为负价值即通常说的无价值．正是这种科学的价值观，要求人们对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予以肯定、赞扬、学习、吸纳、继承、借鉴，乃至发展和创新．在古代，人们对秀美的河川平原，高山峡谷，森林草地，自不必说，就是对人工制造和创造的各种生产工具、产品的价值，亦如是说．古人对科学技术的价值也是在大体上有共识的，在文学艺术创作和哲学、社会历史科学、伦理道德科学的价值上，也有许多共识．而不管这里的共识程度如何，这些价值在客观上还是具有确定性的．这种确定性，使这里的价值，至今还对人类的自由，做着一定的贡献．在现时代，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人文景观，无论是物质文明成果，还是精神文明成果，都愈来愈为人的自由提供条件和保障．这里常常引起争论的是，面对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社会事物、事件的评价的问题，以及其中蕴涵的理论与方法的问题．因为全人类的自由不但与不同个体的自由，而且与社会中各种群体的自由，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对立的一面，这种对立的方面，在生产力不够发达，存在阶级和政党的社会中，尤其明显．但面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对人的本性，人人自由这一价值目标仍具有客观性，在历史行程的长河中，人类不断向这一价值目标趋近，而又不可能达到＂终点＂．对于由之产生的社会思想理论，也如普列哈诺夫说的那样：＂永远有着某一部分思想为革命者和旧制度的拥护者所同等地承认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三联书店１９６１年版第７３９页）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存在着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不同国家，能够共同赞赏＂奥运精神＂，＂在同一片兰天下＂生活，共同治理自然灾害，以致派兵到动乱不止的国家＂维和＂．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在改革开放中，对于国外一切有价值的制度、体制、机制和观点、原理、原则，都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大胆地引进、吸收、消化，其最终标准便是有利于奔向＂人人自由＂的价值目标的实现．

３＂普世价值＂

近几年来，中国大陆开展了一场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一些学者认为存在着＂普世价值，尊重＂普世价值＂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有重要意义的．但主流话语却不能容忍这种观点，认为不存在普世价值，承认普世价值，就会导致＂西化＂的恶果．因而，在主流媒体上展开了对＂普世价值＂的批判．应当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这就要首先弄清＂普世价值＂这一概念的含义，弄清了含义，就较为容易看出它是否存在了．本来，在近现代的社会思想理论文本和主要辞典中，似无＂普世价值＂的概念．在本世纪初，由世界一些地区的一些学者发起创建的，带有民间性质的＂维基学术网站＂，有＂普世价值是对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都相同的价值＂一说．依据这种解释，＂普世价值＂的存在，就大可怀疑了．因为在人类社会中，价值的差异性是明显存在的．即使人类到了＂大同＂世界，或被称为共产主义时代，也不会有＂对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都有相同价值的价值．＂否定这样的＂普世价值＂的存在，是有道理的．但从开始使用这一概念的学者们如著名学者杜光等人的＂意思＂上看，他们所讲的＂普世价值＂，指的是对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有价值的东西，包括物质上的东西，也包括精神上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价值需求，既源于人之追求自由的本性的共同性，又源于人类社会这一有机体在曲折反复中通达人人自由之路的必然性．这样的＂普世价值＂，不但是存在的，而且是值得尊重的．但是，有没有人或人群不尊重呢？当然有．由于个人的或群体的价值需求，同整个人类的价值需求，既有统一的方面，又有对立的方面，一些人或群体，囿于个人的或群体的暂时利害得失，而抛弃人类整体的价值需求．这在阶级社会中，是常见的，如那些站在逆历史潮流方向的个人或阶级，反对或阻止基于历史潮流的先进思想观念即是．但这种情况，并不表明人类整体的价值需求是不存在的．至于是否使用＂普世价值＂这一概念，是可以继续讨论的，以求找出一个更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述语来．而在此前，使用这一概念，并赋予较为正确的含义，是不应当受到＂批判＂的，更不应当将其从主流媒体中排除掉．在主流话语的政治言说中，一些人表现出了特别的敏感性．他们在认识上陷入的误区是，认为自由及与之相关的民主、人权、平等的说法，是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的，甚至是西方发达国家专有的．其实，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这些说法或类似说法，就已经出现了，这正反映了人性中的共性这一面．在中国和西欧的封建时代，就有＂自强不息＂，＂为正义而斗争＂，＂为民作主＂，＂城邦民主管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诸说．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自由及与之相关的民主、人权、平等的说法，便明确地提了出来，并修正和丰富了其中的内涵．当然，自由等观念，在二、三百年中也在发展，例如各发达国家先后实现了包括非定居的无产者、妇女、少数民族的选举权．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１９６５年实现了包括黑人在内的完全的选举权．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本应在实现自由等观念上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本应克服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的＂形式上的平等＂而实现＂事实上的平等＂，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做到，而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所进行的改革，就其实质来说，正是要较好地实现自由等观念．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自由等观念上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就说那里的＂自由＂是虚假的，更不能由此而攻击＂普世价值＂一说．正象不能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在＂自由＂等问题上存在着许多问题，特别是众多掌权者以人民的名义对于自由及与之相关的民主进行压制，就攻击＂普世价值＂一样．有人甚至在攻击＂普世价值＂时，搬出五、六十年代一些搞＂大批判＂的人，所习惯引用的鲁迅说过的贾府的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这样的话，意在说明不同阶级的价值观只有对立的方面而没有统一的方面．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必然导致实践上的歧途．主流话语中的一些人，在攻击＂普世价值＂时，采取＂硬说＂的方法，即硬说肯定和尊重＂普世价值＂，就是赞颂西方流行的价值观，就是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以西方的政治制度为标准，以达到＂西化＂的目的．面临中国社会出现的大面积的腐败问题，他们津津乐道于抓那些＂腐败分子＂，却无视那些还够不上腐败分子的官员中的＂腐败现象＂及与之相关的整个党和社会的＂庸俗风气＂．正是这种＂现象＂和＂风气＂，不但严重影响了经济和社会建设的科学发展，而且在全社会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污染＂．政治体制改革是解决这一被忽视了的问题的根本出路，而对＂普世价值＂的＂大批判＂，不管批判者的主观意愿如何，都是在以西方国家没有真正做到自由及与之相关的民主、人权、平等为理由，否定它们本身的价值，从而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贬低它们，乃至硬是给它们带上＂西方＂的帽子，并在实践上抵制政治体制改革或将其引向只在枝节上徘徊的路径．当然，在宣传＂普世价值＂的人中，也确有少数人把流行于当代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的政治制度当做＂样板＂，要求无条件地加以移植，而无视那里存在着妨碍人民自由，破坏国内和国外人权的种种践踏＂普世价值＂的行径．但对此种歧见，不能靠批判＂普世价值＂来解决，更不能用＂专政＂的方法来解决．值得欣慰的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温家宝指明了＂民主、平等、博爱等是整个人类所追求的＂，李克强明确支持了建立＂全球治理结构＂的主张，他们没有使用＂普世价值＂的提法，但他们的观点与这种提法所应具有的含义，是相通的．

（三）价值的特殊性　　　　　　　　　　　（９０）

１差异

世界上有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人群，即使在同一时代的同一国度，又有各种不同的群体，包括阶级社会中的阶级、阶层、政党、集团等．而在任何时代的同一群体中，每个人的个性也是千差万别的，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中，也会有不同的价值需求．这是与价值的主观性和多元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可见，时代、国度、群体、个体之重大差异，必然导致价值观和某时某地价值需求的不同．自古至今，从那种简单的温饱型的衣、食、住、行，到那种丰衣足食、高楼大厦，从敲锣打鼓、吹大喇叭，到电灯电话、电视电脑，人们的价值需求，所发生的变化是人所共知的．对古代人来说，无大价值的＂石头＂，现代人却可以从中提炼出具有极高能量和巨大价值的放射性元素铀．一幅中世纪的画，一本中世纪出版的书，当时可能无大价值，而到了现代，就可能有重大价值．这种时间的变化，还可表现为空间的转换上．就是说，在同一时代，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会表现为由时空变化而造成的某些差别．例如，在现时代，有的国家或地区，多数人象前资本主义时代那样，仍然在为求得温饱而疲于奔命，而有的国家或地区，多数人却在为应用高科技于生产和生活而努力，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人们的价值需求，显然不会尽同．人们最易看到的是阶级社会中的不同阶级和政党，其间的价值观尽管有共同的方面，但却常常显出对立的性质，特别是在政治斗争激烈的时期，更是如此．至于个人，更显出了价值需求的复杂性．即使属于同一阶级，同一政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和具体处境，价值观或价值需求，也会表现出差异来．人们还不难看到，即使同一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中，也会产生不同的价值需求，甚至发生整个价值观的变化．

２高下与正误

那么，价值需求乃至价值观的种种不同，是否有高下、正误之分呢？答复应当是肯定的．这里的标准，就在于是否有利于满足整个人类基于人性的需要及其程度．由于这里有着个人、群体、社会的对立统一关系，在某种情况下，个人的价值追求，同群体的价值追求，出现了对立，或个人、群体的价值追求，同整个人类社会的价值追求，出现了对立，这就有了正误的区别．总的说来，人类社会的价值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其中的＂高＂必将克服＂下＂，＂正＂必将战胜＂误＂．这里只以时代的变化来说，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再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的价值需求乃至价值观，就在不断改变的过程中提升着．尽管其间经历着曲折和反复，夹杂着某些个体和群体的逆向行为，但改变不了历史的总趋势．有人从憎恶阶级压迫这种社会现象出发，把原始社会的价值观过分地美化了．其实，那时的＂人人平等＂的价值观是在物质财富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出现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和勉强的．据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考察，在氏族或部落之间，经常进行着残酷的战争，抓到的俘虏，常常被杀死并吃掉，生吃人肉的现象时有发生．即使在氏族内部，人吃人的现象也并非罕见．到了奴隶社会，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产品有了剩余，战争的俘虏不再被杀掉并被吃掉，而成了进行生产的奴隶．很明显，这就是价值观的历史性进步．到了封建社会，原来的奴隶被农奴或农民所取代，成了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其命运大为改善，农奴主或地主已不能随意处置他们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是自由的＂，＂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观，在全社会范围内明确地树立起来．及至社会主义社会，要求赋予＂自由＂以更实在、更具体的内容，要求将＂形式上的平等＂转变为＂事实上的平等＂的价值观传播开来．由此看来，从总体上说，人类的价值需求乃至价值观，是在进步着的．当然，也要看到，有些个人和群体的价值需求乃至价值观，存在着与整个人类的价值需求乃至价值观相对立之处．就此而言，对前者来说是正价值，对后者则为负价值．也就是说，前者价值的实现，就是对后者价值的破坏．在社会历史领域，既突出地表现为阶级社会中处于没落的、反动的地位的阶级、政党和个人那里，也表现为那些反社会和危害社会的个人及其团伙身上．就总体上说，他们或它们的价值观是错误的，正象阶级社会中那些处于向上的、进步的地位的阶级、政党和个人，以及那些热爱社会和维护社会的个人及其伙伴的价值观是正确的一样．从总体上说，正确之战胜错误，是历史的必然．

３调节

人类社会面对价值的特殊性所带来的各种差异，主要是用两种方法解决的．一种方法是强力的，其极端表现就是群体之间的战争，这在对立国家、对立阶级或对立集团之间的斗争已无法和平解决时，会突出地表现出来．当然，公共权力机关也会在对危害社会或危害现行统治秩序的人或群体，采用强力方法的．这种方法，在一些情况下，是必要的和有效的．但即使如此，也要看到它会带来某些值得重视的消极后果．人们不难看到，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行程中，靠强力方法解决价值观的冲突，并非是经常的，特别是在社会历史处于平稳发展阶段时，更是如此．对于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来说，善于调节具有不同价值观的群体和个人的关系，稳妥处理极其复杂多变的价值需求，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重大课题．在当代中国，鉴于历史教训的惨重和深刻，在对待具有不同于党政机关的价值观和价值需求的问题上，既要善于进行科学的、有说服力的思想引导和教育，用体现人文精神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为准绳予以解决，又要以承认多元化、多样性的宽容精神，求同存异，共同提高，和谐并进．在运用法律和规章制度解决问题时，防止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由，乱用专政机关，动辄抓人，随意处置那些批评领导干部、顶头上司的干部和群众．要允许对党政机关进行公开监督和批评，允许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和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不要搞当年曾实行过的＂舆论一律＂，不要追求单一的价值观．要重视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的先进部分对思想自由的追求，正象允许和鼓励社会上一部分人在物质上先富起来一样。对于一些知识分子的某些不当的价值观和价值需求，要做全面分析，肯定其中的合理性，有理有据地批评其中的谬误．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现在看来似乎是不当的，但在不久的将来再看却是正当的和有价值的．例如八十年代初，主流话语还把＂尊重人权＂的提法说成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但到了九十年代，主流话语就赞同了这一提法，并先后载入了执政党的党章和共和国的宪法之中．＂市场经济＂的提法，也大体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至于所谓片面性的问题，现代律师制度可给人们以启发．为什么控方、原告方与辩方、被告方这双方的律师，只能站在各自服务对象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来参加诉讼呢？难道＂不偏不倚＂不是更为客观全面，避免了主观片面吗？人类社会这一自组织的有机体，总能凭借自己的智慧来解决一些复杂的问题，律师制度就是解决复杂的法律问题的重要方法：两个片面性，合成了一个全面性．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没有这些无数的片面性，世界就不会是多面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４５页）由于律师双方各自充分地说出了己方的理由，才使法官能以更公正地做出判决，这也正是中国自＂反右派斗争＂否定律师制度以来，直到改革开放这一长时期中，尽管要求所有当事人都要按法律办事却难以实现公正的原因之一．还要看到，即使价值观正确或基本正确，由于人的个性差异和遭遇不同，以及时空条件的变化，价值需求也会有所不同．有人喜欢京剧，对京剧的一些剧目的评价就会高些；有人不喜欢京剧，对京剧的一些剧目的评价就会低些．有人在左倾错误泛滥年代未受挫伤，对毛泽东的评价就可能高些；有人在左倾错误泛滥年代深受迫害，甚至直接遭到毛泽东的迫害，对毛泽东的评价就可能低些．至于对一时难以判明是非的评价，更应注意创造寬松的环境，使那些具有独立见解的智者得到寬厚的待遇．这样来调节具有各种价值观和价值需求的个人与群体的评价活动，对于建立和谐社会，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充满生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增进人民的福祉，是完全必要的．

（四）道德观　　　　　　　　　　　　　（９５）

１＂德＂辨

在价值关系中，个人同他人、群体、社会的关系，占有重要的地位．道德就是调节个人同他人、群体、社会关系的准则．与真理观所要解决的＂是与非＂的问题不同，道德观所要解决的是＂善与恶＂的问题，是价值观所要解决的＂好与坏＂的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在人类认识史上，是逐渐明确起来的．中外思想家们长期未能对道德做出准确的定位，导致概念的泛化．古代中国哲人们已经模糊地感到＂德才识学＂四者之不同，有＂才与德异＂之说．但多将＂德＂视为统含其它的高级范畴．老子＜德＞篇中的＂重积德则无不克＂，就是把德与才看成一体，并将才溶于德中．＜论语＞和＜孟子＞中的德，也溶有才的意蕴．朱熹在注＜中庸＞时，称＂智、仁、勇，三达德＂．道德这一概念在语义上的这种泛化，反映了我们民族长期之重德求善而轻智求真的历史文化传统．当然，欧洲人在近代以前，也曾将道德这一概念泛化过．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就把做为道德中的＂善＂，说成是＂理念，永恒者＂（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２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版第６２页＝）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反复强调德行的重要，以致把才、智，列在了善、德的名下：＂四善德中，最易见者为智识．＂（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版第四章第７３页）不消说，他对＂智识＂的偏好，深深影响了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之重视科学的思维方式，并使之成了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的思想先导．但即使到了十七世纪，哲人们还是不大习惯于将德与智区分开来．笛卡尔在他的＜哲学原理＞中，称＂最高智慧即人生至善．＂（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８年版ｘｉｖ）斯宾诺莎在他的＜伦理学＞中也说：＂德行与力量，我理解为同一的东西．＂（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５８页）只是到了十八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们才真正将道德与智慧，道德与属于非理性领域中的意志（如勇敢）区别开来．休谟已经看到了＂道德上的善恶区别并不是理性的产物．＂＂理性的作用只在于发现真与伪．＂（人性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９８页）（引者按：休谟这里讲的理性属于认识领域）康德则区分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理论理性又被康德指为＂纯粹思辨理性＂，属于知识范畴，实践理性又被康德指为＂纯粹实践理性＂，属于道德范畴．诚然，他在晚年写的＜判断力批判＞中，曾讲过＂技术的实践＂，但他认为那不是真正的实践，而道德实践才是真正的实践．（参看该书＜导言＞＝）他认为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德行高于能力，并把沉着、冷静这类品质划入＂能力＂之中，曾举例说：＂一个恶棍的沉着会使他更为危险．＂他还满有理由地把保护自己、自立自强排除在道德规范之外，称＂保存生命是自己的责任＂，＂但这并没有道德内容．＂（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３、４７页）在十九世纪上半叶黑格尔那里，更加注重了这种区分．他认为：＂英勇本来就不是一种伦理品质＂，＂而自我牺牲，克制自私自利＂才是＂道德品质＂＞（美学第３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下册第１２７页，上册第１６６页）近现代的中国哲人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划开了德行与才智的界限，＂才德兼备＂之说的流行，就表明了这一点．当然，至今仍有人混淆德行与才智的界限，例如谈论＂道德上的善展示了其内在的向度．……较之＇为他＇意义上的善，＇自为＇之维的善无疑更多地展示了内在的价值．＂（哲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５期第２６页）诚然，对任何概念的解释，都有非确定性的一面，但毕竟有确定性的一面，否则对任何问题的阐述和讨论，都不可能进行下去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哲学界关于道德问题的讨论中，就出现过这种概念界定不清的现象，妨碍了讨论的正常进行．

２善与幸福

人们不难看到，古今中外一些思想家和学者，对善的理解和解释，有很大不同．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曾认为幸福是善．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普遍认为快乐就是善，洛克就说：＂善和恶只是快乐和痛苦．＂（人类理解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３２８页）十八世纪的爱尔维修和边沁都把善等同于好，他们都是乐观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但是，把善说成是快乐或好，很容易离开道德的本意．道德既然是调节个人同群体之间关系的准则，要求将群体的幸福放在首位，那么，只有群体的快乐或好，才是真正的善，只是自已快乐或好了，未必就是善的．例如一个品行恶劣的人，他快乐了，好了，那就是善了吗？当然不是．尽管洛克、边沁等人有着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良好愿望，但他们生活的社会历史时代，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受到了限制．洛克对私有财产的崇拜，使他在事实上认为没有财产的人，不应当享有公民的充分权利．边沁主义者在工人反对雇主的斗争中，多站在雇主一方，边沁本人还攻击过人权说是＂胡说八道＂．在十九世纪初约•穆勒那里，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目标变得具体起来，接近了社会主义．当然，不可否认，强调幸福这一点，在十七、八世纪是有意义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尽管有了自人文主义兴起和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主义的熏陶，但许多人还未摆脱中世纪宗教神学的影响，否定个人幸福的禁欲主义，成了束缚人的精神枷锁．许多人没能树立起自立、自主的意识，对追求个人的幸福的思想还若即若离．这是真正的道德理想吗？不是．那些社会上众多的权贵和富翁，除了极少数真诚的禁欲主义者外，绝大多数人早就认识到争取个人幸福的重要，并为此而不懈努力，但他们把自已的幸福建立在使多数人痛苦之上．他们起劲地宣传禁欲主义，主要是对着广大群众，特别是对着穷人的，目的是要广大群众特别是穷人安于现状．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禁欲主义，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曾发生过消极的影响．这种消极影响突出表现在解放前的人民革命斗争中．当时，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不但要求人民＂安贫乐道＂，而且要求人民逆来顺受．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说幸福就是善，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新中国建立后，由于传统积习在做怪，更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广大群众在连绵不断的＂生产关系革命＂、＂政治战线革命＂中，常常忘记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革命＂，对于自己的幸福有什么意义？在＂勒紧裤带建设社会主义＂、＂勒紧裤带支援世界革命＂中，常常忘记提出这样的问题：贫穷是＂社会主义＂吗？＂世界革命＂行得通吗？在这种情况下，说幸福就是善，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总的说来，把善和幸福混为一谈，是不科学的．

３德与功

在中外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种种伦理学派，如义务论、目的论、工具论、功利论等，但归根结底可以划分为两大派，即义务论和功利论．这两大派似相对立，但细究起来，却有明显的一致之处．这种一致之处就表现为，任何派别最终都承认道德的属人性，即对人的倾向性．在中国古代，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长期流行于社会生活之中，被理解和解释为君子只能言义，而不能言利，小人只是言利，而不言义．这种将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的思维习惯，在宋儒那里发生了一些变化．张载就云＂义化天下之利＂（正教大易），程颐更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语录十七），而陈亮则谓＂既无功利，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习学纪言）．但就总体而言，重义轻利的片面性，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并无根本改变．特别是在它与道家的无为哲学和佛家的出世哲学结合起来之后，更加添了反功利主义的色彩．在古罗马，曾有源于犬儒学派的斯多葛主义，主张把人从世俗的欲望中解脱出来，弃绝诸如健康、财产等．这种思想，深深浸入到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的宗教神学之中，并压倒了功利主义的道德观．但是到了近代，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兴起，道德功利主义发展起来，以致于成为欧美社会的主流道德观．而康德则似乎与这种道德观唱了反调，竭力将功利性排除在道德之外．他说：＂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出于责任而诚实和出于有利后果的考虑是两回事＂，＂责任就只能用定言命令（引者按：亦译为绝对命令），而不能用假言命令来表示．＂（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９５、２７６页）他还强调说：＂只要允许别的动机（如利益动机）与道德法则通力合作，那还是危险的．＂（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版第７３页）他要求人的道德感情＂只是按照由自身立法的纯粹实践理性的单纯推荐．＂（判断力批判下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版第１１４页）但康德在展开他的庞大体系的过程中，也未能把＂功利＂从他的＂实践理性＂中排除干净．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就承认道德原则必须有利于＂一个世界（原作自然）能够维持下去．＂（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版第４４页）在＜判断力批判＞上卷中，他还承认＂那道德上的善，它自身里面带着最高的利害关系．＂（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版第４５页）康德这位学识渊博而又站在时代前列的哲人，之所以在道德上陷入反对功利主义的误区，是与当时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滞后和新兴阶级、阶层的软弱，以及他所处的落后的东普鲁士（康德终生活动在哥尼斯堡）的社会环境有关．也与这一情况有关：在近代欧洲近二百年的道德世俗化的浪潮中，功利主义的道德观普遍被曲解为只要个人、眼前利益，而不要群体、长远利益的庸俗的道德观．康德的超功利的道德观，在矫正这种倾向时，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只是由于它的非科学性，如后来恩格斯在批判＂定言命令＂时指出的那样，在社会实践中表现得＂软弱无力＂，成了人们不屑一顾的喃喃絮语．一些抹杀道德的功利性的学者，以道德的自律性而排斥道德的他律性，并以当年马克思的论述为证．其实，当年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谈到康德等人的观点后，的确说过：＂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５页）但这是在同宗教做对比时讲的．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已开始接触到并重视起＂物质利益＂问题了．正因此，他开始同忽视＂财产关系＂的德国青年黑格尔派乃至整个黑格尔主义决裂了，促成了他日后唯物史观的形成．他这里讲的＂自律性＂，已开始同康德的那个超功利的自律性有所区别了，已开始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探讨道德自律性的根源了．可见，道德的自律并非自满自足的，而是同整个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他律＂联系在一起，并由＂他律＂转化过来的．对于道德的功利性，普列哈诺夫的一段话会给人们以启发：＂德行所以一般地为人们所满意，不是因为它是先天的，而是因为它是有利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三联书店１９６１年版第５７４页）道德的这种功利性，对于人的认知，具有推动力的作用．也就是说，求善这种道德行为，推动着求真这种认知行为．一般说来，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注意提高自己的才智水平的，而一个道德低下者，是难以有真才实学的．反之，求真虽非道德行为，却为求善所需要．一般说来，如要具有高尚的道德，就要认清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践行，所谓＂知书达礼＂即此．一个什么都不认真思考的文盲，是很难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平的．这就是为什么文化发达的国家比之文化落后的国家，一般说来，道德水平要高些的原因所在．当然，道德行为和认知行为这两者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德行高者未必才智亦高，才智高者未必德行亦高．正因此，古往今来，先进的人们要求社会成员努力做到＂才德兼备＂或＂德才兼备＂，当今中国主流政治言说强调在此基础上，对领导干部的考核要以德为先，是完全必要的．

（五）道德的普适性　　　　　　　　　（１０３）

１应然性

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任何规范，包括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在内，都是社会生存与发展所需要并必然出现的，它们也就因此而具有绝对性．这种绝对性表现在时空上，就是古今中外所有社会、群体、个人，都需要和应当遵守的伦理规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道德的一般性、共性、应然性，即普适性．这里的普适性，明显地是指向人或人类的，而与非人或生物无关．例如，人类与众多的形形色色的生物是不可能平等的，不可能如有学者要求的那样具有＂平等意识＂，不存在什么＂人类严重地侵犯了非人生物的生存权＂．（求索，２００３年第５期）人类与病毒的关系只能是消灭与被消灭的关系，人类与家禽的关系也大体上是食者与被食者的关系，这里无平等可言．现在，进步人类已经认识到环境保护的极端重要性，而其所指向的也只能是人类自己的利益，特别是人类的长远利益．人们大可不必用所谓＂生态伦理＂或＂环境伦理＂来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应该努力提高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创造一个动态的与合理的，兼顾人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生态系统．可见，道德伦理问题只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这种社会领域中的问题，而不是调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这种非社会领域中的问题．如果说康德的＂定言命令＂在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上是软弱无力的话，那么，在调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上则是根本不适用的．当然，近年出现的所谓＂环境正义＂理论，包含着在环境问题上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想，这就有道德伦理的含义了．这种具有对人的功利性的道德，是与人的固有的本性直接相关的．这里需要提及的，就是＂人的欲望＂．黑格尔曾把欲望看成是美德的必要环节，认为＂在善里面，应该有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哲学史讲演录第２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版第３６０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承袭黑格尔的类似说法，把阶级社会中人的＂恶劣的情欲＂，说成是＂历史发展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３３０页）本来，欲望、利益需求的本身，无所谓善与恶．恩格斯在这里是借用已经流行并深入到西方社会深层的基督教的传统说法，即硬是把人的情欲说成是＂恶＂，才对这里所谓的恶，做了肯定性的评价的．按照唯物史观，只有对阻碍社会进步的思想行为才能叫恶，而对促进社会进步的思想行为只能叫善．情欲为人人所具有，如果弃绝任何情欲，不为任何情欲奋斗，社会历史就不能进步．当然，这里讲普适性，并不是说任何时代、国度的任何个人和群体，都会遵循那些公认的道德规范，而只是说，那些公认的规范，是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体现着一种＂应然性＂，而不是现在人人都能遵循或都已遵循的＂实然性＂．

２规范

道德规范的普适性，突出表现在对善与恶的共同评判上．在中国古代，人们对如下格言是熟知的：先秦时代就有＂泛爱众＂，＂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克己复礼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恻隐之心，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兼爱＂（墨子•兼爱），＂贵于义＂（墨子•贵义），＂利民＂（墨子•耕柱），＂虽饥不忘天下＂（庄子•天下）诸说．在汉代就有＂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汉书•贾谊传）之说．至宋代，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成了千古名言．在古希腊，尽管不象古代中国那样有着丰富的、具体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说教，但也常见哲人们谈论＂做人＂的规则．苏格拉底就宣扬＂节制和正义＂，强调＂善＂、＂美德＂．他要求＂不管老少，都不要只顾个人和财产，首先要关心改善自己的灵魂．……金钱并不能带来美德．＂并表示自己要＂为正义而斗争．＂（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６９－７０页＝）德摩克利特要求每个人都要对他人＂正直和公允＂．（同上书，第５２页）柏拉图则明确地要求治国者＂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理想国，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９年版第３４页）．盛行于中世纪基督教的＂爱人助人＂精神，佛教的＂众生平等＂精神，流行于近现代的＂人权博爱＂精神，都在表明，人类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说教是有共同性和共通性的．十八世纪的休谟就看到了：＂我们不论在英国或在中国对同样的道德品质，都给以同样的赞赏．＂（人性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６２３页）十九世纪的车尔尼舍夫斯基还以＂诚实＂为例，说明一些道德规范是＂既可以运用于太古时代又可以运用于绵绵无尽的未来的原则．＂（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第５４３页）马克思与恩格斯既肯定了道德的共性，又肯定了道德在历史上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１０３页）在当代，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和刘少奇，与被称为资产阶级政治家的里根和布什都要求官员＂为人民服务＂，是不值得奇怪的．（参考消息，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８日）人们不难看到，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地上正在学习雷锋的助人为乐的精神时，资本主义美国的西点军校也成立了学雷锋小组，波士顿市还建立了帮助贫困户的邻里组织．一些访美人员看到，许多美国人＂身上有不少良好素质＂，如＂尊重人和信任人＂，＂礼貌待人＂，＂遵守公共秩序＂．（光明日报，１９９３年５月２９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曾赞扬资本主义的新加坡，＂有良好的社会风气＂．很明显，一个舍身救落水儿童的人，并不一定是劳动者或共产党人，他或她可能是个资产者、有钱人，也可能是个孔孟之道的信徒、基督徒、佛教徒，或反对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者．这里体现的＂善＂，超越了时代的、国度的、阶级的、集团的界限，成了一个普遍者或绝对者．这种善及其体现的种种规范，集中反映了当年马克思说过的两条基本原则：＂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６７页）；＂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做为＇私人＇的个人利益造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２７６页）．这两条基本原则可用＂群体高于个体＂和＂关爱他人＂这样两句话，来加以概括说明，而＂关爱他人＂的原则，归根结底又是＂群体高于个体＂的原则的组成部分．对于＂关爱他人＂，人们不难理解和解释，而对于＂群体高于个体＂，则需深入阐述．群体与个体既有统一的方面，又有对立的方面，不但在历史上是如此，在现实生活中也每每遇到．只有把群体放在高于个体的位置上，才有利于众多个体利益的实现，就人类整体利益而言，对于做为＂种＂的保存和发展，则有决定的意义．近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社会生物学，依据大量实地考察，发现在鸟类和哺乳动物中，甚至在昆虫动物中，广泛存在着为了群体生存而分工互助和＂利他主义＂现象，如蚂蚁中的兵蚁，常常为了保卫整个蚁群而牺牲自己．由此可以设想，在人和人类的基因中，有类似动物本能的＂群体高于个体＂的生存准则．而因为人又有＂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类的特性，便能站在理性的高度，在必要的情况下，为了群体的利益而牺牲自己．与此同时，古今中外的绝大多数人，对于损人利己，巧取豪夺，男盗女娼，扯谎造谣，都是厌恶和拒斥的，即使经常这样做的坏人，也总要在言说中，对其表现出反对的样子，这就是道德规范的普遍性的威力．

３误区

在道德的普适性问题上，人们常常陷入认识上和实践上的误区．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过夸大道德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作用，陷入道德伦理至上的弊病．把＂才智＂列在＂善德＂的名下，宣称＂女子无才便是德＂，就是这种弊病的表现．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国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自然科学，是同两千多年来流行于全社会的道德伦理至上的观念，直接相关的．一个泱泱的礼仪之邦和道德大国，在鸦片战争后近一百年的各次战争中，屡屡败于坚船利炮的西方侵略者，是不值得奇怪的．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西欧历史上，也出现过贬低乃至否定道德对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作用，陷入道德虚无主义的弊病，中世纪历史上的马基雅弗利主义，就是如此．在十六世纪意大利那种变幻莫测的政治环境中，出现以＂作邦主的如果总是善良，就要灭亡；他必须狡猾如狐狸，凶猛象狮子＂，＂在守信有好处时，邦主应当守信，否则不要守信＂为中心内容的马基雅弗利主义，是难免的．马基雅弗利本人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民族独立国家，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他那为了＂正确＂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理论，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是有消极作用的．现代史上的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制造的＂国会纵火案＂，英法绥靖主义者缔结的＂慕尼黑协定＂，是与这种理论有直接关系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道德的行为，一些人用所谓＂小德服从大德＂的理论来加以辩解，造成了恶果，至今仍待澄清．在大革命时期，南方一些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总体上说，这是一场革命的、进步的群众斗争，但在一开始就站在前列的人中，既有在共产党的教育和引导下苦大仇深、人性颇善的农民，又有惯于投机、人性不佳的＂痞子＂．后者能迅速行动起来向旧的政治势力和地主分子开火，但往往不分清红皂白，并且搞打、烧、杀．其中一些人参加革命后，在党的教育下，经过严酷的斗争锻炼，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而另一些人参加革命后习性不改，或成为逃兵和叛徒，或利用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乃至成为红军＂肃反＂中杀害革命者的罪人．在解放战争时期，党加强了对土地改革的领导，注意了对那些运动初期便行动起来的人的思想品德进行考察和识别，对其中心术不正的人，在内部称为＂勇敢分子＂，以与那些品德较好的积极分子区别开来，并加以掌控．但其中有人还是混进了干部队伍，建国后不久即开始做官当老爷．在党从总体上陷入左倾错误后，没有深入研究＂小德＂与＂大德＂的辩证关系，片面地、盲目地宣传＂小德服从大德＂，使那些具有普适性的道德规范，服从了左倾路线的行动目标．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中，这种＂小德服从大德＂论，弥漫于整个社会，致使打、砸、抢、抄、抓、烧、杀和其它不道德的行为，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不但那些投机分子和人性恶的分子，敢于胡作非为，就是原本比较善良的人，也响应毛泽东那个＂要武么＂的鼓动，把内心中不道德的因素调动出来，参与某些破坏勾当．他们有时也会踌躇不前：这不违反道德吗？但一想到毛泽东那个建立红彤彤的理想世界的＂崇高目的＂，便不择手段了！其实，＂大德＂是由＂小德＂积累而成并发展而至的，无小德便无大德，这就是两者一致的方面．当然，两者还有对立的方面，即有时为了小德而会失去大德，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使＂小德服从大德＂，例如＂关心个人＂可谓小德，但某个人作恶多端，触犯法律又不知悔改，那就要绳之以法，这里的＂关心个人＂这种小德，就要服从为广大群众利益而依法处理违法分子这种＂大德＂．但这里的＂大德＂常被理解为＂政治＂，而＂小德＂则常被理解为＂具体的道德规范＂，这样的＂服从＂，就带来了种种问题．当年Ｍ•韦伯在他区分了所谓＂意向伦理观＂和＂责任伦理观＂时，认为＂在许多情况下，要实现＇善＇的目的，只能以对待道德上可疑或至少是危险的手段为代价，以带来恶的副作用的可能性乃至盖然性为代价．＂（＜政治做为职业＞，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第５９页）这里，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但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却显示出了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影子，并含含糊糊，闪烁其辞，似乎伦理学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就Ｍ•韦伯所举的暴力来说，人类的道德规范并未在任何情况下反对使用暴力，为了正义的事业，即归根结底为了使人类绝大多数免遭暴力的危害，是可以和应当使用暴力的．而有了这种道德信念后，即使在被迫使用暴力时，也尽量减少杀伤，对放下武器的敌对者，也取宽容态度，关于战俘问题的日内瓦公约，就反映了人类在道德问题上的重大进步．不过，这里的＂正义的事业＂，常因民族、党派、个人之间的斗争而被弄模糊了．十字军东征和日本侵华战争打的都是＂正义的事业＂的旗号，十月革命后白匪的武装叛乱和抗日战争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也都打的是＂正义的事业＂的旗号，甚至＂文革＂中那些在肉体上残害干部和群众的造反者打的旗号也是＂正义的事业＂．这些群体和个人的暴力行径，显然是不道德的．即使一些在总体上是进步的群体和个人，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也有个遵守道德规范的问题．如虐待俘虏，搞逼供信，诛连家属，防卫过当等，都是违反道德的．这样，把为了某个进步的、革命的政党的利益，而做出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叫做＂小德服从大德＂，是不正确的．在某种情况下，这样做或许对该党的暂时利益有促进作用，但从该党的终极目标来说，即最根本的＂正义的事业＂来说，这只能带来损害．总之，不道德的行为，决不是＂正义的事业＂所需要的，恰恰相反，它只能损害＂正义的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影响，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仍然存在．在拨乱反正和清查＂三种人＂的过程中，只是讲＂错误路线＂的毒害，却不讲道德上的缺失．改革开放后，一些人在＂有政绩就是好干部＂的说法的影响下，在经济发展上玩花架子，做表面文章，搞短期行为，甚至在数字上弄虚作假．但在问题败露后，领导机关多是谈论＂改革者难免犯错误＂，却避而不谈败露者道德上的根源，而对那些虽然思想解放，锐意进取，但从实际出发，老实肯干，一步一个脚印，工作成果经得起历史考验，却未能一时显赫的人，视为保守派而不予重用．这就是为什么一些领导者近来虽然屡屡批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数字工程＂，却收效不大的重要原因．不可否认，忽视从道德上寻找错误行为的原因，是与当年党在总结建国以来若干重大问题时，未从道德视角揭示毛泽东晚年所犯严重错误有关．当年，从政治视角和方法论视觉批评左倾错误是当务之急，如果当时就详尽阐述毛泽东在道德上的错误，或许会有副作用．但长期回避这一不可否认的根源，不但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利于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进行深入地、持久的道德教育，而且会引发逆反心理和走向另一极端．事实上，正如毛泽东早年和中年之所以取得了基本成功，是与他那时基本上能够出以公心，在道德上较能严格要求自己有关一样，毛泽东晚年所以犯严重错误，并持续发展而不能改正，是与他的不可遏制的个人权势欲和征服欲过度膨胀，直接相关的．尽管在他的心目中仍有＂人民利益＂的淡淡影子，但在维护和固化他那强烈的虚荣心的驱使下，在那种对众多“不听话”的昔日同志、部下、战友的憎恨和报复的激愤中，置人民利益于不顾，宁可天下大乱，经济濒临崩溃，群众生活水平降低,多人非正常死亡，也在所不惜．由此可见，毛泽东晚年在道德上的重大缺失，对于他那陷入极端片面的思想方法，陷入绝对空想的政治理念，特别是陷入严重错误的左倾路线，起到了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很难纠正的作用．那种赋予毛泽东晚年＂好心办了错事＂的政治言说，是站不住脚的．应当在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清理中，不但从思想方法和政治理念上吸取教训，纠正极左遗害，而且从道德情操上吸取教训，以警示当代和后世的党政领导干部在道德上严格要求自己．当然，那种依据一些经不起推敲的道听途说，认定他一贯＂道德败坏＂，＂残害生灵＂，也是与事实不符的．值得肯定的是，近些年来，一些党的领导人做到了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重视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进行道德教育的工作。胡耀邦的胸襟坦荡，朱镕基的严于律己，温家宝的亲民情结，胡锦涛的＂八荣八耻＂，习近平的＂以德为先＂，就表明了这一点．

（六）道德的流变　　　　　　　　　　　（１１３）

　　１谎言及其它

在群体高于个体和关爱他人这种基本道德规范的前提下，人们制定了种种具体的道德规范．这些具体的道德规范与基本的道德规范相比，具有特殊性，因而又是相对的，这就是＜易传＞所说的＂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系辞下传）．这种特殊性当然蕴涵着普遍性，但这＂蕴涵＂的本身，也是可变动的．例如几千年来约定俗成，而又为人们以文字形式肯定下来的＂诚信＂这一规范，是各民族，各社会群体，各社会成员所应共同遵循的，无此，便无基本的道德规范，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就难以继续下去．与此同时，＂欺骗＂则为人们所唾弃．但是，从历史到现实，Ｍ•韦伯所说的那种＂乱讲真话以及由此释放出来的激情而把真相看得更不清楚了＂的现象，屡屡出现．在政治斗争和日常生活中，有时为了真正实现对群体和他人的关爱这一基本的道德规范，而暂时＂讲了假话＂，这是人们允许的，因为这并未违反基本的道德规范．战争中的正义方，为了迷惑敌人，采用孙子兵法中的＂示形＂，进行伪装，是常见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讲过：＂言语上之欺人，有时亦为有用，如对待敌人，或吾侪友人中有疯颠而欲有损害之举动者．＂（第２章p１０１）在任何党和国家的活动中，都有＂保密＂原则，就是说，即使对于自己的同志，也要暂时＂遮蔽＂一些真情．在家庭关系中，常见这样的情况：当一位母亲身体极度虚弱而又处于情绪激动之时，家人决定暂时不告亲子死亡的消息，甚至谎称亲子已病愈．这种＂善意的谎言＂，往往能挽救这位母亲的生命．这里若真的出现＂乱讲真话＂，而不顾后果的情况，会遭到人们的责备．同样，从历史上看属于反动的政党或集团的成员，对该政党或集团是否应当＂忠诚＂的问题，对于革命的政党或集团的成员，对该政党或集团所制定的错误路线是否应当＂忠实执行＂的问题，也要如是观．可见，＂诚实――讲真话――忠诚＂这一具体的道德规范，也是相对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正确理解恩格斯的这句话：＂对于作为革命者的我来说，一切可以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有用的，不论是最强制的，或者看起来最温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３２２页）当然，从整体上，人们还是应当践屡诚信这一具体的道德规范的，这就是它的绝对性．当年洛克就注意到：＂就是那些甘心灭绝人道的那些人们，在他们相互之间亦是要保持信义和公道规则的．＂（人类理解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６－２７页）的确，一个道德低下的人，往往对其父母、子女还是讲仁爱的．一群土匪之间，也常常是＂义＂字当先，以维护土匪这一群体的团结的．恩格斯还说过：＂商业对道德和人性也表示过应有的尊重＂，＂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不道德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６０１页）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即使为了＂好的目的＂，在运用某种在形式上与具体的道德规范不符的手段时，也要有个＂度＂，而不可滥用．不能动辄以“善意”为名而任意扯谎，在一个缺乏诚信的国度或时期，尤应强调诚信这一道德规范。中国大陆长期流行这一传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给张学良写了一个条子，要求对日军不做抵抗．但当事人并不认可此事，经多方调查，此事不能证实．不可否认，在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的确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对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进攻，实行的是不抵抗政策．不过，不能以此便断定＂条子＂的真实性．以此不实的流言进行宣传，至少对一些人来说是违反了诚信原则的，即使在一定的时期，会起到某种积极作用，但最终是会降低宣传效果的，甚至会适得其反．这里还有一个警察因救将要死亡的小偷而意外牺牲的故事所引起的道德争论问题：警察的行为值得吗？对这一复杂问题的答复或可是：对警察的人道主义精神应予赞颂。如果他能准确测知后果，可不去施救，因为一般说来，警察的生命价值高于小偷的生命价值。但做到准确测知，是件困难的事。

２婚姻制度的变迁

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的道德规范是会有所区别的，而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体的道德规范也在发展和进步，这一点，在人类历史上婚姻制度的变迁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恩格斯曾依据当时美国人类学家、民族志学家Ｈ•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参考巴霍芬、麦克伦南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名著．恩格斯通过描述婚姻制度的变迁，阐述了人类具体的道德规范的变化．在原始人的杂乱性交关系中，性道德几乎是不存在的．但自进入＂血缘家庭＂以来，婚姻集团是按辈数来划分的：在家庭范围内的所有祖辈男女，都互为夫妻；其子女，即父辈男女，也都互为夫妻；同样，后者的子女，构成第三个共同夫妻圈子．在这样的家庭中，已经排除了祖先与子孙之间，双亲与子女之间互为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兄弟姐妹之间，可以一概为夫妻．恩格斯引证了马克思的这一评价：在这样的时代，＂姊妹曾经是妻子，而这是合乎道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４８页）这时的原始人认为那种不分辈数的性交是不道德的，这就是一种道德上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血缘家庭逐渐被淘汰了，代之而起的便是＂普那路亚家庭＂．这类家庭不但排除了父母和子女的性交关系，而且排除了姊妹和兄弟之间的性交关系．事实表明，实行这种婚姻制度的部落，比那些实行兄弟姐妹之间结婚的部落，发展得迅速和强大．＂普那路亚家庭＂的成员把＂血缘家庭＂的婚姻，看成是不道德的．恩格斯指出，一切蒙昧时代和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民族，实际上都是这样．在往后的发展中，出现了更为进步的＂对偶家庭＂．在这一阶段上，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共同生活；不过，这很不稳定，多妻和偶而的通奸，是男子的权利，虽然由于经济的原因，很少有实行多妻制的；同时，在同居期间，多半都要求妇女严守贞操，要是有了通奸的事情，便残酷地加以处罚．恩格斯引述了摩尔根的原话，说明没有血缘关系的氏族之间的这种对偶婚，创造出了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在实行对偶婚的氏族成员心目中，凡在氏族内部有血缘关系者之间发生的性行为，就是不道德的．在社会进一步的发展中，出现了最为先进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恩格斯认为，它是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交替的时期，从对偶家庭中产生的；它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它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其明显的特点就是子女对父亲的确认，而这是与子女将来以继承人的资格来取得父亲的财产直接相关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比对偶家庭，在婚姻关系上要牢固得多，已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了．恩格斯在考察了一些民族在这一阶段的婚姻具体形式后指出：＂在各民族混合的过程中，在罗马世界的废墟上发展起来的新的一夫一妻制，使丈夫的统治具有了比较温和的形式，而使妇女至今从外表上看来有了古典古代所从未有过的更受尊敬和更加自由的地位．从而就第一次造成了一种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的基础上，从一夫一妻制之中－－因情况不同，或在它的内部，或与它并行，或违反它――发展起来了我们应归功于一夫一妻制的最伟大的道德进步：整个过去的世界所不知道的现代性爱．＂（同上书，第８２页）恩格斯花了不少篇幅，揭露了基于私有制的一夫一妻制的弊病．这就是，尽管在社会表层看，排斥了违反一夫一妻制的两性关系，但在事实上却出现了＂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丈夫方面是大肆杂婚，妻子方面是大肆通奸＂等现象．不过，他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者那里，性爱可能成为对妇女关系的常规，因为这里没有任何财产的束缚，而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一夫一妻制不仅不会终止其存在，而且最后对于男子也将成为现实．他还赞赏地引述了摩尔根的如下观点：既然从文明时代以来，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已经改进了，而在现代特别显著，可以推测，它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改进，直至达到两性的平等为止．从摩尔根和恩格斯所考察的人类性道德上的进步上看，人们不难推测，整个人类道德规范都是随社会时代的发展而进步的．例如，对于＂忠＂这样的道德规范，人们就会愈来愈将其细化，包括对个人、团体、政党、国家、人类等，并对＂忠＂的内容和方法做出进一步的界定、划分．在这一过程中，区分开＂忠义＂、＂愚忠＂等，而这一过程，是无止境的．

３道德分野

在同一历史时代，不同群体在遵循和实施具体的道德规范时，会有所不同．当年恩格斯就说：＂每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在当今世界，有二百多个国家，许多国家内部又有多种民族，这里的道德风尚会有诸多不同，表现着具体的道德规范的差异性．当然，做为一位革命家兼学者来说，恩格斯特别重视的是道德的阶级性．他在＜反杜林＞中指出：＂今天的情况是怎样的呢？首先是由过去的宗教时代传下来的基督教的封建主义道德，这种道德又分成天主教的和新教的道德，其中又分成许多种类，从耶稣天主教的和正统新教的道德，直到松弛的启蒙的道德．和这些道德并列的，有现代资产阶级的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并列的，又有无产阶级的未来的道德＂．＂如果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有自己特殊的道德，那么我们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结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他还指出：＂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的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１０２页）几年以后，他在研究性道德时指出：＂在无产阶级中间，性爱才可能成为并且确实成为对妇女的关系的常规，不管这种关系是否为官方所认可．＂＂自从大工业迫使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而且往往把她们变为家庭的供奉者以后，在无产者家庭中，除了一夫一妻制出现以来就扎下了根的对妻子的虐待也许还遗留一些以外，男子的统治的最后的残余也失去了任何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８４、８５页）岂止性道德，其它方面的道德，也是如此．例如，觉悟了的无产者对＂平等＂的理解和追求，就与多数资产者的理解和追求，有所不同．前者倾向于从政治领域扩展至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即由人们通常说的＂形式上的平等＂进入到＂实际上的平等＂．后者则满足于政治领域的和＂形式上＂的平等．做为被剥削者和穷人的前者，在意识中，总要改变自己低下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而做为剥削者和富人的后者，在意识中，则设法巩固、强化自己的较高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可见，各种不同的群体在道德上的分野，是与经济关系、经济地位相关的．至于个人之间在道德上的分野，更显出了复杂性与多样性，这不但同经济关系相联系，而且同政治关系、文化程度、社会生活乃至个性特征直接相联系．这就更体现了道德的流变性．

（七）集体主义　　　　　　　　　　　　（１２０）

１“大公无私”

一部人类道德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公与私关系的历史，因为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社会的关系，皆可以化解为公与私的关系．在说明基本的道德规范，即＂群体高于个体＂和＂关爱他人＂时，中国古代哲人朱熹就讲过＂至公无私＂，德国近代哲人康德就讲过＂大公无私＂．千百年来，那些追求道德完美的人，那些从事道德教育的人，每每用这一极为高尚的格言来律己和教人．应当说，这在一般意义上是正确的，有益的．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曾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等思想，在革命队伍中进行过道德教育．解放后，又向党内外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更突出了＂大公无私＂的道德价值，取得了一定成果．中国共产党人至今仍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进行着这种高尚道德的教育，是必要的．在当前，针对着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私欲泛滥成灾，肆意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行为随处可见的状态，宣传大公无私的高尚道德，是应当的．但对此要做出科学的辨析，以增加其宣传教育的效果．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有学者发问：＂大公＂当能，但怎么能＂无私＂呢？这种发问，是有道理的，有助于深化对问题的讨论．不可否认，从科学上讲，彻底的无私是做不到的．任何人如果不关爱自己，都无法生存．罗素说得好：＂一个人全部时间都用在如何使别人吃饱而忘记自己的饮食，那是要死亡的．＂（走向幸福，中国社会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０４页）但这里有个重要的思想方法――理想化的思想方法的运用的问题．这种方法往往同文学艺术上的夸张方法联系在一起，是一个重要的科学研究的方法．当年康德看到了：＂在我们的想象力里有一个进展到无限的企图．＂（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版第８９页）他还说过：＂谓世无一人其行动曾切合于所包含在德行之纯粹理念中者云云，亦绝不足以证明此种思想之为空想．＂（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版第２５４页）＂圆满无缺的道德心向原是……一个圣洁的理想，只是我们所应当努力接近并永不间断向之迈进的一个模范．＂（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８５页）科学研究中的理想化方法，就是思维把某种＂圣洁的理想＂取来，使之＂进展到无限＂，完全排除其它因素的干扰，使对象处于＂纯粹状态＂下进行研究的方法．数学中只有位置而没有长宽高的＂点＂，物理学中绝对硬的＂理想刚体＂，都是现实中并不存在而只是思维进行合理抽象的产物．但它们对科学研究，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牛顿在创立万有引力定律的过程中，设计过＂理想模型＂，即把地球和月亮都设定成没有体积的＂质点＂；爱因斯坦在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过程中，设计过＂理想实验＂，即设定两条光线同时照射一段铁轨的两端而中间正在行驶着一辆接近光速的列车．人们知道，这种理想化的方法，对他们创立新理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道德上的＂大公无私＂，虽然是任何人也无法每时每刻都能做到的，但却为人们树立了道德修养的终极标杆．这种极高的目标，是需要人们做出巨大的努力，才能逐步接近的．不能象通常那样，轻率地把一些高尚的道德表现称作＂大公无私＂．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当年马克思曾肯定过的集体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２５页）应该和能够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道德规范．它表现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即个人在争取实现个人需求和价值目标时，都要促进集体的利益的实现，至少不损害集体的利益，如发生矛盾，则以前者服从后者．而做为集体的代表者，则应保护和促进个人的合理需求与权益．当然，在道德要求上是有层次性的，注意把先进性与广泛性结合起来．对于社会上的先进分子如共产党员来说，应当为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自觉地更多地牺牲个人的利益，并把现阶段自己所做的一切，同未来的美好社会联系起来．但这就是＂大公无私＂吗？非也！例如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忠于职守，不谋制度规定以外的任何特权，不为子女亲友求情，不用公车办私事，必要时能为公利而牺牲私利，但他要按制度规定去享用较高的工资、住房、出行等待遇，这只能叫清正廉洁，符合集体主义道德规范，却不能叫＂大公无私＂．只有象焦裕录、孔繁森、杨善洲等极个别的领导干部和例如经常把应得的待遇、财产自愿让给普通老百姓或献给社会公益事业的极少数人，以及象雷锋、郭明义那样的人，才可称得上是大公无私的人．对此，＜党建＞杂志在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８９年间，曾组织了一场有重要意义的讨论．遗憾的是，这一讨论，没有进行下去．

２行为标准

历史与现实都表明，尽管应当宣传大公无私一类极高的道德要求，却不应将其做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先进人物的道德标准．应当从实际出发，特别是从中国的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的道德实际出发，来制定合理的道德标准，并进行有的放矢的教育．古代中国就有圣人与贤人之分，前者近似于大公无私者，后者近似于先公后私者．现代美国政治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说：＂我实际上要区分两种善的理论．其原因在于，在公平正义中，正当概念先于善的概念＂（善的合理性，哲学译丛１９８６年第２期第１７页）．伦理学家迈农曾将道德水准分为四个层次，即善的，正当的，可允许的，恶的．这些划分方法，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都是有借鉴意义的．一般群众如能在道德行为上做到＂正当的＂和＂可允许的＂，也就行了，而对于先进分子来说，则应做到＂善的＂，这里的＂善＂，就是自觉地使自己的利益服从集体的和社会的利益．尽管这还不是大公无私，但却是集体主义道德观念的表现．道德要求应当区分＂理想层次＂和＂现实层次＂，先进分子和一般群众，而不能只在高空中徘徊，不去俯瞰实地．长期以来，我国道德建设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口号提得十分高超，以致玄而又玄，似乎是在代天立言，并以此要求全社会成员立即做到．但结果是欲速不达，欲高不实，假大空流行神州大地．人们记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好象到处都是＂人性善＂，雷锋精神似乎随时可见，人们常常是每天都在统计＂做好事＂的件数，整个社会表层，显得高尚无比，给一些外国朋友留下了极佳的印象．但在这表面＂圣洁＂的背后，却掩盖和容忍了这样的事实：几十万＂右派＂和＂摘帽右派＂，正在过着屈辱的生活，得不到正在＂做好事＂的人的同情和关爱，反倒被那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所欺侮和压迫．一些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也长期受到种种歧视和不公正待遇．而某些人只靠＂根红苗正＂，甚至只靠＂运动红＂，就可活跃于政坛并被提拔重用．这种带有泡沫性质的道德共同体，在六十年代后期的＂文革＂中，突然爆裂开来，整个社会顷刻之间出现道德反弹，不但＂雷锋叔叔不见了＂，而且到处是人整人的＂人性恶＂，冤狱遍于国中，坏人弹冠相庆．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里的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竟然有共同的宣传教育话语：＜为人民服务＞等＂老三篇＂，＂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文革＂结束后，经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人们开始＂返璞归真＂了，社会成员大都显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在这种情况下，被压抑的欲望便表现出来，在一些人那里就是人欲横流，从潜流变成狂涛．于是，先进的人们忧虑地看到：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在道德领域，不曾有如此严重的＂滑坡＂现象和混乱局面．一个相当规模上的反思开始了！人们逐渐认识到，必须处理好道德建设中的理想标准与现实标准的辩证关系，重点抓住现实标准，防止在唱高调的同时，容忍反人性的事的出现，不管这些事披着怎样的外衣如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的＂需要＂等．这是在道德重建或道德＂爬坡＂中，应当吸取的重大教训！

３教化

中国共产党做为执政党明确地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任务，并要求共产党员树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在道德层面上来说，就是抓住集体主义思想这一根本方面．集体主义思想在扩展至国家的范围时，即可转化为爱国主义；在扩展至消除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时，即可转化为社会主义；在扩展至人类最高的理想境界时，即可转化为共产主义．在目前的道德宣传教育中，大力弘扬包括先进人物的模范事迹，是十分重要的．值得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艺工作在总体上说，在培养民众的道德情操上是起到了积极的、有效的作用的．事实表明，不止是青少年，就是成年人，也要先从＂小德＂做起，逐步达至＂大德＂，从＂世俗道德＂，而发展为＂政治道德＂．离开乃至背离＂小德＂和＂世俗道德＂，而专注于＂大德＂和＂政治道德＂，必然要导致空泛、不牢和虚假．我国近些年来文艺工作在道德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远胜过那些只唱高调、空洞乏力的理论说教．当然，鉴于历史和现实的教训，在培养集体主义思想的过程中，防止将集体主义异化为群体至上主义是完全必要的．这种群体至上主义表现为无限夸大、强化群体的地位，把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解释为用群体利益贬低、否定个人利益，并把群体利益抽象化、神圣化．做为掌权者的领导者，很容易陷入群体至上主义的误区，他们有时把群体说成是阶级，有时把群体说成是政党．而在实际上，群体至上常常成了领袖个人的至上，甚至是领导干部个人的至上．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成了与个体无关的，甚至是相互排斥的、冷冰冰的东西，成了马克思当年在批判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时所说的＂虚幻的集体＂．难怪在左倾错误泛滥的年代，亦即集体主义被异化为群体至上主义的年代，个人崇拜盛行，人们即使勉强接受了＂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也显得不牢靠，不真实，甚至陷入了二重人格的境地．一旦遇到转折关头，往往就从＂集体主义＂一下子滑到极端个人主义那里去了．进行集体主义教育，要从受教育者的实际出发．对青少年来说，除了宣传身边的感人事例外，还可利用象近年推广的中国新旧＂三字经＂，美国＜那你也想当总统？＞、＜我有一个梦＞之类通俗读物．特别要指出的是，领导者的身教，远大于领导者的言教．就是说，领导者做官要先做人，在道德上为广大干部和群众做表率．一定要克服那种认为集体主义教育的对象就是青少年的错误倾向，而要看到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和进行自我教育．几十年来的教育实践证明，一个集体主义信条似已深入人心，但众多的人一见领导者以权谋私而又不能改正，这一信条便立刻被抛弃．因为领导者的德行，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代表性、范导性和权威性，而社会生活本身的力量比任何说教的力量都强有力得多．

（八）个人主义　　　　　　　　　　　（１２８）

１＂个人主义＂辨

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按其原意来说，是与自私自利(Seltish)不同的．它是一个＂舶来品＂，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自洛克的个人自由主义和边沁的个人功利主义以来，至今仍是被西方社会崇尚的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它的原意是对个人财产（经济）和自由（政治）等权利的认可、维护，对个人奋斗和成就的尊重、鼓励，反对以群体、君王、国家和上帝的名义，对之进行侵害．这显然是一种人道主义思想，是对极权主义、君本主义和神本主义的一种拒斥，它的社会历史价值，从总的方面来说是正面的和积极的．西方社会几百年来的发展和进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也正因此，当二十世纪初，个人主义思潮传入中国时，表现出了相当强的生命力，猛烈地冲击了盛行了几千年的君权思想和神权思想．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迅速接受了它，并将其与＂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这两面大旗结合在一起，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的运动．当时，青年毛泽东在＜湘年评论＞的创刊号上，严厉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国＂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在他读译著＜伦理学原理＞时写的批注中，还指出：＂社会为个人所设，而非个人为社会所设也＂．＂凡压制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当然，个人主义思想有先天之不足，它把具有社会历史属性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孤立化和绝对化了，夸大了个人价值的意义．本来，肯定个人的价值和权利，只是人道主义的一个方面，即单数的方面，人道主义还有另一个方面，即复数的方面――肯定群体的价值和权利．这样，尽管个人主义的原意并非自私自利和利己主义，却容易衍生出自私自利和利己主义．正因此，宣扬个人主义的正直的思想家洛克和边沁等人未忘谈论＂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要求＂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公共利益＂．近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在个人主义盛行的时期，一些人的自私自利和利己主义泛滥起来，危害了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发展，即如罗素所说的：＂从教会的威信中解放出来，结果使个人主义得到了发展，甚至发展到无政府状态．＂（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年版第５页）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良知、有见地的思想家纷纷起来医治这种社会疾病．即以十九世纪而论，除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与恩格斯批评了个人主义的消极性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５３３页），还出现了费尔巴哈的＂社会利己主义＂和王尔德的＂新个人主义＂，来对抗个人主义，前者后来成了社会民主党人，后者则称自己的＂新个人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到了二十世纪，西方世界对传统的个人主义的批评增多起来，那里的道德进步也加速了，连在美国兴盛一时的，与个人主义思想有关的价值澄清学派和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也受到了批评．与此同时，产生于西欧的新教伦理精神，产生于北美的社群主义（Communitanism），产生于东亚的新儒家道德，都强调了个人服从社会的道德规范．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做为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中的左翼，在思想信仰上继续前进，在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后，对个人主义采取了批评的态度．中国革命斗争的极端残酷性，使党的意志和利益常常同党员个人的意志和利益处于对立的状况，这时就要求后者服从前者，甚至为了党而牺牲党员个人的一切．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对个人主义的批判越来越严厉了．继在三十年代批判了党内个人野心家张国焘的错误后，在五十年代又批判了党内个人野心家高岗的错误，在六十年代流行起＂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的权威信条．由于在批判中，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和利己主义，在党内和群众中造成了误解．无疑，当年对个人主义的批判，是有正面的和积极的效应的，即否定了自私自利和利己主义的道德弊病，但由于在概念上的混淆，加之左倾错误的危害，没能尊重广大党员和群众的个性、意志、权益，导致群体至上主义的流行，全社会成员主体性的衰落，带来了众所周知的消极后果．近几年来，中国主流话语不再使用＂批判个人主义＂的提法，而改用＂批判极端个人主义＂的提法，是有道理的．

２私人利益

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个人利益的满足是否注定会损害集体利益的问题．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应当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２３、８６、５１４页）马克思甚至断言：＂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４７８页）对于未来人类理想社会，他们做出了这样的预测：＂以每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４９１页）可见，那种曾流行了几十年的否定个人自由，否定个人是出发点的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的．如果说社会生物学的研究揭示了人的利他主义的基因，那么，利己基因的存在更是不言而喻的．没有那一个初生婴儿不是首先＂自己＂去吸乳，不是首先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活动的．而这种＂私心＂，并不必然导致对共同利益的损害，恰恰相反，正是这种＂私心＂，才造成了＂共同利益＂．这就是精神分析专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弗洛依德在研究儿童心理时说的：＂一个孩子总是先爱自己，……由于自私，然后才学得如何爱人．＂（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５页）对这一点，历史上一些哲人做过精彩论述．当年斯宾诺莎就说过：理性要求＂每个人都爱他自己＂，＂我们不能设想任何先于保存自我的努力的德性．＂（伦理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７０页）休谟则看到了：＂自私是建立正义的原始动机．＂（人性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４０页）伏尔泰直截了当地说：＂对我们自己的爱，助长了对他人的爱．＂（哲学通信，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１２６页）车尔尼舍夫斯基在他写的小说＜怎么办＞中，借主人公之口说：＂你从自己、自己的爱人和自己的恋爱想起，一直想到人人都应该幸福以及应该促使这一点快点到来．＂＂大公无私……的基础依然是那种关于个人利益、个人快乐、个人幸福的思想．＂（北京大学西语系＜人道主义与人性论言论选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３年版第５８１页＝）的确，一个人不懂得自己的幸福在那里，怎么可能知道别人的幸福在那里呢？历史上那些真诚的禁欲主义者，对自己禁绝了某些正常的生理欲望，使他们也不可能＂替别人着想＂，不可能关爱集体和社会．恩格斯曾叙述过他和马克思的这样一种思想经历：＂人的心灵，从一开始，直接地，由于自己的利己主义，就是无私的和富有牺牲精神的；因此他就返回到他所反对的东西上面．＂＂我们也是从利己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２页）难怪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弗洛姆认为，马克思哲学的目标是个人主义的．当然，在这里提到的恩格斯讲的＂利己主义＂也好，弗洛姆讲的＂个人主义＂也好，在用语上都不够贴切，但他们的＂意思＂，还是不错的．如果联系到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３３、８４页），以及他们关于群体高于个体的诸多言论，人们就不会误认为他们是在倡导利己主义了．无疑，针对当前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极端个人主义泛滥成灾的状况，应该强调同自私自利和利己主义的斗争．如果说在官场中它的主要表现是以权谋私的话，那么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它的主要表现是物欲泛滥．在解决这些严重的社会道德问题时，不但要靠严肃法制，更要靠切实有效的思想教育．而要真正做到＂切实有效＂，就要划清合理的个人诉求同自私自利的界限，处理好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的关系．（可参阅拙作＜重新审视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３关爱

在建国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主流话语在阐述艰苦奋斗的思想作风时，总是着力批判种种个人需求．对此，毛泽东是有一定察觉的，曾在建国后的第四个年头对青年团的干部说：＂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度疲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第８４页）他特别要求关心青年人的生活，包括身体健康和恋爱婚姻等．他的这些话，曾使在场的青年团干部十分惊讶和感动．因为几年来主流话语宣传的只是艰苦、克己、奉献、牺牲等方面，而不是毛泽东这次讲到的那些富有人情味的东西．遗憾的是，毛泽东所讲的这些话，连他自己也未能坚持下去．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在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合理的个人需求常常处于受压抑的过程之中．人们普遍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绝对对立起来，似乎只要＂利己＂，就不能＂利他＂，甚至认为利己就会损人，损害集体．似乎个人不应有肉体组织和情感欲望的诉求，有些先进分子如共产党员即使有了合理的个人需求，也往往难于启齿．党员之努力工作是要＂把一切献给党＂，甚至恋爱结婚也是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与此同时，没能真正确立主体意识，不能真正运用民主权利．当然，这种情况是同中华民族两千余年的封建主义影响直接相关的，也与党刚刚从残酷的战争状态走出来这种情况有关．要从总体上改变这种状态，就要在正确认识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基础上，突出主体意识的教育，增强对个人的关爱的情感．这里，宣传恩格斯当年在评论俄国由于封建主义影响而造成的军事组织落后状况时所说的一段话是必要的：＂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民族中存在的那种较高的＇个人主义＇发展阶段，我们才能看到这种智力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４５３页）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也提供了这样的教训．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经过多次碰壁才认识到：＂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他接着说：＂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伟大革命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关心……＂（列宁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５７２页）离开＂从个人利益上关心＂，甚至批评对个人的关爱，不但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且不利于克服自私自利和利己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历史表明，正是因为关爱了个体，尊重了个人的权利和奋斗，才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难看到这样的现象:那里的领导干部能”从个人利益上”关心群众,包括物质生活和感情生活上的具体需求,那里的事业便兴旺发达,自私自利和利己主义便相对地少些.如果只在理性的层次上唱高调,结果便适得其反.难怪当代一些思想家和学者,在承认传统的理性主义是非理性主义的解毒剂的同时,进一步指出,非理性主义也是理性主义绝对化的解毒剂.这里需要指出的还有一点，伴随着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对政治权利的要求也会加强起来，因而满足这种要求，成了执政者的一项不可忽视的任务．要为每个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创造有利的条件．切不可以为经济生产发展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提高了，就算达到目的了．至于政治，那是领导人和领导干部的事，人们只要服从领导，听从管理就行了．

（九）市场与道德　　　　　　　　　　（１３５）

１市场效应

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是实行改革开放方针的重大步骤，是符合现阶段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正确选择，也是现阶段从根本上解决道德建设问题的正确选择．当然，这种选择，同历史上和现实中任何选择一样，不会是完满无缺、万无一失的，但它并非属于以牺牲或贬损道德建设为代价的无可奈何的一种二难选择．在克服了毛泽东时代的种种错误信条后，人们已牢固树立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信念．正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才能象当年马克思与恩格斯说的那样，使＂新鲜的思想＂布满全社会，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因为包括道德之恶在内的＂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３９、４３页）在左倾错误泛滥年代，我国广大干部和群众是这类＂精神的批判＂的亲历者，他们深知，当年对自私自利和利己主义的批判，甚至是对＂个人主义＂的批判，所导致的泡沫化和虚假化的后果．须知，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带来道德上的缺失，并非＂利己＂多了，＂害他＂也就必然多了．不可否认，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个人有更多机会同他人、社会交往，从而造成较多的行善和作恶的机会．一时间，在社会的表层，同计划经济年代相比，似乎作恶者多了起来．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看到：只有在交往中兼顾他人、社会的利益，坚持公平守信的原则，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功利目标，那些搞欺诈拐骗的行为，是难以在市场活动中立足的．市场活动固然要有竞争，但合作也是必然的，而两者都要体现出平等的精神．而平等的精神，是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年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列宁，在思想领域中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资本主义的平等观，往往使人产生了误解，＂平等＂观念一度黯然失色了．其实，他们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建立了一、二百年，资本主义的平等观已暴露出很大片面性的历史条件下，举起批判大旗的．他们并没有否认资本主义的平等观的历史意义，更没有否定平等本身的重大社会价值，只是要求用社会主义的平等来取代资本主义的那种残缺不全的平等．而我们中国的今天，是在与他们所处的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来面对平等这一问题的．由于两千余年历史文化的积淀影响的深重，虽经五四运动的洗礼，仍难消除，加之党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组织活动方式，使党内和社会上的平等精神受到了很大限制．人与人之间在政治上、人格上，至今未能实现事实上的平等．群众对领导，下级对上级，秘书对首长，几乎不能、不愿、不敢监督，致使相当一些领导干部从搞不正之风到出现腐败行为直至进行犯罪活动，并长期得不到劝阻、抵制和揭露．象前总理朱镕基那样诚恳要求他的秘书对自己进行监督的领导干部，极为罕见。可见，高扬平等精神，在现时代的中国，是十分必要的．而市场经济，正是平等精神的基石．应当看到，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已经制定并完善着各种经济法、民商法、企业法、公司法，加强了国家的总体干预能力，使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主要作用的同时，那只＂看得见的手＂，也发挥必要的调控作用．在法律这种＂他律＂的规约下，市场主体的道德＂自律＂必然增强起来．人们看到，发达国家的优秀企业出现了由缺乏人性的＂硬管理＂到人性化管理的＂软管理＂的转变，那里的管理科学中也出现了诸如梅奥的＂人群关系论＂，亚当斯的＂公平论＂，雅克卡的＂培养团队精神＂等行为科学理论．中国在制定市场经济的各种法律方面，已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后，又继续制定、补充和修改了力图与世各国接轨的各种法律，从道德层面来说，就是更好地发挥人们称谓的＂制度伦理＂的作用．当然，市场经济制度再完善，也总还会有负面作用的，其中就包括在竞争中会出现不正当的、非道德的行为．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促进全社会成员道德水平的提升．

２制约

中国所建立的市场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下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被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体现了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对市场经济的一种时代制约．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所实行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原则，固然肯定了利益主体的多元性，但在国有企业中，最终产权归全民所有，在集体企业中，最终产权归企业全体成员所有．这就必然使企业的法人代表和广大职工的心目中有个＂公＂字的大背景，并成为＂公共优先＂这一道德规范的带有恒久性质的经济依托．在公有制企业中实行的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既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各尽所能，多劳多得，防止消极怠工，又可以推动社会公平的实现，避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当然，要在公有制经济中坚持以上两点，是需要做出巨大努力的．我国的现实是，一些公有制企业负责人在很大程度上把＂公产权力＂变成了＂私人权力＂，为所欲为，并在收入分配上向自己＂倾斜＂．如果把视界放在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又不难发现，自本世纪以来，尽管已基本消灭了贫困人口，但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别却在扩大．据一项调查表明，近些年来，在同一时间的个人存款中，百分之十的高收入者所占分额约为三分之二，而百分之九十存户所占分额仅为三分之一．据＜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发表的＜２００１：前沿报告＞中称，研究者普遍认为，由于居民收入差别迅速扩大，已形成了贫富阶层的明显分化．近年来，尽管党和政府做了众所周知的努力，提高了城乡居民中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水平，但这种＂明显分化＂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在世界银行２００３年的统计报告中，把反映中国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测算为０．４５，在世界银行２００５年的一项估计中，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０．４７，都超过了０．３－０．４的正常值，而西欧多数国家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只在０．２４――０．３６之间．在亚洲发展银行２００７年的统计报告中，把反映中国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测算为０．４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２００５年统计指出，在整个中国的国民财富中，占百分之二十的贫困者占有的份额为百分之四点七，而占百分之二十的富有者占有的份额为百分之五十．又据一些学者的调查，２００７年我国城镇居民中百分之十的高收入者的收入是占百分之十的低收入者的收入的８．７倍．很明显，过大的收入差距，既易造成高收入者的自满自足、高人一等的社会心理，又易造成低收入者的某种不满、愤慲忌恨的社会心理．这两种社会心理，都会引发道德堕落行为．可见，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策引导，不但是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而且是进行道德建设的需要．

３道德资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当前整个社会有机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现象，但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全貌．我们的社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其间有错综复杂的联系和关系．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我国的确存在着高于许多国家的政治优势，必须做为重要的资源，运用于道德建设的工作中去．这就是中共比任何一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政党都经受了最为长期、残酷、曲折的内外斗争经历，因而形成和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思想道德资源．应当肯定，就总体而言，党在战争年代，在战场上和根据地中所形成的，由毛泽东表述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及自我批评的思想作风，由刘少奇表述的共产党员修养的诸多方面，以及由周恩来、朱德、张闻天、陈云等阐述的做人的原则，曾对几代人的道德风尚发生了良好的影响，至今仍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人们不应当因为其中混杂有某些片面的或消极的因素，而轻率地抛弃它们．在改革开放年代，邓小平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并结合当前社会生活的实际，重视了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努力使道德建设立于更为扎实的基础之上．在世纪之交，江泽民号召全党同志＂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指出党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等都多次阐述过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的重要意义，并注意了身体力行，他们还树立了一些道德模范人物，做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学习榜样．至于人们熟知的，我国做为＂伦理古国＂、＂伦理大国＂所具有的丰厚的道德资源，更为我们重建＂伦理强国＂，提供了重要条件．这也正是两千多年前孔子所创立的儒学，近年来得以复兴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这里应当指出的是，不能夸大儒家道德说教的意义，而要看到其中的消极因素的不良影响．五四运动时期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道德的批判，尽管有偏颇之处，但却击中了其中蕴涵的某种封建主义要害．与此同时，要认真研究和吸纳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在道德建设上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特别是自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自由这一具有永恒价值的观念，已不主要具有＂单数＂的性质，而主要具有＂复数＂的性质了，先前的＂博爱＂，更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崇尚自由的发达国家，越来越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使广大群众越来越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就表明了这一点．对此，不能象过去曾有过，而在目前的主流话语中仍不时见到的那样，以所谓＂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社会民主主义＂为由对之加以＂批判＂、抵制和拒斥了．对于目前我国道德水平同某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显不高这一事实，既要勇于承认，不护短，不硬装，又要相信可以迅速改变，不气馁，不失望．马克思当年讲过＂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４７页），恩格斯讲过＂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４９０页）．岂止是艺术和哲学，道德也是如此．只要我们能认真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在努力发展经济生产的同时，利用丰厚的道德资源，努力进行道德建设，我国的道德水平就有可能走到世界各民族的前列中去．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１４２）

（一）真理观与价值观　　　　　　　　　　　（１４２）

１＂回到＂与＂超越＂

在二十世纪的社会思想理论历程中，＂回到马克思＂的活动，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在二、三十年代，由被后人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学者所掀起的思想理论浪潮．这一浪潮的背景是，第二国际的那些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在战争（一战）中陷入困境，党的领导集团所采取的和平主义与护国主义，造成了第二国际在组织上的瓦解．而以列宁为旗帜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左派――信奉共产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战争中成功地发动和领导了武装起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随后建立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组织――第三国际．但是，信奉列宁暴力革命论的一些共产主义政党当时领导的起义，如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的起义，却遭到了失败．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派，似乎都遭到了重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既不满意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又对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持怀疑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柯尔施（德）、卢卡奇（匈）、葛兰西（意）等共产党人，力图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解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批判功能，对马克思主义两大派很少谈论的人的本性，人的异化以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地位与意义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而在１９３２年发现并发表了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即巴黎手稿）后，又出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等用新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派别，一些学者自认为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河．不过，这一次＂回到马克思＂的活动，影响十分有限．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支――列宁主义的故乡俄国，影响极小，而对于正处于革命战争年代又把列宁主义视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另一次是在八、九十年代，由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原苏联东欧一些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赞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功能的学者所掀起的思想理论浪潮．这一浪潮的背景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进行的带有革命性质的社会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种种疑问和责难，出现了如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说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识别性的标志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不确定了＂这种情况．（马克思和儿子们，载aisixiang.com2009.9.12）有人问道：＂我们要同哪一种马克思主义打交道？＂（国外社会科学动态，１９８７年１２期第５０页）不久又发生了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这种令全世界震惊的重大事件．在这些国家里，马克思主义连同它的强有力的一支－列宁主义一起，从居统治地位的宝座上被拉下来，打入冷宫．世界政治格局大变，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在西方一些政要和学者那里，马克思主义似已＂崩溃＂或＂终结＂了．在这种情况下，一向认为＂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中心地位＂的沙夫（波兰）和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为己任的德里达（法国）等人，就公开指明，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要求回到＂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人们看到，在＂回到＂的过程中，马克思关于人、人性、人的解放与自由的思想，被突显出来．由于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值粉碎了＂四人帮＂，进行着拨乱反正和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而做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仍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正在创造性地发展着马克思主义，这就不能不使中国的理论界对＂回到马克思＂的活动予以积极的回应．本来，在１９７８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初步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但随着讨论的深入，特别是随着国内外出现的重大发展和重大变故，人们愈来愈认识到，流行了几十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既有叙述，包括写进原苏联和中国的教科书的那些原理，许多已经落后于时代了，有些甚至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这样，在应对＂回到马克思＂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时，就不能不面临种种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乃至心理的复杂情境，就不但要＂回到马克思＂，而且要＂超越马克思＂．这里的＂回到马克思＂，不是要梳理出若干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要求人们到处套用，更不是要重塑马克思的＂圣人＂形象．这里的＂超越马克思＂，不是要轻率地否定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更不是要杜撰出一些经不起推敲的＂新原理＂，去附会到马克思主义中去．

２马克思与恩格斯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与他的＂第二个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５６９页），特别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观点、理论、情感、意志的体现．就思想理论这一层面来讲，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探求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规律性的东西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是人类行进在科学大道上所取得的一种重大成果．１８１８年出生在德国莱茵河地区的马克思，自幼聪明好学，并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在中学时代就是一个＂爱智者＂和＂我思者＂，在毕业时写的作文中，就表达了这一点．他先后就读于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法学观点和哲学观点，以致在柏林大学期间，不但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而且成了其中的骨干．比马克思小两岁的恩格斯，同样出生在德国的莱茵河地区，在小学和中学读书时，他同样表现出了天才和勤奋．他虽奉父命经商而未入考大学，但在柏林服兵役期间，总是挤出时间到柏林大学旁听德国古典哲学课程，并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满足了他天生喜欢深思熟虑和探讨问题的心理需求．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人在青年时代就打下了深厚的哲学功底，熟悉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和十九世纪德国的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他们还注重观察和研究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就调查研究过莱茵河地区的社会状况，包括因为＂物质利益＂问题所引起的法律纠纷，恩格斯就调查研究过曼徹斯特工厂主和工人的实际生活，以及工人阶级可能担负的历史使命．如果说１８４２年两人在莱茵报社的匆匆相见未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展开讨论的话，那么在１８４４年的会面，则奠定了两人共同创立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和不久以后他与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重点阐述了他们二人的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即唯物史观．马克思与恩格斯又在１８４８年初公布了二人合作的＜共产党宣言＞，重点阐述了他们二人的新的社会主义学说，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五十年代，恩格斯在应付繁琐的经商活动之外，在文献资料和现实材料上，在物质生活和人际交往上，帮助马克思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与此同时，他们还研究了当时的一些重大的社会经济政治事件，参加了工人阶级的一些实际斗争．在六、七十年代马克思发表了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成熟标志的＜资本论＞第一卷，并参加了第一国际的领导工作．马克思在晚年着力于对人类学和古代人类社会的研究工作．而在此时，恩格斯深入研究了自然辩证法和革命斗争的新策略、新经验，指导了马克思去世后建立起来的第二国际的工作，并花大力气整理和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马克思与恩格斯一直注意将自己的理论推向前进，在他们活动的后期，改变了自己的一些不当的提法，这种工作直至１８９５年恩格斯逝世才得以结束．人们在他们的学说中不难看到，他们二人都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在吸纳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的同时，勇于创造，并注重研究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发展既有的科学理论．两人在这一总体理论上，是一致的，并无重大的、原则的区别．当然，两人在性格特征和个人经历上有某些差别，在理论側重点和理论表述方式上便有些不同，并在个别问题上有过争论．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首先，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其次，我总是踏着你的脚步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４１０页）马克思在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前，曾称恩格斯在＜德法年鉴＞时期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天才的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第９页）．恩格斯则说：＂我在理论方面一贯迟钝，只满足于我的较好的＇我＇在内心提出异议，从来不深究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８９页）他还公开评论说，他们所共同创立的理论的＂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３３６页）恩格斯总是自居于＂第二小提琴＂手的位置，而称马克思为＂第一小提琴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２１９页）难怪早在１８５３年，恩格斯就使用了＂马克思派＂的提法，而在１８６７年马克思的朋友库格曼在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不久，恩格斯也采用了这一提法．这里固然含有谦虚的成分，但总体上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当然，恩格斯也直率地说过：＂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有时事件证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马克思，但在革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几乎是没有错误的．＂（同上书上页）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在一个多世纪的世界历史中，成为最受瞩目的社会思潮，并在实践中起到了人所共知的社会历史作用，证明了这一理论具有较高程度的科学性，而为近几个世纪以来任何一家社会思想理论所不及．如果因为二十世纪后半叶马克思主义运动出现了低潮，就认为它在总体上已被证伪，是极其轻率的．

３人道主义

马克思主义不但是科学的真理观，而且是正确的价值观，两者又是有机地统一起来的．就价值功能这一层面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归根结底是关于人人自由的学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少年时代就受到基督教中含有的理性行善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影响．马克思自幼接受了新教――路德教的熏陶，在中学时代就立志做＂人间的普罗米修斯＂，恩格斯在中学时代就在一些开明教师的教诲下冲破了家庭中虔诚主义的保守氛围，而成了旧世界的叛逆．莱茵河地区是当时德国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先进的地区，法国大革命带给莱茵河地区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的思想影响，更使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站到了德国先进思想的前列．马克思在大学毕业后受聘于＜莱茵报＞期间，同该地区的工人、农民有了接触，体会到了劳动群众的疾苦，深切地同情他们的受剥削受压迫的遭遇，并在力所能及的限度内为其生存斗争权利辩护，更加坚定了为建立一个新社会而斗争的信念，这从他写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文章中即可看出．恩格斯在其父所开办的工厂工作期间，同工人群众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的妻子就是一位从爱尔兰地区来的女工．由于与马克思当时接触的主要是手工业工人不同，他接触的主要是机器大工业中的工人，这使他不但看到了工人群众的苦难，而且看到了工人群众的力量，并使他较马克思为早地成了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这在他写的题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两本书中即可看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确立为工人阶级的自由解放而斗争的目标时，是将其放在整个人类之自由解放这一大目标中的．确立前者，不但不会阻碍后者，相反，正是实现后者的基础，而这正是历史上其他人道主义者所不及的．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最高类型的人道主义，对此，我国著名学者王若水和高清海做过很有见地的论述．这种人道主义成了推动马克思与恩格斯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动力，正象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深刻分析，为人道主义的真正实现提供了科学依据一样．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辩证地统一起来的，那种否定或贬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重要意义的理论言说和政治言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二）变革型　　　　　　　　　　　　　　（１５０）

１两种类型

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各个阶级、集团、群体利益的多样性，使社会思想理论也呈现着复杂性和多样性．从社会功能的视角上说，大体上可划分为两类，一是承认、适应、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一是否定、反对、破坏现存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前者可称为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后者可称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时代的一面镜子，都以前代的文化成果为渊源．只要是经过认真研究、深思熟虑之作，便都具有真理性，这是人类社会这一有机体，既具有静态性又具有动态性这两种属性的反映．由是，人们看到，尽管各种社会思想理论之间，常有激烈的争论，却常能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在两种社会思想理论之间，就一般意义上讲，并无熟优熟劣之分．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中的优秀者，其社会功能在于保存和巩固既得的人类文明成果，而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中的优秀者，其社会功能在于发展和提升既有的人类文明成果．当然，这种划分是相对的，只是为人们提供观察众多社会思想理论的功能的某种视角而已．有些学说兼具两种属性，而以其中一种为主，有些学说的代表人物在一生的前期与后期有明显的改变．没有纯粹的保守型，也没有纯粹的变革型．历史发展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在当时世界的先进部分――欧洲和北美，在已流行和新出现的丰富多彩的社会思想理论中，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从孔德到斯宾塞的法英实证主义，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里、巴师夏、洛贝尔图斯的新政治经济学，以及从洛克、边沁到约翰•穆勒的英国自由主义、功利主义，这些社会思想理论，大体说来是为保持或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而圣西门、傅立叶、普鲁东、布朗基的空想的或盲动的社会主义，欧文、卡贝、克利盖、魏特林的空想的或盲动的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些社会思想理论，大体说来是为改变或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与此相适应的是，一般说来，前者代表的是已经取得或即将取得政治统治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后者代表的是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来，之所以能对人类文明做出高于其它社会思想理论的贡献，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与恩格斯具有对工人群众的深厚感情，代表了社会的前进方向，透过了表面的平静，看到了即将来临的斗争风暴，这就比当时那些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更能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另一方面，马克思与恩格斯利用自己的渊博学识对社会现实进行了艰巨的、客观的、冷静的研究工作，在较深的层次上把握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比当时那些虽属变革型却单纯出于同情工人的悲惨遭遇和愤恨不人道的社会现实的社会思想理论，更为科学和正确．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下半叶的欧美世界中，名声大振，成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旗帜，并深深影响了其它社会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一些国家中取得了重大的社会成果．其中的一支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及其政党，在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中，取得了不容否定的业绩．其中的另一支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及其政党，在瑞典等国的革命与建设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于人们树起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弊病，对于进步人类建设美好的未来世界，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的那部闪耀着唯物辩证法光辉的政治经济学巨著＜资本论＞，虽然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但仍是全世界有识之士公认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近几年来西方出现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热衷于阅读这一巨著，不是偶然的．这部巨著在论述深度，逻辑力量，可接受性等方面，要比流行于现代西方的许多名著，高明得多．例如有些西方哲学名著，虽然在某一点或某几点上，显得深刻并具有新意，甚至闪耀出令人眩目的思想火花，给人以启迪，以致开创出新的学派．但其论断之欠缺论证，语言之晦涩难解，结构之破碎无序，东拉西扯的跳跃，想哪说哪的漫游，自言自语的自赏，连本民族的专业学者都只能猜测式地＂解读＂，而非专业的知识分子则不知所云．

２缺陷

任何类型的社会思想理论，都不会是绝对全面、完美无缺的．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由于着眼于社会的静止、稳定的方面，易于造成理论上的呆滞、僵化，在社会激烈变动时，易在思想理论上为已经衰朽的社会势力辩护，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精神痼疾．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由于着眼于社会的运动、发展的方面，易于造成理论上的浮躁、超前，在社会平稳和谐时，易在思想理论上为少数革命者不顾社会实际情况而冒然前进，急于求成提供精神动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行程表明，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陷入对社会革命＂拔苗助长＂的境地，不是偶然的．马克思与恩格斯通常是以革命家的眼光看待所发生的一些事变的，以致期望革命迅速取得胜利．在欧洲１８４８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到伦敦的初期，他们提出了＂不间断革命＂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０４页），相信自己所办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只要出两三期，＂世界大火就燃烧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５３８页）．到了五十年代，马克思在阐述欧亚一些国家的革命形势时，也多次表示相信革命会迅猛发展．在１８５３年得知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马克思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１１４页）在１８５７年得知法国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时，马克思预言：＂动产公司的进展和波拿巴的整个财政情况表明，革命临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４５页）历史表明，四、五十年代马克思的这些话，落空了！六十年代后期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尽管是博大精深的科学巨著，但其中预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８３１－８３２页），就显得过早了．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仍然把革命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曾几次预言德国工人阶级政党会很快掌权，甚至说＂在１８９８年左右我党就能取得政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２８３页）在恩格斯去世后的几十年间，象列宁、毛泽东这样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建立了重大的历史功绩的同时，都多次陷入了急躁冒进的误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决心推动＂世界革命＂．在１９１９年匈牙利革命爆发时，他认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一月比一月地接近了．＂（列宁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８５７页）他还要求将无产阶级专政，从一国的专政变为＂国际的专政＂（列宁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２７４页），导致了红军兵败华沙城下的不良后果．至于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革＂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及其对社会文明所带来的灾难，更为世人所知．对此，邓小平在总结党的经验教训时，说出了这样的至理名言：＂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３９页）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种急性病，除了其它的原因之外，与共产党人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是属于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有直接的关系．世人在总结党的历史教训时，往往说急性病＂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甚至说急性病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却忽视或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做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所必然具有的缺陷．

３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做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既具有高程度的真理性，又具有某种局限性，这是在将其用来做＂指导思想＂时，必须注意的．而这又是同客观真理所具有的主观性、相对性和多元性直接相关的．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做为客观真理，是具有主观性、相对性和多元性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人所处的社会生活条件，使他们倾向于把全人类的自由解放的重点和着眼点放在首先使工人阶级获得自由解放上．而十九世纪欧美资本主义的现实，使他们确信必须从根本上进行变革，才能达到这一目的．这样，马克思与恩格斯就总是以革命家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现实的．这种＂看待＂，既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又必然会带来某种局限性，而这也正是真理之有缺陷的反映．马克思与恩格斯也不认为自己创立的社会思想理论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而总是注意不断地发展和修正自己的理论．当年马克思为什么反对法国的某社会主义者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呢？这除了因为他未能正确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真义外，还因为这会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被绝对化、教义化，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一些具有辩证头脑的人们，看到＂主义＂一词带有虔诚的教义的成分，便开始对自己信奉的理论谨慎地使用＂主义＂一词了．人们看到，一些原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从二十世纪上半叶起，尽管仍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吸取精神资源，但已不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而用＂马克思思想＂、＂马克思理论＂、＂马克思学说＂了，并摆脱了指导思想上的单一化．一些原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工人党，尽管仍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吸取精神资源，但也不再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而用＂马克思思想＂、＂马克思理论＂、＂马克思学说＂了，亦摆脱了指导思想上的单一化．当年恩格斯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曾有利于这一科学的理论的传播，因而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人们注意到，他很少使用这一术语，显然是要防止将它神圣化、教义化．中国共产党至今仍然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是与这一科学理论仍有重要的价值，并与党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直接相关的，因而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但当主流政治言说主张指导思想一元化，并把马克思主义做为唯一的、排它的指导思想时，就陷入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误区．如果尊重事实并认真思考的话，就不难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不够恰当乃至不够正确的原理，是不能用来＂指导＂的．主流话语重复着多年来流行的说法，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而不可改变的，改变的只能是个别的非基本原理．其实，＂基本＂与＂非基本＂都具有相对性，并能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而在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理论中，有许多具有高程度的真理性，如果其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度有利，为什么不可以用来做＂指导＂呢？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独断排它，而又不能批评的理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了．人们知道，历史上的宗教，总是宣传自己的绝对正确，排斥一切异端，禁止人们批评，而科学则不惧怕批评，并且是在批评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关于这一点，罗素的这一段话是有道理的：“教会威信宣称自己论断绝对确实，万年更改不了；科学的论断却是在盖然性的基础上，按嘗试的方式提出来的，认为随时难免要修正。”（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年版第４页）主流话语还常常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本做＂过度解释＂，千方百计地从中发现＂微言大义＂，轻率地给一些学科戴上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如称有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并把大陆目前实行的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的体现，而在事实上，马克思一生很少谈论新闻这一话题，而在谈到时，主要肯定的也是新闻自由，反对的正是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主流政治言说要求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篤信＂（一本流传很广的教材所言），常以＂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高傲态度，宣称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至多不过是＂批判地借鉴＂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主流政治言说一再重复马克思主义是＂开放体系＂，是＂与时俱进＂的，但还是难以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僵化起来的．人们看到了当代中国的一个带有悖论色彩的情景：在以务实精神采纳了诸多流行于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政策、制度和措施，并取得了公认的效果时，却硬说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做指导思想的结果．这种不能自圆其说的悖论情景，被一些人讥为＂打左灯，向右转＂，这是令人深思的．

（三）调整叙述框架　　　　　　　　　　　　　（１５８）

１时代性

＂回到马克思＂与＂超越马克思＂的根本目的，在于正确地回答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由是，这里的＂回到＂与＂超越＂应是统一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早已认识到国家、民族、地域之区别的重要性，但却往往忽视了时代之变化的重要性．而正是由于时代之不同，使得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成为一个极为重大的课题．马克思主义是在十九世纪中叶，机器大工业已在欧美先进国家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充分暴露，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已经尖锐化，革命战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的情况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做为科学的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它的重大的社会功能，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正是它在一个多世纪中，取得了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思想理论都未曾取得过的重大成就的原因所在．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无论资本主义国家本身，还是整个世界发展的态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做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哈贝马斯，在１９７７年就看出：＂自从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变化趋势：第一、国家的干预活动增强了，而这种干预活动必然保障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密切，而这种密切关系使诸种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哲学译丛，１９８３年第２期第１页）而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这种趋势已明显地成为了现实．做为经济全球化＂领军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科技蓬勃发展，掀起了新的科技革命的浪潮，促使物质财富急速增长．一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出现了被称为＂知识经济＂或＂新经济＂的肇端．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与法制进程加快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水平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在革新着．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工资待遇的增加和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以工人群众为代表的劳动群众的生活质量大为提高，以致当今欧盟和美国把贫困线定在个人年收入９千美元或９千多美元以下，美国三千万贫困人口中有近四分之三的人有家用汽车．所谓＂白领＂工人的出现和增多，公司股权的分散化，更使阶级界限模糊起来．随着普选权和其它政治权利的实现，广大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政治地位大为提高．国家政权和法律已主要不是统治被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主要是广泛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职能的担负者．无疑，现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凸显出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时代相比，大大缓冲了．事实表明，无论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社会主义因素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大大增长了．在这一时代的国际关系中，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没有发生，而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也只在小范围内发生过．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利益凸显出来，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与合作，各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已成为现时代的主要潮流．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各国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就是这一时代特征的体现．在此期间，那些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陆续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其中的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上长期实行的是纯粹或比较纯粹的公有制和高度集中或比较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上长期实行的是缺乏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或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在思想上长期实行的是以＂一个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灌输或控制的制度，加之执政党缺乏掌权经验，屡犯＂革命主义＂的错误，使其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中，越来越处于弱势或劣势．这样，在七、八十年代，改革便成了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主题．然而，遗憾的是，苏联等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遭到了失败，引发了＂苏东剧变＂，导致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解体或下台，并开始向资本主义制度＂和平演变＂．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经济、政治、思想等制度上有类似弊病，且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但在毛泽东去世后，能以较为认真地改正错误，并实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为此，就要解决一个如何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的问题．人们在所谓＂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记起了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说过的一句富有哲理的名言：＂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７７８页）的确，五四运动时期的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之所以在诸多思潮、学派中，相信和选择了做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它所阐述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不但是科学的，而且对于正处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救亡图存，争取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斗争，能立即派上大用场．今天，时代变了，和平、发展、合作成了时代的主要潮流，做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尽管仍然具有相当的真理性，但其总体叙述框架已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历史时代的要求了．这种＂不适应＂，并非指的＂个别原理＂，而包括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基本原理＂的原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１８７２年曾说他们提出的＂一般基本原理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地方本来可以做某些修改＂，是很有道理的．但在今天，主流政治言说仍然重复这类说法，并轻率地把调整叙述框架的主张攻击为＂过时论＂，这就表现出了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的倾向．当这种倾向与所谓＂独立自主＂、＂保持本色＂的社会心理联系在一起时，更会成为抵制改革的惰性力量．事实上，为了更好地回答国内和国际上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已对马克思主义的既有叙述框架做出了一些调整，某些一向被称为基本原理的原理，也被修正了，邓小平理论的出现就表明了这一点．而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则应在调整马克思主义既有的叙述框架上继续前进，使之更加符合时代精神和改革开放的需要．遗憾的是，主流政治言说总是指责这种努力，使这种调整时断时续．在编写高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时，众多编者仍在所谓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部分与部分的关系上徘徊，而不去研究如何结合时代的发展而在总体上调整叙述框架．一些教师仍感新教材重复依旧，脱离现实，索然无味．对于这类＂政治课＂，学生怎么能有兴趣呢？

２经典文本资源

在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叙述框架时，应深入挖掘那些被人们长期忽视了的一些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本资源．诚然，做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他们的＂辩证哲学＂中，着重揭示的是＂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重点阐述的是矛盾双方的对立性、斗争性．他们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中，着重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重点阐述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灭亡的必然性．他们在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着重揭示的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重点阐述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论断．但他们的理论毕竟是科学的，必然要兼顾到社会生活中的稳定、保守的方面．他们没有否定事物的静止和统一．马克思在批判普鲁东的＂思辨哲学的幻想＂时说过：＂……对立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４２页）恩格斯在评论达尔文进化论时说过：＂自然界中物体――不论是死的物体或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中既包含和谐，也包含冲突，既包含斗争，也包含合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６１页）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意义给了充分的肯定，并在晚年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某种自我调节能力．恩格斯甚至说，股份公司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２７０页）他们在五十年代初同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所进行的斗争表明，他们并不认为阶级斗争总会尖锐地进行下去，认为阶级斗争有时会变得缓和下来或消沉下去．他们虽曾提出过＂不断革命＂的主张，但在同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决裂后，再没有提及＂不断革命＂一说，把＂不断革命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理，是托洛茨基和毛泽东的一种误解．革命既然是质变、突变，就必须有个量变、渐变的积累过程，这样，革命怎么可能是＂不断＂的呢？到了晚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甚至认为革命未必总是必要的或必然的．马克思在与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海德门的通信中说：＂我党……认为英国的革命不是必然的，但是――按历史上的先例――是可能的．如果必不可免的进化转变为革命，那末，这就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过错，而且也是工人阶级的过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４５６页）恩格斯告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现在遵守法律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有利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２７３页）

３当代理论资源

在调整马克思主义的叙述框架的过程中，可以和应当利用的一项更为重要的资源，就是现代西方一些承认、适应、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而又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社会思想理论，即某些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以及某些以着力批判西方社会的弊病而又有一定科学价值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诚然，这些社会思想理论具有明显的社会历史局限性，但其中的真知灼见，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代社会的真实面貌，提出并在一定意义上回答了当代社会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其中一些学派的理论，是同当年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无法预见到的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二十世纪前三十年先后创立的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先后创立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老三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新三论＂，即被我国科学泰斗钱学森统称为的＂系统科学＂，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如对于事物的存在和发展中的整体性、复杂性、非线性，以及概率性、多元性、偶然性的研究视界，已大大超出了站在十九世纪人类思维制高点上并掌握了辩证思维的马克思与恩格斯．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发展和新变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成长和曲折，以及人口爆炸、生态失衡、核战危险等问题，也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所不曾遇到过的，因而是他们不可能解决得了的．正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提出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理论．在西方的社会思想领域中，哲学界就有对人性、人的主体性的进一步的弘扬和对主体的心理结构――知、情、意的多视角的开掘（人本主义诸学派），有对知识增长和科学进步的规律的进一步揭示和与非线性科学（混沌理论、分形理论）直接有关的多值逻辑、模糊逻辑等新兴学科的探索（科学主义诸学派），有对传统的语言学、解释学的新的阐述（现象学派和新实用主义等学派）等等．经济学界就有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有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会出现＂寻租＂现象的布坎南原理，有关于交易成本的科斯定理，有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中的悖论的阿罗不可能定理，以及阐述激励机制的ｘ、ｙ、ｚ理论等等．在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等领域中，就有建立良性政治运作程序的政治生态理论，强调＂应当＂的新自然法学，强调＂现实＂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强调＂社会＂的社会学法学，抵制个人主义泛滥成灾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和麦金泰尔的社群主义等等．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理论在当今中国大陆的广泛传播，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从总体上说是积极的．其中的经济学理论及其相关政策在改革开放中的运用，法学理论及其相关的规范、术语在制定和实施法律过程中的运用，尤为引人注目．正确地引进、吸纳和借鉴这些理论，不但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且有利于在互补中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既有叙述框架．我国当代最有成就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晚年热心于挖掘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遗产，要求＂文化自觉＂，他所反复倡导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是与现代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的＂几种理论＂和玻尔的＂互补＂原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的，是在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既有叙述框架时所需要采用的思想方法．这里，马克思主义者以开放的心态，敢于并善于兼容并包，从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理论中，汲取滋养，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固有本性的．在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初期，马克思与恩格斯强调它的特异性，它与其它社会思想理论的对立性是正常的，甚至是必要的，这是任何新思潮在刚刚产生时都是难免的．但是，后来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由于心理惯性，或由于政治需要，把这种强调僵化起来，声称马克思主义与其它社会思想理论＂完全不同＂，并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不存在社会科学，似乎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只是排斥、斗争的关系，＂有我没你，有你没我＂．这就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总体上的固步自封局面，导致了灾难性的政治后果．今天，马克思主义者再也不能以绝对真理的占有者的面目出现，居高临下地对待非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主义者不必和不应期望世界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会越来越多，以致某一天由马克思主义来一统天下．在未来世界的社会思想领域中，最有可能出现的态势是，各种具有一定科学性的派别，在各自既有的理论基地上，通过与其它派别的交往、对话、争论、批评，取长补短，在本土化和现代化相结合的过程中，走向世界，共同汇成真理的海洋，以致形成某一个时期相对稳定的＂范式＂、＂研究纲领＂或＂概念体系＂．可以想见，在这个浩瀚无边的真理海洋中，马克思主义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能以提供最有分量的成果，做出最为重要的贡献．（可参阅拙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思考和未来展望＞，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四）唯物史观　　　　　　　　　　　　　　　（１６７）

１“新唯物主义”

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即人们通常简称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创立的两大学说之一．唯物史观做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有别于前此各色唯物主义的新创造．在１８４４年秋，马克思谈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时，讲到了＂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２７页）他还指出，中世纪的唯名论者邓斯•斯各特＂迫使神学本身来宣扬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而＂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６３、１６４页）在１８４５年春，马克思又写道：＂从前的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引者按：亦译为＇主体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３页）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从前的唯物主义＂，并不比对＂从前的唯心主义＂有更多的偏爱，前者强调的物、客观性、受动性，并不比后者强调的心、主观性、能动性，更为科学、更有价值，原来，两者各有长处和短处．如果联系到古希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那么可以说，把世界的始原归结为＂水＂，并不比把世界的始原归结为＂理念＂，更为高明，更对人的实践活动有积极的作用．难怪后来列宁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３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３０５页）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把自己的唯物主义与＂从前的唯物主义＂区别开来时，使用的是＂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名字．这里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并不认为自己的唯物主义是把辩证法运用于＂以往的唯物主义＂上的结果．列宁说他们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列宁记错了，这种＂记错＂，是与普列哈诺夫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叫做＂辩证唯物主义＂直接相关的．（据有学者考察，最早这样叫的是狄慈根）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讲的＂物＂，既不是指经典物理学中的具有广延性的物体，也不可能是现代物理学中的＂能量＂与＂场＂，而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借用．马克思在１８５９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被认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的经典性说明．在这段话中，他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划分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和＂人们的意识＂这两大类，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第８－９页）马克思与恩格斯之所以把自已的哲学叫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叫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因为他们的哲学是指向社会历史生活的，他们并不是在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之后，将其运用于社会历史生活才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只是在恩格斯研究了自然辩证法并公开发表了批评杜林的著作后，他的学生普列哈诺夫等人才把他们的哲学叫做辩证唯物主义的．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进程上看，与其将他们的哲学叫做辩证唯物主义，不如将他们的哲学叫做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把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学说，并列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而未提及＂辩证唯物主义＂，是不值得奇怪的．

２交互作用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前，社会历史学家们总是把目光盯在人或人群的思想动机和政治制度上，却无视或轻视这些动机和制度背后的原因，从而肤浅地认为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恩格斯曾经这样阐述过唯物史观：＂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而我们那些历史学专家却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２２――１２３页）恩格斯后来对这个基本观点做了进一步地叙述，并加以发展，从而对马克思首次明确阐述的唯物史观，做了补正．他在晚年的一封信中谈到某些＂思想家的一个荒谬的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９６页）他在另一封信中又说：＂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他反对那种认为＂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给一切原始谬论寻找经济上的原因＂的＂迂腐＂观点，并质问道：＂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４８７、４８９、４９０－４９１页）．由此，马克思与恩格斯又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做出了深刻的分析．继马克思早年说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０４页）之后，恩格斯晚年在谈到＂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时，说了一段更为深刻、完整的话：＂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３４３页）．对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阐述唯物史观方面的不足，恩格斯在晚年曾做过自我批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都把重点首先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它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９４页）应该说，第二国际的一些思想家和理论家如考茨基、普列哈诺夫等人，对＂这一点＂也不够重视，他们过分重视的还是＂经济、生产＂这种基础性的方面．而列宁、葛兰西、毛泽东等思想家和革命家，则较重视政治思想这个方面，即毛泽东所说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个方面．当然，正如人们已经知道的那样，他们走过了头，造成了程度不等的损害．现代一些有成就的社会学家，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给予了重视，促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起来．不过，其中仍有些人把唯物史观误解为＂经济唯物主义＂，M•韦伯甚至攻击说：＂作为＇世界观＇或者作为历史现实因果关系解释基点的所谓＇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应该予以断然拒绝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９页）至于对＂基础＂与＂上层建筑＂这样比喻性概念的内涵，也应当在实践中加以丰富．事实上，恩格斯晚年就曾认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地理基础＂，＂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外部环境＂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９８页）他甚至说：＂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同上书第１９９页）可见，＂基础＂这一概念的含义，既可指＂生产关系的总和＂，又可指生产力（＂装备＂），也可指＂地理＂和＂外部环境＂．＂上层建筑＂这一概念的含义，也是复杂可变的．当年马克思说的是＂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后来恩格斯扩展为政治思想、法律观点乃至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等．值得指出的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把＂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概念的含义机械地固定下来，以致徒劳地在那里争论某种社会现象例如科学，到底是基础呢，还是上层建筑．其实，这种用盖房子所做的比喻，同任何比喻一样，都是有缺陷的．这里的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列宁就讲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这样的话．恩格斯告诫人们＂不要过分推敲＂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而要始终注意到总的联系＂．（同上书第２０１页）即以＂科学＂而论，就其作为经济、生产的动力而论，同技术一起可划到＂基础＂中去，但就其发展程度取决于经济、生产的水平而言，又可以同技术一起划到＂上层建筑＂中去．至于在争论中，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划分开来，称前者为上层建筑，后者为经济基础，更把问题引到烦琐哲学中去了．斯大林当年指出：＂语言既不能列入基础一类，也不能列入上层建筑一类＂（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５２５页），并批评了把语言说成是上层建筑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他启发人们不要把概念绝对化，尽管他本人有时也陷入了绝对化的误区．

３生产

马克思所说的＂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他所说的生产力一样，都有着丰富的内涵．按斯大林简单而又明了的解释，生产力是指生产工具及其操纵者――人，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即体现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生产活动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和关系，产品的分配方式（斯大林说的有无剥削的问题）．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就是生产方式．在这种解释之前，包括马克思与恩格斯本人和考茨基、普列哈诺夫、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用语上经常出现不统一、不一致之处，如有时就把＂生产关系＂说成＂生产方式＂．当然，斯大林的简单明了，往往带有某种独断的性质．在阐述生产力这一概念的内涵时，突出了微观性，减弱了宏观性，没有从整个社会视野上看到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在生产力中的重要地位．在阐述生产关系这一概念的内涵时，过分强调了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而忽视了诸如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计划与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不同作用等涉及重大体制的问题．这样，他断定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由于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同生产力的发展便＂完全适合＂这类结论，就必然是片面的，并导致了众所周知的不良后果．斯大林断定＂生产力怎样，生产关系就必须怎样＂，谈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４４５、５４３页）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客观性，但这里的＂必须＂和＂一定要＂，带有浓重的主观色彩，用在阐述＂规律＂上是欠妥的．毛泽东阐述的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的发展，＂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３００页），是正确的．但他把这里的＂条件＂，做了主观随意性地理解，以为可以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去变革生产关系，又未能把握好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建国后不久，他就开始实践了＂越公越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错误理论，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危害．

（五）剩余价值学说　　　　　　　　　　　　（１７５）

１新理论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刚刚创立唯物史观时，虽然已有了一定的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关系方面的知识，但他们承认自己经济知识的不足．在恩格斯从德国到英国，马克思从德国到法国后，他们开始了重视对经济问题和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发表在１８４４年＜德法年鉴＞上的那篇被马克思后来称为＂天才大纲＂的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表明了这一点．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来到伦敦，在短时间地处理了革命队伍中的一些纷争，并总结了这场革命的经验教训后，便静下心来，利用大英博物馆珍藏的丰富的资料，包括官方公布的极为详尽的经济资料，以及恩格斯及时提供的大量有关英国经济运行状况，经营管理知识，报刊的各种报道和评论，进行了艰巨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这种研究工作在五十年代后期取得了重大突破，乃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出版．本来，早在四十年代后期，马克思就在批判普鲁东的观点时写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和在布鲁塞尔的一次会议上发表关于自由贸易的讲演中，分析和批判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与压榨，但那时尚未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对资本增值的阐述上仍被束缚在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框架内．而五十年代后期的研究成果，则解决了李嘉图的那个＂资本和劳动按价值规律交换＂所遇到的矛盾，指明了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与工人本身劳动力的价值是两回事，而前者大于后者，这＂大于＂的部分就是剩余价值．这就把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秘密＂揭示出来，从而实现了一场政治经济学的革命．马克思对这一发现的重视和喜悦，从他当时给恩格斯的信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不过，马克思在１８５９年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对剩余价值学说还未进行详细解释．从他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的经济学手稿中可以看到，他当时还在使用＂劳动的价值＂、＂工人的价值＂等不确切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７４、２８５页）甚至在做为＜资本论＞手稿的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使用＂劳动力的价值＂这一科学概念时，还偶尔使用＂劳动的价值＂这种不确切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Ⅲ，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９９页）直到１８６７年正式出版＜资本论＞第１卷时，马克思才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做了公认的、具有说服力的权威论述．＜资本论＞第１卷出版后，受到了欧美广大工人的热烈欢迎，第一国际的一次代表大会曾给马克思致信，表示衷心感谢．由于它的通俗易懂，一些普通工人都能阅读，并尊之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欧美一些主要报刊在经过短暂的沉默后，也热议起来，其中一些有识之士发表文章赞扬该书的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超的逻辑力量．这就表明，剩余价值学说不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为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服务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的体现，而且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是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的体现．

２发展与补正

剩余价值学说创立后，马克思仍然注意发展自己的理论．他在晚年评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我把资本家看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的职能执行者，……迫使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４０１页）这在事实上指明了，资本家也参与了剩余价值的创造．在他去世后，恩格斯整理了马克思那个零乱不堪的手稿＜资本论＞第２卷和第３卷，并分别于１８８５年和１８９４年正式出版．恩格斯认为第２卷是＂纯学术性的，谈的都是有关资产阶级本身中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但是第３卷却不同了，那里对剩余价值分割为利润、利息和地租的论述，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及其运行规律．恩格斯高度评价第３卷＂使整个经济学发生彻底的变革＂，＂甚至使第１卷相形见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０２、２８８、２９９页）值得注意的是，＜资本论＞第３卷讲到了如下的观点：＂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４９７――４９８页）很明显，剩余价值学说在工人可以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这一事实面前，需要进行调整了．此后，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内部，还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讲坛社会主义者中间，都出现了对剩余价值学说的补正．其中奥地利学派彭•巴维克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从＂效用＂的视角，揭示了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人们对商品的效用的评价，阐述了＂效用递减＂这一观点，给人们以启发．可以这样说，李嘉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侧重的是价值的客观性，而彭•巴维克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侧重的则是价值的主观性，这两种价值论，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由劳动价值论脱胎出来的剩余价值学说，正如卢森堡说的那样：＂论证了＇剥夺剥夺者＇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不断发展的资本集中的不可避免的最终结果．＂（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４７４页）难怪李嘉图曾被一些人株连式地攻击为＂共产主义者＂呢！而彭•巴维克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则是肯定和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难怪这一理论仍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呢！近些年来，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劳动价值论及其脱胎出来的剩余价值学说，进行了新的探索．首先，论者指出，商品价值做为一种关系概念，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观性，既取决于凝结于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又取决于消费该商品的人的需要，前者可以做出大体上的度量，后者则难以做出度量．这就表明，商品的价值既具有绝对性，又具有相对性．有些学者还对马克思过分重视工人的劳动在生产剩余价值中的作用，忽视资本家做为管理者在生产剩余价值中的作用，进行了补正，认为管理也会创造价值．这样，原来称谓的＂剩余价值，自然就包含着资本家的份额．但如何确定资本家所占分额的比例，在理论上是一件困难的事，甚至引用马克思关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论述也大概无济于事．解决这一问题要靠＂实践＂，靠国家的法律与政策，靠劳资双方的协商和斗争．其次，论者指出，在资本家投入的资本中，生产设备、生产工具、原料原材料和辅助材料等被马克思称为＂不变资本＂，它们的价值是否在生产过程中始终＂不变＂呢？非也！因为它们参与了整个生产过程，即价值的增值过程，并且是这种增值过程中不可须臾离开的因素．事物的性质，是离不开关系的，用当年马克思自己的话说，一物的属性是在该物与它物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７２页）说马克思称谓的＂不变资本＂具有增值性，就如同说货币资本具有增值性一样，是有一定道理的．

３挑战

自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重大的经济事实，冲击着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在八十年代，一些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纷纷到欧、美、日＂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打工＂，或当技术人员，或当管理人员．他们往往花费同样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却获得远高于国内公有制企业的收入．按传统的理论，他们在国有企业中工作时，是以不受任何剥削的主人公的身份工作的，而在＂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工作时，是以受雇的被剥削的身份工作的．但他们却甘愿＂受剥削＂，因为这比＂不受剥削＂时，收入高了．至于政治地位，也未见降低，因为在国有企业中，即当名义上的＂主人公＂时，还是那些厂长、经理或党委书记（董事长）说了算，工会也得接受被说成是＂党的领导＂的领导干部的领导．做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要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前提下，允许和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呢？为什么赞成和支持民营企业家参与对剩余价值的分割呢？这里，从实践上看，绝大多数人已肯定了这种＂分割＂的必要性，肯定了中共的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因为这已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的迅速发展所证实．但在理论上，怎么解释才能与当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相一致呢？剩余价值学说导致的结果是宣告生产剩余价值的制度的破产和灭亡，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所实行的方针则是剩余价值在资本占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合理分配．看来，单只以中国的经济活动而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就面临着挑战．科学地回答这种挑战，不但是发展和补正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的需要，也是回答那些至今还在散布＂改革犯了背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方向错误＂的政治言说的需要．

（六）社会主义　　　　　　　　　　　　　（１８１）

１问题的提出

在理论宣传界和教科书中，普遍把十六世纪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图景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但据我国学者王占阳的考察，第一次讲到＂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欧洲基督教本尼迪克派的教士，其含义为＂遵循自然规律＂，而这与拉丁文ｓｏｃｉａｌｉｓ（即社会）的原义＂同辈＂、＂同伙＂有所不同．又据中外一些社会主义史学家的考察，真正接近＂同辈＂、＂同伙＂这种强调＂众人平等的共同生活＂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即近二百年来流行的社会主义的，出现在十九世纪初．在１８０３年，一位名叫朱利阿尼的意大利人写了名为＜驳反社会主义＞一文，颂扬了社会主义．在二、三十年代，英国欧文派和法国圣西门派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正面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与此同时，法国的傅立叶发表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共同体的著作．在四十年代初，先后流亡到南欧和西欧的德国人魏特林，开始在工人中宣传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含义接近的＂共产主义＂．据笔者考察，恩格斯是在１８４３年５月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５６０、５６１页）而马克思是在一年后的１８４４年７月明确表示赞同社会主义的．（同上书第４８４页）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通常是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做为具有相同含义的概念来使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５８６页；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５７页）在他们活动的早期，由于看到当时冠以社会主义名称的派别，多属资产者和知识分子群体，这些人停留在向上层社会的呼吁上，而冠以共产主义名称的派别，则主要活动于工人群众之中．这样，已决定献身于工人群众解放事业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便多采用共产主义这一概念，而很少使用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有时甚至把共产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者做了区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３７２页）这种做法，直到１８５２年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联盟解散后，才有所改变．但马克思还是常常使用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在七十年代批判哥达纲领草案时，在讲到＂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时，用的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称谓，并划分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２０、２２页）人们知道，四十多年后，列宁把这里讲的＂第一阶段＂叫做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叫法，在以列宁为旗帜的共产党人中沿袭了下来．马克思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为了同空想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中的普鲁东、拉萨尔、巴枯宁等社会主义派别划清界限，将他与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称为＂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７００页）他们有时还将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叫做＂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象主流话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根本不同＂．如在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他们就在伦敦组织过＂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后来又多次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叫做＂我们党＂．在此期间，恩格斯很少使用＂共产主义＂一语，以致他在晚年的一封信中说：＂＇共产主义＇一词我认为当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到必须更明确的表述时才用它．即使到那时也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它在实际上已三十年不曾使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２０３页）人们公认，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它是同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事业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２多义性与确定性

二百年来，世界各国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者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千差万别，有人曾统计过，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一度达到七十余个，而不叫社会主义国家却把一些社会政策与措施叫做社会主义的，更不计其数．与此同时，出现了诸如市场社会主义、多元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自治社会主义等流派．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尽管同任何概念一样具有相对性、多义性的一面，但也必然同任何概念一样具有绝对性、确定性的一面．如果按照公认的社会主义大师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解释，可能会较为科学地揭示出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真义．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时，曾对未来社会（有时称社会主义，有时称共产主义）做过这样的描述：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行了国家所有制，而＂国家所有制高于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６１５页）为防止物质财富和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实行全社会范围内的计划经济，＂因而竞争就消灭了＂．（同上书第６０５页）包括曾经是＂失业者＂和＂赤贫汉＂在内的每个人，都能成为＂文明的、自食其力的、勤勉的人＂（同上书６１５页）．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按劳分配（第一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１――１２页）和按需分配（高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６３８页）．这种制度性的描述和设计，是深受较早时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派别的启示的，甚至是直接采用了某些派别的提法的．然而，马克思与恩格斯同那些只在那里设计美好蓝图的派别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从现实出发，并直观参加了实际斗争，甚至曾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３１１页）正是在思想理论和实际斗争这两个方面，科学社会主义高出于此前和当时流行的其它社会主义流派．从思想理论上说，科学社会主义基于唯物史观，把社会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又一历史阶段，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而非单纯是善良人们的某种主观愿望，更非虚无缥缈的＂乌托邦＂．从政治运动上说，科学社会主义指明，处于社会底层而又与大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工人阶级，即被当做同义语使用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２８０页），是完成这种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只有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而不能搞少数人的密谋暴动，更不能寄托于上层社会的恩赐，或在那里等待＂自然的历史过程＂的自动实现．１８４８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就从思想理论到政治运动，较为完整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其中关于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的原理，占有突出的地位．此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变化，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也在发展和变化．在１８５０年至１８５２年，他们在总结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由于深感自己在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方面的不足，马克思集中精力研究了自重农学派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并深入剖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在五十年代后期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六十年代后期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由于在＜资本论＞中，详尽地论证了剩余价值学说，更加有力地揭示了当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社会主义之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并如列宁指出过的那样，使唯物史观由＂假设＂变成了＂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列宁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版第９、１０页）由此，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建立在了更加牢固的思想理论基础之上．到了七十年代，在工人运动的策略上，马克思认为＂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１７９页）在社会制度的设计上，马克思提出了＂过渡时期＂的理论和＂两个阶段＂的设想．到了八十年代，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几乎占了统治地位，而魏特林、普鲁东、拉萨尔、巴枯宁、杜林等社会主义者则影响很小以致近于被人遗忘．到了九十年代，恩格斯认识到：＂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443页）遗憾的是，他们虽然注意了深化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但始终坚持对社会主义的这一重要观点：＂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被消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２４５页）

３两大派别

马克思与恩格斯相继去世后，科学社会主义内部发生了重大分歧．先是伯恩斯坦等人同考茨基、普列哈诺夫、列宁、卢森堡等人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后是考茨基、普列哈诺夫等人同列宁、卢森堡等人在战争（一战）、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各执一端，各从一定视角上，理解、阐述和修改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某些原理和提法．在十九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斯坦居住在阶级斗争比较缓和的英国，这种社会环境对他发生了某种影响．尽管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所做的修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过分夸大了＂缓和＂这一面，忽视了阶级斗争比较尖锐的德国和俄国的现实情况．而考茨基与列宁等人坚持和强调了阶级斗争的理论，是与当时德国和俄国的阶级斗争的激烈状况相适应的．但在不久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来时，坚持阶级斗争理论的考茨基等人不敢利用帝国主义战争的机会进行革命，而列宁则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当年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几个主要国家同时发动才能成功的原理应当修正，他在大战正酣的１９１７年勇敢地领导了俄国工农群众进行了十月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虽然肯定了十月革命是一个＂重大的光辉的事件＂，也正确地指出了民主的社会一般性，但他却激烈地攻击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破坏了民主原则．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所取得的成就，使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论和无产阶级专政论，传播开来，而考茨基的超阶级的民主观，则陷入了困境．当然，列宁过分夸大了民主的阶级性和专政的作用，乃至否定了民主的社会一般性，对陆续建立起来的列宁主义政党，发生了某种消极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列宁早年参加革命时，是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概念通用的．在１８９３年他从萨马拉来到彼德堡时，已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他在次年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中，所捍卫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学生们＂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此后，列宁长期把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视为一回事，并多次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例如他说：＂社会民主主义学说是由许多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创立，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列宁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４４９页）＂俄国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应当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同上书第９９页）直到１９１７年１月，他还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２６２页）只是在二月革命后的＜四月提纲＞中，列宁才为了同伯恩斯坦、考茨基的理论划清界限，拾起当年马克思与恩格斯使用过的＂共产主义＂、＂共产党＂这两个词汇，并批判了＂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党＂．此时，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则紧紧抓住＂社会民主主义＂（二战后又多称＂民主社会主义＂）不放，并赋予同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年的观点有所不同的含义．整个二十世纪，由列宁开启的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其政党名称大体为共产党、工人党）和由伯恩斯坦、考茨基开启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其政党名称大体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这两大派系，在争取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活动中，各有千秋，并各有缺失，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兴衰轨迹，难以或没有必要确定谁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即以社会变革的方式来说，前者强调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年活动时讲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是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取得政权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就被毛泽东和刘少奇明确肯定为无产阶级专政）．后者奉行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后期指明的和平过渡的方式，建立的是非阶级专政的民主政体，欧洲一些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就是通过普选上台执政的．以经济制度的设计来说，前者以原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为代表，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两种形式的公有制，实行了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原则，而这是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总体设想相符的．后者以三十年代上台执政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为代表，在全社会保留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但加以限制，坚持了市场经济体制，努力提高广大工人和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对社会成员实行＂从摇篮到坟墓＂都包下来的社会政策，力求缩小差别，做到公平和平等，而这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阐述的某些思想和恩格斯晚年的某些论述是吻合的．值得指出的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除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派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主义派别，其中有的派别竟在一些国家占据了优势．例如二十年代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三十年代就被＂国家社会主义＂所取代，当时，德国广大工人竟把选票投给了法西斯头子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人，使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延续到四十年代中期才垮台．在七、八十年代，曾经取得过重大成就的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一派及其体现＂斯大林模式＂和＂毛泽东模式＂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改革的浪潮汹涌澎湃．但是，原苏联的改革带有＂急转弯＂甚至否定一切的性质，造成了国家的解体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瓦解．而中国的改革则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并加以补正，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吸纳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成果，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正确思想和实践，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做了新的表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７３页）这种突出了生产力，而不象传统的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一派，甚至不象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那样突出生产关系的表述，蕴涵着原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的重大教训，是不言而喻的．这里，人们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二十世纪上半叶列宁主义之得势，是同十九世纪下半叶社会民主主义取得重要成就，而二十世纪初陷入困境直接相关的；二十世纪下半叶社会民主主义之得势，是同二十世纪上半叶列宁主义取得重要成就而二十世纪中叶陷入困境直接相关的。由此可见，后来兴旺的理论，是前一理论的遭遇的“垫底”作用的结果。后者过分否定前者，是离开辩证思维的表现。很明显，今天被主流政治言说称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保留了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一派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也包含了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一派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这无疑是正确的，或基本上是正确的．

（七）＂姓社＂与＂姓资＂　　　　　　　　（１９１）

１共性

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描述上看，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对立是明显的，而他们二人也多是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方面来阐述其间关系的．但是，这种阐述往往使人们忽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统一的方面，把社会主义的特征孤立起来，陷入了无条件排斥资本主义的独断化的境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主义者，过分强调了两者的对立的方面，不但在理论上陷入了困境，而且在实践上造成了损害．其实，就思想理论层面而言，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观念和人道主义的精神，是同科学社会主义相一致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吸取其精华的同时，将其置于更高的基础之上，使之更为实际，更为普遍，这从他们对十七世纪以来洛克的个人自由主义和十八世纪以来边沁的个人功利主义的批判性评价中即可看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也同科学社会主义有一致之处．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吸取其合理内涵的同时，将其置于牢靠的基础之上，使之成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从他们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分析中即可看出．资本主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诸多原理，特别是对价值规律的揭示，也与科学社会主义相通．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吸取其优秀成果的同时，将其置于更为一贯，更为普遍的基础之上，这从他们对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性评论，以及马克思在解决＂资本和劳动按价值规律交换＂所出现的矛盾，并进而创立剩余价值学说中即可看出．就政治运动这一层面而言，在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百余年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政治力量常常显出一致来．１８４８年席卷欧洲的革命运动是什么性质的？从革命的发动者、组织者和主力军来看，是一场社会主义的民主运动，包括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内的各国社会主义者是这一革命的最积极、坚定的参加者和最有影响的活动家，但从革命的社会背景、条件和实际后果来看，这又是一场资本主义的民主运动，沉重打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统治和王公贵族的势力．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曾同主张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结成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向人类文明的敌人――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希特勒法西斯集团及其盟友意大利法西斯集团和日本法西斯集团，进行了殊死的、持久的正义战争并取得了胜利，保卫了人类既得的文明成果．就社会制度这一层面来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有诸多共同点和一致之处．在当代，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指导思想上，大体都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建设物质文明乃至精神文明．这样，两类国家在法律制度、管理制度上必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也正因此，两类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中，能以制定和遵守共同的规则．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大气、海洋、河流的污染，爱滋病与非典肺炎的传播，恐怖活动的猖獗，核武器扩散和核战争的危险，两类国家能以联合起来共同防范．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行程中，人们不难看到这样的现象：一方面，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体制、政策和经验．１９６５年召开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发表的＜资本家宣言＞，就要求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的某些长处，增加劳动者的社会福利，取消选举权上的财产限制等．另一方面，列宁早就要求苏维埃俄国借鉴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制度，告诫布尔什维克＂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不能无条件地认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不要＂只是＇关怀＇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而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就是＂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建立了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３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３４２至３４５页，４７７页）半个世纪后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确借鉴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体制、政策和经验，建立了市场经济，致力于向民主与法制国家迈进．近些年来，在中国大地上，流行着诸如＂接轨＂、＂包容＂、＂双赢＂和＂国际社会＂、＂全球利益＂这类新的话语，不是偶然的．这反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共性的认识，已深入人心了．可见，＂姓社＂与＂姓资＂的界限，不是绝对的．

２超越

如何认识和评判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呢？本来，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都是在发现和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病的过程中，提出社会主义这一目标的．在这种＂发现＂和＂揭露＂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无疑是做得最深刻、最出色的．因为他们首次运用唯物史观，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指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导致的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以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终将使其被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所超越并取代．他们同其他社会主义者一样，将这种先进的社会生产方式取名为＂社会主义＂．但是，历史的局限性使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往往把这种超越限于＂取代＂上．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年强调了＂只有用暴力＂，晚年又强调了＂和平方式＂，都徘徊在＂取代＂上．而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却使这种＂取代＂出了问题．其实，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世时，已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变化．他们注意到：＂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信用制度……是转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４９８、４９９页）甚至在政治领域中，马克思也看到了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出现和增长，曾明确地指出：＂普选权就等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英国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实行普选权＂将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３９０――３９１页）在现代和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股份公司以当年马克思难以想象的空前规模发展起来，许多工人握有股票，合作经济也普遍存在，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大大增强．在国民收入中向低收入的劳动群众倾斜，使那里的基尼系数低于当前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领域，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和完善，全民文化教育水平的普及和提高，也都在向社会主义所要求的目标前进．应当说，这就表现出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这里，实现这种超越的方式，并非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常说的＂取代＂，更非列宁主义者所说的＂战胜＂，而用曾被人们讥讽过的＂和平长入＂，也许更为恰当．

３互补与＂元主义＂

一般说来，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但就现实的世界和当代的中国来说，两者又是互补的．一方面，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包含着对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文明成果的肯定和继承，其中就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一重要内容，以致有些学者呼喊＂美利坚社会主义合众国＂．另一方面，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是在前资本主义国家中建立起来的，这样，它就不但在经济生产上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政治和文化上也必然显出某种落后性来．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东西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任务．也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领导人长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造成了众所周知的恶果．在八十年代初，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行，中国部分学者提出了＂补资本主义的课＂的政治言说，就是针对着那种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排斥＂互补＂说的左倾错误的．但由于没有真正解决好＂姓社＂与＂姓资＂的关系，主流政治言说开展了对所谓＂补课论＂的批判，致使今天人们在体制改革上仍畏葸不前．这里表现出多年流行的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过度＂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突出表现了人们在＂名词信仰＂上所陷入的某种方法论上的误区．有些思想家和理论家，甚至是政治家，深知在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建立后不久，中国人民就在共产党的教育下，爱上了社会主义，而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的强化，社会主义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言说．不论是＂四人帮＂一伙人，还是反对＂四人帮＂的广大群众和领导干部，都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在当今的各种政治言说中，绝大多数人言必称社会主义，以致把并非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叫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例如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私有制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便将此做为社会主义的一项内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多种＂主义＂所共有的，也被邓小平列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一位领导人在考察了英国的社会状况后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另一位领导人也说：只要是共产党让干的，就是社会主义．这里表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解释上的偏差，是与迁就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过度信仰＂直接相关的，因而在实践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人类思想史上，这类将新内容放进人们已习惯了的概念之中，从而使人们易于接受这种新内容的事例，并不乏见．当年斯宾诺莎就将自己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观点，放在泛神论的名义之下，即用唯心主义来遮掩自己的唯物主义，以躲开教会的迫害，并用当时民众可能接受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观点．由此看来，对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任何概念，都不要凝固化、独断化和神圣化，不要陷入笔者称谓的＂主义病＂．当年老布尔什维克莫洛托夫曾说过，条条道路通向共产主义，如果对这一句话做出合理解释的话，那就可以说，实现做为人人自由的社会主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对资本主义的超越的结果，既可叫社会主义，也可叫共产主义，还可叫其它的主义，叫不叫＂主义＂，叫什么＂主义＂并不总是重要的．孙中山曾把当时流行于西欧的社会主义叫＂民生主义＂，称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现在有些英国和美国的学者把国内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叫做＂人民资本主义＂，美国政论家加尔布雷斯则称其为＂新社会主义＂．当今社会，人们很难分清哪个是社会主义国家，哪个是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有学者所说的＂身份混乱＂．这里的＂身份＂，其实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特别是在基于生产关系理论的语境中的一种陈述，在其它的语境中，未必是＂混乱＂的．各国的政治家们甚至普遍认为做这样的划分，无大意义，至少不比划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更有意义．――在现时代，某些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文化的状况，比某些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文化的状况，更接近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不是有目共睹的吗？在这方面的教训，莫过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直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陆流行的理论与实践了．那时，＂拥护社会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是出现于报刊广播和会议课堂中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然而，当时的执政党和广大干部群众所认定的社会主义，正是后来邓小平说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甚至是＂四人帮＂搞的＂贫穷社会主义＂（经济上）、＂整人社会主义＂（政治上）、＂愚昧社会主义＂（文化上）．由是，这里的＂拥护＂和＂反对＂，就大成问题了，人们有时因此而陷入＂拥护＂词汇或反对＂词汇＂的尴尬境地．毛泽东晚年为了他的那个＂主义＂的纯洁性，甚至不顾千百万人的疾苦乃至生命，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人们至今记忆犹新．看来，对人人自由的追求，比任何主义都更要根本，如果硬要叫主义的话，它就是＂元主义＂．其它那些科学的、有价值的主义，都只具有派生性．如果有某个主义，在理论上似乎说得头头是道，但在实践上带来的却是违背了人人自由这一＂元主义＂的消极后果，不管它戴的是什么帽子，具有怎样的光环，例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是应予摒弃的．

（八）私有制与公有制　　　　　　（１９９）

１私有

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无论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还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都是如此．在原始共产主义时代，生产水平极端低下，当时的社会成员为饥寒交迫所苦，有时成群地饿死，当然不会有剩余产品，也就没有＂私有＂一说．随着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剩余的生活资料乃至生产资料．人们开始认识到，生产资料对于生活资料处于优先地位，因为它是再生产生活资料的基本手段．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就这样发生了．私有制的出现，使人们越来越学会保存财产，增殖财富，私有观念形成了，并成为生产发展的动力．很明显，由对财产，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归属不清，到认识到＂这是我的＂，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正象人们在剖析人性的过程中，发现其原初的出发点正是＂私心＂、＂利己＂一样．人们正是从关心自己开始，才能真正走上关心群体之路，而这与群体之高于个体的原则并不矛盾，认识到这一点，对于防止走向虚假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正是罗素肯定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没有私有制就不能有仁爱思想的原因所在．（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版第２４４页）私有制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能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不是偶然的，不应当象基督教那样把私心看做是＂恶＂．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后来的封建社会，远比公有制的原始社会为进步．这单从原始氏族或部落的战争中，失败者常常被杀被吃，就可看出．在奴隶社会，奴隶是主要的直接的生产者，奴隶主等自由民则主要从事生产的管理工作，也有些人从事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工作；在封建社会，农民和农奴是主要的直接的生产者，地主和农奴主则主要从事生产的管理，也有些人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工作．到了私有制充分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主要从事的是体力劳动，而资本家主要从事的是脑力劳动，这种脑力劳动既包括管理工作，也包括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工作，并产生了一批职业知识分子．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更使人们看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正在缩小，界限也模糊起来．总之，在私有制社会里，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与他们的管理者，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即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常常称谓的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不管他们在占有与分配上如何不合理，都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生产做着贡献．对此，毛泽东做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曾说过如下一段话：＂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１０８８页）这显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情况千差万别，不会走同样的发展道路，欧洲一些主要国家所走过的＂私有制三阶段＂的道路，未必是其它国家所必经的道路．在＂文革＂前，历史学家们在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上就众说纷纭，今天，中国学术界在讨论东方社会是否有一个＂奴隶社会＂阶段的问题上，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就表明了这一点．当然，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瓦解之后，世界各国家或民族都大体上经历前资本主义社会而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后期，奴隶们所遭到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以及奴隶的消极怠工和武装暴动，使奴隶社会的私有制终于为封建社会的私有制所取代，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便上了一个新台阶，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更新了，买卖和杀害奴隶的行为遭到了整个社会的谴责．在封建社会的末期，随着商品经济在封建社会内部的孕育和发展，市民阶层的兴起，贫困的农民和遭受人身依附之苦的农奴，便有可能在市民阶层的感召和带动下，参与反对封建地主或农奴主的斗争，并任由市民阶层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社会的经济文化由此得到了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大大更新了，主体意识大为增强，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也由封建社会末期的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大火，束缚人的思想解放的种种信条终于被打破，并成为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当然，任何一种所有制，即使在它兴旺时期，也有某种缺陷，私有制也是如此．古希腊的柏拉图就在他的＜理想国＞第七章中，批评了私有制，并称人们＂均不可有私有之物＂，在中国古代也有孟子的＂不独其子＂的思想．到了中世纪的后期，在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中，流露出否定私有制的思想．直到近代，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直言不讳地批判了私有制，宣传了公有制的主张，乃至进行了社会实验．这些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正是私有制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一小部分人富裕了，而多数人则陷于贫困，并引起争斗，给社会带来混乱乃至危机．私有制还会促使人的私欲的发展，自私自利和利己主义的盛行，污染了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在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私有制的消极性会突出起来，成为社会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阻力，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后期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２公有

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公有制的优越性，正是在与私有制的消极性的对比中表现出来的．公有制，特别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是十分必要的，由于生产水平极端低下，如果人们不＂共产＂、＂共食＂、＂共居＂，整个氏族或部落就不能生存，不用说战争，就是内部争斗，也会导致其灭亡．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出现，生产规模的扩大，公有制的消极性便显示出来，即它带来的是对公共产品的漠不关心，从而是财富的浪费，生产效率的低下．这就使它迟早要被私有制所取代，果然，它被取代了．前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带来的文明，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带来的文明，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私有制所固有的局限性，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此做了深刻分析，特别是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以及它所导致的两极分化，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由是宣告资本主义私有制必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他们和其他社会主义者指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既能消除剥削，实现事实上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平等，又能做到有计划地配置资源，防止浪费，提高生产效率．由于公有制的实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就会形成起来，困扰人类几千年的道德风尚问题，也会最终解决．这些理论和设想是有道理的，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在一百年来取得了很大成就的原因所在．但是，甚至连马克思与恩格斯这样伟大的思想家，都难以摆脱＂ａ如不正确，－ａ就正确＂的思维方式的束缚，认为既然私有制有很大弊病，那么公有制就不会有多大弊病．在＜共产党宣言＞中，年青的马克思（不到三十岁）与恩格斯（不到二十八岁）在回答＂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的指责时说：＂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而不获，获者不劳的．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４８５页）他们的回答是有道理的，表现出了强烈的变革愿望，但他们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问题说得过于绝对了，而对未来社会即＂没有资本＂的社会则过分理想化了．其实，消灭了＂雇佣劳动＂的公有制社会，完全可能出现＂懒惰之风＂．因为正如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显然不曾形成劳动者的自我管理．＂（哲学译丛，１９８６年第４期第６４页）在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作用下，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这一原则，是由劳动者的＂代表＂的管理来实现的，尽管这些代表应当在管理中听取广大劳动者的意见，使广大劳动者能积极参与管理工作，但在事实上，这些＂代表＂很容易成为脱离群众的官僚．而不要这些职业的管理者，而由劳动者＂直接管理＂，也会造成无人负责的状态．当年，列宁以为革命既然成功了，劳动者成了工厂的主人，就一定会勤奋地为创造新的劳动生产率而积极主动的工作．但有一天他的妻子克鲁普卡娅告诉说：某工厂的工人开会研究决定，放一个时期的假，以便工人们做些家务事，并称现在工厂是我们大家的了，我们开始当家作主了！列宁了解到这不是个别的现象，便决定加强劳动纪律，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以致采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前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的公有制实践表明，＂懒惰之风＂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广大劳动者往往看不到这＂公有财产＂中，自己的那一份究竟在那里．也正因此，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限制，那些不计报酬而无私奉献的劳动模范毕竟是少数．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就历史性地发生了．劳动者自身也不会因为实行了公有制，就能自动地将个人的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自觉地努力工作，这不但需要一定的文化品格和有效的思想教育，而且要有良好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当然，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未完全忽视公有制有可能带来的弊端，马克思在谈论建立公有制的必然性时，也谈到了＂重建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８２３页）只是他和恩格斯都没有对＂个人所有制＂这一点，做出详细地说明，称＂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６２９页）．恩格斯晚年更意识到：＂东方的专制制度是基于公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６８１页）对于这一点，如果联想到我国在左倾错误泛滥年代，那种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同当时毛泽东的专制主义的关系，更可以对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有进一步地理解．

３扬长避短

公有制与私有制既然各有长短，各有利弊，做为执政者就应当扬长避短，取利抑弊．这就要从特定的时空具体条件出发，做到使社会生产关系适应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管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及其具体形式，只要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就要采用，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就要抛弃．列宁当年就警告说，不要为了保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而硬要采用某种措施．邓小平批评那种凡事都问＂姓社姓资＂，就是要人们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义＂出发．当代中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导，是因为公有制具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和在历史大尺度上推动生产迅速发展的优越性，而不是因为它属于什么＂主义＂．当代中国坚持把私有制＂请回来＂并鼓励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是因为私有制具有在局部范围内和在现实条件下有利于生产迅速发展的优越性，也不是因为它属于什么＂主义＂．针对两者各自的缺陷，执政者应当通过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和教育的手段，予以防范和解决．在公有制经济中，要引入市场经济观念，使管理者与劳动者树起公平竞争意识，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和能力，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要使管理者树起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意识，防止利用垄断地位或强势地位损害国家、其它企业和社会成员．特别是要防止管理者成为官僚，成为主宰劳动者命运的独裁者．要使劳动者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敢于依法和以德衡量、监督管理者．在私有制经济中，也要使管理者与劳动者树起对社会的责任感，发挥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灵活机动的长处，以在随时满足市场需要的过程中，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要防止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以及与之有关的弄虚作假、坑蒙拐骗行为．特别是要防止管理者向政权机关官吏行贿，对劳动者盘剥压榨的行为的发生．在一般意义上，公有制对私有制的超越，归根结底在于人性的发展，在于人类社会不管经历怎样的曲折，终于要走向人人自由之路这种历史进程．人们不难看到这样的社会现实：在发达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普遍实行了对私有财产的限制，资本家已不能象十九世纪那样任意处置自己的财产了，累进税制和高额遗产税制，也使私有财产中的公有成分增多了．也就是说，资本家在为自己创造的财富中，已包含有公共财富的成分了，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已部分＂符号＂化，成为公有财产的一部分了．这种＂公有化＂的历史总趋势，并不排除在一定时空背景中＂私有化＂的必要性，亦即私有制对公有制的超越．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使已被基本消灭的私有制经济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甚至使一些办得不好，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因而是私有制对公有制的一种合理的超越．至于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国有资产严重流失问题，只是表明官员腐败问题的严重，而不能说这里的＂私有化＂不对．同样，对于在苏联东欧剧变中，一些效益极端低下的国有大型企业以股份形式分给普通劳动者的做法，也应视为发展生产的一种探索，而不能简单地视为历史的倒退，或攻击为＂资本主义复辟＂．至于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人乘机中饱私囊，大肆掠夺国家财产，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下滑和破坏，只是表明其改革遭到了重大挫折乃至失败．近些年来，中国大陆一些人一听说或一看到私有经济发展了，便怀疑中共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针是＂走错了路＂，甚至发表所谓＂批判资改派＂等政治言说．这些人在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就在于离开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辩证关系，无条件地迷恋于公有制和拒斥私有制．这里，对于私有制是否会永远存在这一问题，还需要深入进行探索．当年马克思与恩格斯既要求消灭私有制，又要求重建个人所有制，会给人们的探索以一定启示．看来，在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中，即在古人所说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近人所说的平等博爱的理性境界，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用来剥削他人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不会存在了，但私人占有生活资料的方式和多少，却因种种条件的区别，包括个性的差异而大显异处，这里不会整齐划一，单调乏味，而会和而不同，色彩斑斓．但具体状态，不但马克思与恩格斯时代的人们难以想象，就是今人也不能确知，只有后人才能解答．从所有制的视角上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说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相结合的一种表现．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即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经济，是私有制的产物，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交换的双方，是两个不同的所有者，社会主义既然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公有制，也就使所有者单一化了，那还有什么商品交换呢？这也正是马克思直至晚年都在坚持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原因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嫁接＂在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上的一种经济体制．这一体制所蕴涵的矛盾是明显的，需要认真加以解决．在主流政治言说中，那种市场经济既可以与资本主义相容，又可以与社会主义相容的说法，在中国当前的实践中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在理论上如何消除其中的悖论，是应当继续探索的，并在探索中求得理论的发展．

（九）＂救中国＂　　　　　　　　　　　　（２０９）

１民主主义

对于流行于大陆六十余年的说法――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需要认真加以澄清的．这种说法源于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所制定的最高纲领．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摆在先进分子面前的紧迫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救亡图存！要救中国，就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与两者密切联系的官僚资本主义，实行民主主义．这种民主主义，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在纲领中所说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最低纲领中所说的新民主主义．这就是说，要解决＂救中国＂的问题，不是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或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而是建立民主主义国家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问题，这就要通过进行民主主义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来解决．而要完成这种革命，就必须把握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的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状况，包括它的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应当说，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要比中国国民党高明得多并富有远见．毛泽东在三十年代后期正确地指出：必须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而这种革命已不是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再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之所以在民主革命时期选择了共产党而抛弃了国民党，并不是因为共产党信奉或实行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是因为共产党坚决实行了民主主义，进行了土地革命，给农民以土地，努力使广大群众享有民主权利，进行了英勇卓绝的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国民党则虽然在纲领上讲实行民主主义，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领导集团，背离了孙中山的遗训，既不实行＂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又剥夺了广大群众的民主权利，还与日本、美国等侵略者勾勾搭搭．以致在败逃台湾前，事实上站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一边，自己倒成了民主革命的对象．显然，这里并不存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战胜民主主义、三民主义的问题，也不存在广大群众选择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抛弃了民主主义、三民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共产党之战胜了国民党，并不是社会主义战胜了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战胜了三民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时流行于国民党营垒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道理就是，中国当时并不需要也不应当实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而需要并应当实行三民主义（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里的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在基本方面是一致的，对此，毛泽东曾做过较为准确的说明．当然，国民党反动派喧嚣＂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这一政治言说，目的是为了反对共产党，是要＂限共＂、＂溶共＂，以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它曾以此政治言说，归劝、诱降被其逮捕、俘虏的共产党人．而那些真正的共产党人，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监狱中，都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来鼓舞自己，进行了英勇的、可歌可泣的斗争，而在他们的心目中，当前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本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包含着民主主义的内容的，正如邓小平说过的那样，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则孕育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因素，难怪孙中山把做为三民主义（民主主义）之一的民生主义也叫做社会主义呢！毛泽东较为准确地阐述了这样一种关系：＂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５１页）共产党人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信仰共产主义，不但可以使之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而且可以运用更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当前的革命斗争．而这又是同二十世纪的中国民主革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背景，国内阶级关系和力量对比的情况，有直接关系的．总之，＂救中国＂的问题，是要通过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来解决的，而不是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来解决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提法，是不准确的，而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起到消极作用．

２新民主主义社会

在＂救中国＂问题，即＂救亡图存＂问题解决之后，中国向何处去，即如何发展的问题，便提上了日程．在１９４９年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各民主党派的意愿，确定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新中国．该纲领没有提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这显然是符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实际和最广大人民的意愿的．但在三年后的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急于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毛泽东，便不顾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谈论的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张，提出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经过多次讨论，在一年后的１９５３年１２月最终形成了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和审定的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纲．值得指出的是，对此，党内是有不同意见的，刘少奇就曾强调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认为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但从尊重毛泽东，服从毛泽东出发，且因尚无经验很难自信正确，而放弃了自已的意见．此时的毛泽东，并未完全陷入左倾错误泥潭，他将过渡时期确立为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任务是基本完成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但在实践中，他的＂加速＂思想不断强化，至１９５６年就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主流政治言说宣告，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应当说，这种急躁冒进的做法，突破了原苏联的做法，并以毛泽东那个先搞公有化后搞机械化的＂创新理论＂为根据．在这里，毛泽东的理论，同列宁那个本已显得超前的理论相比，更为超前了．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五个年头曾谨慎地说过：＂俄国革命直接的迫切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任务．＂（列宁全集第３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３２页）这和我国建国初期的＂迫切任务＂是相吻合的，即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毛泽东否定了自己曾倡导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提法，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取而代之，并在实践中一再＂加速＂，造成了众所周知的恶果．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去世后，认真总结了教训，在１９８１年６月的决议和十三大决议中，明确地提出和深刻地阐述了中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理论、路线．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恢复和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的＂五种经济成分＂，使一些学者自然联想起建国初期的＂五种经济成分＂，并认定现在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体上相当于过去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认定是有道理的，并有助于深入总结历史教训，更好地展望未来，以使在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少出偏差，少走弯路．当然，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国内外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远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立初期那种样子了，这是在肯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理论、路线时，应予注意的．至于有学者提出民主主义无所谓新与旧，批评当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则属于另一种问题，需要另做讨论．

３中国特色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做的突出生产力的论述，是与此前中国走过的弯路直接相关的，也与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相关．也就是说，邓小平的论述，不但是对中国党所犯左倾错误的一次重大拨乱反正，而且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对社会主义理解上的一次重大修正．即以对中国来说，无此，便不能真正解决＂发展中国＂的问题．这里，迷恋于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是无济于事的，历史还证明，这种迷恋，只能有害于＂发展中国＂．这就是说，在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解决了＂救中国＂的问题之后，就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来＂发展中国＂．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来取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完全必要的．但这是以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和解释为前提的，邓小平理论就是当代中国对社会主义的一种科学理解和解释．应当指出的是，这一理论的创立者和阐述者是一批人，包括一批专业理论家和学者，而以邓小平来命名，是与他的具有科学性的思想观点和较高的、强势的社会地位相关的，因此是当之无愧的．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新论述提出之前，已有一些人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具有创新性的论文，之后更有一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论著问世．在中共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做为党的指导思想之后，就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党的一些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又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方针．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创建，都是立于中国这块土地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它进一步表明，世界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设计，是多种多样，各有特点的．它也表明，社会主义政权的领导者要鼓励对社会主义的各种探索，善于容忍或吸纳一切有创新意识的见解，包括与主流政治言说有所不同的意见．例如对于我国著名学者谢韬发表在《炎黄春秋》上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就要进行具体分析，注意吸纳其中有价值的思想和意见，而不应当抓住其中某些不当提法和有待进一步讨论的观点便予以全盘否定，更不应当口诛笔伐，开展＂大批判＂．该文提出了与主流政治言说有所不同的观点：民主社会主义不是资产阶级思潮，而是值得认真学习和借鉴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不但在理论上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在实践上对于当前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有启示作用．该文指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最大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差别＂．＂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的办法，实行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这些说法，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当然，矫枉常常过正．该文说列宁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左倾修正主义＂，就欠公允，就象列宁主义者长期攻击社会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思想支柱＂，不够公允一样．列宁所处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使他往往夸大暴力的作用，但列宁在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中，曾力争＂革命的和平发展＂，在十月革命后的三、四个年头，提出了对内的新经济政策和对外的和平共处原则，列宁并不认为＂暴力＂是解决一切重大社会问题的手段．至于该文说马克思与恩格斯晚年改正了暴力革命的观点，也与实际情况有些不符．的确，他们晚年几次强调了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但并未放弃暴力革命的主张．就在被该文视为＂最后遗言＂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写出后的第三天，即１８９５年３月８日，恩格斯就批评了那种＂宣扬绝对放弃暴力＂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４０１页）该文说＂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同多年来主流话语说的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一样，都是不可取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一定要找出谁是正统，从而独尊和追随，是有害的．其实，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支派，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并都有自己的社会功能，应当和可以互补．只是由于现时代以和平、发展、合作为主潮，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功能，在总体上超过了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功能，正象当年以战争、革命、对抗为主潮的时代，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功能超过了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功能一样．当然，列宁主义在当代仍有某种功能，而这是与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战争与阶级斗争这种情况相关的，也与列宁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相关．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有必要更多地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吸取教益，正如有必要从人类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吸纳一切人类文明成果，而不管它打的是什么＂主义＂的旗号一样．（待续）

第四章　阶级和政党　　　　　　　　　（２１７）

（一）阶级现象　　　　　　　　　　　　　　（２１７）

１分工

一个社会有机体包含着复杂的、多方面的内容，如经济、政治、文化等．在文明史前的社会，即人们普遍称谓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水平的低下，社会成员之间还没有分化出阶级来，但那时的社会成员就总的方面来说是不自由的，当时的氏族制度也未必象恩格斯所说的是一种＂美妙的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１１１页）．直到剩余产品和私有制的出现，社会成员才开始了分化，出现了阶级．这种阶级分化，不但表现在经济领域中，而且表现在政治、文化等领域中，引起了思想家们的思考．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就有了＂阶级＂这一概念．近代思想家黑格尔明确地指出：＂人必须成为某种人物，这句话的意义就是说他应隶属于某一特定阶级．＂（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版第２１７页）马克思与恩格斯则提出了具有较为科学和完备的阶级论．马克思与恩格斯揭示这种社会现象的历史必然性和某种合理性，这就是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并为社会分工所需要．一部分社会成员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另一部分社会成员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直接创造精神财富，唯此，社会才能发展，直至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极大涌现，能以满足社会成员各方面需要为止．由于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较低，而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较高，显示出了社会不平等，前者常被称为被剥削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后者常被称为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但是，一个社会有机体，这两种劳动均不可少，都对社会的发展有所贡献．不能象流行多年的说法那样，所谓只有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众才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特别是被称为剥削阶级的人，则不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毛泽东从唯物史观出发，谈到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起初都是＂生机勃勃＂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原已存在的不平等关系的消极性便显示出来，并首先为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众所感受到．当然，在统治阶级或剥削阶级中，也会出现少数关注人的自由，关注人性善的人，特别是一些具有人类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也会为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众呼吁，呐喊．这时，社会就要发生动荡，以至社会变革即将到来．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是如此，在资本主义时代也是如此．人类社会的这种历程，只有到了无阶级社会，即马克思与恩格斯和其他共产主义者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结束．到了那个时代，即人人自由的时代，社会矛盾，特别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仍然会存在，不过会与以往社会有别罢了．可见，不应当从道德义愤出发，把阶级社会的出现视为人类社会历程中的＂离轨＂事件，把剥削阶级视为＂异类＂或＂怪物＂，而应将其出现视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分工的结果．不可否认，在任何阶级中都会出现一些反社会分子和道德败坏分子，这些人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如在统治阶级或剥削阶级中，就会出现一批游手好闲分子，专门在那里消耗、浪费社会财富，甚至横征暴敛，鱼肉百性，欺压乡里，贪污腐化．在被统治阶级或被剥削阶级中，就会出现一批好吃懒作分子，常为一己之利而任意妄为，甚至欺男霸女，打家劫舍，破坏财物，杀人放火．尤其是前者，常常受到国家政权的保护，特别是地方政权的保护．在该国家政权没落之时，这种现象会愈发普遍起来，革命往往就在这时发生了．不过，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之前，无论奴隶起义还是农民起义，其革命性都是有限的，都是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普列哈诺夫在谈到古罗马的斯巴达克起义时，说它即使胜利了，也无非是起义领袖人物自己成了奴隶主．斯大林在谈到十八世俄国普加乔夫起义时，说农民是皇权主义者，希望有个好皇帝．难怪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成了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工具，只多不过是新王朝的初期，对农民的压迫缓和一些而已．毛泽东曾批判＜水浒＞中描述的宋江农民起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但反了皇帝，结果又如何呢？顶多不过是换了一个新皇帝而已．问题的根本在于恩格斯所讲的这样一个道理：＂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１６２――１６３页）

２新阶级

中国当前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是否存在着阶级呢？主流政治言说称＂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矛盾＂，这话是不错的．但在理解和解释时，却经常陷入＂过去时＂和＂异国地＂，例如把敌对阶级说成是＂地富反坏＂和＂外国资产阶级＂．认为他们或力量很小，或敌对活动很少，因而不必看得过于严重，避免重犯左倾错误．这种理解和解释，忽略了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即中国的＂现在时＂．其实，中国当今社会的阶级现象和阶级问题，是十分明显的，已经出现了新阶级．在主流政治言说中，不提新的阶级，而提新的社会阶层，从当前策略和历史教训上看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不能无视，更不能否定这样的基本事实：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地上，一批雇佣众多工人的私营企业家，同被雇佣的广大工人并存，一批发财致富的私有者，同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穷人并存！这些企业家同工人的关系，就是过去称谓的资本家同雇佣工人的关系，亦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据＜远东经济评论＞２００７年第４期报道，内地拥有资产（不包括在境外的资产）超过５千万元的有２．７万人，超过１亿元的有３千２百万人．又据胡润研究院与群邑智库联合发布的＜财富报告白皮书＞，至２０１０年，全国拥有１千万元资产的约为９６万人，而其中拥有１亿元以上资产的约为６万人．尽人皆知，中国的党和政府近些年来在消除贫困人口，改善和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条件，加大社会保障力度上，所做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明显成果，但问题仍没有明显改观．在一些大城市中，人们仍然不难发现＂富人区＂同＂穷人区＂的明显差别．还应指出的是，马克思当年曾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医生和官吏也形成两个阶级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００页）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众多的官吏在事实上已在人民公仆的岗位上异化了，他们的收入（包括人们熟知的＂灰色收入＂）远远高于普通劳动者．据２００６年４月国务院研究室等单位的调查显示：中国党政干部的年均收入大体上是当地城市人口年均收入的８－２５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２５倍以上．某市地厅级干部平均占有的财产相当于普通市民２５０年的工资，而该市的省级干部平均占有的财产相当于普通市民３００年的工资．这种情况，是与人们随处可见的那些＂说了算＂的党政干部乐于并善于同那些富翁＂交朋友＂、＂共赴宴＂、＂同娱乐＂、＂共荣辱＂，以便＂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更是与大规模的行贿受贿，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直接相关的．一些国际组织在对比社会主义中国党政干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吏的廉洁自律状况时，指明前者在总体上不如后者，是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对此，主流政治言说常常是沉默不语，更不去研究其中的深层原因，从而＂与时俱进＂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当然，今天没有必要，也不应当搞什么定阶级、划成分一类蠢事，更不能象左倾错误泛滥年代那样，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把毛泽东那个＂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错误提法拿来当做打人的棍子，到处挥舞．而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逐步解决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富人与穷人，官吏与平民之间的经济、政治以致社会地位上的重大不平等的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

３阶级观点

阶级现象是阶级社会中最主要的社会现象吗？未必！无论是在前资本主义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和当代社会主义社会，都有些社会现象比阶级现象更重要．以民族问题来说，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世界各地陆续地、纷纷地建立起国家政权和民族政权，管辖着一定的地区和人口．这就出现了国家之间或民族之间，特别是相临的国家之间或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历史上看，这些国家之间或民族之间，既存在着共同利益，又有着各不相同的利益，既有在交往中的互惠，从而建立起友善、亲密的关系，又有在交往中的冲突，从而出现了仇恨、战争的关系．当然，随着一国的历史走向世界的历史这一趋势的出现和加强，从总的方面看，各国家或民族的共同利益会凸显出来．由于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使之常常制约着其它问题．在古代史上，民族之间的战争常常掩盖着或减弱着阶级之间的斗争；在现代史上，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阶级矛盾多会降至缓和的境地，这也正是一些政治家常用加剧对外矛盾来转移国内视线的原因所在．人们不难看到这样的情景：在当代一些国家发生领土、领海或边界纠纷时，大体说来，本国的各种政治派别乃至不同的阶级，都几乎一致支持或要求本国政府维护本国的利益，按本国的＂理解＂，来划定界限．毛泽东当年断言＂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是缺乏根据的，是他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依据之一．宗教问题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显出了复杂性，它常常是同整个民族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而非同某一阶级的观念相联系．教徒们常常为宗教信仰而狂热地进行殊死搏斗，而不顾自己所属的阶级地位和其它．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尤其是现代，几乎是所有社会成员最为关注的，常常比对自己做为特定阶级的地位更为关心，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增长，归根结底对自己总是有利的．美国２００８年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各个阶级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就政治斗争来说，也未必都与阶级斗争有关．例如美国两大政党在总统竞选期间所展开的斗争，几乎是全民都关注的大事，但是无论是布什当了总统，还是奥巴马当了总统，都不能用＂阶级观点＂来解释．当年马克思在＜英国资产阶级＞一文中，针对封建贵族与资产者之间权力斗争的关系说：＂如果资产阶级从贵族阶级手里夺得一点权力，人们自然就会问，它怎样运用它新取得的影响呢？这个问题不应当从阶级观点，而应当从广泛的人文主义立场来加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第６８５页）这段话，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版的编辑们说成是＜纽约每日论坛报＞在发表该文时做了篡改．但编辑们没有拿出任何证据，只是猜测为＂可能＂，这表明当年俄国的编辑们受机械阶级论影响的深重．这种影响，在当时的中国，也是相当深重的，甚至更为深重．至今，人们还不时地感受到这种影响．无疑，在存在着阶级的社会里，用阶级观点观察一些社会现象是必要的，但不能将此夸大和绝对化．连著名的阶级斗争论者列宁也说过：＂假如一切问题都从阶级观点来解释，那么他们（指群众――引者）很难了解我们的立场．＂（列宁全集第２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３３３页）现时代，没有那位严肃的政治家动辄思考和谈论某国领导人属于那个阶级，代表那个阶级说话，为那个阶级办事．难怪属于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的勃兰特总理，在１９７０年到波兰去，跪在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坟墓前做祈祷，代表德意志民族表示忏悔，而他本人当年也遭到过纳粹分子的迫害！

（二）斗争与合作　　　　　　　　　　　　　　（２２４）

１斗争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而在＂资产阶级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即表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与恩格斯全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４６６页）阶级对立的历史和现实表明，社会虽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却在这统一体中含有分裂的因素．阶级社会中的不同阶级，由于不同的阶级地位而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需求，而这种不同的利益需求又必然反映到政治观点和精神生活中的某种＂内在的分裂＂上来．这种分裂，就表现为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阶级斗争之中，特别是剥削阶级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阶级斗争必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其它方面的斗争，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期，甚至会决定着社会生活其它领域、其它方面的斗争的性质和面貌，并使之融会到阶级斗争的大潮中去．恩格斯形容过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４１０页）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期，不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一般社会生活中的斗争，就连亲友、家庭的某些争执，也都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这时的政党，也在不同程度上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时的国家政权，突出地表现为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关，例如资产阶级就曾利用国家机关镇压过工人阶级的反抗．而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斗争，也与阶级斗争发生了这样那样的联系．法律的阶级性也凸显出来，成为统治阶级的意志的鲜明体现．就是民主和人权，也带上了某种程度上的阶级性．这时，道德上的阶级分野也表现了出来．在理论领域中，象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中的某些重要观点，也表现出了一定的阶级性．连自古以来就在传播自然知识和人文知识的教育领域，也会成为阶级斗争的一个场所．文艺这种在美学娱悦中陶冶情操的文化品类，也不能完全中立了，革命阶级的文艺，会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８０５页）本来，人们在观察极其复杂的社会有机体时，可以设定多种视角，做出多种陈述，以揭示出某种规律性．阶级视角，只是其中之一，马克思主义正是对于这一视角，表现出了特别的爱好，这是与它属于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直接相关的．恩格斯的这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简单归结为生存斗争的差异极少的阶段，就更有内容和更深刻多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６５３页）在当代中国，如果人们不把目光仅仅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那种＂剥削阶级做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的判断上，而认真研究近三十余年间所出现的变化，就会看到阶级分野的存在，以及与之相关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人们不难发现，私营企业的雇主与雇员，众多国有企业的官吏与广大职工的对立和斗争是普遍存在的．而国家机关的一些官僚主义者与广大群众，特别是与广大工人农民的对立斗争，也是存在的．近几年来，频发的＂群体事件＂，虽然不能完全归结为为上述矛盾，不能轻率地把＂群体事件＂说成是产业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阶级斗争，但从阶级视角来进行观察，深入地分析研究各阶级、阶层、群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心理状况――要知道富人和穷人，官吏与百姓的社会心理是不同的――，得出必要的科学结论，以便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仍是重要的．

２合作

但是，这种斗争并不绝对排斥合作，例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由于在同一时代和国度中生活，就必然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思想，这就有合作的必要和可能．在国内自然灾害危及全社会成员的健康或生存时，不同的阶级会同心协力去预防和治理．当外国侵略者危害本国的独立或主权时，不同的阶级会同仇敌忾地投入到反侵略的斗争中去．人们有时还会看到这样的情景：进行侵略活动的国家的被统治阶级，赞同或支持统治阶级的侵略行为，以从中得到某种好处．十九世纪的英国工人阶级对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的侵略政策，就多保持沉默，这在两次中英鸭片战争中即表现了出来．恩格斯对此曾愤慨地说过，英国工人普遍被英国资本家从殖民地搜刮来的财富所腐蚀，＂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３４页）当时的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对俄国的贵族资产阶级政府的侵略政策，也大体如此，这从波兰问题上即可看出．列宁在二十世纪初，曾愤慨地批评了＂俄国人民充当了沙皇镇压波兰自由的刽子手＂．（列宁全集第２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３３３页）在三十年代初，德国工人中的多数同资产者一起，投票赞成和支持了法西斯纳粹党，充当了希特勒疯狂侵略的工具，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此时的日本法西斯政府，也得到了包括工人中的绝大多数在内的，几乎是＂举国一致＂的拥护．对立阶级之间的这种合作，是与不同阶级之间具有共同的利益直接相关的．当人们认真研究不同的人群在思想认识、道德规范、情感意志乃至政治法律观点时，不难发现，各个阶级之间的诸多共性，这些共性就是它们能以合作的基础．在人类认识活动中，不论是那个阶级的成员，都具有认识事物的共同的心理机制，遵循着共同的认识规律．在自然科学史上，阿基米德的浮力原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为各阶级都承认了的，并在生产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社会科学史上，＜孙子兵法＞所揭示的战争规律，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所揭示的价值规律，也是各阶级都承认了的，并在战争或商品生产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道德规范上，恩格斯曾明确地说过，在不同阶之间，＂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不能认为被剥削阶级具有良好的道德，而剥削阶级则具有低下的道德，被剥削阶级中存在的恶劣道德，也是剥削阶级＂传染＂的结果．在情感和意志的价值取向上，对立阶级之间也有共性．好美之心，人皆有之．对于青山绿水，松间明月，清泉流石，柳暗花明，人人都会赏心悦目，心旷神怡，乐在其中．对于包括山水画、人物画在内的优秀文艺作品，不同阶级的文化人乃至民众，都会赞赏和共鸣．对于催人向上，促人奋进的言行，具有不同阶级地位和政治倾向的人，都会加以推崇．当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尼克松在自己八十寿辰时说他＂决不回首，永远向前看．……人活着必须有所追求＂（广州＜羊城晚报＞１９９３年１月３０页）时，有谁能说这种进取心不适用于所有阶级中的进步人士呢？＂意志坚强＂，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拿破仑、希特勒、撒切尔，与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家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是同样具有的．在被认为是阶级性很强的政治法律观点，不同阶级之间乃至对立阶级之间，也有共同之处，并非一个阶级拥护的，对立阶级就要反对．国家政权及其所制定的法律，虽然由于其维护现存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从而首先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但其又担负着广泛的社会公共职能，组织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和增进各阶级成员的福利事业，因而会得到被统治阶级的认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环境保护法，禁毒法，以及各种保护人权的法律，无疑得到了社会各阶级的支持．这也正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局，在战后几十年间比较稳定的重要原因．还可指出的是，在某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处于＂令人向往＂的时候，该制度会受到不同阶级成员的拥护，例如马克思与恩格斯就说过：＂共产主义意识……也可能在其他阶级中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７８页）

３非确定性

应当看到，在阶级区分和阶级关系上，存在着相对性和可变动性．在中外历史上，都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在奴隶社会，自由民与奴隶之间的界限较为明显，但自由民内部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在封建社会，领主与农奴之间的界限较为明显，但在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界限不够明显．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西欧大量移民涌进美洲大陆，并由东海岸向西部挺进，其阶级身份也模糊不定．对于政界人物的阶级身份，常常更难确定．马克思就曾把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总统林肯，说成是＂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２１页）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的紧要关头曾表示，如国民党的＂元老＂们拒绝联合共产党，他本人就要加入共产党，就是说，按传统提法，他就要由资产阶级革命家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人们知道，改组后的国民党，一度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任何阶级的成员，在未能组织起来时都往往不曾意识到自已的阶级利益或阶级属性，更难有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政治意识，例如＂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列宁全集第３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５９页）．就是具有丰富知识和阅历的人，也未必总能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讲话，因为＂单个的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属的阶级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３４４页），有时会出现＂某一阶级的思想家反对本阶级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１９１页）英国资产阶级政府首脑格莱斯顿就曾在一定程度上替工人阶级说话，例如这位大臣就在议会的一次讲话中指责说：＂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７页）马克思还揭露说，波拿巴时代的法国资产者，＂时刻都为最狭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全阶级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２０１页）资产阶级中间是如此，劳动者阶级中间也大同小异，因为正如马克思曾说过的那样：＂单独的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进行共同斗争来反对某一另外的阶级；在其他方面，他们本身就是相互敌对的竞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６１页）不要说中国古代农民阶级内部的斗争如隋末农民战争、元末农民战争的残酷性了，就是现代德国１９１９年柏林工人之间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和中国１９６７年工人之间的大规模武斗事件，也都表明了这一点．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一个阶级的政治目标和政治态度，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阶级关系的变化．在西欧中世纪十五至十七世纪的历史上，出现过贵族、资产者、国王这三种势力，在不同时期结成不同联盟之事：在英国爱德华四世和法国路易十一世的时期，国王与资产者联合起来反对了贵族，在法国路易十四世的时期，国王联合贵族反对了资产者，在英国光荣革命的时期，资产者联合贵族反对了国王．在欧洲１８４８年革命失败后，参与镇压革命的各国资产阶级反动派，竟能成为＂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奥地利议会追认了１８４８年革命给农民带来的一些好处；１８４８年革命失败后建立的波拿巴政权使法国的工农业得到了迅速发展；１８４８年遭到英国资产阶级激烈反对的＂人民宪章＂后来成了那些＂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３７５页）在１８５９年的意大利战争中，当奥地利侵略军占领伦巴第时，那里原来还能＂和平相处＂的地主贵族同农民之间，发生了重大分歧：地主贵族反对奥军的侵略，而农民竟欢迎了这种侵略，因为奥军只向地主贵族缴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第３８８页）至于在欧洲的一些带有民主革命性质的阶级斗争中，一度参加了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叛卖活动，更显出了阶级关系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这一面．

（三）阶级与历史动力　　　　　　　　　　　　（２３２）

１斗争与动力

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中，一个重要的原理便是：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５６０页），甚至是＂历史的直接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８９页）．这一原理，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认真考察的结果，又是继承了前此一些思想家的研究成果的结果．李嘉图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一些阶级，曾做过经济上的分析，指出了封建地主贵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斗争关系，基佐等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一些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历史发展，做过具体叙述．这些思想家都没有把阶级斗争视为一种历史的误会，或者视为一种怪物．但他们都没有得出阶级的存在是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结论，更没有明确地指出阶级斗争的伟大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意义．马克思与恩格斯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正在勃兴的工人运动，不但看到了工人阶级的苦难，而且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认为正是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推动社会的发展．这样，他们既超越了李嘉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基佐等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又超越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普鲁东等经济社会主义者．他们的＂阶级斗争动力论＂，已为他们在世时的几十年的历史所证实．尽管１８４８年的欧洲革命失败了，但这场革命却进一步扫除了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使资本主义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并使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开始孕育起来．在他们去世后的二十世纪初叶，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工人阶级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在几十年间，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科技文教迅速提高，改变了流行于当时欧美的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中关于＂俄国落后＂的偏见，成为四十年代进步人类打败德、意、日法西斯的主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确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终于在二十世纪中叶，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在几十年的前进道路上，新中国的领导者尽管犯了一些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毕竟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环顾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阶级斗争史，人们有理由承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原理是具有高程度真理性的．即使在世界进入以和平、发展、合作为主潮的时代，人们也不能完全否定阶级斗争具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时，应当看到当年马克思与恩格斯批判＂苏黎士三人团＂否定阶级斗争作用的某种合理性，以及列宁在战争（一战）和革命到来时批判伯恩斯坦、考茨基的＂阶级调和论＂的某种必要性．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经济罢工和政治示威，具有某种阶级斗争的性质．对于改善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推进民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试想，如果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推行反动政策时，默不作声，无所作为，资本主义国家能有今天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以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吗？就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于社会阶级、阶层的新分化，对于政权机关的官僚主义，对于腐败行径的横行肆虐，如果没有底层群众的维权斗争，没有正义的群体依法行动起来向非正义的社会势力进行斗争，是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当然，不能讲这类斗争就是阶级斗争，但在一定视觉上，它们无疑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并具有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主流政治言说常常以＂破坏稳定＂为由否定这类斗争，或者勉强承认它们＂可以理解＂，却千方百计予以压制，而不设法将斗争引向解决久拖不决的问题，并由此促进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是错误的．

２合作与动力

但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只把阶级斗争视为社会历史的动力的观点，是有一定片面性的，它直接导向了对阶级合作的排斥．这种片面性，是同马克思主义做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所必然具有的局限性直接相关的．由于这种片面性，被列宁主义者僵化起来，造成了众所周知的消极影响，并在原社会主义的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中国，特别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其实，在马克思那里，这种片面性还不是特别明显的．他曾讲过：＂在古代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和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支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６０４页）在这里，马克思显然不会把自由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当成＂历史的动力＂的．历史表明，在对立阶级＂和平相处＂的时期，历史也是向前发展的，这时的＂动力＂便是基于人类需要的生产实践和科技实践，而这个时期，要比阶级搏斗时期长得多，要有效地进行生产实践和科技实践，阶级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就成了重要的条件．在中国封建时代，凡是阶级矛盾缓和的时期，就有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就是如此．在欧美资本主义时代，也是如此．马克思谈到１８４９年英国工人阶级宪章派领袖哈尼与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领袖帕麦斯顿＂联合在一起……看起来相安无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５９页），这对于当时英国大工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１９３３年美国加州的哈里逊公司大火后，劳工与厂主通力合作，使该公司生产迅速恢复并获得大发展的事例，更说明了阶级合作的重要性．几乎与此同时出现的关于＂霍桑实验＂的报告表明，阶级之间的协调，会创造出一种新的生产力．由此，引发了一门新兴的管理科学――行为科学的产生．这门科学在二战后的美国，特别是日本，流行起来，使许多资本主义企业的资本家能以对企业进行人性化管理，不断改进同工人的关系，使企业兴旺发达起来．那些曾被左倾人士攻击为＂小恩小惠＂的做法，例如雇主记住雇工的生日并送生日蛋糕一类做法，能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增进劳资双方的团结，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比＂不恩不惠＂自然要好．这些国家的政权机关亦大力倡导资本家与工人的友谊，倡导＂合作主义＂（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这就是为什么当今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比较稳定的重要原因，在这种社会政治情势下，如果工人阶级政党死抱着＂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不放，一味号召和组织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斗争，去＂共＂那些资本家的私有财产，甚至去＂打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器，其结果必然是因为得不到广大工人的支持而失败，并损害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在现时代的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制定了并继续制定着维护社会各阶级、阶层权益的法律和政策，对于劳资双方依法做好协调工作，既制止和纠正乃至处罚资方侵害劳方合法权益的行径，如拖欠工资，歧视和虐待女工等行径，又不一味站在劳方一边，支持那些过分的和无理的要求，偏袒过激行为．和谐的劳资关系是保证生产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由此可见，人们在承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同时，还要承认阶级合作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这两个命题都是有条件的．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中，应当突出不同的命题，而在突出其中之一时，不要完全否定另一，因为这＂另一＂在其它条件下可能应当加以突出．由此看来，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中叶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时，宣称＂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１３７６页），显得过于简单了．建国后的几十年间，＂阶级合作论＂成了可以用来打倒党内持不同看法的同志的一种罪名，造成了整个社会一提＂阶级合作＂即色变的心理状态．毛泽东晚年在剥削阶级被基本消灭之后竟＂制造＂党内阶级斗争，是与他中年时承袭列宁在批判＂阶级调和论＂时的片面性直接相关的，只不过是那时强调阶级斗争是应当的，因而人们没有注意到其中隐含着片面性罢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主流政治言说不顾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和党的政策指向，仍在那里或明或暗地否定阶级合作的思想理论，认为主张阶级合作的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一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史，同样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种言说，既在理论上显得陈旧和苍白无力，又不利于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３专政

不但阶级合作不是暴力革命，就是阶级斗争也不一定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诚然，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年曾认为，＂只有用暴力＂才能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但在巴黎公社失败后，他们做了补正．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就讲到了＂和平手段＂．究竟采取那种手段，就要看当时的社会发展的程度、阶级关系的状况和阶级斗争的形势．一般说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程度愈高，愈到后期，阶级矛盾愈加缓和，便易于＂和平过渡＂，象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如此．反之，则应以暴力革命为主，象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如此．凡采取暴力――武装斗争者，在胜利后必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进行了斗争，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３１页）什么是专政？按列宁的说法：＂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制度约束而直接慿借暴力的机关．＂（列宁全集第３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３１８页）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暴力革命，胜利后自然要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被称为实质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以镇压刚被暴力推翻的敌对阶级的反抗，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消灭剥削制度，从而为大规模发展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使全社会成员富裕和文明起来创造必要的前提．但是，在另外一些国家和另外一些时候，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并不以暴力革命为手段，也就不可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靠和平方式取得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政党，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采取了调节、限制的政策，致力于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保护和利用好整个社会的资源，包括原来执政者所利用的人才这样的人力资源，使全体社会成员和谐共荣，如１９３２年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在执政后所做的那样．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家考茨基，由于在总体上对暴力革命持反对的态度，因而在肯定俄国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的同时，批评了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的行动．他在＜无产阶级专政＞一书中，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马克思偶然使用的一个＂词儿＂，要求列宁＂及时地用民主代替专政”．（三联书店１９６３年版第８１页）由于考茨基的观点和主张用于当时俄国的具体实践是不适合的，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列宁的拒斥和批判．但是，列宁的批判是有片面性的．他没能指出考茨基的观点和主张在另外的条件下的某种正确性，没能在指明民主的阶级性的同时肯定民主的社会一般性，更没有在阐述专政的必要性时指出专政所含有的消极因素，正象暴力革命在一定条件下是必要的，但总是蕴涵着消极性一样．无产阶级专政总是要使民主受到某种限制，部分社会成员（虽然是少数）的权利（如选举权）被剥夺，一些知识、技能、人力（包括专家这种资源）被浪费．从原苏联和中国的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看，在原来的剥削阶级中，有许多是社会需要的有用之才，其中一些人愿意为新政权服务，这不但是为社会做贡献，而且是为自已找出路．还有些是剥削阶级的子女，在新政权的教育下，决心＂走历史必由之路＂，努力为人民服务．但他们多未能受到公正对待，在频繁的政治清洗和政治运动中遭到这样那样的打击或排斥，其中许多人在大量的冤假错案中受到迫害．这种专政还培养和增大了一些＂成分好＂的人及其子女的天生优越感，人为地将他们中一些人的恶劣情欲调动出来，以在向＂阶级敌人＂的专政中，获得权力，谋取私利，并为形成新的不平等，新的权贵，提供发酵素．看来，考茨基的＂及时地用民主代替专政＂的告诫，是有合理性的．在世界进入以和平、发展、合作为主潮的新时代，奉行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列宁主义――共产主义政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不是偶然的．在苏东剧变中没有垮台的列宁主义――共产主义政党，如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希腊共产党都在自己的党的纲领中，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原则．连东山再起的俄罗斯共产党，也在自己的纲领中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不再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了，并在解释的过程中突出了民主与法制这两个方面，是一种重大的进步．但在建国后六十余年后的今天，主流政治言说仍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做为＂基本原则＂之一，就欠妥了．人们不禁要问：这里的＂专政＂，是向那个阶级实行专政呢？主流政治言说始终回避这个问题．看来，有必要用＂奥卡姆剃刀＂剃除＂无产阶级专政＂及其衍生物――＂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提法，或许用＂人民民主法制国家＂取代＂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会更恰当些．

（四）劳动阶级　　　　　　　　　　　　　　　（２４１）

１工人阶级

与其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派别相比，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突出特点和高明之处，在于找到了实现从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物质力量，即受剥削、压迫的工人阶级．马克思早在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之前，就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律哲学时，指出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并决心献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恩格斯在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具体考察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不但揭示了工人群众的苦难，而且指明了他们身上蕴藏的革命能量．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哈诺夫、列宁、葛兰西、毛泽东、邓小平等人都对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或曾经给予了高度评价．但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未将工人阶级神化，没有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那样，将＂大公无私＂一类高尚品德赋予工人阶级．（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１３６８页）相反，他们曾多次指出了工人阶级的缺点和不足之处．马克思明确反对＂把无产者看做神＂，愤慨地谈到＂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造成了＂无产阶级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４５页）恩格斯则谈到了英国工人阶级中，存在着种种＂道德堕落＂的现象．在欧洲１８４８年革命失败后，工人阶级普遍消沉起来，对此，马克思说：＂英国工人阶级过去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苟安于政治上的毫无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１０页）恩格斯也说：＂英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力几乎完全丧失，并且宣布自己完全容忍资产阶级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３３４页）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曾看到：＂无产者……也有劣根性．＂（列宁全集第２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３３３页）在十月革命后不久说到：＂在一百多年以前，创造历史的是一小撮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则尚在沉缅不醒的状态．＂（列宁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４９１页）那末一百多年后的情况又怎样呢？列宁认为工人阶级现已表现出了伟大的历史创造力，但＂＇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是没有极限的＂，有时会＂失掉了阶级性＂．（列宁全集第３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６、４页）事实上，任何国家的广大工人群众，首先想到的是个人的生存，然后才逐渐认识到＂组成为阶级＂的必要．在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一度活跃起来的上海工人运动，在三十年代国民党反动派搞白色恐怖期间，消沉下来，广大工人在为找到工作而奔波，为家庭妻儿老小的生活而忍受欺压．当时党内冒险主义者不了解这一点，从＂工人阶级具有革命彻底性＂的观念出发，硬是发动＂飞行集会＂一类斗争，结果不能不碰壁．那时，只有极少数工人才敢于参加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活动，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直至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革命队伍的基本成分都是到革命军队中寻找出路的农民．随意美化工人阶级的观点和做法，一度造成了革命队伍中一些真诚改造世界观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工人群众的优点，克服自己的弱点时，连工人中的一些落后意识，不良习惯，污秽话语，也＂学到＂了，以为这就是＂工农化＂了．应当承认，这种＂勉强学习＂的做法，曾造成某些知识分子的二重人格和矛盾心理，并在政治环境改变时，走向了另一极端――轻视工人阶级．总之，既要看到与社会化大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工人阶级具有先进性和革命性，又要看到工人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与弱点．这样，便如马克思说的那样，＂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４４页），也如列宁说的那样，＂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列宁全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２０７页）

２革命阶级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做为革命的阶级，已被革命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而其中的工农联盟是基础，工人阶级则在这四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中于领导的地位．但是，这种领导地位是怎样体现的呢？这里需要对工人阶级领导问题，做些历史考察．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几次提到工人阶级领导的问题，如讲到工人阶级＂把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从迄今为止掌握这种领导权但现在已经不能领导的那个阶级手中夺过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６３－１６４页）．这里指的是，对＂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又如讲到＂小资产者和农民的大批涌入的确证明……，无产阶级已经确实成为领导阶级＂．（同上书，第４０４页）这里指的是，对＂小资产者和农民＂的领导．不过，在他们的革命生涯中，很少谈及工人阶级领导的问题，事实上，称某个阶级进行领导，容易造成误解，似乎由该阶级全体成员来领导，而这样＂领导＂是难以进行的．在列宁的革命生涯中，多次谈论工人阶级领导的问题，指的主要是对农民阶级的领导．在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中，苏维埃政权处在危险的关头，列宁派出了以工人为主的工作队，到乡下去执行＂余粮收集制＂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其结果固然暂时解决了工人、职员、工商业者的挨饿问题，但却激化了苏维埃政权同广大中农的矛盾，即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有些中农甚至参加了白匪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使内战持续了三年之久．毛泽东在建党后不久，就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认真地分析，指出了在各革命阶级中，工人阶级居于领导地位．毛泽东先是指明了工人阶级的＂集中＂和＂经济地位低下＂，后又指明了工人阶级虽然文化程度低，人数少，但＂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和＂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特别是指出了中国工人阶级还具有＂身受三种压迫＂以及＂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等优点．中国的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由于长期处于受剥削和压迫的地位，使其必然具有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倾向与可能．但工人阶级的某些优点，是其所不具有的．至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则具有革命与反革命这种两面性，无产阶级是在对其又联合又斗争的过程中实自己的领导权的．知识分子是不是一个阶级？这可以从不同视角做出不同的回答．马克思与恩格斯虽然习惯于用阶级观点来观察知识分子，但他们没有简单地把知识分子归属到特定的阶级中去，他们不但说过＂医生＂可以是一个阶级，而且还说过＂学者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９９页），这和后来鲁迅先生说的＂知识阶级＂是类似的．列宁则较多地把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特别是经常批评欧美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偏见＂．毛泽东始终不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以致提出了所谓＂皮毛理论＂．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把＂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等列入小资产阶级行列，是有道理的．许多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也都以＂小资产阶级＂自居，并努力改造思想，争取加入共产党，即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分子，并且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先进分子．但＂皮毛理论＂毕竟有一定的片面性，即忽视了知识分子的某种独立的特性和优点．人类社会做为一种自组织系统，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总要花费一些成本来培养知识分子，使他们在才与德等素质上超过普通劳动者．例如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要花钱兴办教育，民众也常常不惜工本让子女上学，不就是想让他们成为有知识的人吗？对知识分子问题同对其它问题一样，如列宁曾经说过的那样，不能只从阶级观点进行观察，不能只有阶级关系这一种视角，而毛泽东的＂皮毛理论＂只是抓住了阶级关系这一种视角．他在晚年就曾把包括建国后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在内的知识分子，说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为了实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主张，向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上层建筑＂领域派出＂工宣队＂，结果遭到了失败．当然，在那种强调＂皮毛理论＂的氛围中，人们在肯定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时，往往要给它戴上工人阶级这顶光荣的帽子．新中国建立之初的１９５０年，在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文件中，就将受顾的职员说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时在教师中广泛建立起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一－工会，曾大大鼓舞了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广大知识分子．而在遭到＂文革＂浩劫后的１９７８年，邓小平重申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更使广大知识分子感激万分，甚至是热泪盈眶，决心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而献身．但今天细想起来，观察事物可以设定不同的参考系，＂阶级参考系＂只是其中的一种，知识分子做为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有着不同的联系和关系，并且本身的思想政治状况也呈现着复杂性．不一定非要将知识分子划到某一阶级中去不可．（可参阅拙著＜当代知识分子社会心理分析＞，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出版＝）

３当代中国工人

当代中国工人的绝大多数是＂文革＂结束以后参加工作的，其中既有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也有在非国有企业工作的．人们常常忽视这后一部分人，因为这部分人中，所谓＂农民工＂占了多数．其实，在上一世纪二十年代，已经走上政治舞台，参加了平汉铁路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和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产业工人，大体上也是几年前，二、三十年前从农村来的＂农民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剧增，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２００９年的＂农民工＂的数量已达２亿３千万，他们中有少数人，常常处于失业与半失业状态．即使是国有企业的工人，也有些是＂下岗工人＂或＂待业工人＂．今天，中国工人阶级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呢？这里只以１９９３年山东省诸城市的一次调查为例，具体说明国有企业的工人的思想政治状况，以澄清长期以来加在工人阶级头上的不当说法．当时的市长陈光，曾对一家有三百多职工的国有企业做问卷调查，提出的问题是＂如果看见企业有人偷公物，你怎么办？＂结果有三种回答：回答称＂装未看见＂者为２２０人，回答称＂他偷我也偷＂者为７６人，回答称＂与小偷斗争＂者为１３人．应当说，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是普遍的，它既表明把工人阶级的品格说成＂大公无私＂是缺乏根据的，也表明当时的＂吃大锅饭＂的体制是非改不可的．也正因此，中国大陆出现了将中小国有企业特别是小型国有企业出售给民营企业家的浪潮，陈光市长也有了＂陈卖光＂的绰号．不可否认，在中国的国有企业中，也出现了象李素丽、徐虎、许振超、郭明义这样一些劳动模范和英雄人物，但那是很少的，不应象主流政治言说那样把他们说成是工人群众中的主体．至于在＂农民工＂中，固然也涌现了一些劳动模范乃至英雄人物，但更显稀少．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有少数被称为＂农民工＂的工人，在打工之余，特别是在被辞待找工作期间，游逛滋事，道德堕落，其中还有人进行犯罪活动．在对中国当代工人的状况做出客观地分析之后，仍然沿用多年来那种＂工人阶级领导＂的提法，就显得不够确切了．现实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表明，与其说当代中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不如说当代中国是由知识精英领导的，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正是由这些知识精英的代表组成的，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也没违反什么＂信仰＂．至于流行多年的＂工人阶级领导＝共产党领导＂的公式，也到了从原则上进行修正的时候了！

（五）剥削阶级　　　　　　　　　　　　　　（２４９）

１资产阶级

对于资产阶级所起的重大历史作用，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就从它在反对封建主义和推动大工业的迅猛发展中做为领军者的视角阐述过了．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巩固起来后，资产阶级的积极的历史作用是否就完结了呢？马克思与恩格斯虽然从总体上认为资本主义已走向下坡路，经常出现经济危机和无政府状态，但他们并未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十九世纪以后仍有较快发展这一事实，而这也在表明资产阶级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历史的进步．他们有时谈论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工业资本和社会财富的增长，肯定资产阶级政府扩大民众的选举权的举措．他们尽管蔑视法国资产阶级在路易•波拿巴时代的无耻勾当，但还是肯定它在发展经济，拓展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上的重大作用．他们对德国俾斯麦政权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多次揭露其内外政策的反动性，批判了资产阶级既与俾斯麦矛盾又与俾斯勾结的嘴脸，但他们也不否认资产阶级在促进当时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在资产阶级默许下通过选举使德国工人阶级政党成为议会重要政党这一民主成果的事实．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总体上没有陷入机械阶级论，认为资本家虽然是资本的人格化，但他们不把资本家个人视为＂阶级敌人＂，恩格斯本人就是资本家嘛！他们有时还对资产阶级政治家予以赞扬，如曾赞扬过美国总统林肯．他们在晚年还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对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制＂的容忍，以及对工人阶级有利的＂普选制＂的支持．到了列宁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向前发展了，出现了以垄断为主要特征的帝国主义．列宁在对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与政治分析时，正确地指出垄断所带来的阻碍技术进步的倾向，并举出了欧文斯发明先进的制瓶机曾被搁置不用的事实来说明．列宁还指出，垄断在经济生活中起了决定作用，银行的新作用带来的金融寡头的统治，资本输出有了突出的作用，资本家同盟造成了国际卡特尔对世界的经济统治，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将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等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列宁由此得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寄生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结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列宁忽视了事情的另一面，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调节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的能力，列宁断言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便显得过早了．应当说，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提出的＂超帝国主义＂论，较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和列宁的分析，是肤浅的，但考茨基未把＂帝国主义＂固定化，而把＂帝国主义＂视为一种反动的政策，是有道理的．后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既由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列宁的某种正确性，又由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和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证明了考茨基的某种正确性．可以这样说，列宁在对帝国主义问题的判断上是深刻性有余而显短视，而考茨基在对帝国主义问题的判断上则是远见上有余而欠深刻．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新的科技革命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起来，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原子能技术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起来，各国的社会生产力得以突飞猛进，广大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大大缓和．现在几乎无人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叫做帝国主义国家了，也几乎无人把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叫做帝国主义者了，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中不再提＂打倒帝国主义＂的原因．至于美国和北约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常常搞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可视为其有时还在实行＂帝国主义政策＂，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但在其没有实行帝国主义政策时，仍将其攻击为＂帝国主义国家”，是不应当的．可见，列宁当年对帝国主义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具体分析，多数已失效了，也就是说，现代资本主义并没有腐朽和寄生，更没有垂死，资产阶级调节社会生活的能力仍显得强劲．人们还要注意到现代资产阶级的这样一种变化：当年马克思在引述托•约•登宁所说的资本家只要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敢冒杀头危险的现象，已数个别了．而象美国首富比尔•盖茨那样决定将身后财产捐献给社会的资本家，多了起来．近年百万富翁巴特菲要求政府增加对富人的税收，为奥巴马总统的高征税主张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此举甚至影响到了法国的资本家．把这类义举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是某些列宁主义者固守已经僵化了的教条的表现．

２反动阶级

在剥削阶级中，人们几乎公认至少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各国，地主阶级就总体上说，已是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反动阶级了．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地主阶级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曾对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做出过贡献，就是毛泽东说过的它的＂生气勃勃＂的时期和它曾处过的＂先进者＂的地位．特别是中国，在周代分封制瓦解后，地主阶级成了主要的剥削阶级，而不象西欧那样农奴主和封建领主是主要的剥削阶级．农民的人权状态要好于农奴的人权状态，土地也可以自由买卖．从流传至今的文艺作品看，多为歌颂地主阶级中那些寒窗苦读，求取功名，廉洁奉公，造福百性，英勇善战，主持正义，为民除害，不惧庭权之士．即使歌颂农民阶级中除暴安良，杀富济贫者，也不曾将矛头指向整个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到了二十世纪，对于从总体上已处于反动地位的中国地主阶级，也要进行具体分析．正象当年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区分过＂文明的资本家＂和＂不文明的资本家＂一样，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也应当区分出＂文明的地主＂和＂不文明的地主＂．地主阶级中的一些人是靠辛勤劳动，开荒种地发展起来的．他们固然通过出租土地或雇佣农民从而剥削了劳动者，但对于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来说，这种租雇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资关系的性质，并与封建时代的超经济强制有所区别．一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既有的社会关系下，受雇是谋生的手段，因为有了土地耕作，就能养家糊口，不致冻饿而死．有些地主绅士，能以收雇无依无靠的贫苦农民，在大灾之年开仓赈济贫民，表现出了人性中的善与美．象抗日战争期间陕北开明士绅李鼎铭那样的地主，虽然是少数，但也不是个别的．另有少数地主则是对农民剥削过度，不问受雇者或承租者的疾苦和死活，甚至仗势欺人，鱼肉乡里．象与李鼎铭同时期的四川恶霸刘文采那样的大地主（据有人调查，他曾用捐助办学的善事来掩盖自己的丑行），虽然是少数，但也不是个别的．既不能认为象李鼎铭那样的地主占多数，也不能认为象刘文采那样的地主占多数，更不能把地主说成＂天下乌雅一般黑＂，并以此进行所谓＂阶级教育＂．把反对在土地改革中对地主乱打乱杀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攻击为＂立场不坚定＂，是错误的．当然，如果在土地改革中，有的平时表现较好而对农民并无过分剥削和压迫的地主，反对＂均田地＂、＂耕者有其田＂，进行破坏土地改革的活动，那是应当对之进行坚决斗争的．因为只有从根本上废除反动的封建土地制度，才能使生产得到发展，使农民翻身解放，并为真正的自由创造必要条件．长期以来，众多论者一直把歌剧＜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当成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或典型，这种误解，为机械阶级论的宣传推波助澜，起到了消极作用．其实，黄世仁并不是广大地主真实情况的写照，只是刘文采一类恶霸地主的典型代表．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中，众多地主是中共的团结对象，并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毛看完＜白毛女＞后表示说：依据抗日民主政府的法律，象黄世仁这样的恶霸是应当判刑的．这就说明，毛泽东并不认为黄世仁是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而这是正确的．无疑，＜白毛女＞是一部优秀剧目，但它的优秀并不在于揭露了地主阶级的本质或多数地主的恶劣，而在于揭露了少数恶霸地主的人性恶及封建主义政权在事实上对这种人性恶的维护和放纵．

３当代中国资产者

人们从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得知，在工业企业中，无论在数量、产值和资产总量上，还是在就业人数上，民营企业都已超过了国有企业，这说明中国目前存在着一个新的资产者群体，亦即事实上的资产阶级．应当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首先，这个资产者群体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只有出现这个群体，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才能取得实质上的进步．邓小平做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最先看到了这一点．这是通过建国后的一段时间的痛苦实践，所得到的重要教训，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沉思的重要成果．用邓小平当时的话说，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用＂先富＂带动＂后富＂，以便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和其他一些肯于思考问题的领导人、理论家、学者看到，传统的＂同时富裕＂，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种幻想很快会转化为＂同时贫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就大体如此．按马克思关于个人是出发点的思想，合理的私心正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人的素质和境遇总是有区别的，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必然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要经过＂个人主义＂的发展阶段，从而出现富者与贫者的区别．那些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工作，用自己的体力支出和脑力支出，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中，包括某种机遇，而发家致富的人，既为自己得利，又为社会做贡献．这里就有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剥削＂的问题．＂剥削＂一词，既有个科学、真理的视角，又有个功能、价值的视角．从前一视觉观察，所有者或管理者与其属下的工作者，只有在两者不能做到＂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时才发生了＂剥削＂的问题，否则就难说是剥削．从后一视角观察，所有者或管理者与其属下的工作者，只有在后者感觉到或认识到＂不公平不合理＂，从而没有工作积极性，要求改变现存生产关系时才发生了＂剥削＂的问题，否则就难说是剥削．在建国前夕刘少奇去天津考察工业生产形势时，发现多数资本家不愿意继续开业生产，而这似乎与当时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消灭剥削＂相吻合．但这种＂消灭剥削＂的行为，却不利于资本家、工人、社会这三方面的利益．而开工生产，对三个方面都有利和有功．在这种情况下，做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刘少奇用带有妥协性和幽默感的语言，劝说资本家们尽快开业生产，并帮助资本家为此创造条件，是正确的．天津的资本家们由此便放下心来，克服困难，较快地开业生产，工人摆脱了失业状态，社会增加了财富，这对全国当时已解放了的城市的工作，发生了积极的影响．今天，邓小平等领导人和广大干部、理论家、学者，不把当代中国资产者叫资本家而叫民营企业家，不说民营企业利润是剥削，是与多年来＂批判资产阶级＂所造成的顽固的观念和心理习惯直观相关的．可以预见，随着李嘉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的发展乃至修正，人们会对＂剥削＂一词，乃至资本家这一概念，做出更为科学、深刻，并更好体现语言功能的解释来．在肯定新时期资产者――民营企业家在总体上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要看到他们不但必然带有特定阶级地位的某种局限性，以及中国当今社会存的严重的消极腐败现象对他们的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能力和机遇，而是靠坑蒙拐骗和贿赂官员发财致富的．如果说坑蒙拐骗尚难说是多数，那么向官员行贿则已是多数，行贿者未必都是弄虚作假者，有些人只是想避免官员们故意刁难自己．人们已习惯在企业支出中列出＂公关费＂一项，大摇大摆、理直气壮地向官员进贡．在几年前云南省弥勒召开的一次民营企业家大会上，在三百余人中只有几个人称自己未向官员行贿过！这就是资本与权贵的结合．而正是这种结合，使新时期的中国资产者的多数又具有阻碍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正常发展的消极面．

（六）共产党的性质　　　　　　　　　　　　　（２５７）

１近代政党

政党不是从来就有的，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长时期并不存在政党，而在遥远的将来，政党也要消亡．按毛泽东的说法就是，＂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１３５７页）近代意义上的诸政党，是各种政治力量的代表，是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英国保守党的前身托利党成立于１６７９年，初期主要代表封建贵族和大地主的利益．英国自由党的前身辉格党也成立于１６７９年，初期主要代表新兴工商业者和资产者的利益．两者的创立，正是同当时英国的政治生活的需要相适应的，即为了解决贵族、资产者和国王三者之间关系的需要而产生的．两党之间的斗争带有贵族与资产者之间斗争的性质，两党之间的合作带有贵族与资产者之间合作的性质，两党在＂光荣革命＂期间就联手驱逐了国王．英国在十八世纪已基本上消灭了封建地主贵族阶级，而由资产阶级一个阶级进行政治统治，保守党和自由党便都主要代表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十九世纪，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英国又先后建立起宪章派和工党的前身――社会民主联盟，它们既代表了工人阶级的意志，也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资产阶级的需求．美国这个历史上没有封建地主贵族的移民国家，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中叶建立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主要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民主党虽早在１７９２年已建立，但直至１８４０年才正式定名，开始时成员主要是南方的富人，其中多为占有奴隶的农场主．共和党成立于１８５４年，开始时成员主要是北方的资本家，即工商业者．在南北战争前后，奴隶获得了解放，两党都成了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随着工人、妇女、黑人走上政治舞台，并取得选举权，两党都吸纳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入党．现在，两党都没有自己特殊的纲领和路线，事实上成了＂选举党＂．它们在议会中的代表，不但为资本家说话，也为工人说话，为整个国家的利益服务．由于该社会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贫富差别很大，无论那个党上台执政，都要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说两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国民党的前身是１８９４年孙中山建立的兴中会和１９０５年孙中山等人建立的同盟会，其最初的成员主要是反清知识分子和爱国侨胞．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纲领由原来的驱逐达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发展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１９２４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又明确地规定该党必须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很明显，这时国民党带有各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性质．但在１９２７年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反苏，反共，压迫工农后，国民党就在事实上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党，而且代表的是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为此而常常与国际资产阶级和外国侵略者相勾结．由于国民党在纲领上讲的是三民主义，而在实际上背离了三民主义，遭到中国人民的唾弃，在１９４９年败退到了台湾．蒋介石集团及其后继者吸取了失败的教训，进行了整党，吸收了一些工人、农民入党，开始较为认真地实行了三民主义，例如进行了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努力振兴工商业，使台湾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并走向了政治民主化．现在的国民党，既不是已不复存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代表，也不只是为台湾工商业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由上可见，近代以来的政党诚然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但并不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党虽然具有阶级的属性，但并非就一定是某一个阶级的代表．政党虽然是相对稳定的政治集团，但其成员的阶级成分和纲领也在变化着．按中共领导人的历来解释，共产党做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工人阶级实行对其它革命阶级的领导，但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党和柬埔寨共产党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但这两个国家当时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很难称为＂工人阶级政党＂．它们对自己国家的革命的领导，能叫＂工人阶级领导＂吗？

２历史上的中共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１９２１年．当时中国的五十几位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救中国并使人民自由解放，必须采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论和暴力革命论，走俄国人的路．他们或在国内认真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理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或去俄国（张太雷、刘少奇等）、法国（周恩来、赵世炎等）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理论．这些五四时期的左翼知识分子，在青少年时代，都受过传统的孔孟之道的熏陶，后来又受到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一类思想的启蒙，直至接受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在组建共产党后不久，他们就到工人中去办夜校，建立组织，发展党员．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由极少数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而不是由工人中的具有革命思想的先进分子建立起来的．这种情况，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时代，甚至同普列哈诺夫与列宁的时代，是有区别的．１８４７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与恩格斯偶尔也把它叫＂共产党＂），是在１８３６年由一些革命工人秘密建立的＂正义者同盟＂的基础上，经过改造而重新建立起来的．１８９８年建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在１８７５年成立的＂南俄工人协会＂，１８７８年成立的＂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等工人阶级组织及其开展的斗争的基础上，由彼得堡、莫斯科等地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组建的（普列哈诺夫在国外建立的＂劳动解放社＂的宣传工作和列宁被捕前在彼得堡的革命活动对之有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刚建立时，农民运动尚未纳入视野．但是当时已有极少数具有革命思想和悯农情结的知识分子发动与领导了农民的斗争，如广东海陆丰一带的彭湃，就在家乡建立了农会，开展了＂反勒索＂的斗争．当共产党的目光转向农村并投身农民运动时，彭湃便参加了共产党，同毛泽东一起，成了＂农民运动的大王＂．在北伐战争期间，南方的农民运动有了极大发展，共产党的人数，由１９２５年初召开四大时的不足千人，猛增至１９２７年４月召开五大时的五万余人，其中的绝大多数是农民！直至１９４９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三百余万党员中，多数也是农民．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什么党员的多数是农民呢？对此，刘少奇解释说：＂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一切，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而我们党的总纲及党的组织原则，则保证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路线在党内占居统治地位．＂他又针对中国农民占人口大多数，而又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状况指出：＂中国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２５、３３１页）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有利的，并且是对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曾质疑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性质的一种较好的回答．但是，从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看，党自身是无法避免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必然受到的种种影响的，这种影响并非单只来自农民，而且来自知识分子，甚至来自工人，其集中表现就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心理积淀．尽人皆知，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解放和民生幸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一个自立于世界东方的新中国．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党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犯过一些错误．这些成就是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的指导直接相关的，也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果的积极影响有关．人们在党的一些领导人的文章和讲话中，不时地看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一些教诲，以及从古至今一些仁人志士的高风亮节．而党所犯的错误则是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中的某些不完善、不准确的原理的影响有关，也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消极影响有关．人们在党的一些领导人和众多干部、党员处理国内重大事件和党内关系中出现的唯上是从、人身依附、拉帮结派、残酷斗争中，即可看出．在总结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时，人们往往忽视了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这样两个方面．即以对所谓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批判来说，尽管毛泽东强调了不要过于看重个人的责任，但结果人们还是把责任推给了王明等人，并造成毛泽东是＂绝对正确＂的印象．其实，做为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毛泽东，也免不了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问题上，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上，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据史料记载，他在那个惨痛的＂富田事变＂中，对杀害红二十军排长以上的绝大多数干部的严重错误，在打所谓ＡＢ团的斗争中，对杀害上数千名地方干部和群众的严重错误，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所犯的这种左倾错误，当时就曾遭到后来被说成是＂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项英的批评．在延安整风和总结党的三次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几乎无人提及此事，以致后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期间仍然宣扬自己在打所谓ＡＢ团问题上的＂正确＂．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是党内最早摆脱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并且由于他向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斗争，而受到了一些打击和排斥．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左倾错误的斗争中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由毛泽东本人所概括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群众路线），自我批评的三大思想作风，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法宝，成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强大精神武器．但不能由此就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不曾犯过错误．这样说，不但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个人的功过是非，而且不能科学、深入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这样做，已埋下了中共在执政后，长期犯了更为严重的左倾错误的种子．

３今日中共

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实现了百年来中国先进人士的愿望．新中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抗美援朝打出了国威．新中国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耕者有其田＂，使广大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工人摆脱了不法资本家、封建把头和地痞无赖的欺压；知识分子的求职也都全被＂包下来＂，摆脱了＂毕业即失业＂之苦．整个社会正气上升，欣欣向荣，社会的引领者――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总体来说是和广大群众一样过着清苦的生活，并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共同献身的．在用三年时间使经济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平之后，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直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经济发展可谓高歌猛进．这七年间，党虽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犯了一些错误，但并非主流．而从１９５７年夏起，党的这些错误便急剧发展起来，从＂反右派＂到＂文革＂，党的左倾错误，愈来愈主导了中国的内外政策和各项事业．而政党崇拜、个人崇拜则火上浇油，使这些错误达到难以纠正的地步，以致于在＂文革＂中，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濒临崩溃的边缘．毛泽东的病逝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灭亡，使党和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获得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历史的承续性的视角观察，就是在继续完成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历史使命．在经济领域中，多种所有制并存与发展而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与发展而以按劳分配为主导．在政治领域中，多党、多种政治力量合作与相互监督而以共产党为领导，在文化领域中，多元思想、文化互补与共同繁荣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为先导．伴随着新时期新的阶层和阶级的出现与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也必然要发生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没有什么不对和不好．在中共十六大以后的新党章中，党的性质已不单指＂工人阶级＂，而且指＂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现在所代表的除了广大工人的利益外，还代表着农民、知识分子、个体企业主、私营企业家、公务员、军人等阶层、阶级、群体的利益，是他们的＂先锋队＂．一些优秀的私营企业家即资本家，或者原来就是共产党员，或者当了优秀私营企业家后成了共产党员，是很正常的．私营企业家入党，不需要象传统说法那样必须＂背叛＂原来自已所属的阶级而应当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了．这就表明，中共已摆脱了那种只是从两极对立的视角观察阶级关系，那种流行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多年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这一有理论缺陷和实践缺陷的命题了，不执着于代表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兼顾各阶层、阶级、群体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了．事实上，当今世界各国凡有生命力的政党，都不把自己的性质定位于只为某一个阶级服务，而总是兼顾其它．当人们的目光从抽象的结论转向具体的实际时，就不难看到，现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除了为仕途名利者和投机分子外，大体都是为要做一个优秀的人，品德好的人，对社会贡献大的人，而不是想投身到某个阶级中去，去为某个阶级的利益服务．阶级性的淡化，是历史的总趋势，是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这种趋势在建国后入党的人的身上就已开始显现出来，当年人们尽管受机械阶级论的影响，在口头上不得不要求申请入党的人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但在实际上在决定申请人能否入党时，多数党员还是首先看这个人是否正派，是否真诚，是否真正的好人．在一般民众中，也是＂好人才能入党＂，而不是谁能向＂阶级敌人＂做坚决的斗争，谁就符合党员条件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入党的人，多数还是善良的人，而他们并没有因为跟着党犯了路线错误而干伤天害理之事的原因所在，也是目前党的八千万党员中，从主流上说是较好的原因所在．由此可见，在当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中，中共批判苏共的＂全民党＂的观点，是陷入机械阶级论泥潭的表现，中共当时之遭到孤立，也就不值得奇怪了．现在，中国共产党正在努力＂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运用＂科学发展观＂，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这就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做为先锋队的性质．那种攻击中国共产党已经脱离了工人阶级，从而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言说，显然是错误的和有害的．至于中共在思想理论问题和执政实践问题上的某些错误，特别是在反腐败问题上所显示出的乏力，当然是应该认真解决的．

（七）政党崇拜　　　　　　　　　　　　　　　（２６６）

１领袖崇拜

在１９５６年２月，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暴露出的问题，特别是去世不久的苏联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斯大林的问题，苏共新领导人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严厉地批判了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这一批判，得到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各国共产党人的普遍响应，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震动．毛泽东当时用＂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说法，概述了中共主要领导人当时的心境．当然，那时中共主要是从辩护自己的角度来谈论个人崇拜的，例如说在党夺取全国政权的前夕，就注意到了防止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名字，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的现象＂．在１９５６年９月召开的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去掉了中共七大以来所宣传的＂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还未能对个人崇拜这种现象进行全面地分析和评判．而对任何一种消极的社会现象，在不能对其根源做出深刻地说明时，是不能彻底克服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以＜国际歌＞的歌词，说明只有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而不是英雄个人的力量，才能创造人类的幸福．邓小平在中共八大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些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家，包括中国的一些理论家在内，还把个人崇拜归结为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例如封建社会中的农民就盼望有个＂好皇帝＂，而在经济和文化越不发达的国家，个人崇拜就越严重．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和有益的．但是，人们往往停留在社会历史根源上，而忽略了思想认识根源，否定了在某种条件下个人崇拜的必然性和功能性．举例来说，一群数学知识水平不高的人，在鉴别某个高深的数学公式的真伪时，自己＂说不清＂，就往往问这个公式是谁提出来的，如果是一位无名小卒提出的，便不敢轻易认同，但如果是华罗庚或吴文俊提出来的，便容易相信，而这种态度虽属＂盲从＂，但正确性的几率会高些．对于一个空气动力学的命题，如果是钱学森提出来的，人们就容易首肯，而如果是一个普通物理学者提出来的，人们就不那么容易首肯．尽管人们因为这里的＂个人崇拜＂会造成错误，但犯错误的几率会小些，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正因此，个人崇拜总是会有一定功能的．人们知道，在苏联卫国战争中，＂为斯大林而战＂这个明显带有个人崇拜性质的口号，鼓舞了广大的红军战士奋勇消灭德国法西斯的斗志．在中国解放战争中，＂一切听毛主席号令＂这个带有一定程度上个人崇拜的口号，促成了解放军各路大军步调一致、协同作战这种在国民党各部队之间很难形成的局面．这也正是个人崇拜尽管有重大弊病，仍能在受到批判之后，还在一些国家或场合流行的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做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应当通过不断启发、提升广大干部、党员和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在培养主体意识、独立思考上下功夫，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虽然在口头上赞成反对个人崇拜，但１９５６年的宣传工作，却给全党和全国人民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斯大林搞了个人崇拜，犯了一些错误，而毛泽东不搞个人崇拜，因而没有错误．在两年后的南宁会议上，他提出了＂两种个人崇拜＂之说，主张对英明的领袖还要崇拜．看清了毛的意图的中央委员柯庆施便在会上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会后更有林彪、康生等人对毛的吹捧，直至毛本人亲自出面对苏共二十大批判个人崇拜的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个人崇拜进行批判这一重要成果，就这样被中共丢失了，以致在＂文革＂中，个人崇拜竟演化成了一场造神运动，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

２苏共崇拜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党的领袖通常是代表党的，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党的崇拜．正象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具有消极性和某种功能性一样，对党的崇拜也具有消极性和某种功能性．不过，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的消极性，一般说来，要大于对党的崇拜的消极性，而对党的崇拜的功能性，则大于对领袖个人崇拜的功能性．其所以如此，是同个人与党相比，在思想、主张、决策上，失误会多些和大些，这就是＂集体领导＂优于＂个人领导＂的原因所在．从历史上看，自近代政党制度建立以来，每个党都在为推行自己的政治纲领而争取群众，想方设法要人们相信自己正确，与此同时，要求自已的党员对党忠诚，并用组织纪律来约束党员，甚至是为党的事业献身，这在列宁主义政党那里，突出表现出来．列宁主义政党既不同于魏特林主义的那种具有极严格纪律的工人秘密团体，也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组织涣散的资产阶级政党，甚至不同于第二国际的那些工人阶级政党．人们知道，在１９０３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同他的战友马尔托夫之间展开了有名的争论，即是把党建成一个＂集中制＂的党呢，还是把党建成一个＂可以自行列名入党＂的党呢．争论当时无果而终，只是在三年后的四大上，才勉强统一为＂民主集中制＂，但还是各行其是．列宁的一派即布尔什维克，强调的还是集中制，即民主的＂集中制＂，而在俄国革命的条件下，这种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的优越性显示了出来，马尔托夫的孟什维克则遭到了失败，马尔托夫等人后来甚至成了参加白匪叛乱的反动分子．列宁领导的党，在＂说服俄国＂和＂夺取俄国＂的斗争中，要求党员对党忠诚，相信党的正确，坚决跟党走，在夺取政权后的＂管理俄国＂中，列宁也未放松对党的组织纪律上的要求，甚至搞了大规模清党．斯大林继承列宁的遗志，称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俄语斯大林СТАЛИН就是钢СТаЛЬ的转人称）．这里的＂特殊＂，就包含着党员坚如钢铁的意志品质，对党的正确性的坚定信念，决心为党献出一切乃至生命的牺牲精神．列宁领导的党率领人民很快恢复了国民经济，而斯大林领导的党则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艰巨任务，使贫穷落后的俄国在经济上赶上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得以在打败进步人类的共同敌人――德、日、意法西斯的战争中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并一度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对党的崇拜也就必然发展起来，成为一种重大的精神动力．但这种政党崇拜的消极性也越来越表现出来，使党在犯错误的时候，失去了监督，以致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共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强迫举措，在经济体制中实行的排斥市场作用的僵化体制，在政治生活中的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倾向，引起了党内布哈林等人的批评，但他们却以＂反革命＂、＂人民公敌＂的罪名遭到枪杀．在三十年代的所谓＂肃反＂中，大批忠诚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身陷囹圄，遭到迫害．在政党崇拜的氛围中，除少数投机分子和品质恶劣分子乘机作乱外，一批党员和领导干部在＂听党的话＂的信念支撑下，充当了＂肃反＂的打手．更有甚者，有的忠诚的共产党人明知自己清白无辜，却在辩解无效的情况下，表示愿意＂为党献身＂．乌克兰军区司令员雅基尔大将在被捕后多次向党伸诉，为自己做了有力的辩护，仍未能幸免于难．他走向刑场时还高呼＂党万岁！＂旋即被处决．党似乎能控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这一切一切，能把政党崇拜的观念灌输给每一个人，这样，党的错误便愈益发展起来，愈来愈与时代的发展相脱节，中间虽经过一些改正，但终因已酿成大祸，导致党的失败和瓦解．

３中共崇拜

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为自己的独立解放的斗争中，终于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做了自己的领路人．本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面对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就总体来说，除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选择了国民党外，广大工人和农民陆续选择了共产党．知识分子分化了，有的从自己的既得利益出发，害怕＂共产＂，而选择了国民党，有的是因为赞成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纲领，而选择了国民党．在选择了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中，除了一些人由于处于较为低下的地位，对社会变革充满期望外，许多人在世界观和人生观上是共产主义的，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性，并拥护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纲领．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背离了三民主义，知识分子愈来愈脱离了国民党而投奔了共产党．到了四十年代后期，连民族资产阶级也在了解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后，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建国后，共产党的威望更是大增，＂共产党象太阳，照到那里那里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唱响全国大地．不但众多的共产党员决心象吴运铎那样＂把一切献给党＂，而且众多的党外群众纷纷要求入党，决心＂听从党的召唤＂．这种政党崇拜的社会功能，在五十年代前期充分地显示了出来，凡是亲历那个时代的人，至今都能以兴奋的心情回忆起当时人们在党的感召下和指引下，一心一意建设新生活的高昂热忱，以及这种热忱带来的巨大力量！不过，这时政党崇拜的消极性也开始显露出来．在１９５１年纪念党成立三十年前后，在党的宣传口号中，就呼喊出了＂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共产党万岁！＂而这一口号是有缺陷的．若言伟大和光荣，已有革命历史和现实斗争可证，但言正确，则易给人以＂正确化身＂的理解，似乎共产党一贯正确，永远正确．＂正确＂一词应是与党的具体的路线和政策联系在一起的，而不应是与党自身捆绑在一起的．事实上，没有不犯错误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尽管是伟大的、光荣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正确的，在粉碎＂四人帮＂后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也是正确的，但不能说党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是正确的，也不能说党在处理每个具体问题上都是正确的．正是在这种＂正确化身＂的信念指引下，在１９５７年的＂鸣放＂中，一大批对党提出批评意见的党内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被打成了阶级敌人――＂右派分子＂．当时一位正派的基层党委书记在批判右派分子的大会上的一段话，很能表现党的干部的一种普遍心态．他当时说：＂批评我是可以的，甚至反对我也没什么，但不能批评我们的党，批评党就是反党＂．而在事实上，许多没有批评党而只是批评了支部书记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和会议后，一大批对党在＂大跃进＂中所犯错误提出批评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干部，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一位公认为正直的中央委员在批判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会上说的一段话，很能表现党的高层干部的一种普遍心态．他当时说：＂对党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他当时是把对毛泽东的忠诚与对党的忠诚当做一回事，将政党崇拜与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统一起来的，而这两种崇拜在思想方法上的确是一致的．今天，主流政治言说基本不提对个人崇拜的批评，根本不提对政党崇拜的批评，是不利于正确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党的历史教训的，不利于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自主精神的，不利于党防止和改正自己的这样那样错误的．人们注意到，在一些大型纪念活动中，主流政治言说在谈到党的历史时，习惯于说＂我们党一向……＂如何如何地正确，几乎不提所犯的错误，或只是用一两句话轻轻带过．思想教育工作本应落实到培养高素质的和完美的人性上，但主流政治言说却不厌其烦地要求把思想教育工作落实到对政党的＂热爱＂上，却不提＂批评＂也是一种爱护的表现．对于领袖个人应当谦虚这一点，人们似乎已无异议，但对于政党也应当谦虚这一点，主流政治言说却似乎讳莫如深．其实，党越是谦虚，党员和群众便越是敢于和乐于批评，党便越会少犯错误，党的威信便越高，这里的＂热爱＂便是发自内心的，自然的．反之，为了让人们＂热爱＂自己，明明做到了八分之好，硬说做到了十分之好，便容易引起反感，＂热爱＂的程度也会减低．要相信群众的多数，包括知识分子的多数，对党所做的好事会铭记在心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即使不去动员＂热爱＂，也会去＂热爱＂的．

（八）执政的一种危险　　　　　　　　　　　　（２７３）

１巴枯宁的警告

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后，无一例外地面临着重大的危险，就是各级领导者有可能由广大群众的公仆，变为广大群众的主人．对于这一点，马克思与恩格斯在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也有所忽视．而这是同他们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和他们实践活动的局限性，直接相关的．在他们同巴枯宁的争论中，就表现出了这一点．无疑，同马克思相比，巴枯宁这位年长四岁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在学识水平和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深度上，都不能同马克思相比．他自己也在把马克思与普鲁东、魏特林等社会主义者做了对比之后，心悦诚服地相信马克思的高明，曾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说：＂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为荣的＂．（巴枯宁言论，三联书店１９７８年版第１５４页）即使在两人关系破裂之后，巴枯宁仍然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马克思热情地忠于无产阶级事业＂．（同上书，第２３２页）马克思也曾赞扬过巴枯宁，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我很喜欢他，而且比过去更喜欢＂，＂他是十六年来我所见到的少数几个没有退步，反而有所进步的人当中的一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７、１８页）但是，两个人的思想分歧，在他们相识后不久就开始了．巴枯宁自称是＂唯物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却停留在民主主义的水准上，追求的是个人的绝对自由．他说：＂国家和任何政府按其实质和地位来说，都是被置于人民之外和人民之上的．＂＂人们称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并不反对这个名称，因为我们的确是任何政权的敌人．＂他还宣称自己＂否认一切立法，一切权威，一切特权的特许的官方的和法律的影响，即使它是从普选中产生的．＂（巴枯宁言论，三联书店１９７８年版第２１３、３２４页）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自然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不能接受的．恩格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指出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只是一种空想：＂巴枯宁主义者一遇到严重的革命形势，就不得不抛弃自己以前的全部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５３８页）因为任何一个革命政党，都要以执掌政权为目标，都要建立政府，＂无政府＂怎么能行呢？马克思在得知巴枯宁出版了＜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一书后，立即将该书找来进行批判性阅读．当巴枯宁在书中质问马克思：＂如果无产阶级将成为统治阶层，它将统治谁呢？就是说，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时，马克思回答说：＂这就是说，只要其它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灭，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做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同上书，第６９４页）这一回答，应当说是有一定力度的．但当他对巴枯宁所说的＂那些代表工人利益的革命者，一但他们变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进行批判时，所接着说的＂就象目前的工厂主并不因为当了市政委员会的委员就不再是资本家了一样＂（同上书，第７００页），却显得巧妙有余而论证不足了．因为马克思这里没有回答，那些＂代表＂是否能够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的问题．马克思这里只提到了＂委员＂，而原苏联和中国等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出现的是一大批官吏，包括书记、市长、局长等等．从历史上看，打江山的人，大体上也要坐江山，坐了江山的人，也就必然要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即使在推翻了封建特权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那里，也是难免的．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官吏们也会形成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和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有所不同，这就是当年恩格斯谈德国状况时说的那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行政官吏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６５０页）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总不能由全体无产者来掌权，而要由他们的代表即官吏来掌权．这些少数替无产阶级掌权的人逐渐形成了一个阶层，他们当然要有自己的某些不同于一般无产者的利益，但这利益能否与一般无产者的利益一致起来，也就是说，他们能否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切实解决的重大问题．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主流政治言说有所谓无产阶级政权的官吏没有人民利益以外的特殊利益一说，是与历史和现实情况不符的，甚至是维护官吏既得利益的掩饰词．问题正在于如何调节好这种利益关系，如何使政治体制有利于这种调节并有利于更换官吏．原苏联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经验教训表明，尽管当年巴枯宁所得出的无政府主义的结论是错误的，但他对于可能出现的＂代表＂成为＂人民的统治者＂的警告是有价值的，甚至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２苏共之失去政权

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以自己英勇顽强的斗争，赢得了广大工人、农民的信任和拥护，不但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而且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但列宁很快发现：＂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尽管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苏维埃机构在口头上是全体劳动者都参加的，而实际上远不是他们全体都参加的．＂（列宁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７８９、７８４－７８５页）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列宁曾预料到的严重官僚主义的问题出现了．它突出表现为一些机关滥发文件、乱下指示、作风拖拉，甚至出现了官员受贿的现象．在左派社会革命党叛乱被粉碎后，苏维埃机关成了布尔什维克一党掌权．一些旧职员和到处钻营者设法加入布尔什维克，成为由＂特殊材料＂构成的人，以便取得更高、更多的权力．列宁对此是有一定警觉的，曾采取了一些措施，并以身作则．人们到处传诵列宁同普通老百姓一样去排队理发，利用等待的时间看报这类的佳话．做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列宁，在１９１８年的工资是每月８００卢布，只比普通工人高近１倍，而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得不采取＂妥协＂的办法，给贡献最大的专家的工资是每月４０００卢布．列宁意识到：＂高额薪金的腐化作用既要影响到苏维埃政权（……），也要影响到工人群众．＂（列宁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５０４页）在他去世前，苏维埃政权机关中并无高薪者，只是在专家中才有高薪者．他看到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未必能＂代表＂工人群众的利益，他要求＂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列宁全集第３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７页）他主张采取诸如以下一些措施：扩大党中央委员会的人数，从普通工农群众中吸收几十名中央委员；让中央委员中的工人和工农检察院的成员结合起来，监督中央机关和领袖人物；改组工农检察院和整个国家机关，依靠群众来监督其工作．列宁为了反对官僚主义，甚至时而联合他的战友斯大林反对他的另一战友托洛茨基的＂拧紧锣丝钉＂，时而联合他的战友托洛茨基反对他的另一战友斯大林的＂工农检察院＂．不过，他对他的这两个战友，同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战友一样，注意＂对事不对人＂，对他们的错误取宽容态度，并愿意与其平等地讨论和争论，如当年歌德主张过的那样给反对意见＂多一点光亮＂．但列宁只活到五十四岁，没有来得及总结实践经验教训，包括苏维埃国家实行的经济制度和体制上的问题，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和体制上的问题，他完全拒绝了考茨基＂及时地用民主代替专政＂这一告诫中的合理成分．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秉承列宁的遗志，在二十年代末就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这个政权的官吏们，过着远高于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如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１９４７年的月工资是１万卢布，是当年工人平均月工资４８０卢布的二十余倍．后来又规定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可拿＂自由工资＂，同最著名的作家肖洛霍夫和最著名的舞蹈家乌兰诺娃一样，提前过上了＂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生活＂．不可否认，在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即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但这种成就是伴随着重大代价的．斯大林继承了列宁时代在社会经济与政治上的长处和短处，却没有列宁的那种高尚的人格和作风．在对待昔日战友的不同观点上，他显得骄傲和专横，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而破坏了法制，直至杀害了昔日的战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和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样，在斯大林病逝后，人们愈来愈感受到和认识到了，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比中，苏联开始落后了．经济体制的活力减弱了，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严重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缺乏了．斯大林病逝不久对贝利亚集团的判决，使人们思考到＂解冻＂的必要性，至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冲击了传统的思想理论和社会体制．赫鲁晓时代的苏联的政治经济状况，已开始透出改革的气息．但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改革陷入了停滞状态，广大党员和群众情绪低落，社会政治空气沉闷，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起来，与蓬勃发展的西方国家比较起来，差距明显拉大了．直至八十年代，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以锐敏的政治眼光，看到了苏联党内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的症结．他在研究了时代的变化，对比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之后，果断地从政治民主化着手，力图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过分超前，脱离了苏共和苏联的实际，造成了他本人不曾想象到的后果．尤其是党出现了不可控的分裂，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混乱．面对此情此景，戈尔巴乔夫竟然不负责任地在事实上解散了共产党，导致了苏联分裂为一个个独立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在原苏联最大加盟共和国俄罗斯那里，叶利钦总统采纳了所谓＂休克疗法＂，加速了私有化的进程，造成了贫富的两极分化．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俄罗斯等原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一些提高，民主权利和个人自由得到了较大保障．但其代价也是大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某些公平正义失掉了，国力减弱了，俄罗斯事实上已沦为二等强国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变得不确定了．主流话语常常将苏联发生的剧变，说成是社会全面的＂倒退＂和资本主义的＂复辟＂，并把责任说成是戈尔巴乔夫等人造成的，却不说这种剧变归根结底是斯大林时代所积累下来的诸多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更不去寻找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上的缺陷，从而真正吸取必要的教训．

３中共与权力异化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后期，已经注意到在取得政权后如何防止骄傲自满，阻断历史上＂兴亡周期律＂重演的问题．他在会见民主人士黄炎培时，明确指出了建立民主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在全国解放的前夕，毛泽东是以＂交好答卷＂的真诚愿望走进北平城的．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依靠暴力革命的方式，并单独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人们知道，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下，一些民主党派，只是人数极少的小组织，同广大工农群众没有什么联系，其生存在很程度上依赖共产党的保护和支持．这样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政权，只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这既不同于＂多党制＂，也不同于＂一党掌权制＂，可简称为＂一党主政制＂．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整个社会生活充满了青春活力，这是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所一致肯定的．建国初期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场用民主的方法，反对人民的＂代表＂或＂公仆＂异化为人民的＂老爷＂或＂主人＂的斗争，也就是保护人民民主政权的性质不变的斗争．这场斗争尽管有某些不足之处，但它的必要性和重大作用至今都为中外有识之士所承认．这时，党所领导的人民政权的光辉形象，使广大群众真诚地把政府称为＂人民政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１９５７年反右派以前．当然，在建国初的七年中，党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并未形成主流．一是，在学习苏联的国家公职人员薪金制的过程中，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与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干部，享有远比当时的工人和农民，特别是农民为高的待遇．在机关工作人员中，毛泽东做为党和国家的主席的工资比最低的工勤人员的工资高三十余倍，即使后来在毛泽东主动要求降低党的中高级干部的工资并带头降资后，月工资四百余元的毛泽东的工资也比月工资二十余元的勤杂工工资高出二十余倍．而据学者杨奎松的考察，国民党政府在四十年代公职人员工资最高与最低的差别也只在八倍左右．除工资外，在住房和出行上，高级干部还有一些特殊待遇．五、六十年代的干部和民众，虽然不象现在这样在财产和收入上显出巨大的差别，但却在＂身份＂上显出了等级的区别．工资级别不但是一个干部的经济地位的显现，而且是一个干部的政治地位的标志．难怪有少数人在评级时闹情绪，哭鼻子，曾使毛泽东大为不满并大发感慨．更多的人只在内心计较，尽力克制自已，不争不闹，以免被说成是＂个人主义＂．当一个新的领导干部调入时，人们也常常问：他是几级？十几级？对高级干部普遍存有敬畏心理．而就当时中国的多数干部来说，工资是在二十级以下．而这群二十几级的干部的收入，也超过了多数工人和绝大多数农民．在这种情况下，硬说领导干部已成了巴黎公社意义上的人民公仆，是无说服力的．二是，党和国家的高层表现出了＂左＂的倾向，偏离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急于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并开展了对持不同意见的革命同志，持不同理论观点、学术见解、文艺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不适当的批评、批判和斗争，助长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思想作风，为后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提供了先导．五十年代初就批评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意见，批评了华北局＂巩固私有财产＂的决定，批判了电影＜武训传＞．五十年代中期又批判了合作化工作中的所谓＂小脚女人＂，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的＂反冒进＂，以及由围绕＜红楼梦＞研究中的争论引发的对胡适学术思想影响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其中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竟发展为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并进一步发展成＂肃反运动＂．这时，党群关系，党政的主要领导人和一些地方、部门、单位的领导人同广大干部、群众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甚至在领导人之间，群众之间，关系也紧张起来．这一切，都表明了人民民主政权在＂代表＂人民利益这一根本点上，出现了偏差，许多干部已经不能真正反映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了．三是，在国内外一连串的颂扬声中，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与政党崇拜泛滥起来．在五十年代初，连在文艺思想上与毛泽东有别的胡风，都在一首长诗中把毛泽东当成海神一般来歌颂，更不要说毛泽东的朋友柳亚子和郭沫若了！在五十年代中期召开的中共八大，虽然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了，但外国＂兄弟党＂的致词，却大大赞扬了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面对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影响，中国的党政干部和群众出现了这样的情绪：斯大林不完全正确，不应崇拜，毛泽东完全正确，必须崇拜．党在陈独秀、王明领导时期犯过错误，现在则无任何错误．这种彰显＂他人的主体性＂的思想和做法，是伴随着贬低自身的主体性的，也就难免造成权力的异化．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领导者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会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走样＂和＂变味＂，如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春一度真诚地要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但因看到一些刺耳的批评意见，便很快转向，带来权力更为异化的后果．这种后果，在＂反右派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特别是＂文革＂的斗争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那时，做为＂公仆＂手中的权力，几乎成了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做为＂主人＂的人民，则几乎处于无权的状态．这种状态，直到＂四人帮＂之被粉碎，才从根本上改变．但历史的积习，往往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改变的．直到今天，众多的掌权者，仍然认为自已的权力是上级交给自己，而不是人民委托给自己的，傲慢地俯瞰人民，以自己的高人一等的统治地位眩耀，连当年美国总统华盛顿的那种＂既感激又惶恐＂的情绪都没有，更不要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夹着尾巴做人＂了．众多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首选是公务员，多数公务员在力争保官和升官，连一个初中生也告诉家长＂还是当官好！＂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严重腐败现象，就必然地发生并难以改变．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后期讲的＂腐败现象很严重＂（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版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２５页），在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仍未根本改变，就说明了这一点．

（九）腐败现象透视　　　　　　　　　　　　　（２８５）

１三级结构模式

要全面地了解当前党政干部的思想道德状况，就有必要找出影响党政干部思想道德状况的三大因素．这就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心理积淀，党的革命传统作风的心理辐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心理撞击．这三者都在通过民俗、文本和执政者群体的行为，发生着作用，而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第三个因素愈发突出起来．以民族传统文化的心理积淀来说，儒家的纲常名教在其历史行程中，逐渐融汇了道家的无为而治和佛家的寄托来世的思想，＂三家一道＂成了近两千年间华夏大地的统治思想．这种思想中的优与劣，精华与糟粕并存，对平民的仁爱与对权贵的崇拜并存，影响至今，这在大办的孔子学院的活动中即显现出来．以党的革命传统作风的心理辐射来说，在艰苦激烈的民主革命过程中锻造出来的延安精神，体现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建国后在全社会中扩散开来，但其间混杂着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方面，党所犯的左倾错误，就是这些消极方面的表现．这就造成了在诸如人性与阶级性，个体与群体，现实与理想，民主与集中，团结与斗争等一系列关系问题上的失误，使党的革命传统作风中的例如崇尚理想、集中统一、组织纪律等积极方面，与迷信教条、唯上唯书、驯服工具等消极方面并存，这在主流话语中常常表现出来．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心理撞击来说，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和全国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社会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在人们的主体意识、创造精神和思维方式有了重大发展，回归人性本真状态，打破虚假道德泡沫的同时，非理性主义、感觉主义和享乐主义也发展起来．当代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状况，都是与这三大因素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直接相关的，而从总体上和未来上说，积极的方面是主要的．（可参阅拙著＜当代领导干部社会心理分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由于这三大因素在不同领导干部身上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不同，领导干部这一群体的各部分、各个人也不相同，大体上可将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状况划为三类，即＂三级结构模式＂：好的，较好的，差的．其中好的和差的都是少数，而较好的则是多数．好的或优秀的领导干部，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强烈的正义感和＂慎独＂精神，勤政廉政，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决不做亏心事，体现了人民公仆的本色．目前他们在领导干部中是少数，是领导干部的中坚力量，在他们中还会出现孔繁森、杨善洲这样极少数的英雄人物来．差的或不好的领导干部，具有浓重的私心私欲，人格品味低下而又不能自律，经常玩忽职守，到处以权谋私．目前他们在领导干部中也是少数，他们是领导干部中的破坏力量，在他们中间还会出现陈希同、陈良宇这样极少数的腐败分子来．较好的或基本好的领导干部，能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的过程中，为人民做些好事并关爱同志和民众，特别是在上级组织严令下和众目睽睽中，在关乎自己去留升迁的紧要关头，例如在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到来时，能以挺身而出以致身先士卒．但在平时却＂随大流＂，在人情风、关系风、权势风的影响下，使本有的正义感淹没在保官升官的＂理性主义＂冰水之中，并搞一些不正之风，参与一些腐败活动，只是给自己立下一个界限：＂不过分！＂即不超过周围人和上级认可、默许的程度，或＂每个领导干部都这么干，谁也没因此而立案＂的程度．目前他们在领导干部中是多数，并不时地向那两个少数转化．这种＂三级结构模式＂的估计，要优于传统以来的＂二级结构模式＂的估计．这种＂二级结构模式＂的估计，把大多数领导干部说成是好的，甚至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先人后己＂一类词汇安在这个＂大多数＂身上，并说只有少数人在搞不正之风并有腐败行为．这种模式，是与实际情况有距离的，并且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后果．它使居于多数的领导干部看不到自己身上的不正之风和某些已被＂认可＂的腐败行为，也使整个社会群体忽视多数领导干部在思想道德上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多数领导干部怎么可能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呢？难怪若干年来，这个多数的思想道德状况无大改观，腐败问题仍然严重呢！在当今的主流政治言说中，这种＂二级结构模式＂仍被或明或暗地坚持着，似乎如不把多数领导干部说得好或优秀，就是＂否定了多数＂，就是＂给党抹黑＂．有人明明是在讲述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也得在讲述之前先给这个多数戴上好的或优秀的帽子，在讲述完领导干部中的腐败问题后，就照例说这些问题＂是少数人之所为＂，以为就此即可进入了＂保险箱＂．但由于问题带有普遍性，而严重问题正在于这种普遍性，便又加上一个＂但书＂，称＂虽然是少数，但影响很坏＂．这类政治言说，往往引发出另一极端的出现，即完全否定多数领导干部是较好的，称＂无官不贪＂，把多数领导干部也打到了差的或不好的那里去，甚至打到了腐败分子那里去，而这又是片面的．

２＂潜规则＂

人们往往在思维方式上陷入只在两极徘徊的境地，怎么也理解不了那些较好的或基本好的领导干部也会搞不正之风，也会有腐败行为，认为既然搞了不正之风，有了腐败行为，就不能说是较好或基本好．如果不带偏见地进行调查研究就不难发现，那些占据多数的领导干部，他们在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中，能以表现出一定的正义和良心，在一般工作中，能以表现出按部就班地履行规则和程序，在人际关系中，能以表现出团结友好的愿望和行为．但正是这个多数，在当前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会做出并正在做着一些错事而又习以为常．＂三公＂消费数额巨大，主要是他们造成的．一位工作较负责任的县委副书记对友人言：＂给我配的那台车，想干啥私事都行，都这样么！＂某县委书记在九十年代曾愧疚地说：＂我不是万元户，但我是万元肚＂．有感于他的真诚，江泽民在一份批示中说他是有良心的共产党员．一位下级副局长在春节前代表该局乘车到首府去给上级局长送礼金行前，回答已经退休的岳父的质疑说：＂别看三令五申，都是说说而已，都这么干呢，查谁了？＂他们大体都有＂灰色收入＂，虽然他们没去索要．为什么县处、地厅和省部三级干部的多数，其财产和收入远高于其正常收入呢？人们似乎不想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难怪犯＂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人，大体上都是因为犯了其它罪＂顺便＂牵扯出来的．一位地级副市长对老同学说：＂别看我的工资跟当副教授时差不多，但收入确实高多了，但我从未暗示过谁给我送礼，都是自愿的．＂他的老同学真诚地说：＂听机关的人反映，象你这样就是廉洁的了！＂北京的一位企业家对自己当年的老师说：＂你问我为什么每年拿出一百万的公关费？你想，如果我报的项目，当官的拖个把月，我得损失几个一百万哪，业内人都明白这个！＂一些领导干部或被逼无奈，或应付差事，常常搞些弄虚作假之事．一位副市长在确定上报数字时，就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议，＂怎么报才能过得去呢？＂终于采纳众议，一位参加者会后赞曰：＂市长真有水平！既没太离谱，上面又能满意＂．在某局上报＂数字＂时，局长决定报两个＂盘子＂，一真一假，由地委决定上报哪一个，以推卸责任，而地委书记敢于承担责任，将假的报了上去，并称这是为了地区的发展利益么，此举受到委员们的一致赞同．不久，该书记便被提为副省级干部．一位品行较好的专员只有工农兵大学生的文凭，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不入党校也可得一党校本科文凭＂，他便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自己想得本科文凭，但工作太忙不好办，几天后，工作人员便将本科毕业证送来．某地委书记听到一个即将提职的干部在几件事上弄虚作假的反映后表示说：＂他这也是为了工作么＂！由于这位地委书记体谅下属，爱护干部，宽宏大度，团结同志，在几次考核中都得票很多，连续提拔，后升任省委书记．当然，这些较好的领导干部在做这些错事时，是有一条底线的，即如他们中许多人说的那样：＂不过分＂．也就是说，不要达到＂被立案＂或＂被查处＂的程度，不超过上级和民众不能容忍的程度，在每次考核时，这些领导干部的得票往往高于那些＂得罪了人＂的好的领导干部．我国学者吴思在本世纪初出版了一本名为＜潜规则＞的历史书，为什么能在当代中国引起较大反响呢？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目前官场中流行着不能载入正式文件之中的规则．一位从党校调入组织部的教师对友人说：＂现在才知道党校教的那一套，根本用不上．机关工作最重要的不是本本上说的那些，而是会搞关系！刚到机关时，我太知识分子气了，差一点成了唐•吉诃德！＂．他们深知：要想保官升官，就要处好各种关系，特别是上下级关系，既维护好上级，又维护好下级．因为需要上级的保护和提携，也需要下级的好话和选票．而要“经营”好关系，就要在问题到来时，先调查好各方面可能做出的反映，把握上级和下级的利益需求，有时还要考虑底层群众动态这一＂参数＂，而把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放在一边．如果问题很复杂，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涉及前任和＂敏感＂的方面，则采取＂回避矛盾＂的办法，设法使自己处于＂最佳位置＂，至少不去＂捅马蜂窝＂，费力不讨好．不难看到，在对诸多关系的考量中，他们通常把与＂上级＂和直接的下级（包括身边工作人员）搞好关系放在第一位，而把与同级和一般的下级搞好关系放在第二位，至于那些在＂考核组＂谈话范围以外和投票范围以外的干部与群众，则放到了第三位．在一次党校的课堂上，当教师向县处级后备干部说＂要敢于监督顶头上司＂时，引起了哄堂大笑．课后问故，答曰：＂谁敢啊？要那样，别说提拔，就是现在的位子也保不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近些年来，在机关中按“条子”办事，阿谀奉承之风和一团和气之风盛行并通行无阻，即使出现民众上访连年不断的状态，也被相当一些领导机关视为是＂和谐＂和＂稳定＂的表现的原因所在．

３低效的措施

面对泛滥成灾的不正之风和严重的腐败现象，领导中枢采取了一些措施，进行了一些治理，但效果不高．为什么？这首先是在思想认识上出现了偏差．主流政治言说重视宣扬领导干部中的好的典型，并号召广大干部学习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无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由于坚持或基本坚持＂二级结构模式＂，拒斥＂三级结构模式＂，不愿承认这些典型是少数或极少数，甚至说多数都具有他们那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自然减弱了这个多数改造思想的自觉性和动力，认为＂反正我属于这个多数，还改造什么！＂主流政治言说重视对领导干部中的坏的典型的揭露和批判，以做为一种警示，也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把那些坏事说成是＂极少数人之所为＂，否认多数领导干部在一定程度上也做了此类坏事，只是程度较轻、次数较少而已，就脱离了实际情况，在事实上起不到警示作用了．主流政治言说宣称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决不手软＂是对的，但对那些较好的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特别是还够不上＂立案＂和＂查处＂的现象，要不要去＂发现＂呢？虽然领导中枢要求在反腐败斗争中要完成三项任务，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解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问题，但多年来的实践表明，着力点还只在第一项．一提腐败，人们的眼睛就只盯在那极少数腐败分子身上，一些学者也习惯于列举腐败分子的罪行，以此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却忽视那些还够不上腐败分子的领导干部的种种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这里的第二项任务和第三项任务，正是要解决占多数的较好的领导干部之所为，而由于他们占多数，解决起来难度就特别大，尤其在已经形成了风气的条件下，要来真正解决，就会得罪许多人，这也是人们总是不愿挺起腰来真正解决的原因之一，问题的严重性主要就在这里．人们注意到，每次开展反腐败活动，都没有真正触动这个多数，甚至不去触动这个多数，以致声言＂不搞人人过关＂，给这个多数吃上定心丸．难怪活动过后，除了抓住几个早已劣迹昭彰的腐败分子外，多数人依然故我，风气照旧，并又＂添补＂上了新的腐败分子．因为多数既然未受触动，其中有人就会从＂比较好的＂转化为＂差的＂，这些＂差的＂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变成腐败分子．部门和行业的不正之风，廉洁自律的缺失，正是违纪违法案件滋生的温床．主流政治言说有时还声称＂要理直气壮地肯定多数领导干部不搞不正之风，没有腐败行为＂，但象上述错误行为能说只是少数吗？例如＂三公＂消费的巨大，是＂少数＂造成的吗？在肯定多数领导干部是较好的同时，切不可将这个多数美化．正是这种美化，成了各种反腐措施显得软弱无力，收效甚微，以致在若干年度世界各国腐败程度对比中我国状况不佳的重要根源．在近十年来从＂三讲＂到＂创先争优＂的活动中，以正面教育为主的方针，被许多人理解和解释为不要开展批评，不要向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做斗争．人们不难看到，在党的常委会上，即使勉强做了一点自我批评，大体也是：书记批评自己＂对三个代表思想领会不深＂，＂对科学发展观执行不力＂，常委们批评自己＂对节能减排抓的不紧＂，＂对民生问题抓的不实＂云云．谁也不谈自己的＂灰色收入＂，＂回避矛盾＂等要害问题．书记在总结时，赞扬常委们出色的工作，并指出工作中的缺点是难免的．上级验收组则肯定了活动的＂重大成果＂，体现了＂不折腾＂的方针，促进了领导班子的团结，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于是，书记和常委皆大欢喜，活动宣告胜利结束．主流政治言说常常谈论＂反腐败是长期的＂，这似乎有一定道理，因为它可以提醒人们看到人类社会在现阶段出现腐败现象的某种历史必然性，但从这种言说的当代解读看，言者大多是用来辩护若干年来治吏之不严，工作之不力，效果之甚差的，因而过多谈此是不可取的．主流政治言说还总以＂年年都有新制度新措施＂，来说明＂从源头上堵塞了漏洞＂．不可否认，制度建设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法制高于人治的现代科学原理的体现．当代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中，主要是靠合理的制度防止腐败的．但是，任何好的制度，都是要由人来执行的，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廉政制度并不少，但有多少是被认真执行了呢？在制定各种规则、规章、规程、条例时，应当心目中有＂人＂，有＂人的执行＂这一基本的参数，否则，只从＂好＂出发，就很难说是有＂创新＂意义的．近年来，主流政治言说强调了在考核和选拔干部时，要注重德，重视廉政状况，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以德为先＂，是十分重要并有直接的针对性的．因为提拔了什么人，就在事实上树立了什么样的道德标杆．但在操作过程中，大多似乎不知＂德＂是什么，在考核鉴定中大多给那些没有被立案的领导干部，或者是几天后才＂犯事＂的领导干部，都写上＂清正廉洁＂的字样，成了提拔的重要依据．即使听到许多人反映一些收礼受贿、弄虚作假之事，也因或证据不足，或＂小节一桩＂，而照常提拔．这就使得＂三级结构模式＂多年未变，保持了＂动态的平衡＂．就是说，我们多年来提拔的领导干部，多数是有良心并干了许多好事，＂会处关系＂，选票很多，但身上有某些不正之风和某种腐败行为的＂较好的干部＂，少数是一身正气，坚持原则而在得票上往往少于前者的＂好的干部＂和经常搞不正之风，有较多腐败行为，但＂会处关系＂的＂差的干部＂．由此看来，在面对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问题上，有些极待解决的问题，需要重开思路，进行创新性地研究．以为路子已经找到了，找对了，只是需要落实了的观点，必须予以摒弃．

第五章决策和中国现实　　　　　　　　（２９５）

（一）把握规律　　　　　　　　　　　　　　（２９５）

１斯大林之说

斯大林在１９５２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了重大影响．他针对当时苏联党政机关和经济学界某些人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夸大苏维埃政权机关作用的弊病，强调指出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是有重要意义的．当时中国的党政机关和经济学界，乃至包括哲学界在内的整个理论界，也主要是从这一点来学习斯大林的这部著作的。对于经过“大跃进”和“文革”这样惨痛教训的中国党和中国人民来说，把握客观规律，克服主观蛮干，肃清左倾流毒，仍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课题。但是，在深入研究斯大林的这部著作时，就不难发现它的不足之处。指出这种不足，对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创新，是必要的。首先，斯大林常常把客观规律本身，与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规律混为一谈，造成了逻辑上的混乱。这当然与俄语中的ЗАКОН既含有“客观规律”，又含有“规则、法律”有关，但也与使用者对两种含义不加区分有关。斯大林正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把科学规律――无论是指自然科学规律或政治经济学规律都是一样――了解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５４０页――以下引文凡未注书名者，均出自本书）但他接着就把“自然科学规律”与“自然规律”混淆起来：“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制造新的科学规律。”其实，虽然改变客观规律是不可能的，但改变科学规律却是可能的，这在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人们熟知的波义耳――马略特定律是科学定律，但是雷尼奥却改变了它，使它变得更科学了。牛顿的力学三定律是科学定律，但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和海森堡、玻尔等人的量子力学却改变了它，使它变得更科学了。斯大林的这一论断容易导致否定真理具有相对性，导致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表述教条化的不良后果。当然，斯大林的这种失误是与前人有时也犯“混淆”的毛病有关，例如黑格尔就曾不加分析地认定过“规律分两类，即自然规律和法律。”（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版第１４页）其次，斯大林常常把“规律”和“结果”混为一谈，认为“新的规律并不是由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而是在新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第５４１页）“社会在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而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５４２页）。这里如果暂时抛开“人们的意志”不谈，斯大林显然是把规律看成是一定条件下的某种结果了。其实，按列宁的说法，规律是一种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列宁全集第３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６１页）“条件加结果”才是关系，“结果”本身并不是关系，因而也就不是规律。应该说，人们在规律面前的确是无能为力的，但在结果面前却是有能为力的。就是说，在人们正确地认识了规律之后，通过对“条件”施加影响，便可以改变“结果”。恩格斯曾经举例说：如果我们把引信、炸药和弹丸放进枪膛里面，然后发射，就可产生某种效果，但如果出现引信或火药失效，枪筒破裂等，那就不会产生某种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５７３页）这里改变的不是规律，也不是什么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而是结果。斯大林的这一论断，容易导致宿命论。最后，斯大林常常把社会规律――经济规律弄成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类的抽象实体或抽象关系，似乎在人类社会中，一边站着的是规律，在导演着某种预定的结果，另一边站着的是人，在那里“影响”着规律。所谓革命势力“符合”了社会规律，反动势力“对抗”了社会规律等说法，都是把人的活动从社会规律中排除去了的不当说法。因为正是人的活动，构成了社会规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在社会规律之外去影响规律的，没有人的“社会规律”是不存在的。把社会规律神秘化，会导致把社会规律的表述神圣化，这正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流行的教条主义和把历史必然性绝对化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源。

２非线性

如果对“规律”做逻辑学分析，那么可以把“条件”（原因）视为“前件“，把“结果”（后果）视为“后件”。有因必有果，因果律就是规律。而因与果的本身和因果关系，都是复杂的，对此，现代科学的发展，做了深刻地揭示。人们知道，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研究，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确立了“现实世界的简单性”的观念。正是在空间上，把研究对象分解为各种简单的要素如分子、原子、基本粒子等，在时间上，追溯到对象的原初状态，才使自然界愈益表现出统一性来，才有可能真正认识现实世界，这已为科学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不过，这种简单性的观念的流行，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病，所谓“拉普拉斯妖”，就是这种弊病的表现。十九世纪初的法国物理学家兼数学家拉普拉斯断定，如果能给出宇宙中一切物体、粒子的初始位置和运动速度，就能列出并解出所有关于这些客体的微分方程，预知未来的一切和推断过去的一切。这种基于牛顿经典力学的机械决定论的科学观，甚至影响了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关于量子力学正统解释的完备性问题上，同玻尔所进行的长达二十余年的争论，表明了科学家们过分追求“简单性”的弱点。当然，爱因斯坦并非完全忽视“拉普拉斯妖”的弊病，他曾说过：“从直接经验的观点来看，并没有精确的决定论。这一点大家完全同意。”他还指出：“从基本概念到经验上可以检验的结论的各种思想链条，是具有不同的长度和复杂性的。”（爱因斯坦文集第１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年版第５０９、４３９页）在爱因斯坦去世后的几十年间，物理学和其它学科的新进展，使得“复杂性”问题突出起来，不但自然科学领域，而且社会科学领域和思维科学领域，人们都发现了相似的复杂现象，并表现出某些共性。我国科学家郝柏林院士正是在探索和研究复杂性的过程中，提出了“非线性科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这种非线性科学在解释因果关系时，超越了传统的线性思维方式，即超越了“有确定因必有确定果”的线性因果观，突破了叠加原理的局限性和把对称性、还原论做为固定预设的思维习惯。这种非线性科学所揭示的思维方式，使人们能以看到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并在当下的实践中，善于从多种因果关系中确定那一种是主要的和急需的。还使人们看到，在认识和决策中，善于把握现代系统科学中一加一大于二这种非叠加现象的必要性，看到在客观事物和现象的复杂关系中，“对称破缺”的存在（微观领域中的宇称不守恒等）和“绝对还原”之不可能性（生物学定律不能全部还原为化学定律和物理学定律等）。这种非线性的思维方式，为现代科学哲学中的“突现论”、“随机论”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和余地。看来，“过去”并不完全蕴涵“现在”，正如“现在”并不完全蕴涵“未来”一样。人们如果指望占有“过去”的全部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再运用已知的线性方程进行逻辑运算，便会得知“现在”的一切，正象指望通过占有“现在”的一切来演绎出“未来”的一切一样，是注定要失算的。这种非线性科学，是与二十世纪兴起的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直接相关的。本来，任何科学规律都不可能是绝对精确的，只是对客观规律的近视的反映，都会有所遗漏，带有某种空虚、夸大的成分。

３能动性

在谈论客观规律与人的关系时，特别是社会规律与人的关系时，不但要有对立的视角，而且要有统一的视角。以社会规律而言，规律本身就包含着人的能动作用，因此，那种流行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说法，是应当澄清的。如果象通常那样，把某种社会现象的出现，说成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不确切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表明，光是旧中国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和与其相应的阶级关系，以及国际环境与国际关系，是不能导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的。这里必须“加上”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正确的纲领路线，及其率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样的主观条件。对此，毛泽东曾做过深刻的论述。同样，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社会转折关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及用其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成为今天走上繁荣富强道路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的确，马克思当年讲过：“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第９页）但在这里，马克思并不认为社会发展是“自动实现”的，他所讲的“物质条件”，就包含着人的能动作用，没有人的能动作用，新的社会“是决不会出现的”。

（二）回到出发点　　　　　　　　　　　　　（３００）

１真善美功

求真、求善、求美、求功这四者是人类活动的四大目标，而其终极价值取向便是自由。不管社会的成员、群体间有什么样的差别乃至对立，不管是否都能做到这“四求”，人类活动的总体趋向却会构成获取真善美功的“力的平行四边形”，越来越走向人类的自由。这种自由，既包含物质生活上的，又包含精神生活上的。对于人人自由的社会，人们给它起了各种名字，如“大同”、“彻底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不必过分在名词上打圈子，硬是把这些不同的名词，涂上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色彩。被说成是“大同”的社会，未必就是前资本主义的中国思想家的一种空想，被说成是“彻底的人道主义”的社会，未必就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的一种招牌，而被说成是“共产主义”的社会，未必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者的一种理想。关于后者，人们已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领教过了。二十世纪原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同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有些不同，并因思想僵化和制度僵化而遭到了惨痛失败或重大挫折。即使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也含有某种脱离实际的成分，这是时代局限性使然。三十年代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和七十年代波尔布特的柬埔寨共产主义，由于严重践踏了人类的自由权利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已几乎从地球上消失了。当然，在任何社会中，都会有极少数反社会分子，他们的刑事犯罪行为，对整个人类和整个社会只有危害作用，自然处于被人类社会淘汰之中。很明显，就总体来讲，人类社会是在曲折地向着人人自由这一“出发点”回归的。这种向出发点回归的运动，不只是人类社会的重要原则，而且是整个世界的一种规律。黑格尔在谈到柏拉图的辩证法时说过：“世界的本质在本质上说就是这种自身回复者回到自身的运动。”（哲学史讲演录第２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版第２２１页）他把这种方法论扩展为“否定之否定”规律，而被后来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接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运用了否定之否定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恩格斯在《反杜林》中就专门论述过这种方法。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位大思想家列宁和爱因斯坦，也在完全不同的领域中，阐述或运用了这种方法。列宁不喜欢拉萨尔的浅薄，但在读了拉萨尔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时，却对书中的这一思想很感兴趣：“┅┅不但把运动的观念，而且正是把回到出发点的运动即辩证运动的观念灌输到人类的头脑中。”（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３９０页）爱因斯坦在他的科学研究中，最喜欢运用的便是具有出发点意蕴的“简单性”的原则。可见，一个有成就的领导人或科学家，乃至一个优秀的领导群体，即使信奉了某种科学的主义，有了正确的行动方针，也要在实践活动中，运用“回到出发点”的方法论原则，以随时矫正自己，实现真善美功。

２“形势法则”

对简单的、具有原初性质的对象的研究，往往会发现极其重要的规律。千百年来，一个最简单的，然而却是最重要的事实以及由之引申出的最重要的规律，被那些大理论家们忽略了：“人首先必须吃、喝、住、行，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５７４页）然而，马克思与恩格斯却抓住了这个具有出发点意义的简单事实，将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划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类，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列宁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以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解放为出发点，以此来不断调整自己的决策和实践。十月革命后的斗争经历，使他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固有看法，大胆地修正了原来的经济政策，实行了使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因为这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是注意“回到出发点”这种思想方法的。在１９４８年路过晋绥解放区时，他教导那里的干部，不要因为迷恋于党的一些“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而忘记了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因为前者只是由后者派生出来的，而后者才具有“出发点”的意义。邓小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以简单明了地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著称的，而其核心便是抓住问题的“原来出发点”。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生产力标准”，在南方讲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都是这种“回到出发点”的辩证思维观的表现。在近现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中，由于发现了分子和原子，才使诸多物理学和化学定律得到了科学的说明，并使两门科学沟通起来。由于发现了细胞，才对动物和植物的生长发育的机理得到了科学的说明，并使两门科学有机地联系了起来。由于发现了ＤＮＡ和ＲＮＡ的结构，才在较深层次上找到了遗传变异的规律，并使生物科学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由于发现了基本粒子正电子，才揭示出了宇宙线的本质，并使研究微观世界的量子力学与研究宇观世界的宇宙学连结了起来。这种溯本求源的科学方法，在现代西方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美国社会学家约•奈斯比特针对着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心理――路径依赖（ｒａｔｈ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即由于习惯于乃至迷恋于局部的、枝节的、暂时的观念、规范、途径，而造成对整体的、本原的、长远的思想、目的、纲领的遮蔽，提出了所谓“形势法则”（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ｓｉｔｖａｔｉｏｎ），即要不断地向自己发问：“你到底从事的是什么行业？”（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８３页）意思是要人们在实际行动中，牢记自己原来的出发点，盯住自己的总目标，而对于为之服务或由之派生的具体做法，则不应固守，要随形势的变化而相应地改变。日本学者拓植久庆在一篇文章中，深有体会地讲了这种方法：“重新回到原点，再一次宽广地浏览整个问题，然后再组织起来，最后导出结论。”（思考的逻辑，《发现》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１３页）在某种视角上可以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中共做为执政党在工作中牢牢抓住“人民的利益”这个出发点，而又注意到了“形势法则”，直接相关的。

３背离

中外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现象：人类那种过于复杂的智慧和情感，有时会成为生存和发展的某种障碍，而回到简单的、做为出发点的东西上来，却往往是走出迷宫的一把钥匙。难怪做为思想家的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哈维尔认为，有时一个农夫或一个小孩的感知，比知识分子更正确。这个迷宫之普遍存在，是有深刻的认识根源乃至整个心理根源的。在人的认识活动中，容易把已经形成的思想观念凝固起来，往往固守某种结论而忘记了这一结论产生的前提，抓住了派生而丢掉了根本，拘泥于手段而离开了目的，注意了当前策略而忽视了长远战略，从而造成了对“原来出发点”的遮蔽，这种遮蔽一旦被固定下来，便会导致错误。从人的思维过程上看，主体在用概念和判断揭示客体的诸多属性、联系与关系时，由于不断扩张的横向运动和不断深化的纵向运动，经过多次的肯定和否定，取舍和重组，便蕴涵了离开概念和判断的原有含义的可能。而一旦思维活动在某个环节上停顿下来，并被僵化起来时，这种可能就会变为现实。现代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在深层次上揭示了人的心理结构的这一特点：人的认识（知）、情感（情）、意志（意）等心理过程之间，既有内在的一体性和协调机制，又充满着矛盾和冲突。人们有时由于感情冲动而失去理智，“小不忍而乱大谋”；有时把某种需求急功近利化，变得鼠目寸光；有时在困难面前畏缩不前，以致放弃了自己应有的追求；有时把某种法则、程序奉为适用于一切时空的圭臬，忘记了它所服务的目标；有时把本属正确的信念过分理论化，缺乏感性光辉而丧失应有的活力。这种弱点，即使在深知辩证思维的马克思主义大师那里，也不乏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毕生为了建立一个人人自由的联合体而斗争，但他们始终认为这种社会是一个“商品生产将被消除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２４５页）而原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践表明，排除市场即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把一切生产活动都纳入到某种预定的框架之内的经济，是不利于建设人人自由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列宁虽然深知“回到出发点”这一思想方法的重要，但他承认自己有时会忘记这一点。他在十月革命前写的一篇文章中，用“争取面包”来比喻搞阶级斗争的根本目的是在于改变和提高人民的生活。他写道：“关于面包，我这个没有挨过饿的人还没有想到过，面包对于我来讲自然就象是写作时的副产品一样。要用极其复杂的方法，通过政治分析，思想才会接近争取面包的阶级斗争。”（列宁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３２５页）毛泽东总是强调“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的出发点，但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却在事实上把阶级斗争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斗争，同发展经济文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割裂开来，似乎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使整个社会变得繁荣昌盛起来。本来，共产党领导人民搞阶级斗争是为了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和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进而改造旧的生产关系而代之以新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例如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又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泰民安。然而，当人的认识和行动在“阶级斗争”和“变革生产关系”这两个环节上停滞下来，便出现了“为搞阶级斗争而搞阶级斗争”，“为变革生产关系而变革生产关系”，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之后，还要在知识分子中和共产党内寻找“资产阶级”，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消灭之后，还要追求“一大二公”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局面。这两个“为了”，在“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革”所造成的灾难，是严重违背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这个原来出发点的结果。对此，应当指出的是，有些人至今仍然习惯于离开原来出发点来谈论问题，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成一切言论和行动的是非标准便是。其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功能，同人人自由的目标相比，只具有派生的意义，而不具有出发点的意义。当年中国的先进分子之所以在各种社会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自由解放提供了最好的精神食粮，而不是因为它“天生”就是人类必须笃信的“圣经”。如果有某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符合实际情况，不利于实现“人人自由”的最终目标，那它就应予受到矫正乃至摒弃。在我们所坚信不移的“基本原则”中，都应以“回到出发点”的方法论来加以鉴别，或坚持，或修正，或舍弃。

（三）现实与理想　　　　　　　　　　　　　（３０７）

１现实主义

人们经常谈论的“从实际出发”，指的主要就是从现实情况出发，只有从实际出发，即主要从现实情况出发，才有可能做出科学的决策。这就是现实主义，它的基本要求是，勇于并善于直面现存世界或事物，努力认识其各种属性和关系，从而把握其本质与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找到这“本质与规律”同人的功利需要和实践活动的直接联系。这里，人的思维结构和“认识图式”是否科学以及科学的程度，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知识丰富和阅历深广，具有较高的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的人，能以较好地把握世界或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易于抓住其与人的需要和实践活动的结合点，从而做出科学的决策。而一个知识贫乏和阅历浅薄，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不高的人，即使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想要做到实事求是，也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在这一点上，被国内外普遍尊为现实主义大师的邓小平，为人们做出了榜样。他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历练，在六十年代初中国处于严重经济困难的时期，表现出了极强的现实主义精神。他大胆摆脱了当时流行的所谓“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一类辩护词语的束缚，直面严重的现实问题，特别是普遍存在的饥荒问题，同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一起，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他几次引用了流行于四川的那句谚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通俗地说明了调整生产关系的必要性，说明了只要是对恢复生产，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有益的措施，就可以采用。这一谚语所蕴涵的思想，与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生产力标准”和在南方讲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一脉相承的。弘扬现实主义精神，就要防止和克服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现实，甚至以某种成见和偏见来歪曲事实的思想行为。这一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有深刻教训的。斯大林时代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不顾当时社会现实情况，对待农民实行强迫命令手段，造成了三十年代初的农业减产，甚至出现大饥荒的恶果。这种恶果影响到了以后几十年苏联经济的发展，直至苏维埃政权的垮台。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运动，无视中国的现实情况和广大群众的意愿，靠少数人的热情，“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造成了五十年代末生产力的大破坏和经济生活的大混乱。波尔布特在七十年代推行的“柬埔寨共产主义”，强令城市居民到农村去居住和耕作，光在去往农村的路上就有多人累死和饿死，造成城市凋蔽，农村荒芜，民怨沸腾，终于导致“红色高棉”的灭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错误的教训，是同它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缺陷有直接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属于变革型，它所必然带来的重视变革，轻视保守的片面性，被列宁主义继承和发展了，以致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革命者常常犯急性病。看来，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性的同时，弘扬现实主义精神，以矫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偏颇之处，是完全必要的。

２理想主义

人总是既要满足又要发展自己的需求的，这就要有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这就是理想主义精神。普列哈诺夫说过：“只有有益于人们的东西，才是‘理想的东西’，而任何社会在制定自己的理想时，仅仅是以自己的需要为指导。”（普列哈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１卷，三联书店１９５９年版第７０２页）这种理想在不同的个人、群体上，有不同的表现，且有自觉与不自觉之分。从历史与现实看，凡是有识之士，有识之众，都是有明确的理想的，理想就是希望，理想就是方向，理想就是力量，理想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就说过：“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７２页）个体的理想，同群体的理想，既有同一性，又有区别性。以今天中国的现实来说，每个有识之士都在为争取自己未来自由幸福而奋斗，这就是个体的理想，而广大有识之众为建设一个自由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共同奋斗，就是群体的理想。个体的理想是在获取群体的理想的过程中实现的，而群体的理想的获取又有赖于个体的理想的实现，这就是两者的同一性。但个体的理想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中，还会与群体的理想产生差异乃至对立冲突，这就是两者的区别性。群体的理想高于个体的理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志向高于个人的志向，是每个社会成员和整个社会都要遵循的政治原则。做为当今社会先进代表者的共产党来说，在制定自己的理想时，是以整个社会的“需要”为前提的。这就要在对社会现实状况进行具体深入地刨析时，既要看到平静、稳定的方面，又要看到运动、发展的方面，正是这种运动、发展的方面，成为人们超越现实的理想的客观依据。共产党人在制定自己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时，必须正确地对待“客观现实”，而不能以“客观性”为由，拒绝理想。当年恩格斯曾经批评过德国一些打着“客观性”旗号，反对革命的知识分子，指出这些庸人“陷入自满自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能看得比自己的鼻子更远，因此恰恰是最狭隘的主观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２５６页）当年列宁曾经批判过俄国一些打着“现实主义”旗号，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解放派”，指出这些庸人“除了爬行的现实主义以外，不知道其他的现实主义。”（列宁全集第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３５页）既然真正的理想主义不是空想和幻想，因而与现实主义可以相互补充。理想又是有层次的，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建设共产主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如何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同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结合起来，是需要认真研究与解决的重大课题。事实上，党和政府当前着力抓好民生，大力改善和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别，创造平等和公平的社会氛围，就已蕴涵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的因素了。今天，党在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中进行理想主义教育，努力改变在相当多的干部和群众中存在的只看眼前，只着眼于个人的“理想”的心理习惯，是完全必要的。当然，把理想模式化和极致化，并用强力来推行，背离了现实主义，是不可取的。黑格尔就说过：“如果一个理想太美妙了，以致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那么这个理想本身就必定有缺陷。”（哲学史讲演录第２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版第２４７页）当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认为，完美的社会视野，靠政治权力强制实施，会导致如俄国思想家兼作家索尔仁尼琴在一部小说中描述的“古拉格”岛上那种灾难的出现。这些说法，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３一致与悖论

在人的认识和决策中，如何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人类理性有这样的弱点：“顾此”，往往“失彼”。人类为了生存，不能不顾“现实”，而为了“发展”，又不能没有“理想”。但人类在面对现实时，往往过分注重世界事物的平静、稳定的方面，采取过分审慎的态度；而在追求理想时，往往过分注重世界事物的运动、变化的方面，表现得过分热情。这样就会出现罗素在谈到古希腊“酒神”巴库斯时所说的那种情况：“人类成就中最伟大的东西大部分都包含有某种沉醉的成分，某种程度上的以热情来扫除审慎。没有这种巴库斯的成分，生活便没有趣味；有了巴库斯的成分，生活便是危险的。审慎对热情的冲突是一场贯穿全部历史的冲突。”（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版第３９页）这和近代社会所经常出现的“服从首长、组织”与“服从正义、真理”，这两个原则之间的悖论，颇为相似。人们常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这命令不正确，还要不要服从呢？共产党人常说，党员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同中央保持一致，但这组织、中央不正确，还要不要服从，保持一致呢？看来，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审慎与热情之间，“服从首长、组织”与“服从正义、真理”之间，存在着困扰了人类几千年的一种悖论。解决这种悖论时，辩证思维和现代科学方法论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思想方法。辩证思维的大师黑格尔、马克思、列宁所阐述和实行过的“时而突出这一个，时而突出另一个”的原则，是有重要价值的。现代科学发展中出现的量子力学的正统解释，即哥本哈根学派首领玻尔提出的“互补（并协）原理”，以及数理逻辑中的哥德尔“不完全定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地解读了这种悖论。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二难选择中，如何找到其间的结合点，搭起“由此及彼”的桥梁，并保持一定的张力，以便在适当条件下由“这一个”过渡到“另一个”，是完全必要的。在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如何处理好发展、改革、稳当三者的关系，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很明显，没有社会的稳定，就不可能有社会的正常发展，改革也不能顺利进行，维护稳定，人人有责。但是，当前中国面临着改革的攻坚任务，没有改革就不能有社会的迅速发展，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稳定的任务。而要改革，就不能不引起一定的社会震动。怎么办？这就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消极腐败现象的严重存在，已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深层次的和持续的根源，着力进行反腐败斗争，成了当务之急。这当然会引起局部的、暂时的、表层的社会震动，但这并不可怕。这是社会消极能量的有序排放，是从根本上解决稳定问题所必需的。把“稳定压倒一切”做为临时性的口号，在特定情况下是必要的，但做为一个长期的方针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则是欠妥的。这一口号易造成忽视法制的后果，一些地方和部门也正是利用它来为自己的不法行为辩护，认为只要是维护了稳定，什么非法手段都可以采用。这一口号如改为“法制压倒一切”也许恰当些，但“压倒一切”之说，总是有缺陷的，因此“法制压倒一切”之说，也要慎用。

（四）刚性与弹性　　　　　　　　　　　（３１３）

１决策二重性

任何科学的决策都既具有刚性，又具有弹性。之所以具有刚性，是因为既然做了决策，就要使之明确，并坚定地实施。之所以具有弹性，是因为任何正确的决策都不会是万无一失的，都具有可变性的一面。现代系统科学指明了，客观事物都是做为系统而存在和发展的，任何系统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都具有一定条件下的非线性关系，表现出一定的随机性。正如对系统内部的诸因素或诸子系统不可能做到绝对全面地把握一样，对系统外部的诸联系或更大系统也不可能做到绝对全面地把握。即使做到了，也不能囊括所有的“变数”，这种“变数”的本身就是难以预测的。单是时间的进展，就会增大系统的不确定性，这也正是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利高津特别重视时间的作用，曾埋怨历代科学家忽视了时间的作用的原因。现代西方管理科学中的弹性原理要求，在决策中保有一定的伸缩性，即在空间上保有一定程度上的收张的余地，在时间上保有一定程度上的追踪的机会。在决策实施后，要收集各种时空资料，注意信息反馈，以便进行决策“再审查”。即使实践已证明原决策是正确的，也要予以补充和完善，即“追踪决策”。在追踪决策时，要进行所谓“回溯分析”，即从原决策的起点开始，或找到失误点，或找出环境的新变化。当然，在追踪决策时，要考虑到原决策已执行了一段，而“非零起点”这一情况。这种决策中的弹性原理，在毛泽东的“留有余地”的工作方法中就有体现。他正确地主张过，在提出生产和经营指标时，在制定经济和文化发展计划时，不可满打满算，把弦绷得过紧，以防在出现不测时陷入被动境地。他还多次要求在执行政策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扩大成果，弥补损失。中国人大在制定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时，把多年保持的ＧＤＰ高增长的指标降下来，既是对国内外形势考量的结果，也是“留有余地”的表现。其实，无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看，还是从中国革命史上看，这种决策中的弹性原理，都有大量的体现。在苏共历史上，准备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曾经一再强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方针，但在１９１７年的七月事变后，一度放弃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因为当时的苏维埃已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了，而在八月粉碎了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又恢复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因为当时的苏维埃已转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手中。这样，在十月革命后，较为顺利地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苏维埃政权。在中共历史上，面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任务，党中央从１９３５年的“反蒋抗日”的口号，修改为１９３６年的“逼蒋抗日”的口号，又在１９３７年修改为“联蒋抗日”的口号，终于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然，这里苏共与中共的决策，都体现了刚性与弹性的统一。需要指出的是，在决策类型中，“风险型”决策具有更强的弹性，因为这类决策是在信息严重缺失，但又需立即做出的情况下，后果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决策。斯大林曾经谈到，俄国十月革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正酣，俄国处于内外交困，形势发展极难确定的情况下，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发动的。这显然是“冒险的一跃”，但毕竟成功了。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困难重重的条件下，经过反复思考，多次讨论，做出了带有几分冒险性质的抗美援朝的决定，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２模糊性

恩格斯当年说过：“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５８３页）后来石里克又强调指出：“定律的普遍性或真实性，必然永远是假设的。”（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第７页）既然是“假说”、“假设”，就必然有某种模糊性。二十世纪出现的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丰富了这种假设之说，并对决策的模糊性做了学理上的阐明。在复杂的社会协调和社会斗争中，需要决策上的模糊性，以使所要解决的问题变得灵活些，这是弹性原理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运用。毛泽东当年在评价党的高级干部罗瑞卿时，既肯定了他的高度原则性，又指出他过于追求精确、纯粹的弱点，曾赠古诗给他：“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说：毛泽东在回答前来请示工作的人的问题时，常常在信息资料不足，自己尚无定见的情况下，用“嗯”这个模糊的词做回答，而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中，提出过对历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的方针，这就运用了在某种条件下决策的模糊性质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这一原理的。的确，在当时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问题成堆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文革”中有一亿多人受到打击的情况下，如果不首先从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来明辨是非，解决冤假错案问题，而是纠缠于细节，就不能及时地解决最迫切的问题，甚至会出现节外生枝，造成新的困难。邓小平在晚年又发明了“不搞争论”的方法，也收到了一定成效。因为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的思想认识出现了一些混乱，一时正误是非难辨是很自然的。而在一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命题已不适应改革的新形势下，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仍然固守这些命题，成为改革实践的阻力。在多年左倾错误的影响下，在教条主义仍然束缚着人们头脑的氛围中，在全党理论水平仍然不高的情况下，如果对这些传统命题争论起来，未必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未必对改革实践有利。邓小平看到了这一点，就毅然决然地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走深化改革之路，“先干起来再说”，而不能等“争论清楚了再干”。当然，“不搞争论”的方法，同任何方法一样，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邓小平本人也不会认为在任何时空背景中，对任何问题，都不要搞争论。事实表明，当年“不搞争论”的一些重大问题，今天是应当认真加以讨论的，而正是这些重大问题，至今未能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认真讨论，甚至出现了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以及一些学者说的“打左灯，向右转”的现象。某些机构仍然垄断着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解释权，仍然在用或基本在用旧的思维方式和旧的理论模式解释活生生的现实，对于不同的观点，采取排斥的态度，这是有害的。

３一张一弛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某种曲折性和反复性，在社会表层上就是一张一弛的局面，以及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家集团在社会管理中的时紧时松的决策。罗素说过：“自从公元前６００年前直到今天这一漫长的发展史上，哲学家们可以分成为希望加强社会约束的人与希望放松社会约束的人。”“纪律分子宣扬某种或新或旧的教条体系┅┅。自由主义分子，除了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而外，都倾向于科学、功利与理性而反对激情。”他认为，“每一方都是部分正确而又部分错误的。”（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版第２２、２３页）不但各方是如此，就是同一方也可能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问题，采取或紧或松的决策，这就要看社会的内外环境及领导集团的决策水平了。当一个社会或社会的某一个方面需要从紧管理时，聪明的政治家集团就会强调社会总体利益并严格纪律，当一个社会或社会的某一个方面需要从松管理时，聪明的政治家集团就会强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并扩大个人自由。以社会整体来说，当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刚刚建立，需要加以巩固时，或出现了剧烈动荡和战争时，大体上会出现从紧管理的局面，罗素所说的“纪律分子”的意见就会占上风，而当新的社会制度已经巩固，需要着力发展经济文化和其它社会事业时，或已经确立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国泰民安时，大体上会出现从松管理的局面，罗素所说的“自由主义分子”的意见就会占上风。从历史的大尺度看，大体说来，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社会趋于集中和统一，国家和社会这类最高群体的代表者――国王或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进行着相对从紧的管理，而小生产者占多数的臣民则多对之屈从，指望能在好国王或好皇帝的统治下，过着相对安定的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机器大工业占了统治地位之后，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大大增强，社会管理趋于自主和自治，群体的代表者平民化了，包括总统和总理在内的各级官吏都与“选举”结缘，接受平民监督，并且不是终身的了，这就自然表现出相对从松的社会管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即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由于领导集团强调了被资本主义时代忽视了的群体利益，抑制了某些社会成员过分膨胀了的个人欲望，便表现出相对从紧的社会管理，特别是在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更是如此。当然，随着整个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从松的社会管理便会愈来愈显现出来，直至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到来，人人自由的从松管理，就会在全社会普及开来。但即使那时，也不排除在某些条件下，有可能出现从紧管理这种情况。例如在出现重大自然灾害时，需要将全社会成员动员起来，为了人类的生存而步调一致地向自然灾害做斗争。今天，在以和平、发展、合作为主潮的时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党的高层在决策时如何恰当地将社会管理中的有紧有松、一紧一松、时紧时松结合起来，并使之与其终极取向――总体从松管理的共产主义社会联系起来，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复杂，利益主体纷呈，思想理论多元，如何做到“结合起来”，尤显必要。对于政治动乱现象，要依法从严管理，但对于一般性的群体事件则要依法依情进行疏导，对于思想理论上的不同观点，包括政治理论上的不同意见，则要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加以解决。不可总以“控制”的心态，只看到群体事件的某种消极性，无视其中的某种积极因素和积极作用，只把政治发言权给与己持相同意见的人，而不给与己持不同意见的人，以致轻率地将某种政治见解同政治动乱联系起来，加以打压，并误认为这是“将动乱消灭在萌芽之中”的有效方法。

（五）兼容并包　　　　　　　　　　　　　（３１９）

１兼容

既然真理既具有客观性、绝对性和一元性，又具有主观性、相对性和多元性，真理总含有谬误的成分和颗粒，而谬误又含有真理的成分和颗粒，两者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会转化，那就应当看到在各种学说、理论、思想、主义、信仰之间，既具有相异性乃至对立性，又具有共同性乃至统一性。在某种时间、地点、条件下似乎是绝不相容、非此即彼的，在另一时间、地点、条件下却是互相补充、亦此亦彼的。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地域上看，“兼容”的现象都是普遍存在的。黑格尔在谈到古罗马哲学时指出，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之所以能在较长的时期，特别是托勒密时期兴盛起来，是因为它“拿柏拉图哲学作基础，但是却利用了整个哲学的发展”，“既是毕泰格拉派，也是柏拉图派和亚里士多德派；过去的一切哲学系统，都可以在他们的系统里找到他们的地位。”（哲学史讲演录第３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７５、１７６页）这也是马克思把“信仰任何事物的权利”，做为“普遍人权”的原因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４６页）看来，每个人乃至每个政党，都要善于运用这种“普遍人权”，确立自己的信仰。信仰是不能强迫的，被迫选择的信仰是不会牢固的。而即使确立的是正确的信仰，也不要使之僵化和排它，而要尊重别人或其它政党的信仰，以致兼容和吸纳。其实，任何正确的信仰，也都有不确定性的一面。即使某一信仰为当时整个社会所接受，也不可能万古常青。清代诗人赵翼在谈到李白、杜甫的诗篇时说：“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对于历史上各种学说、理论、思想、主义、信仰来说，也是如此。同时，当把某种正确的信仰用权力机关强行灌输时，会导致宗教化的迷信境地。当年罗素说的这一句话，仍对人们认识事物和进行决策具有现实的意义：“当官方只承认一种主义时，人们无法养成思考和选择的习惯。”（罗素精品集，中国社会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７８页）主流政治言说只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体系”，而不承认它的叙述框架必须调整，就是这种僵化乃至宗教化的表现。至于在那里盲目地“批判”流行于现代西方国家的某些学说和制度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声称“绝不”吸纳其中的合理成分，为我所用的观点，更是不可取的。黑格尔的这一句话，是值得认真品味的：“只按照一个准则行动，他就是一个迂腐的人。”（哲学史讲演录第２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版第６－７页）

２“全对全错

在人类的认识和决策史上，特别是在处于革命的转变时期，很容易产生“全对全错”这种两极化的片面性。即把自己相信或信仰的思想理论或组织党派加以美化，而把自己否定或反对的思想理论或组织政党加以丑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特别是在原来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与建设中，出现了这样的片面性：从是与非的两极对立出发，从机械的阶级斗争论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理论的科学性凝固起来并任意扩展其适用范围，否定了它的局限性和缺陷，而对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理论的科学性则一概加以否认。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一派，说成是唯一科学的社会思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一派说成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过分地颂扬了工人阶级，甚至加以美化，称为“大公无私”的阶级，过分地贬斥了资产阶级，甚至对之加上“腐朽”、“没落”等字样。对于执政党的长处，无限夸大，赋予种种溢美的称谓，而对于其短处，则予以掩盖，甚至否定。对于失败了的政党的短处，无现夸大，对于其长处，则予以回避，甚至抹杀。这种“全对全错”的社会心里，特别是“全对全错”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深深影响了原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广大知识分子和群众。这正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工作，总是遇到那种两极化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阻碍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相当一些人走向了另一极端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在人们不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圣经”，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已经过时或原来就不够正确时，有些人就干脆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看到了列宁主义理论的某些错误时，就否定了列宁主义的正确方面。又如，在人们知道了共产党在执政前和执政后都犯过一些错误，特别是象“文革”这样的重大错误，而国民党在大革命前期和抗日战争中，特别是是在败退到台湾后做出过和实行了一些符合三民主义的事情和改革措施，一些人便认为自己长期以来受骗上当了，便否定了共产党的领导的意义，而过高评价了国民党的某种积极作用。可见，“全对全错”的两极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常常会走向反面。值得指出的是，列宁虽然常常过分强调自己的理论和主张的正确性，甚至用过“绝对正确”一词，但他有时还能肯定反对意见甚至反动政党的正确性。在孟什维克已经堕落为反革命政党后，列宁还曾说过：“总的说来，孟什维克是绝对不正确的”，但是，“在个别场合，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是正确的，例如１９０７年在抵制斯托雷平杜马的问题上就是如此。”（列宁全集第３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７８、１７９页）毛泽东更是习惯于在两极对立中徘徊，要么正确，要么错误，要么无产阶级，要么资产阶级，“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其实，这里的“敌人”，也具有相对性，并没有永恒的敌人。毛泽东这句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抗大”办学问题所说的话，在当时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在“文革”期间风行起来，便贻害无穷，直至“文革”结束后的一次讨论种植油料作物的会议上，还有人发言说：“无论如何，也不能种文冠果，因为阶级敌人江青曾经提倡过，凡是敌人提倡的，我们就不能做！”这类真实的政治笑话，反映了两极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影响的深重。不过，即使毛泽东，有时也反对这种两极化。他在中共七大前的一次批判王明、博古的教条主义宗派的会上说，他们虽然在一些问题的主要方面是错误的，但他们没有全错，“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８９２页）在当前中国思想理论界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争论各方，常常陷入“较劲”的境地。你越说列宁主义如何如何的科学和正确，必须用来做指导思想，我就越说列宁主义违反科学和不正确，并赞扬社会民主主义，而前者便更加起劲地“批判”起社会民主主义来，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思想”。你越说执政党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我就专挑执政党的错误，否定执政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而前者便更是忌讳或禁止谈论党的某些失误。你越说党的领导干部的大多数很好，只有少数人搞不正之风，个别人有腐败行为，我就说现在是无官不贪，十有八成是腐败分子，而前者便更声称“要理直气壮地说反腐败斗争的成就是重大的”。你越说西方的一些政治体制和自由民主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我就越说民主不分东西，并赞扬三权分立与多党制，而前者便更是宣称“绝不”学习或借鉴西方那一套。由于两者都带有“对立情绪”，都不能客观公正地面对历史和现实，因而人们不难看到，前者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常常回到了人们熟知的“文革”前那种充满左倾色彩的语境中去，只不过是同“文革”时期的狂热语言保持了距离而已，后者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常常回到了解放前一些崇尚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和制度的语境中去，只不过是同“全盘西化”的主张保持了距离离而已。其实，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与对方有某种共性，如能象当年黑格儿说的那样，“把对方认作自己的一个环节”（哲学史讲演录第１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６６－６７页），就可以摆脱僵硬的对峙状态和“各说各的”的隔绝状态，从而在心平气和中进行讨论和互补，真正推动当前中国社会思想的统一和理论的进步，并使之服务于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当然，这需要主流政治言说起带头作用，首先从“全对全错”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跳出来，因为主流政治言说是以政治权力的支持为背景的，而尽人皆知政治权力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

３迁就与妥协

在决策和实践中，运用迁就和妥协的方法，在许多情况下是必要的。这种方法的依据，就是客观事物之间所具有的某种联系性、过渡性和共性。就是说，为了达到更高的社会目的，实现更为根本，更为长远的社会目标，需要对社会现实中的落后方面乃至反动方面，给予一定的肯定和认同，予以一定程度的照顾。当年，德国共产党的女活动家蔡特金在与列宁谈话时，注意到列宁伤心地谈到了俄国存在的文盲问题，认为这严重阻碍了俄国社会的发展，便劝解道：在某些方面，这种文盲现象会给革命减少一些困难。列宁对此回应说：是的，但这只能说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限度内。在列宁看来，利用文盲的盲目服从心理这种“消极资源”，正象偶尔利用“善意的谎言”一样，可以迅速贯彻苏维埃的法令，但不能长久迁就这种盲从心理，因为从长远看来，文盲是与建设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在此期间，列宁还同俄共和当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做了斗争。无论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的俄国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集团，还是反对参加议会斗争的英国左派共产主义者，都是打着“革命者不作妥协”的旗号的。列宁用布尔什维克斗争史上的教训为例，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妥协是必要的，而“不作任何妥协”是一种必然损害革命事业的“幼稚病”。当然，这种妥协不能违反革命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和建国初期，是善于利用迁就和妥协的斗争策略的。他在西安事变中，就采取了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妥协的的政策，终于达到了联蒋抗日的目的。他在抗日战争中，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和行动，所采取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就充满了迁就和妥协，促成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建国初期，他还要求在斗争中“不要四面出击”。但是，毛泽东在晚年的内外政策中，在所谓“斗争哲学”的指导下，从总体上拒绝了迁就与妥协的策略，陷入了左倾错误的泥潭，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不过，在内外交困的社会环境中，他有时也会被迫作出某种妥协，如他就曾果断地决定了与“美帝国主义”进行和解，这也是他在“文革”期间所做的一件较为正确的事。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改革开放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了如何团结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问题。这里就有着对旧事物和旧习惯的迁就，对一些人的利益和观点的妥协的问题，有时还要“花钱买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实行了“部分价格双轨制”，“部分公产私有化”的政策，执政者明知这会带来一些人乘机钻空子，巧取豪夺，中饱私囊的不良后果，但也要去忍受这种“改革的阵痛”。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曾为了减少来自部分领导干部中的阻力，实行安排虚职（顾问、调研员、督导等），提高待遇，不上班照拿工资等措施，明知这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甚至比资本主义原则还落后，但也要忍受这种“改革的阵痛”。这些措施就总体来说，是有其合理性的，问题在于人们往往迁就过度，妥协过度，带来了诸多后遗症而又未能及时解决。例如对于利用权力乘机成为金钱暴发户的人，多未进行应有的惩处，一些机关大设官位，副职成群，待遇升格的现象至今仍很普遍，成为机构臃肿，行政费用过大，官僚主义丛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违背原则的迁就与妥协，已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甚至造成了改革的扭曲和变形。

（六）党性　　　　　　　　　　　　　　　　　（３２６）

１原义

自出现近代政党以来，在决策与实践中就产生了所谓党性的问题。在无产阶级政党走上政治舞台之后，党性问题被明确地提了出来。在马克思与恩格斯那里，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尚未成为时代的主要潮流，党性问题只是偶尔被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６５９页）到了列宁那里，由于世界历史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党性问题便被突出起来。在列宁革命活动的早期，就注意到了他的朋友司徒卢威等“客观主义者”在理论工作中忽视党性问题的危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唯物主义运用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全面、更深刻。”（列宁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版第３７９页）在列宁看来，党性原则并非与客观性原则相悖，而是更深刻地体现了客观性原则，党性原则并非社会历史客观行程的“外加”，而是社会历史客观行程本身提出的要求。社会历史本身就是静态与动态的统一，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是这种“动态”的突出表现。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利益在总的方向上具有一致性。按列宁的说法，“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列宁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４５５页）党的利益，就是党组织利益的总和。由是，党性的直接表现就是组织性，列宁所自称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雅各宾派，就是具有高度组织性的革命派，也就是区别于马尔托夫所主张的“自行列名入党”的那种组织松散的派别。在１９０５年俄国革命期间，列宁在谈到“党的文学”时，要求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要“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列宁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６４７页）此后，布尔什维克愈来愈强调党性原则，而孟什维克则愈来愈回避党性原则了，这也正是前者终于夺取了政权，后者则一败涂地的重要原因。当然，任何一致性都不绝对排斥差异性乃至对立性。正象领导人未必能代表一个组织一样，党的某个组织也未必能代表一个党，而党也未必能真正代表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也未必能代表整个社会和人人自由的人类未来。可以说，在领导人――组织――党――无产阶级――社会，这一链条中，如爱因斯坦说过的那样，是具有不同的长度和复杂性的。例如，无产阶级的利益有时也会与社会发展的利益发生矛盾，这时就要按列宁说过的那样，使无产阶级的利益服从社会发展的利益。这就表明，任何正确的原则，包括党性原则在内，诚然具有积极的，甚至是重要的社会功能，但都有某种局限性，不能将其绝对化。我国著名学者胡绩伟提出的用人民性的原则来补充党性原则，是一种有益的探索，这种探索，对于医治长期以来在运用党性原则时出现的弊病，是有帮助的。

２合理地泛用

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十分重视党性原则，以致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把党性原则提得最高，用得最多的列宁主义政党。这是同中共长期处于残酷的战争年代，直接相关的。广大党员牢记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党的利益，必须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自我牺牲精神。正是这种党性原则，不但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而且保证了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党性概念的含义，使它现已超出了当年列宁赋予党性的本义。人们从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就可以看到，他是在把人类本性中的一切美好的品性都纳入到党性的概念中来了。他指出，一个党性强的共产党员应当具有很好的共产主义道德，最大的革命勇敢，能够敏捷地观察社会现实，最为诚恳和坦白，时时和处处“慎独”，并有最高尚的自尊心。“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３３页）难能可贵的是，无论在１９３９年（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的讲演稿）那样的战争年代，还是在１９６２年（对这一讲演稿的修改稿）那样的和平年代，刘少奇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流传很广的带有机械论色彩的“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的命题的局限性，把党性与人性中的美好方面联系起来和统一起来。在五、六十年代，刘少奇的这一著作，曾强烈地震撼了一些追求进步的青年人的灵魂。一位高中生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昨夜醒来去上厕所，正赶上刮风下雪，看到一些同学在离宿舍不远的地方小便，我能够理解他们害怕感冒的心理，但我想，越是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越要有‘慎独’精神，终于顶风冒雪，坚持走了这一百多米的路！我向党性又靠近了一步。”一位年青的共产党员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今天我给家里写信，随手用了公家发的稿纸，没有用自己买的信纸，这说明我在内心深处的私字还在做怪，我的党性锻炼得还不够啊！”很明显，这种党性概念的泛化，是合理的。在四十年代，毛泽东从《汉书•河间献王传》中取出了“实事求是”一词，严肃地批判了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指出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同样发生了有益影响。在干部和群众中，不但普遍认为“当好人才能当党员”，而且普遍认为“好思想就是党性”。今天，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利用了这种泛化，进行了思想道德教育，例如对实事求是的原则冠以党性的称谓，把弄虚作假和脱离实际的做法说成是背离党性的表现，就是有积极意义的，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３歪曲与滥用

党性原则中所包含的个人服从组织以及党的利益是最高利益的含义，虽然是正确的，但它所具有的相对性，在某些条件下，就会有意或无意遭到歪曲和滥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因为服从了组织的错误路线和决定而造成了损害的事，屡见不鲜；因为把狭隘的党的利益摆在了社会和人类的利益之上而遭到失败的事，也非罕见。在中国的左倾错误泛滥年代，特别是在“文革”中，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林彪要求广大干部与党员，对他们宣扬的那一套，“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林彪集团的骨干分子为了夺取最高权力，在任命年仅二十几岁的林彪儿子林立果担任空军的领导职务时告诫下属：“这是党组织决定的，是否听他的指挥，这是党性问题！”林彪、江青等人及其同伙、爪牙以党的名义，在“文革”中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并要人们“坚持党性原则”予以认同和执行，是尽人皆知的。在这种氛围中，多数正直的党的干部与党员，也因“坚持党性原则”，而对那些明显违背事实，违反常理的做法取默认或赞成的态度，“尊重党的决定么！”甚至被迫说了假话。在那个年代，许多人痛苦地经受着这样的心灵煎熬：明知这不对，但这是组织的决定，党的决定，怎么能不服从呢？要讲党性么！在那屈指可数的对外交往中，一些党的干部为了让外宾对中国有良好的印象，常常有意避开真象，弄虚作假，且公开对下级说：不能给外宾留下不好的印象，这是党的形象问题，决不能给毛主席抹黑，不能给我们党抹黑，这是对我们的党性强弱的检验。对中国本来持友好态度的意大利电影艺术家安东尼奥尼所创作的记录片《中国》的遭遇，就是在这种背景中出现的。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拨乱反正，这种情况有了重大改变。但由于在理论上没有解好党性与人性的关系，党性原则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关系，加之既得利益和旧的积习的做怪，使党性和党性原则仍然面临着被滥用的危险。在新闻工作和一般宣传教育工作中，真实性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对此，马克思曾明确地论述过，并要求“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９１页）其它的原则，包括党性原则都不能违反它，在终端的意义上可以说，违反了真实性的原则就是违反了党性原则，因为反人性的东西就是反党性的东西。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必要的，在同样是真实性的东西中，在何时何地，突出什么样的真实，是应当慎重考虑的。但不能编造事实，歪曲事实，更不能以假乱真，也不能以“善意的谎言”为借口，肆意扯谎，欺骗读者、听众或观众。在所谓“正面的”和“反面的”事实中，应有所侧重，但不能只宣传一面。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固然要重点宣传，但党的失误也不应回避，或只把失误归结为个别现象或个别人之所为。不能一听“歌颂”就高兴，一听“批评”就恼怒。回顾党的历史，固然要重点讲党的主流方面及其导致的胜利，但也要讲党的支流方面及其导致的失败，而不能对所犯错误用一两句话轻轻带过，更不能不谈刚刚发生过的如“文革”这样严重错误的教训。党的利益对于党员个人利益来说是“高于一切”的，但对于社会发展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来说并非“高于一切”。要承认党的不同于其它集团、阶层、阶级利益的特殊利益的存在，不能认为谈党的特殊利益就是对党的不敬。党的特殊利益就表现在党的组织、领导集团、各级干部乃至党员的利益之中。一位部级干部在说服他那同情多党制的朋友时说：“要按他们那一套办，共产党就得下台，我们这些人就得去看大门！”党在执政后出现轻视人民利益重视自己利益，众多干部沾染种种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的现象，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事实面前，硬是宣称为党自身谋利益就是在为人民谋利益，就必然符合社会发展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是站不住脚的，并在实际上成了一些人搞以权谋私的“理论根据”。在领导人――组织――党――无产阶级――社会这一链条中，诸环节之间不能划上等号，这里必然有“链条折损”和“对称破缺”的现象存在，这是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及其关系的非线性的表现。例如党的利益并不等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利益。苏联共产党垮台，就其实质来说，主要不是个别领导人之所为，也不能主要归结为外部势力的影响，而主要是该党长期严重脱离人民，形成了为自己谋利的特权阶层或特权势力的结果。同时，如果说党不应当有离开广大人民利益的特殊利益，那是会起到某种警示作用的，因而是正确的。把“应当”说成是“现实”，把明明是应当做到的，硬说是已经做到的，是多年来思想政治宣传工作的一种流行病，必须予以克服。

（七）“从严治党”　　　　　　　　　　　　　（３３３）

１失误

国内外大多数有识之士几乎一致承认，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治理，从总的方面来说是比较成功的。但人们必须有ｋ•鲍波尔所说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不但对知识分子的科学研究是重要的，而且对党的决策和实践也是重要的。科学研究要从问题开始，决策和实践也要从问题开始。摆在中国社会面前的重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贫富差距拉大和官员腐败严重这两大问题。对于前一问题，应当说解决得是较好的。自九十年代以来，党和政府就着力解决减少城乡贫困人口的数量，提高“贫困”的标准，自本世纪以来，更着力改善民生，广大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升，多次受到联合国有关机构的赞扬和好评。但对于后一问题，应当说解决得是较差的。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党政领导干部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总的来说是自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虽经一些治理，但收效甚微。应当说，党的领导中枢是重视“从严治党”的，主要领导成员自身也是比较廉洁的。但人们常常陷入这样的误区，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抓极少数的腐败分子上，努力做到“发现一个，查处一个”。纪检部门更是以查办案件为自己的基本任务，每年都能公布一些典型案例，以及一些包括省部级干部在内的腐败分子的数量和恶行。但对于发生在占多数的较好干部身上的种种不正之风和较轻的腐败行为，则听之任之，有时甚至一笑置之，“这是小事，都这么干，那些大的还抓不过来呢！”。目前仍在流行的“办事送礼受礼风”，似乎已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认可或默许，已经不是人们说的“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了，这是很大的危险。而与之相配套的“阿谀奉承风”、“一团和气风”两股风，既在上下级干部和同级干部中流行，又已进入了大雅之堂，并常常被解释成为“稳定之举”、“和谐之举”。很明显，问题的严重性，并不在于有多少腐败分子还没有被揭露出来，而是在于多数领导干部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没有引起重视，甚至没有纳入视野，使“从严治党”成了不靠谱的口头禅。近些年来，有的学者多次呼吁批判这两股歪风，却被主流媒体冷落，更为众多官员所厌恶和惧怕。党的领导中枢有必要把“从严治党”的重点放到那些比较好的干部上，放到治理他们身上的“办事送礼受礼”等“小事”上，治理他们身上的“阿谀奉承之风”和“一团和气之风”上，要他们从“贪点、占点只要不过分就行”的精神状态中，从种种“潜规则”中解脱出来。若干年来，党在“从严治党”上的失误，以致在反腐败斗争问题上的失误，就在于没有抓住占多数的较好干部中的不良风气和“不过分”的腐败行为这个重点，担心这个多数会因为受到触动而“不高兴”，从而妨碍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和正常工作的开展。也可以说，对多数领导干部即较好的领导干部中的问题的谅解和迁就，是解决官员腐败严重问题收效甚微的重要原因。

２新闻监督与群众监督

从当前国内外形势和党内存在的问题看，要做到从严治党和反腐倡廉，可从两个方面花大力气开展工作。一是借鉴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为旗帜的发达国家的经验，鼓励新闻监督。一是继承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结合新的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切实的群众监督。关于前者，不但要调查和研究该国有关反腐倡廉的各项具体规定，特别是关于新闻监督的具体规定，而且要学习和运用其中体现的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克服自认为手中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便在思想上高人一等的陈旧观念，以及盲目排外的社会心理。新闻监督的内容和方面要比现行的规定要多些和宽些，不要过分担心它会“给党抹黑”，造成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危害。在八十年代的民主浪潮中，有关机构曾起草了《新闻法》，时过二十余年，应予以认真修改，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以便使新闻监督工作有法可依。事实表明，不但极少数腐败分子因为新闻监督而可能改恶从善，而且那些不是腐败分子但有不同程度腐败行为的人也可能因为新闻监督而在心灵上受到冲击，同时新闻监督对广大干部与群众也具有警示和教育的作用。关于后者，应当认真领会党的传统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科学内容、精神实质与重要价值，研究如何结现实实际情况加以运用，而不能轻率地将其与左倾错误联在一起，更不能认为其已经过时，似乎只要靠法律和制度，就可以做到反腐倡廉了。前者是党所不熟悉的，但从不熟悉到熟悉，并不需要太长的过程。事实上，党在建国前的革命根据地中和在全国解放初期，就曾在一定程度上用过新闻监督的武器进行过反腐倡廉的斗争，只是后来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这一武器丢失了。在改革开放后，这一武器又被拾起，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只是这种作用发挥得很不够罢了。后者则是党所熟悉的，应当成为进行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法宝，但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中，一些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误认为依法治国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包括反腐倡廉问题，不必讲什么群众观点，走什么群众路线了。然而，三十余年的事实却促使人们思考：我国已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所制定的关于反腐倡廉的条例、规则、决定，同其它国家相比只多不少，我们所宣传的思想理论和所做的道德说教，也是名闻全世界，为什么多数官员的廉政水平不高呢？我们定了那么多的制度，却缺乏如何执行这些制度的制度，我们忽视了利用党的传统的政治优势――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以弥补同发达国家相比时所显出的不足。我们规定了太多的“不应该”的限制性措施，并要求主要领导干部“亲自抓”，“带头执行”，甚至是“首长负责制”，纪检部门“一抓到底，认真查处”，却不认真想一想如何发动群众，鼓励群众参与，即使提到群众，也限于“据实举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为了真正做到群众监督，可考虑制定并实行这样的制度：每月专门召开一次三天左右的反腐倡廉生活会，不以研究其它工作来干扰。每个领导干部都要检查自己，进行自我批评，要搞人人过关，而不许诺“不搞人人过关”，不能事前就给领导干部吃上定心丸。无极特殊情况者不准请假逃避，被准假者也要“补课”。会上，先由主要领导干部亮丑、亮过，引火烧身，其他成员依次照办。然后进行不讲情面地评议，认真开展已经多年不见了的，久违了的相互批评。内容要具体，不讲空话，少讲人人知道的套话，特别是要检查多数人都卷入的收礼送礼风、人情关系风、三公消费风等。上级纪检部门和组织部门要派人参加，并在会后如实向上级汇报。要做好记录，并将记录下发到一定范围内的干部和群众，并进行评议。生活会要进行得严肃些，不要嘻嘻哈哈，走过场，要使每个领导者的灵魂都受到真正的触动。由于多年没有开过这样的生活会了，许多领导干部在初期会感到不适应，不舒服，尤其是那些毛病多的人，更会反感和抵触，但时间一长就会习惯的。这样的生活会不但对反腐倡廉本身有重要作用，而且对恢复和发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对建立正常的上下级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在人格上的平等关系，对领导干部“夹着尾巴做人”，树起自省与“慎独”意识，对下级和群众的树起自主与监督意识，对克服目前仍在流行的阿谀奉承之风与一团和气之风，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３“群众运动”

在树立群众观点和运用群众路线的问题上，如何对待“群众运动”的问题是一个应当深入讨论的重大问题。若干年来，不但主流政治言说一口否定了群众运动，各种非主流政治言说也多患有笔者称谓的“群众运动恐惧症”，那些反对主流政治言说的某些新自由主义者和宪政主义者更是对群众运动嗤之以鼻。在这种氛围中，“又要搞运动了！”成了可以用来吓唬人的一种警告。但事情果真如此吗？在社会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些社会矛盾在社会的平缓时期，就得到了解决，但有些社会矛盾却在平缓时期未能解决而积累下来，直到剧烈地爆发，才以社会运动的方式来解决。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形成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并不要求事事都搞群众运动，但群众运动却是一种重要的形式。这种形式，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自然应当不再是体现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主要形式了，但也不能说根本不再需要群众运动了。在五十年代初，刚刚取得政权的共产党内部和干部队伍内部，出现了较为普遍的贪图享受乃至腐化堕落的现象，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这种形势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做出了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的决定。由于这是一场深得民心的运动，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群众被广泛发动起来。尽管在运动初期出现过怀疑面宽，触及人多的缺点，但并未带来社会生活的混乱，亦未造成大的伤害。这场运动对共产党拒腐防变，提高威信，凝聚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至今仍被党内外和国内外多数人所肯定。对于当时法制尚不健全的新中国是如此，就是对于法制较为健全的美国也是如此。人们知道，六十年代初的美国爆发了由黑人领袖发动的大规模的民权运动，目标是进一步消除种族隔离，真正实现黑人和白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平等。当时美国先后两任总统肯尼迪、约翰逊支持了这场群众运动，约翰逊甚至亲自带领一些黑人子弟走进了传统的白人学校入学。这场群众运动推动了１９６５年《选举权法》的诞生，种族隔离制度从此寿终正寝。韩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在迈向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曾进行了引起社会很大震动的反腐败运动，朴正熙总统在七十年代发动的“庶政刷新运动，金泳三总统在九十年代掀起的”廉政风暴“，由于有众多的下级官员和民众参加，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今天的中国，官场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已成顽疾，但由于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制定和执行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取得了令广大群众满意和世界各国钦佩的伟大成就，特别是经济飞速发展了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了，就在客观上掩盖了这种“顽疾”的危害性和持续性，并很难用常规的办法加以解决。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笔者曾用古希腊神话中的那个三十年未曾打扫过的“奥吉亚斯牛圈”为喻，提出应搞一次克服不正之风和反对腐败的群众运动。现在看来，由执政党来发动一次这样的群众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在一些人迷恋于短视的“维稳”的社会心理氛围中，尤应如此，而只此，才是从根本上进行“维稳”之道。这就要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严格依法办事，参照前述的生活会制度，把时间拉长些，把人员扩大些，把声势提高些。运动的目的不是要抓腐败分子，而是要使广大领导干部的心灵被触动到“发一阵烧”、“出一身汗”的程度，经受一次先是痛苦后是痛快的煎熬。一般工作人员乃至民众，也都会受到一次实际的、生动的，而不是象过去常有的那种嘴上的、呆板的思想道德教育，以致能以自愿原则，自觉地开展自我批评，“洗手洗澡”，使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成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怪物，每个人都能轻装前进，形成一种全民性的教育运动。运动过后，党风民风社风将大为好转，所有正直之士的心气将大为顺畅，整个民族精神将大为振奋，党的威信和凝聚力将大为增强。当然，对于这样的运动，除极少数腐败分子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必然表示反对之外，还有些领导干部害怕会把现有较为安定的局面搞乱，有些知识分子害怕会走向离开法制轨道，并以“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所谓“群众运动”的破坏性为证。其实，这里包含着很大的误解。这些所谓的“群众运动”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方针，是脱离中国当时的社会实际的，并且只是顺应了少数人一时的意愿而从根本上违反群众意愿的。与其说它们是“群众运动”，不如说它们是“运动群众”。亲临这几场运动的人，至今还能记得这些运动是多么不得人心，大多数参加者是多么勉强和被动，而后果又是多么令人痛心疾首。其中的“文革”，又“踢开党委闹革命”，更造成了无法无天，天下大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种“运动群众”的做法，同我们讲的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法律的规约下，发动群众反腐倡廉，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这种群众运动不可能造成社会生活的混乱，党的领导的削弱，法制的破坏，它无非是那种严肃的反腐倡廉生活会的扩大和加深而已。按照语义学和现代解释学提供的思想方法，如果人们一时难以从当年那些灾难性的“运动”的痛楚中挣脱出来，在感情上拒斥“运动”一词，那也可以不叫“群众运动”，或可叫“群众斗争”，正象由于多年来反复对资产阶级进行批判，致使“资本家”的名称显得难听，而现多称为“民营企业家”一样。――名称毕竟不是最主要的！

（八）民主与改革　　　　　　　　　　　　　（３４０）

１民主含义

如果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曾迂到过种种阻力，以致主流话语多次改变过提法，但这些阻力相对少些的话，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却比较大，以致往往出现反复。这从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关于领导体制改革的著名讲话和１９８７年中共十三大关于“党政分开”的报告中，所表现出的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视，到１９９２年中共十四大不再提“党政分开”，不久又在中央机关建立起党政军一把手合一的体制所表现出的变化，即可看出。尽管如此，在关于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目标上，人们还是取得了共识：民主是个好东西！只是在对于民主是否应当划分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工人阶级）这两种类型等问题上，还有不同的意见。人们大体上还认为，任何“好”，都具有相对性的一面，就是说，民主也有局限性和缺失。有些学者指出，不但在空间上（国家、地区、场合），而且在时间上（时期、时候、时刻），民主都会在一定条件下起消极作用。人们举出了一些例子，如古希腊时期雅典的民主制败于斯巴达的贵族制，现代史上德国法西斯头子就是靠民主选举上台的，二站后拉美一些国家实行民主制造成了经济衰退，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中的民主原则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一些国家在一段时间中的混乱。有人甚至断定，经济迅速发展时的政治体制总是不够民主的。但现代大多数政治家和学者还是认为，从总的方面来说，民主政治是好的政治，良性政治，或者说是最不坏的政治。就辞源学的意义上说，古希腊的民主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ａ是由ｄｅｍｏｓ（人民）和ｋｒａｔｏｓ（权力）两词组成的，即“人民的权力”。中国古代的《尚书》中有“求民主”、“作民主”之说，也要求人民行使权力，或为人民行使权力。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主权在民”说，是与古代思想家们关于民主的思想一脉相承的，直到马克思，仍然如是说。可见，民主思想是为一切进步人类所拥有和推崇的，是一直存在着并发展着的。即使那些封建君王，包括象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法国皇帝拿破侖在内，尽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通过人民，也都声称自己“爱民如子”，是在“为民作主”，有时还召开“御前会议”，“广为纳谏”。马克思在青年时代是从批判鼓吹专制主义的黑格尔的法哲学开始，对整个黑格尔的哲学开展批判的。他有两段话，或可帮助人们认识到，即使专制独裁者也往往以民主的旗号来掩饰自己，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一些民主思想。他说：“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却不是民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必然是本身不彻底的民主制。”“民主制是一切国家制度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２８０、２８１页）这就是说，君主制是民主制的被歪曲了的表现形式，是一种糟糕的民主制，但是君主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民的代表者，含有近现代民主制度中的“代议制”的因素，因为任何民主制度都不排除少数人或个别人来为多数人代行权力这种情况。看来，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这两者不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绝对对立的两种制度，而是相互渗透的。古往今来的政治事件表明，符合民主原则的政治活动，有时带来的却是不民主的结果，而不符合民主原则的政治活动，有时却带来了民主的结果。十八世纪的英国“光荣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国王詹姆士二世发表了《宽容宣言》，主张天主教与新教一律平等，应当说这一宣言具有民主精神，在人类历史上有进步意义，但却遭到了信奉新教的贵族院和平民院大多数议员的反对，终于导致詹姆士二世的退位和出走，由奥兰治•威廉取而代之。而这普遍被认为是民主对专制的一次胜利，但这一“胜利”的代价是强化了新教与天主教的不平等，违反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民主原则，以致有学者把这一事件称为“不光荣的‘光荣革命’”。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辛亥革命被袁世凯扼杀后，革命党人曾发动了“二次革命”，但又遭到失败。流亡到日本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痛感党组织渙散之严重，几乎无纪律可言，乃决心重组中华革命党，入党者须表示忠于领袖孙中山且按手印以证。这种明显违背民主原则的做法，甚至引起了他的密友黄兴的不满。但正是这类加强组织纪律性的做法，为孙中山宣传和推行三民主义，进行旨在建立民主社会打下了一定的组织基础。在现代民主社会中，领袖人物和各级官员仍有重要作用，他们不可能事事都搞“全民公决”或“议会表决”，事事都征求选民或普通公民的意见。就是说，民主并不与个人掌权绝对冲突。个人掌权固然可能造成专制独裁，但正如列宁当年说过的：“个人独裁与资产阶级民主制，毫无疑义是彼此相容的”，甚至“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制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列宁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５２０页）列宁这里并非是在抹杀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区别和前者之高于后者的事实，而是指明了两者对立的有限性。民主制度本身就包含了某种专制制度的种子、颗粒，正象专制制度本身包含了某种民主制度的成分、因素一样。世界上没有纯粹的民主制度，正象没有纯粹的专制制度一样。这里涉及一个如何看待程序民主的问题。很明显，程序民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程序是为目的服务的，不可将其绝对化和固定化。如果有某种程序在操作过程中，不利于实现民主所要达到的目的，就要予以修正或改正。事实上，很难说会有适用于一切的民主程序。这里还有一个对民主这一个概念的理解的问题。人们对民主这一概念，往往有不同的解释，因而对民主制度的社会功能就有不同的评价，哈耶克心目中的“民主制度”就与多数人心目中的民主制度有所不同。这些“不同”，又常常导致人们对诸如以下问题的争论：民主制度是否适用于战争时期？军事指挥员对部下和战士的命令是否应当奉行民主原则？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经理统治”，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是否民主制？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和现代解释学，从方法论上启示了人们：民主含义的多义性，既给有关民主问题的讨论带来了困难，并影响了当下的操作，又会使民主这一概念的内涵得以丰富，并避免在实践中陷入僵化的境地。列宁当年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对民主所下的两个互相矛盾的定义，就表现出了这种缺点和优点。他一方面说“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随着国家的消亡，民主也就“消亡”了。另一方面却说“民主意味着平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真正没有任何禁止的民主才有可能”。（列宁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２４１、２５６、２４７页）当然，在同一部著作中，在没有说明“不同前提”的情况下，做出自相矛盾的定义，这样来论述问题，在逻辑上是有明显缺陷的。

２一党主政

不管人们对民主这一概念有多么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却一致认为“人民的权力”或“主权在民”的思想，是民主的基本内涵。做为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做为目标无疑是正常的和正确的，这就是要实现党的十七大所阐明的“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近些年来，一些党政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学者，由于看到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甚微，同一些发达国家的公职人员相比，中国的公职人员的廉政水平在总体上偏低，而腐败行为呈多发态势，便在私下里和一些学术网站上撰文对所谓“一党掌权”进行诘难，并论证了这种诘难。如果客观地研究这些诘难，而不是“一听就怕”，“一听就怒”，便会看到其中的合理性。从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演变的趋势上看，实行多党制的国家愈来愈多，近年非洲、中东诸国在政治变革之后，实行了多党制，连东山再起的列宁主义政党――俄罗斯共产党，也宣布自己如能执政，也要搞多党制。很明显，多党制的“长期共存”，便于做到“互相监督”，对于防止一党制由于“自己监督自己”而难免滋生腐败，是有积极作用的。正象目前众多国家为防止经济活动中的垄断带来的严重问题，而采取了鼓励竞争的措施一样。轻率地把多党制的主张斥为“资产阶级思想”，是不妥的。但是，多党制并非历史之必然，甚至政党制本身也未被证明是历史之必然。从现实情况看，多党制的弊病是明显的。它会强化社会上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斗，易造成或加剧人为的社会分裂。多党制的政治活动成本过高，决策缓慢，难以及时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大政党在竞选期间的高花费是明显的，美国政府应对突发事变所做的决策之缓慢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当前所实行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常被一些人叫做一党制，而这是欠妥的。如叫“一党主政制”，则较为恰当。这种一党主政制，是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的特殊性直接相关的。了解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本来，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曾经出现过国民党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毛泽东为此做过有名的论述，并为此做过真诚的努力。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国民党所信奉的三民主义与共产党所奉行的“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是基本一致的。但是，中共的这种良好愿望，却被手中握有强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资源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拒绝了，并挑起了旨在武力消灭共产党的内战，这是任何一个尊重历史事实的人都不能否认的。经过三年内战，共产党以“武装的革命”战胜了“武装的反革命”，不得人心的国民党败退到了台湾，并在那里进行破坏新政权的活动，企图武力重返大陆。在此期间，曾经受到国民党打击和迫害的几个人数很少，影响不大的民主党派，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参加了革命统一战线。建国后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了执政的工作。当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后，也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执政，只是由于后者发动了武装叛乱，布尔什维克才成了单独的执政党。新中国建立后的历史表明，共产党尽管犯了一些错误，包括象“文革”这样严重的错误，但毕竟在主要方面是正确的，解决了国民党所不可能解决的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制定和执行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已有八千余万党员，集中了国内多数优秀分子，并在最基层单位（村、社区、连队等）建立了支部，实现着较为有效的领导。这种历史性的作用，是当今任何一个别的整党所不可能取代的，也不是再造一个政党所能取代的。只是由于党内不良风气的严重，使党的领导作用发挥得不够好，以致一些人产生了“多党轮流执政”的想法。看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保持党的组织上与作风上的纯洁性，坚决把反腐败的斗争进行到底，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不良风气，是促使人们坚定地树起党的领导的信念的当务之急。

３执政理念

主流政治言说强调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从近年来党的现状看，“执政理念”问题显得更为重要。事实表明，全党的文化程度和理论水平，远非过去可比。建国初期，在约三百万党员中，有百分之七十是文盲，多数领导干部的学历偏低，这种局面，已经根本改变。从党的十二大强调党员文化素质和干部“四化”至今，在八千余万党员中，即使是农民，也基本上无文盲了，而县处级干部中的绝大多数具有了大专以上学历。这些领导干部不但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而且大体上了解党在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经验。许多人还到过党校或干校学习党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政策，参加过法制培训班和现代科技与管理科学的培训班。他们对国内外形势比较关注，不时地发表一些独立见解。他们大体上能将上级的部署和本地区、部门、单位的实际结合起来开展工作，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尽管在这“知识爆炸”的年代和变化难测的国内外形势面前，他们的执政能力仍显不足，但同一些发达国家的公务员相比，他们并不相形见绌，这也为许多外国政界人士和评论家所首肯。问题主要出在“执政理念”上，即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常常背离执政党的目标和纲领，特别是常常背离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这一正确的道德准则。这在占多数的，较好的领导干部身上沾染上了利己主义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的现象中，即可看出。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党在解决面临的两大问题中，对于关注和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和消除贫困人口，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低收入者生活水平这一问题，解决得较好，而对于纠正不正之风，消除官员中的腐败现象，树起良好的党风和社风这一问题，解决得较差，并受到众多国内外有识之士的批评呢？答案是明显的：因为解决好前者，是与领导干部的私人利益相一致的，至少也不会损害领导干部的私人利益，特别是既得的私人利益。但解决好后者，就会触动多数领导干部的私人利益，特别是既得的私人利益。例如要求领导干部没有“灰色收入”，拒绝接收与工作有关的“礼金礼品”，实事求是地公布个人的财产收入，就会在一时遭到多数领导干部的内心不满和变相抵制，难怪至今此点仍限于“号召”而几乎不见于多数领导干部的行动呢！看来，牢固地树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是比提高“执政能力”更为重要，更具有根本意义的。有了这种理念，才能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从实际出发，去做那些上级没有强调却是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才能决心和认真解决那些矛盾重重，可能得罪包括顶头上司在内的一些权贵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有了这种理念，才是真正执行了党的纲领和路线，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了一致――这种一致既是刚性的又是弹性的，才是维护了党的领导。对于“维护党的领导”这一重要原则，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和态度。一种是既从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出发，看到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昔日人民的翻身解放和今日社会的欣欣向荣，又从党的建设和党的现状出发，看到党在执政理念上存在的问题，从而为保持党的领导的有效性而努力工作，以身作则，献言献策，为消除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和不良风气做坚决斗争，并致力于改革政治体制的工作，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另一种则是从共产党领导人民“打了天下”，“就得坐天下享天下”的传统观念出发，声称党领导的政权是千百万人流血牺牲换来的，决不能在我们这些现在的掌权者手里丢掉，必须强化我们这些官员的领导，不能以我们党现在存在着风气不正，我们的领导干部享有某些特殊权利，有些“灰色收入”（都是自愿给的）为由给党抹黑，并要求改革现行领导体制。这样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否认党的领导，中国人民就会回到旧中国去，回到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去，受二茬苦。如果站在人民的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利益的立场上进行判断，显然，第一种理解和态度是应予以肯定的，而第二种理解和态度是应予以否定的。后者所谓的“维护党的领导”，实际上是维护自己的“官位”和“官统”。但由于持第二种理解和态度的人，握有相当的权力，在内心深处就厌恶批评和监督，使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遭到了严重破坏。他们要求不厌其烦地对党进行颂扬，拒绝对党的某些工作提出批评，其实是要求人们颂扬自己，拒绝批评自己，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既得权势。有的地方出现了对多年从事党的建设的研究，在肯定党的路线正确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批评了党在某些方面的错误的党内学者采取了打压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沉闷，减弱了党的活力。现实生活表明，对于毛泽东时代反复强调，而今仍不时被强调的“加强党的领导”这一句话，有必要修正和补充为“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监督党的领导”这三句话。这三句话中的前两句，是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就提出了的，而最后一句话，对于今天强化党的执政理念，保持党的纯洁性，从实质上维护党的领导是十分必要的。

（九）公民意识　　　　　　　　　　　　　　　（３５０）

１核心价值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讲到了“加强公民意识教育”这一重要的思想教育工作内容，但在会后的主流政治言说中却很少谈到这一点，而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它是同执政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直接相关的，也是同人们议论颇多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否真正开展起来直接相关的。所谓公民意识就是公民依法对自己应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的意识，它是同人们所具有的两种社会心理机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权利意识直接同求真、为己相联系，义务意识直接同求善、为他相联系。从人类历史上看，公民意识是随着欧洲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那些先觉者认识到，应当使每个人都去追求真理，增长知识和才能，弘扬个人的价值与意义，以争取和实现个人的自由。这就要肯定人的权利的先在性，即对个人的身体、财产、生命、名誉、奋斗、功业的尊重和保护。那些先觉者又逐渐认识到，个人乃是“社会的个人”，任何个人都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到了马克思的时代就出现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的命题。个人的自由是同他人的自由联系在一起的，在承认个人的权利的同时，要承认他人的权利，尊重和执行对他人、集体、社会、国家的义务。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就是要把公民权利教育与公民义务教育结合起来，使两者相会渗透、相互促进、相互矫正。一般说来，愈是具有深刻的公民权利意识，便愈能具有高度的公民义务意识，愈是具有高度的公民义务意识，便愈能具有深刻的公民权利意识。两者的这种统一性，是同求真与求善的统一性，为己与为他的统一性密切相关的，正是在这种统一中，实现着“美”与“功”。当然，统一性并不绝对排斥差别性或对立性，正象求真并不就能求善一样，权利意识的确立也并不必然导致义务意识的确立，反之，也是如此。“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就要使这两个方面的教育统一起来，防止执于一端的片面性。历史事实和现实生活都表明，离开义务意识的权利意识，可能导致利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引发道德堕落；离开权利意识的义务意识，可能导致集权主义，并将集体主义异化为群体至上主义，爱国主义异化为狭隘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社会主义异化为专制主义。公民意识的重要性，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已经充分地显示了出来，这就有必要将它纳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去。其实，社会主义的完整内涵，就包容着民主主义的诉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主义的公民意识，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先进理念，没有民主主义的思想，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精神。一句话，要进行社会主义的教育，就必须进行民主主义的教育，必须进行公民意识的教育。

２匮乏

建国以来六十余年的历史表明，党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比较重视的是公民义务意识的培养，却忽视了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泛滥年代，实际上否定了公民权利的教育工作，甚至把与公民权利的主张相关的人权说，攻击为资产阶级人性论而加以批判，造成了全社会范围的公民权利意识的匮乏，即一些学者所说的“主体性的失落”。这种“失落”为领袖崇拜和政党崇拜的泛滥，提供了精神上的土壤，并导致了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某种扭曲和虚化，道德水平也在“狠斗私字一闪念”之类的高调声中，大大降低了。这也正是左倾错误得以长期泛滥的一种社会心理氛围上的原因。当年毛泽东看到中国农民快速加入了合作社，就兴奋地说：中国农民的觉悟高于西方国家工人的觉悟。他在这里陷入了一种认识上的误区：把盲目服从当成了思想先进的表现！当时整个中国都出现了“主体性的失落”，连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这种被认为是主体性较高，是非辨别力较强的群体，也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和权利意识，不能抵制那些盛极一时但明显谬误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当这类“理论”和“实践”到来时，即使察觉到或认识到它的错误了，也取“服从”的态度，甚至违心地检查自己“立场不够坚定”，“资产阶级思想残余还在做怪”，“对党的思想和路线跟得不紧”。在“文革”中，一些曾与毛泽东直接打过交道的优秀的党内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如邓拓、吴晗、田家英、李立三、傅连璋等，在遭到残酷迫害后，为什么选择了自杀的方式呢？就是因为在全党全国对毛泽东“无限崇拜”的氛围中，面对毛泽东的无限权力，一种敬畏、屈从而又无奈、绝望的心绪占了上风，感到自己既不能抗争，又无任何出路！正是这种社会心理状态，出现了全党全国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容忍、认可乃至追随的现象，使党和人民吃了大亏，遭了大难。粉碎“四人帮”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根本扭转，整个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大大增强，直到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加强公民意识教育”这一重要任务。但由于几千年来封建专制主义和多年来左倾错误的影响，加之对改革开放中实行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误解，以及私人企业的兴起后众多“老板”的独断独行，使得整个社会的公民意识，特别是权利意识，仍然薄弱。有些领导干部甚至要求在做思想教育工作时，不要进行权利意识的教育，以免“吊高群众的胃口”，以后就不好领导了。有个后来被提拔为省政协副主席的某市委书记，竟在一次机关干部大会上公开说：你们只有听我的，才能有前途！这话明显地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但却无人表示异议，直到该人的重大受贿问题被揭露，锒铛入狱后，人们才敢批评他的这类说法。现在，主流政治言说强调在反腐倡廉的工作中，要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应当看到这样一种社会心理的广泛存在：由于多年来工作成效甚微，加之奴隶主义和犬儒主义的影响，人们已“适应”了例如“给上司送礼”这类风气，也就对这些问题的“反映”不强烈了。而这些问题又是极其普遍的，尽管“反映”不强烈了，也应当着力解决。不解决这些问题，是不能解决党的干部、党员和群众的公民的权利意识匮乏的问题的。

３培育

培育公民意识，特别是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对于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防止国家权力机关从人民公仆异化为人民的统治者，避免和克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腐败，从而较为顺利地建设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的。对此，落实“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是极需的。有学者提出了“开公民课”的主张，不失为一种好主意。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正确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固然要看到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积极的方面，结合时代、社会的实际，予以弘扬和解读、创新，但也要看到传统文化中的不良、消极的方面，结合它在五四时期、毛泽东时代，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的表现和作用，进行严肃地清理和批判。不能忽视和低估儒家学说中的君君臣臣、尊卑有序、等级依附和“半部论语治天下”等封建思想的影响，也不能因为国外一些著名科学家如玻尔、李约瑟、普利高津等大师赞扬过中国传统文化，或因中国传统文化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和矫正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不足之处，而过分推崇它。建筑在前资本主义小生产基础上的宗法社会，是难有以资本主义大工业为基础的现代文明的，公民意识的缺乏是必然的。尽管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文化中，甚至在古代中国的哲学和社会学中，已有公民意识的思想成分，但真正形成思潮并广泛传播开来的公民意识，却是欧洲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出现以后的事。这种公民意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难怪它在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仍然是一种流行的，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并继续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中华民族自清初黄宗羲声称“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以来，经鸭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公民意识真正开始在先进分子中树立起来。严复的“开启民智”的主张和梁启超的“新民”的主张，推动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也在五四运动前后，宣扬了公民意识。蒋介石集团背叛了民主革命后，宣扬孔孟礼教，攻击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几乎独自举起了革命大旗，在农村土地革命中努力“唤起民众”，使广大农民“翻身作主人”，对工农群众乃至知识分子，进行了事实上的公民意识教育。当然，由于斗争的残酷性，使这种教育做得很不够。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党的领导人，都论述过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努力启发群众自己起来奋斗，反对盲目服从和奴隶主义。在建国初期那“一片阳光”中，整个民族的公民意识以旧中国无法相比的程度发展起来。但从五十年代后期反右派斗争起，公民意识的发展遭到了阻遏，“驯服工具论”和犬儒主义泛滥起来，直至“文革”那场造神运动，几亿人自觉或被迫拜倒在领袖一人的膝前！公民意识几乎荡然无存。经过拨乱反正，在八十年代，伴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逐步建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整个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前所未有地发展起来。后来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出现的反复表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注意保护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不可图一时的“安定”，而压制公民意识。不但如此，还应着力培育公民意识。在处理群体事件中，要分清是非，对于违法之事要依法处理，对于错误之事要善于疏导，对于正确之事要坚决支持，而在这一过程中，一刻也不能忘记爱护和鼓励群众的维权斗争，这是在实际活动中培育公民意识的好方法。在管理互联网的工作中，要对这种高科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取欢迎的态度，对利用它来宣扬色情、暴力和造谣、欺诈的非法的、不道德的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但对于一些政治言论，则应取慎重态度。很明显，对于人人厌恶的政治谣言，对于煽动暴力的政治主张，必须依法予以打击，但对于同主流政治言说有别的政治见解，对于政治批评，则应宽待，并善于兼容并包，从中发现有利于执政党的建设，有利于人民的福祉的好思想和好做法。不要动辄以“危害国家安全”为名进行打压。要敢于、乐于和善于把政治生活之水搞活起来，激发和鼓励群众的参与，使他们关心国家大事，议论国家大事，评论和监督他们的公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而不要将政治视为少数掌权者的事，使群众视政治道路为“畏途”，象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那样“莫谈国事”，要谈，也只能歌颂，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变成了“歌颂的自由”，这就必然造成政治生活一潭死水的不良后果，当然不利于公民意识的培育。（　全文完　）

　献言者　　孙凤武　原中共呼伦贝尔盟委党校教授、副校长

　　　　　　　　　　　　通信地址　内蒙古扎兰屯市一文成街卫校家属区４０２号

E—mail:[email protected] 电话：１５５４０５８３５８８

２０１２年　４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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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言说社会心理分析：献给十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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