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注定是一个热闹的年份。决定今后十年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将在这热闹里产生，并成为洞察未来趋势的重要窗口。

　　几个最重要的经济体将在今年举行大选，或者政府换届。这足以影响对经济和市场形势的预期。

　　过去几千年里，战争似乎经常是重大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的最后解决手段。仅就刚刚过去的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伴随着重大危机和经济萧条。

　　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和借口，战争与动物界的撕杀没有什么任何本质上的不同，都是动物野蛮本性的显现，不管采取何种技术水平的武器。战争同样是人类无法在文明层次上解决问题的最无能体现。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又一次遇到了重大金融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的人类，能否在脱离动物本性的道路上前进一步，不再通过战争杀戮度过危机，向真正的文明目标靠近些？恐怕没有谁能够做出确定的回答。

　　对那些掌握公权力的人来说，无论是谁，启动战争，似乎是其权力的最高显示。战争的吸引力，对于权力掌控者，总是比普通公众要大得多。能否避免战争，要看握有权力的精英集团，是否受到强有力的遏制。

　　稍微令人欣慰的是，过去不到四十年的人类实践，多少显示了一些避免战争的政治智慧。最为瞩目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球几个主要国家在解决经济社会难题上，所做出的努力和最终取得的效果。

　　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经济的滞胀，以及中国经济的几近崩溃，并非起源于两次“石油冲击”，而是肇始于50年代和60年代政府规模的迅速扩张，以及国有化浪潮的“泛社会主义”式的运动。

　　西方世界为应对30、40年代的大危机，加之二战因素，政府逐步变得强势起来。尤其是在50、60年代，以约翰逊总统推动美国建设“伟大社会”为标志，西方国家的政府支出规模得以前所未有的扩大，支出范围进而政府对资源的占用，几乎伸入了公众生活的各个领域。西欧和英国，以美国“马歇尔计划”援助为契机，在大规模战后恢复重建中，国有化浪潮和政府力量同样得以空前增大。

　　东方阵营，在以苏联和中国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带动下，变得党政一体，国家取代了社会，政府取代了市场。短暂的高速大规模投资，带来了短暂的繁荣。这无疑也是西方传统市场经济国家中，左派政治力量影响得以增强的重要外部因素。

　　然而，短暂的辉煌之后，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东方阵营，经济和社会渐失活力，国有企业垄断了主要产业，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热情受到了抑制。稍有外部冲击，西方经济体便迎来了滞胀；中国则陷入了经济崩溃边缘；至于苏联，这个最大的高度集权计划经济体，危机的显示只是稍微延迟到了80年代而已，却爆发得更彻底，以解体终结。

　　作为应对70年代末的经济危局，更是作为一种反思，全球最主要的三个国家，几乎同时发生了执政者及理念的更迭。

　　信奉新自由主义的里根成了美国总统，供给学派了成他确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论来源。他启用铁腕式的沃尔克主宰美联储，坚决而毫不留情地紧缩货币政策，不惜将短期基准利率提高到两位数，最终换来了通胀率由两位数下降到一位数。对供给学派减税的政策建议，里根照单全收，结果是经济增长的恢复，税基的扩大，财政的重建与稳固。美国的经济社会，在里根试图恢复“有限政府小政府”的努力中，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增长和繁荣。

　　作为哈耶克自由主义坚定信仰者的撒切尔夫人，以她坚强的意志，不仅成为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首相，而且，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全力推行私有化政策，大幅度缩减政府规模，减少政府干预。这在被英国人视作骄傲的凯恩斯经济学看来，经济困难时期的这些行为，无异于“雪上加霜。”

　　不难想象当时社会各层次的反对声音，全国罢工风潮，以及对于这位女首相的抵毁漫骂，是多么的强烈。最近获得奥斯卡多项奖的电影《铁娘子》，直观而声动地再现了当时的反对浪潮，以及撒切尔夫人所承受的压力。可贵之处，就在于这位执政者坚强地顶住了无以言说的巨大压力。忍辱负重两年后，终于换来了英国经济社会活力的恢复和增长。人们在事实面前，认可了首相的执政理念和领导能力，给予她空前的拥护和爱戴。正因如此，撒切尔夫人不愧为“铁娘子”的称号。在声望上，她被视作二战以来仅次于邱吉尔的英国首相。

　　中国迎来了邓小平时代。同样是位铁腕人物的邓小平，坚定地带领中国走出了极左路线的束缚，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从农田的联产承包制，到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外资的引进，使中国经济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还是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发生动摇的时候，以1992年南巡为契机，明确倡导并支持对外开放和深入改革，才有了过去三十多年的中国高速增长。

　　历史车轮行驶到了2012年，作为全球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的美国和中国，再一次面临大选或政府换届。欧洲核心国家之一的法国，也面临大选。

　　既将上任的新执政者，将会意识到，他们面临着犹如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形势。原本，1990年代以来，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干预及其规模，已有扩张趋势。这从国债余额增长中，就可得到明证。过去几年，为了应对2008年集中爆发的重大金融经济危机，凯恩斯经济思想无一不成为政策指导，空前规模的政府财政支出和爆炸式的货币投放，将“大政府”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为了取悦选民，将个人和政党政治的狭隘利益凌加于经济社会的长远展之上。美国、欧盟、日本等传统市场经济体，即使公共债务已经到了危险的境地，甚至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执政者们却深陷不健康的“民粹主义”，而不能重建财政，缩小政府规模。极左政治意识和力量，也趁机漫延与强化。然而，这无益于目前危机的缓解，更无益于美欧面临的产业空心化、创业活力缩减、企业家精神萎缩、就业吸纳能力下降局面的根本缓解。

　　中国所面对的情况，并不比欧美乐观多少。政府在过去几年里，借刺激经济之名，行势力扩张之实；政府的过于强势，对资源的过于把控，公权力的大肆滥用，缺乏监督的横冲直撞，不仅对私权的保护日趋弱化，侵犯私权的行为也时有发生；官民互不信任甚至对立的程度，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国有企业假借“入世”以来全球化扩张红利，垄断行业准入、土地、矿产能源、信贷资源、定价权等，达到新的高度，使“体制内企业”大幅回归；吸纳中国就业七成以上的私营企业，却在各个领域遭到排挤打压，缺乏安全感的情绪不断漫延；从体制内“下海”创业的动力和热情，降到了过去二十年来的低点，企业家精神被一再压抑。所有这些，已经成为基本的社会共识。

　　然而，结构的有效调整，以及整个经济社会的转型，急切地需要民间商业力量的再次迸发，需要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热情的再次激发，需要政府放弃对经营性资源的把控，需要政府回归到主要履行切实保护私有产权的轨道上，需要的是“国退民进”。否则，当前这种经济社会状况难以为继。

　　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全球主要经济体将会再一次转向缩减政府规模，至少是遏制其继续扩张。美欧经济体的执政者，不管是左倾的政党，还是右倾的政党，都会在新的时代，重拾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执政理念，推动经济社会转入更加重视生产性和企业家精神的道路。对于中国，倡导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执政理念，将会在新的高度上得以宣扬和推进。人们有理由期待，新一次大规模“下海”创业热潮和企业家精神迸发，在未来十年的中国大地上展示。

　　如果执政者们做不到这种转变，战争就很可能成为解决危机的选择，但那是一种倒退，更是对政治智慧的一种嘲弄和否定。